怀念母亲蒋冬秀

杨学祥

题记：想起小时候，我晚上有时吵夜，母亲就请人用巴掌大的一块红纸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有选择性地贴在路旁一棵引人注目的大树上，内容是：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儿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

唐代文学家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道出了四月的天气常常与雨水结缘。然而今年清明时节却山花烂漫，芳香醉人，阳光明媚，万象更新，一幅美丽画卷展现在面前：天蓝地绿风拂面，莺歌燕舞春意浓。

每逢清明给先人扫墓，是必做的功课，这也是华夏人怀念故人寄托哀思的传統习俗。《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民风因此厚道。中国清明节历经数千年传承，最能体现这一文化品格。

穿越托口移民新镇，再往南行走两三里路，翻过一座树木葱茏的山坡，峰峦的半山腰一块平地上的黄土下面掩埋的，便是我的母亲，山的名字叫金盆堙。

在这个寄托哀思的春季，是所有活着的亲人与故人对缘、扫墓祭祖的日子。每年清明，我和妻子贺冬春都来为母亲扫墓。一杯薄酒，三炷清香，把我所有哀思化作泪水，倾注在这片土地上。朦胧中，眼前仿佛闪现着母亲苍老的身影和那饱经风霜的慈祥脸庞。坟墓边的树木在微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疑似老人哽咽。

长眠地下的母亲，生于公元1927年，2020年10月4日匆匆离我而去，留给我无尽忧伤和悲念。

我的母亲命运十分苦楚，她幼年时由我祖姑杨应珍抚养，到我家当童养媳，后来与我父亲杨志超结婚成为我的亲妈。从我记事开始，从未见到过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舅舅姨妈等亲人。母亲曾经对我说，她记不清自己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也不知道自己有无兄弟姐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等等这些情况，她一概不知道。她生前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同志统计人口的时候，询问了当地的一些老年人，是他们推算出来的。

夜深人静，心里头翻涌着老母亲抚养我成长的点点滴滴，慈母的谆谆教诲和似海深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散落在时光里的琐忆，便悄然潜入心底。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家的经济状况正面临非常困难时期，那时我年纪尚小，在校读书，家境贫寒。母亲和父亲为全家人的生活，不停地操劳，吃尽了苦头。母亲担心儿女们挨饿，每天为我们煮两顿缺油少盐的菜粥喝，她自己却靠吃糠粑、啃葛根充饥。在生产队记工分的岁月里，一年360天，白天要在队里出集体工，母亲都是趁晚上的时间喂猪、给儿女们洗衣裳，操持家务到深夜，有时忙到天亮，通宵达旦。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说，晚上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剁猪草的声音，肯定是蒋冬秀又在加夜班了……我们心疼她太累，她却乐此不疲。

善良的母亲经常对儿女们说：“做人要忠诚老实，堂堂正正，不偷不抢，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长大后会有出息的。”我牢记母亲的话，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次，有位邻居的一个精美烟盒子丢了，这个烟盒子丢之前我在邻居家里见过，确实很漂亮。凡是到这位邻居家玩耍过的小孩，她都逐一盘问，唯独没有询问我。旁人说你为什么不问“大伢者”呀？邻居回答说，我了解他的品行，不会做这种偷扒盗窃的事情。

有好些年，父亲受聘到晃县（今新晃县）一家榨油厂帮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靠母亲支撑着。母亲没有文化，她告诉我们，只要你们四姊妹愿意去学校，父母亲会想办法挣钱供你们读书。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父亲在外挣的钱由于当年邮政通讯不发达，末能如期寄到母亲手中购买食物，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饥肠辘辘，十分难受，因缺少营养，身体不够健壮，恰似“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母亲有时便向生产队长请假，独自到离家很远的报务山挖野葛充饥，缓解家里人缺粮挨饿之难。

隆冬季节，滴水成冰。母亲不熟悉野葛生长的地方，冒着严寒，漫山遍野地在雪地里寻找葛源，一天下来挖不到几斤野葛。因路途遥远，回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弟兄姊妹见母亲十个手指冻得像十根大胡萝卜，心里万般难受。她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忙着将葛根洗干净、捣烂、滤渣，然后将葛计倒入锅中煮熟。此时，雄鸡唱晓东方已经发白。

一次，天色已晚，母亲上山挖葛还没有回家。姐弟们都很焦急，还不满5岁的我不听大家劝阻，壮着胆子趁大家不注意摸黑外出寻找母亲。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在途中我不小心跌进一个水坑，衣服全打湿了，活像一只落汤鸡。我从坑中爬起刚要前行，只见身后不远处有人亮着火把急匆匆走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母亲找我来了。她走近我身边，见自己的儿子像个小泥娃，心酸的眼泪夺眶而出。“哦，是我走错路了……”我情不自禁地扑在母亲怀里也不停地哭泣。

那年月，家里虽然穷，但到岁末还可以宰杀一头百二十来斤的肥猪，遇上队里收入好，如果不是“超支户”，能分到100多元的工分钱。每年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母亲总要到街上店铺里买一些糖果瓜子，为欢度新春作准备，并请乡下会识文断字的“秀才”写几幅红红的春联贴在家门口，增添浓浓的年味，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说起过年打糍粑的事儿，记得家里有一个石臼粑槽，邻里乡亲都喜欢来我家联合打糍粑，你帮我，我帮你，相互配合，热闹极了！就是将蒸熟的糯米饭倒在粑槽里，安排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拿着杂木制成的木榔头，两人轮番着朝粑槽里的糯米饭你打一榔头，我打一榔头，不停地砸，直至将粑槽里的糯米饭砸烂成粑状。

这时，母亲便领着女同胞们把打烂的糯米饭捏成一个个的圆形糍粑，整齐地摆放在洗干净的木板上，再盖上一块木板，在上面压一压，或让个子小的人员在上面踩一踩，过不了多久，各户便将晾干的糍粑拿回家里。每户打糍粑的料，一般用百来斤糯米。

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父亲和母亲将我们姐弟四人叫到身旁，每人发两角压岁钱，母亲还将缝制好的粗布新衣服分别给我们穿上。我高兴极了，一个口袋里放着压岁钱，一个口袋却被花生、瓜子和糖果等好吃的食物胀得鼓鼓的，趁父母亲不注意，一溜烟跑到外面和小朋友玩耍逗乐。

新春佳节期间，邻近的乡亲们都乐于互相走动、串门、拜年，我家里也少不了要来一些客人。一般来说，客人到家，母亲便很快将踏盆里生好炭火，父亲陪伴客人在中堂喝茶聊天，母亲则在厨房里杀鸡、剁肉、洗菜，忙着为客人们准备丰盛的酒宴。我们小孩呢？便与附近儿时的伙伴们在房前屋后你追我赶、燃放鞭炮、踩高脚马、打回博、打棒等，尽情地戏耍。过年，其实，最辛苦的是母亲。母亲过年的日子，可以概括地说，大多数时间是在厨房中度过的，是在洗涮盘子碗筷中度过的，是在烟熏气呛中度过的……

幼时受母亲呵护和关爱的图景历历在目。那年我大约6岁，盛夏的一天，几个小伙伴邀我下河洗澡，不慎被水呛得历害。母亲知道后，她没有骂我，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下河洗澡必须随大人一起去，不得私自下河，万一哪位小朋友溺水了，你们都没有互相救援的能力……傍晚，母亲便带着我来到河边事发地捡了一个小石头，让我拿在手里。母亲在前面走着，我跟在她后面，她说一声“大伢者，快回来！”我在后面应一声“好！”从河边走到家，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两句话。据说，这是民间流传的对在水边受惊吓之人招魂的做法。

不满7岁的我，母亲就送我去托口完小报名上学了。领到新课本那夫，我开心极了，书上的每个字每幅图画都让我觉得新颖。看看其他同学的书都用画报纸包得漂漂亮亮的，回到家，我也让姐姐帮忙包书，后来我的几本书也都包上了画报纸，当然这都是母亲安排姐姐给包的。

小时候，我就喜欢“涂鸦”，母亲便向邻里乡亲讨些旧报纸，或去街上店子里买几张毛边纸供我练习毛笔字。我还将在废旧书刊中寻找到古人残存的片言只语的碑帖收集整理装订起来，当范本临摩书法用，常常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几句表扬，心里十分高兴。

平时我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穿破了，晚上母亲会坐在煤油灯下细心地缝补，尽可能地不让补丁张牙舞爪地露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尽量地不让人看见。虽然我们是农村人，但家里房前屋后、里里外外的一些杂乱东西，母亲总是收拾摆放得很整齐。

遇上我患了感冒或头痛脑热的，母亲用土办法治愈。将葱蒜、生姜捣烂伴热汤面让我吃，然后盖好被子发汗，还真管用病就好了。母亲为人善良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更不愿意欠别人的情，别人对她好一分，她必定敬对方十分。

曾记得，误食观音土，险些酿成大祸，多亏母亲急救。事情发生在读小学三年级放学的一天下午，我与同学杨长生、粟文解在回家的简易马路旁见到一块浅灰色泥土，很好奇，比我年长的杨长生说是观音土。此前我们听一些老年人说观音土可以填饱肚子，当时我们都饥饿难耐，赶忙将观音土捣碎，然后你一把我一把地吃了个精光。回到家里我喝了点水，没过多久腹部十分胀痛，导致便秘。这时母亲问明了情况，立即用手指将我的大便从肛门处一点一点地掏出来，她边掏边心疼地告诉我：“观音土吃多了，会胀死人的，以后再饿，千万不能吃呀！”据资料记载，观音土不适合食用，食后身体无法消化吸收，会导致腹胀和便秘等不良症状，过量食用会危及生命。现代将观音土广泛用于园艺土壤改良、陶瓷制作、医药化工等领域。

读小学一至六年级，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升初中填报志愿，想报考黔阳三中，可是父亲不同意，只让我在托口三府馆读中学，理由是学校离家近，放学放假可以帮助家里做事情。母亲想要我到黔城去读书，但她拗不过父亲，无奈我只能就读托口三府馆的初中了。

托口是一个农村乡镇，我是农民的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和星期的周末，我都要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上山砍柴、挖砂（自留地）、捡牛粪等等。农忙“双抢”，跟着父母亲在田里收割稻谷，生产队规定，收割稻谷都是按方案工计酬，收割的稻谷越多，工分就挣得越多。所以，“双抢”那阵子，父亲和母亲经常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地在稻田里辛勤劳作。有时我也不例外地参与，帮助父母亲多挣工分。

令我难忘的一件往事：具体时间是哪年，记不清了。盛夏的一天，母亲起床很早便赶往离家七、八里路远的叫庵堂冲山上的一块她与父亲开垦的地里扯包谷草，月儿挂上树梢才回家。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拿着竹勺刚要在水缸里舀水喝时，突觉身上有虫子在爬，她赶忙把外衣脱掉，瞬间一条长约6公分的蜈蚣便从衣服上掉在地上。父亲迅速用木棍将蜈蚣打死，然后装入一个盛有桐油的小罐子，听父亲说桐油浸泡的蜈蚣是治疗毒疮的良药。我分析，肯定是母亲忙于扯包谷草蜈蚣爬到她衣服里没有感觉到。全家人见状，都为母亲身体的安全捏了一把汗，深感后怕。

母亲常说：“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辛勤劳动。”“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有志气。”这些话，打小时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刚入初中，年龄不大，只有13岁，我便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的时间，参加生产队里出集体工，队里给我评了三分五厘的底分，其含义是在队里劳动一整天，也只能计三分五厘的分子。尽管这样，个子还没有锄头把高的我，出工时脏活累活都抢着干，社员们对我的评价是顶呱呱，父亲和母亲也不娇惯我。从而使我懂得，他们是让我从小经受历练，吃吃苦头，早日成长起来。

上中学的那几年，正逢“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在生产队参加农村劳动。期间，邻近亲朋好友珍藏的古代、近代等方面内容的许多书籍都被我借来阅读。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桌，我就利用厨房的空间，在灶台旁边一个父母亲用来装稻谷的大木桶上面铺几块较为平整的小木板当成书桌用，白天收工间隙和晚上睡觉前，伏在上面看书写字、练习书法。那时托口还没有电灯，晚上只能凭借昏暗微弱的煤油灯之光照亮书中的文字奥密。母亲夜间有上厕的习惯，每次见我挑灯夜读，便走过来为煤油灯添油，关切地催我早一点睡觉，说明天还要干队里的农活。

朗溪大队党支部书记粟圣顶见我平时好学上进，1970年1月就推荐我担任了朗溪小学的民办老师。那个年代，政治运动比较多，我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表演功夫不行，就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教学之余，经常和文宣队的同志排演文艺节目，下到部分乡村巡回演出。同时，还要配合公社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带着文艺节目到托口毗邻的会同县和贵州省的一些村寨去走访慰问。那些日子，虽然累和苦，但常与唐自慧（已故）、唐永丰（已故）、唐才沅、粟昌文、梁云山、瞿云珍等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名流老师们一起从事社会活动，心情格外舒畅，让我的生活充满阳光，感到无比快乐。不过，做家务事的时间就相对少了，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反对我参与社会事务，都倾心积极鼓励，并给予大力支持，有时父母亲还抽空到近处的演出现场观看，见到精彩的节目，父母在旁不时地拍手称赞。碰上我到外地参加活动时，母亲总要从牙缝里抠出些钱，给我添置几件像样的衣服。

从教近三年，刚满20岁。1972年12月，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报名应征入伍。告别家乡那天，我拿着在大队文宣队用过的一支竹笛，一步一回头，喛暖的午阳照耀着路边的屋檐，几只小鸟在落叶的树枝上跳跃，父亲和母亲送我到公社。

用过午餐后，又从公社送我到托口杨公庙码头。托口镇人武部部长蒋才沅，负责护送我们这批新兵从托口乘坐机帆船到黔阳县城安江，交兵给县人民武装部。

当时，在托口杨公庙码头上站满了欢送新兵入伍的父老乡亲。父亲和母亲被挤在人群中，挥动着手臂目送我上了机帆船。我立在船头，情不自禁地用竹笛吹起了《我是一个兵》的笛子独奏曲，博得岸上的人们和船上的新兵战友阵阵掌声。

笛声、掌声和机帆船发出的嘟嘟声交织在一起，形成欢送子弟兵和留恋故土的和谐音乐。随着笛声的渐渐消失，机帆船已远离岸边，缓缓向江心驶去，只见父亲和母亲还依依不舍地踮脚朝我张望着。霎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到了部队父母亲很牵挂我，他们没有文化，扁担倒地，也不知道是个“一”字。母亲几次托人给我写信，内容大都是尊敬首长、团结战友、认真学习、苦练军事技术、安心服役之类的话。我牢记父母亲的嘱咐，有这个信念，决心在部队大熔炉里锤炼一辈子。

战友们说我比较幸运，新兵训练一结束，下到连队没多久，就被选送参加了团部举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结业后被留在了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与曾任广州军区驻港部队副政委、2003年至200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的高来夫将军同居一室（他当时任新闻报道组组长），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团政治处首长和高来夫组长的关怀培养下，我进步很快，能独立进行新闻采访报道。

鉴于我的政治表现和工作业绩，组织上准备提拔我为新闻干事。团政治处副主任刘震坤和新闻报道组组长高来夫分别找我谈了话。我将这一喜讯写信告诉了家里人，父亲和母亲感到特别兴奋。

就在我即将离开部队去长沙马坡岭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头一天，我们团部接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冻结提干的紧急文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们一四六师属精简整编的部队。于是，我提新闻专干的事成为泡影。团部政治处和营部首长对我很器重，将我调到一营营部办公室担任代理书记（秘书，以兵代干）职务。

父亲和母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写信安慰我，叮嘱我在部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留队一分钟，战斗六十秒，回家当农民同样有光明的前途。1976年3月我退伍回到家乡那一天，母亲特意到托口车站接我。我的两大包行李，大多是一些书籍和部队的报刊杂志，非常沉重。那时母亲还年轻，有力气，两大包行李被她一鼓作气挑回了家。

入伍前的好朋友一一朗溪大队秘书袁令明，在我退役回家的第二天见到了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从部队退役之前，大队党支部已经改选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会议期间，新任党支部书记谭厚林和有的党员代表知道你从部队退役了，便提议你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承蒙地方党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我走马上任了。此后我又被抽调到公社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总秘书并协助公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母亲对我的这些任职十分高兴，告诫我不辜负党组织的殷切期望，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

时任黔阳县农委副主任、兼任螺丝塘水电站党总支书记、站长唐光汉器重我，1978年我被调到电站先后从事宣传、人教和行政办公室工作。1982年与电站职工贺冬春结婚，生一男孩杨坤洁，母亲便来到电站和我们同居生活，帮助照料小孩。在母亲和妻子的支持下，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参加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秘书系专科班学习，获毕业证书。特别令我感怀的是，母亲为了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不顾年迈体弱，在抚育小孩的同时，利用电站的一块荒地开垦成了菜园，不停地在园子里辛勤耕耘。有时母亲从离电站七、八里路程远的托口老家挑着几十斤重的人粪尿，到电站浇灌栽种的蔬菜，餐桌上的小菜基本实现半自给。当我弟弟的次子杨千元出生后，母亲便离开我们回到托口老家，照料她另外的一位小孙男。至今我还保留着母亲种菜挑粪用过一根扁担、种菜时使用的一把小锄头。

参加工作后，我每月给父母一点钱。母亲心疼我，每次都分文不收，说让我把钱留着建设家庭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之用。可是，她和父亲平时靠卖小菜积攒的零星钱却时常塞给我们。

原黔阳县（今洪江市）九十年代前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1990年6月，经黔阳县委宣部领导及当时担任黔阳县广播局局长张秀军的考察，组织上将我从螺丝塘水电站调到黔阳县广播局筹建电视台。建台之初，黔阳县电视台只有3个人，分别是：罗朝胜（摄像）、杨学祥（撰稿）、黄晓玲（播音）。我们3人在电视台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积极开展电视新闻宣传。此后，蒋晓红、欧阳慧青等新闻媒体同仁陆续进入电视台。县城安江距我老家托口100多公里，路途遥远，加之电视台工作非常繁忙，我始终把喜欢新闻记者工作看得十分神圣，将它当成一种最重要的事业追求，有幸结识了新华社罗厚仁；湖南日报社沈德良、李建辉、肖作贵、肖军；湖南电视台王维、肖甲云、李耀武、梁瑞平；湖南广播电台汤春芳等新闻媒体记者。在搞好本台新闻宣传的前提下，我还利用休息时间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分别向新华社、中央台、湖南日报社、湖南电视台、湖南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推送，黔阳县委原书记周基达称我为“高产记者”。因此，回家看望母亲的机会很少，即或新闻采访到托口家乡，也只能稍微在家停留片刻。担任电视台常务副台长（主持日常工作）后，事务就更多了，我牺牲了许多为母亲尽孝的时间，深感愧疚，即或一年半载能回家一趟。也许是对母亲最大的安慰。

记得有次随同时任黔阳县委书记赵国华到托口考察调研工作，我抽空回家看望母亲，刚进入大门内见房门锁着。原来，母亲一整天都在神坳上她的那块责任田里劳作、拔草、施肥、松土……日复一日，她把地里的庄稼看成了自己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

含辛茹苦的父亲于1998年去逝后，母亲的身体一下子就变差了，患上颈椎骨质增生。症见：颈项疼痛，转侧不利，屈伸受限，痛引手臂牵及头部，腰骶部亦疼痛厉害，穿衣梳头均不能自理，痛苦不堪。

患病期间，母亲多亏妻子贺冬春和弟媳张秀娥耐心照料；时任洪江市地税局局长的二姐夫粟翠林和二姐杨学秀对母亲的病情牵肠挂肚，经常前往看望并请名医郭荣志到家中诊治，特别是二姐夫粟翠林，三番五次地利用出差的机会带母亲到外地诊所和医院治疗，但始终收效甚微。

邻近的乡亲们，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十分勤劳的农村妇女，田里地里屋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挑担子不会换肩，她在生产队出工挑牛粪和其他重物，不管肩上担子有多重，不管路途有多远，都是一肩挑到底。母亲的颈椎病，经我分析，有可能是长期过度劳累，导致肾虚骨骼失养，痰瘀痹阻经脉，气血循环不畅所致。我爱好中医，试着用“骨刺痛宁汤”方子给母亲下药，服了几剂见病情稍有好转，于是便在此处方的基础上加减药物。大概服了二十多剂，终于被我将母亲的颈椎病治愈，感到无比惬意。

湖南省目前在建的最大水电站一一托口水电站，2014年2月8日下闸蓄水，托口库区的移民搬迁至托口新镇，从那时开始母亲便与我们一起居住。她虽然80多岁，但生活能自理，更换的衣服都是自己清洗，家里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她做。有时，她很主动地打扫一楼的环境卫生，早晨或下午外出散散步。

儿女们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也喜欢到儿女家串门，曾在大姐丈蔣自华家居住了几个月，期间，二姐杨学秀毎个月给母亲呈寄400元生活补贴费。平时二姐常为老人家购买新衣服，抽空前往家里向母亲嘘寒问暖。我身为长子，母亲一直由我负责照料，考虑到母亲己近鲐背高龄，年迈多病，在外居住如果万一出现健康风险，大姐杨学梅住处与我家相距甚远，往返交通不便，遇事难以应对，俗话讲“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九十不留坐”。于是，便把母亲接回我的家中安度晚年。

“妈，您夹菜，请慢慢吃！”我的话里，透着无比关心和敬爱之情。“哦，……”母亲会意地点了点头。大概过了两分多钟，母亲手里的碗筷都握不住，突然落地，口里的饭菜也咽不下，直往外溢出，说话语无伦次，坐姿不稳。当时在场的我们（妻子贺冬春、大姐杨学梅）惊恐万状，赶忙将母亲抬到房间，扶她在床上躺着……这是2015年11月一顿惶惶不安的早餐。

二姐杨学秀等亲人接到了我的紧急电话，他们先后赶到我家中。经过快速商量，母亲被送往洪江市人民医院抢救。入院诊断母亲病情，系右侧额颞顶亚急性硬膜下血肿，急需钻孔引流手术。因母亲年事已高，医院不敢贸然实施钻孔手术治疗，以防不测，建议送往上级医院救治，我们很快同意主治医生的建议。倾刻，由洪江市人民医院安排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将母亲平安送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我和妻子贺冬春、二姐杨学秀等一路陪同。

“你母亲的手术成功……”医生告诉我。手术后的母亲，面色蜡黄，双目紧闭，处于昏迷状态，我和妻子贺冬春协助护士用平板车将她从手术室推入病房。过不了多久，在药物的作用下，母亲已慢慢苏醒。

虽然手术成功，但伤口处瘀血残留较多，主治医师刘克波安排护士用一皮管插在母亲头部微创伤口处吸排瘀血，并在母亲胸部安装了心脏监测仪器，以便医生在办公室观测母亲心脏跳动的频率。

神志尚未恢复的母亲不配合医生的术后治疗，肆意拔掉心脏监测仪器上宻密麻麻的电源线，还伸手欲拔掉头部危及生命安全的排瘀皮管。我和妻子贺冬春寸步不离、百倍警惕地轮流看护，严防母亲的违规行为。在难以制止的情况下，医生只得嘱咐我们用绳子将母亲的双手捆梆在床边护栏上。每捆绑一次，我都见到老人家眼中闪现着敌意和痛苦的光芒。

十五天的日日夜夜，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十五天的日日夜夜，经过我和妻子贺冬春的陪护照料，母亲终于康复出院。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9年12月的一天下午，母亲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散步，不幸被人撞倒，造成右边髋骨骨折。在托口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未见好转，便出院回家采用其他办法保守治伤，因年事已高，不能再施手术。我将《一盘珠汤》《七厘散》等中医名方加减，形成独特处方，给母亲服了七十多剂中药，弟弟杨学元又去会同县找一位名医研制了中成药粉剂外敷，实行内外结合，母亲的伤症却时好时差，行走不便，终日卧床，需要人端茶送饭。

性格坚强的母亲不让人在床上给她接屎接尿，每次她拄拐杖由我们扶着进厕所。为使她方便大小便，我们在便盆前摆放一个小凳子，接着将她的裤子脱下，扶她慢慢蹲在便盆上，双手撑着凳板，此时我们警惕地站在旁边，防止她跌倒。母亲大小便后不能自理，病重期间每一次的大小便，都是由我和弟弟杨学元先给她将屎尿揩干净，再将裤子给她穿好。白天，由我煎药送饭、端送洗脸洗脚水、悉心照料母亲；晚上，弟弟在房间陪同照看老人睡眠，一直到天亮。因过去岁月生活艰苦，母亲饱一顿饥一顿的过日子，使她肠胃产生了疾病，到此时碰上鬼门关的病痛，白天或晚上拖着病体上厕可有10多次，我和弟弟当儿子的每次得小心侍候，把她的大小便都要用卫生纸揩得干干净净才算尽了孝心。特别是每当妻子贺冬春、弟媳张秀娥给母亲洗澡时，她痛得直喊“哎喲！”“哎哟！”全家人都心里心绞如裂。

临终的前几天，母亲拒绝服药进食，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有时呻吟不止，有时喃喃细语，听不清话里的详细内容，好像是在与我父亲对话，回忆他们的一些生活往事。

“猫头鹰不要在我耳边“快拖！快拖！”地乱叫，真烦心，再叫我就要打死你！”母亲闭着眼睛不停地狠狠骂道。这使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光明日报》上见到的一条科普稿子，文中的大概内容是：猫头鹰对临终的老人或重病之人身体发出的“腐尸胺”等特殊气味非常敏感，这种气味会吸引猫头鹰前来捕食。当猫头鹰闻到这种气味时，它们会在该住宅屋顶或附近树上发出“快拖！快拖！”的叫声……母亲每次骂猫头鹰的时候，我总要到屋外听听，仔细观察，其实根本没有发现猫头鹰的踪影。这虽然是母亲神志错乱的幻觉，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预示母亲将要离开人世的前奏曲，相信“生死有命”这句既孕含迷信色彩又富有哲理的俗语。

无情的伤痛折磨，母亲终于在93岁那年的秋天走完了人生历程，我眼中含着泪水，悲痛万分，无奈接受她的远行。4个亲生儿女，我和妻子贺冬春，弟弟杨学元和他的妻子张秀娥在现场为母亲送终。她弥留之际，我在身旁心里默念着：妈妈您好走，一路不要怕，父亲在那边迎接您，我们结缘68年，来世再做母子，好不好？大姐杨学梅、二姐杨学秀因她们的居住地离我家远一些，母亲离开人世的瞬间未能及时赶到身旁，这让她俩留下了终身遗憾。

吉祥墓地，是唐才沅风水大师为我母亲选定的。唐才沅先生是风水界的佼佼者，精通阴阳五行，洞察天地玄机，为人们趋吉避凶，造福无数，功德厚重，盛名远播，令人敬佩。

丧事总管乃黄珍良挚友，他为人诚信，办事干练，堪称当地红白喜事的“优秀总管”。黄珍良全家人念念不忘我母亲的一件事：早年的一天，黄珍良的母亲粟明秀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掉入掏金洞里，被我母亲发现，她赶忙呼救并找来人员，迅速将黄珍良的母亲救起，幸免遇难。

亲家母吴宗英、儿子杨坤洁、儿媳李磊、孙女杨可歆千里迢迢从长沙赶到托口对我母亲寄托哀思。

家住芷江的大姐夫蒋自华和家住黔城的二姐夫粟翠林，家住托口的侄儿杨武、杨千元（包含他们的妻子儿女），家住醴陵的侄女杨娟、侄婿瞿斌以及家住长沙、怀化的外孙女粟月凝、蒋红、外孙粟钟芃等晚辈纷纷赶到现场悲切悼念岳母、奶奶、曾祖母、外祖母蒋冬秀。

内兄贺茂新惊悉我母亲病逝的噩耗，冒雨摸黑连夜骑摩托车从黔城镇茶溪村赶到托口，帮助我料理母亲后事。襟兄聂如林、大姨姐贺双春、二姨姐贺小春、大内弟贺茂宏、二内弟贺茂祥及内弟媳谢冬秀都分别从怀化市、洪江区赶到托口沉痛悼念我母亲。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习惯，吹吹打打做道场、念经超度3天后，母亲一早卯时出殡，鼓乐齐鸣，鞭炮喧天，由亲友和左邻右舍、托口儿时同学伙伴尹水英、黄涛、申成、杨长生、朱达荣、陈心觉、李兴忠、刘忠祥、曹齐坤、刘珍英、王淑君、唐才茹、龙吉珍、杨承华、邓光林、邓宗成、吴必清、唐自觉、谢理仁、邹品芳、刘正东、张湘黔、傅华琼、肖玉英、张菊莲、张喜、黄美芬、赵春香、杨耀乔等等，4支约80多人的腰鼓队组成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八大金刚”抬着母亲的灵柩路经托口镇主街道，朝七、八里外的高山上慢慢移动。我双手端着母亲的遗像走在灵柩前面，五步一跪三步一叩，嚎啕大哭，悲痛欲绝……辰时母亲的灵柩在藏风聚气、山环水抱、龙真穴地的绿树簇拥、风景秀丽的墓地缓缓下葬。真是“慈母灵魂升天去，寿棺千钧埋黄土”。母亲墓碑的碑联是这样写的“慈母宝地千秋旺，后裔福康万代兴”。

吹去历史留下的尘埃，我觉得母亲不曾离我远去，我永远难忘母亲。她是我晴朗的天空，时时刻刻为我驱散乌云，指引我奋力前行。当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就像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感到无比幸福和高大。

被人们点赞的母亲相夫持家，养儿育女，终身劳累，她对杨家的贡献太大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和母亲千辛万苦地把我们拉扯大，让我们四姊妹分别读了高中、师范和初中，姐弟中间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人民教师。母亲生前四代同堂，晚辈30多人，和乐互敬，可谓福寿全归。她留给我们三件世上最宝贵的遗产：母爱、勤劳与家教。

敬爱的母亲，我没有辜负您和父亲的遗愿，几十年来，在人生征程中砥砺跋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国家干部，曾担任洪江市（原黔阳县）广播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法院高级院士、一级书法师。我的书法作品和新闻作品简介，百度可搜寻，并入编由国家出版机构《线装书局》出版发行的《洪江市年鉴》（2021）人物类（优秀文艺工作者）》卷。书法作品，被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贵州等地书画院、博物馆和单位及个人收藏。退休后，组织上安排我担任洪江市关工委副主任，为关心下一代奉献余热。

高寿的母亲走了，走得平静安详。我遵照您和父亲生前树立的良好家风，正与贤妻贺冬春一道协助孙子杨坤洁和孙媳李磊，培养教育你们的曾孙杨峻宇和曾孙女杨可歆，努力建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伟大而平凡的母亲，我就以此告慰您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