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5年1月8日，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诞辰17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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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严复先生诞辰171周年

时代洪流下的思想先声与精神丰碑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振聋发聩的话语，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依然在今日的时空回响，叩问着国人的心灵。严复生于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去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2025 年 1 月 8 日，当我们缅怀这位诞生于 171 年前的伟人，他的一生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每一个篇章都闪耀着智慧与勇气的光芒，蕴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沉思索与不懈探索。

一、时代熔炉中的成长之路

福州，那座承载着千年历史底蕴的文化名城，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国东南沿海。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浪潮中，它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阵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福州人睁眼看世界的热情；左宗棠力主开办福州船政，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近代工业与科技的活力；沈葆桢接力主政船政，秉持着“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的理念，悉心培育出严复等一批批时代精英，为中国近代化进程输送了新鲜血液。

严复的求学生涯，恰是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动写照。他少年时踏入船政学堂，犹如一只雏鸟挣脱传统教育的巢穴，一头扎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广阔天空。在学堂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知识，这些全新的学科领域，犹如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拓宽了他的视野，启迪了他的思维。随后，他踏上英国的土地，留学深造，置身于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中。在英伦的岁月里，他不仅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深入考察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目睹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繁荣昌盛。与郭嵩焘的忘年之交，更是让他在思想的碰撞中，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郭嵩焘这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以其开放包容的思想和深刻独到的见解，成为严复思想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在郭嵩焘的影响下，严复深刻体会到“西洋胜出，在事事有条理”，这一认知如同一颗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为他日后的思想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国后，严复主政天津水师学堂，在教育实践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同时，他并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埋首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浩瀚海洋中，刻苦研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经典论著。他深知，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了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内核，才能找到拯救中国于水火的良方。

二、思想觉醒与时代担当

甲午海战的惨败，如同一记沉重的耳光，狠狠抽在晚清政府腐朽的脸上，也深深刺痛了严复的心。曾经一同在船政学堂求学、在海军战舰上并肩作战的同窗好友，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名将，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或壮烈牺牲，或饮恨而终。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严复痛心疾首，悲愤交加。然而，正是这场国殇，成为了严复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点，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严复以笔为剑，奋起疾呼。1895 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救贫》等五篇政论文，如同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了当时沉闷腐朽的社会舆论场。在这些文章中，他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猛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愚昧，呼吁国人警醒，奋发图强。他指出，中国若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开启民智，增强国力。

同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这部著作犹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瞬间照亮了国人蒙昧的心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振聋发聩的核心观念，如同一声警钟，在国人耳畔长鸣。严复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动阐释，向国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唤醒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天演论》的出版发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影响力迅速蔓延至各个阶层。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知识分子，都纷纷争相传阅这部著作，书中的思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许多有志青年在“物竞天择”思想的激励下，纷纷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严复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清末中国维新运动最坚决、最权威的理论家，站在了时代思想变革的潮头浪尖。

三、会通中西的智慧之光

严复的思想体系犹如一座宏伟的大厦，建立在会通中西文化的坚实基石之上。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主张打破传统观念的桎梏，以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改铸中学之体”，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翻译西方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严复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著名论断，这一标准成为后世翻译界奉为圭臬的准则。他的译作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众多领域，其中最为著名的八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犹如一扇扇开启西方思想宝库的大门，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系统地引入中国。严复通过翻译这些著作，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国情，巧妙地增添了许多按语，创造性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将西方思想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使这些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例如，他在对《群学肄言》的评价中指出：“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将西方社会学著作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相类比，引导国人以熟悉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和接受西方思想。在对自由的理解上，他提出“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挈矩之道”，将西方的自由观念与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念相融合，赋予自由观念以中国特色的内涵，使其更容易被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四、政治舞台上的曲折历程

严复的一生与中国近代政治的跌宕起伏紧密相连，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展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辛亥革命前，严复担任资政院议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声望，试图在晚清的政治体制内为国家的变革寻找一条可行之路。然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严复的改革主张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犹如微弱的烛光，难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历史的车轮急剧转向，严复作为各省代表之一，南下参与革命军议和。这一时期，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对旧王朝的覆灭感到痛心疾首，毕竟那是他曾经寄予希望并为之奋斗多年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中国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来摆脱困境。在这两难的境地中，严复努力寻求着平衡，试图在新旧势力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为国家的未来搭建一座过渡的桥梁。

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严复凭借着自己的声名学识以及与袁世凯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担任了大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议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然而，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行为，让严复深感失望和痛心。他曾经对袁世凯寄予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尤其是被杨度欺骗列入“筹安会”发起人一事，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尽管他及时醒悟并拒绝参与后续活动，甚至拒绝了袁世凯重金酬谢的写文反驳要求，但这一事件仍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备受争议和煎熬。他自责“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这种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反映了他在复杂政治环境下坚守道德底线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艰难。

五、教育救国的不懈实践

教育，是严复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他一生投身教育事业，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播撒下无数希望的种子，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主政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是严复教育生涯中的重要篇章。在这二十年里，他将自己的心血倾注于学堂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选拔优秀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北洋水师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海军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保卫国家海疆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自豪地说：“（海）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言语间满是对自己教育成果的欣慰与自豪。

1905 年，严复应马相伯之邀，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为这所日后闻名遐迩的学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亲自制定“教授管理法”，即《复旦公学章程》，明确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为复旦公学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他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和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1906 年，严复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他锐意改革，致力于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然而，他的改革举措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和阻力，严复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改革信念，在困境中坚守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

1912 年，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严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坚决反对教育部停办北京大学的决议，撰写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详细阐述了北京大学对于国家教育事业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学思想。他提出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理念，为北京大学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众多优秀学者和学生汇聚于此，奠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六、文化传承与精神丰碑

严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更是一位文化传承的守护者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者。他的一生，始终坚守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拥抱西方先进文化，努力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探寻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

在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严复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他的译著语言优美典雅，富有韵味，常常引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名言警句来阐释西方思想，让读者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领悟愈发深刻，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更加理性客观。目睹一战后西方社会的满目疮痍和道德沦丧，他不禁发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的感慨，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新审视，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在经历了西方文化洗礼后的深刻反思和升华，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根基的坚守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严复一生交友广泛，与郭嵩焘、吴汝纶、吕增祥、陈宝琛、林纾、萨镇冰等众多仁人志士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些友谊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思想交流、学术探讨和精神传承的重要纽带。他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相互扶持，共同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为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严复与吕增祥在翻译《天演论》时的密切合作，吕增祥深厚的国学修养为严复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两人日夜相守，早晚切磋，这种学术上的互助互进成为佳话；严复与林纾并称“严林”，两人在文学翻译领域各擅胜场，又常常一起品茗赋诗，交流心得，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严复与萨镇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从船政学堂的青春岁月到晚年的人生暮年，两人在思想上互相倾慕，生活上互相关心，萨镇冰对严复的学术成就钦佩有加，严复则对萨镇冰的品德高尚赞赏不已，他们的友谊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高尚情操和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严复在 1921 年病重之际，写下了遗嘱，对子女和后人谆谆教诲，体现了他对家族传承和民族未来的深切期望。他的遗嘱中既有对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如“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需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等，也有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如“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些话语饱含着他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严复逝世后，葬于阳岐村敖鳌头山上，墓埕石横屏上刻着他亲笔题写的“惟适之安”四个字，这既是他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对后人的期许和祝福。陈宝琛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文章光气长垂虹”一句，高度评价了严复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他的思想和精神如同璀璨的长虹，跨越时空，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

七、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篇

严复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艰难探索、奋发图强的生动写照。他的思想和贡献，犹如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人所敬仰和铭记。

在今天，当我们回顾严复的一生，依然能够感受到他那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不懈的探索精神。他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思想，“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以及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深刻思考，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像严复一样，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同时坚守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在教育领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严复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严复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砥砺前行。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先驱者，传承他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值此严复诞辰 171 周年之际，让我们怀着崇敬之情，向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巨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愿他的思想之光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