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吏朱方增

尚胥慕梵

清朝官吏朱方增

朱学范

　　海盐地处海滨，每当潮起潮落，总能感受到大海的磅礴气势。海潮涌动时，仿佛被黄盘、白塔所束，冲击石塘的声响如同雷鸣般震撼人心。这种自然环境的熏陶，使得我们这里的人们往往被他人感觉性格戆直、剽急，行事孤行独断，有时与外界相左。然而，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雍容温雅，不激不随的朱方增。他的人格魅力如清风拂面，让人与之游处时，常自惭形秽，深感自己的浅露。这样的特质，无疑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清雅气质，没有被地方气息所染。

朱方增，字寿川,号虹舫, 又号慎庵,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道光十年（1830）卒。来自海盐的望族之家，为尚胥里朱氏龙沙公支的第十九世孙。其早年因患喉痹病而身心倍受煎熬，所幸医治及时，痊愈之后并未影响其后续成长。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之后又复患目疾，此病或许对其读书有所阻碍，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毅力和聪明才智，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状元朱昌颐题虹舫公像赞

　　少年时期的他，渐渐长成，读起书来就表现出超凡的悟性。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领悟到书籍中的奥秘，对于学识的理解更是超越了常人。他在乡里勤奋苦读，在嘉庆庚申年（1800年），方增预考了辛酉拔贡，并在本年的恩科中一举成为举人。而后在辛酉年（1801年）联捷进士（二甲四十六名），这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他的才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嘉庆皇帝的朝堂之上，朱方增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壬戌（1802年），他以庶吉士的身份被授予编修之职，开始了他辉煌的仕途生涯。然而，命运多舛，不久后他遭遇了父亲（嘉庆丁卯1807年）的离世之痛，不得已需丁忧服丧。三年服丧期满后，他再次回到朝廷，他的官职一路攀升。

在翰林院的日子里，方增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包括杜诗端砚、文绮绢笺、芽茶等珍贵物品。这些赏赐不仅彰显了他的地位，也证明了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皇上的高度认可。在翰林院的日子里，他担任了多个要职：国子监司业（为儒学教育的重要官职，掌管国学诸生训导）、詹事府左右春坊（负责宫廷内务，其中左右春坊为重要机构）、中允司经局洗马（负责宫廷礼仪及马政事务）、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为翰林院中重要职务，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詹士府左右庶子（协助管理皇家事务）皆为宫廷内重要官员，对国家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使他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朝廷的权力和文化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增的官职不断升迁。道光甲申年（1824年），他在大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钦取一等一名，特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加三级。成为了礼部尚书的副手就是现在所说的副部长。他的职责也随之扩展，除了负责宫廷礼仪和官方礼节的管理外，还负责外交礼仪、宫廷音乐、乐器制作等方面的事务。礼部侍郎也成为了清朝的重要官员之一，常常参与朝廷的决策和政策制定。这无疑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巅峰，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更是充任了国史馆提调、兼纂修会典馆总纂文渊阁校理等要职，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除了在官场上的成就，方增还是一位多产的文化人。他熟谙朝章典故，著有《从政观法录》三十卷，并付刊行世。此外，他还纂有《本朝掌故为识》、《识大录》《识小录》两录及著有《求闻过斋》诗文各集若干卷，这些作品都详细地记载在他家乡的郡志中。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学识和才华，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风貌。

朱方增 行书轴

　　朱方增还喜刻印，是个知名篆刻家。有这样两枚小印章，初看印文不太显目，边款倒很有味道，也很雅致，这两方印的边款是前后相连的文字，其断句应该是：“为人居不即不离之际，处世在有意无意之间。庚戌自铭。”。这是朱方增为人处事为官的准则，也是他坦荡胸怀的写照。印文一为虹舫、二为朱方增印，见下图：

朱方增自刻印(三拼图下两图为篆刻家管凌拓印）

　　这两方印，现由海盐尚胥里朱氏沙龙公支第二十世孙朱昌泰之子朱静候先生后人所收藏。

朱方增的才华横溢和勤奋努力得到了朝廷和民间的广泛赞誉。他的学识渊博、才情出众，无论是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还是出使各地，他都以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和勤奋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他的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家族和民族的骄傲。朝廷用诰命授予光禄大夫封号。

庚寅季冬月，方增于京邸辞世，享年五十有四。此生虽短，却功绩卓著，影响深远。其人其事，皆为世人所敬仰。方增的墓地位于狮子山乌龙井，这里是他长眠之地。他的生平和成就被详细地记载在历史文献中，国史有传。他的生活轨迹和学术成就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的作品和思想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发展。

朱锦琮撰《虹舫公家传》

　　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早年时的坚毅和才华初露，还是仕途顺畅时的不骄不躁；无论是家庭遭遇变故时的坚强与不屈，还是身居高位时的勤勉与奉献；无论是他学识渊博的才华横溢还是他高尚的人格魅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尽的思考。

朱方增的智慧和胆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和政治决策上，更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他的雍容温雅、不激不随的性格，使他能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他以德行为先，公正无私，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嘉庆十八年（1813），林逆之变发生，朝廷下诏征求意见。就在这个时候，朱方增挺身而出，弹劾那些在滑县逗留不前的官员。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仅仅数月后，尚书那彦成公便指挥军队取得了胜利。同时，朱方增应诏上疏，详细论述了用人与理财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其言辞恳切，观点鲜明，值得我们深思。

在用人方面，朱方增指出，当今朝廷中鲜有以举荐贤才为己任的官员。这并非因为缺乏贤才，而是因为荐举之事容易滋生徇私舞弊，导致党援交结，不得不防。然而，大臣们也因此而回避举荐之责，这种做法实则是因噎废食，非公忠体国者所为。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朱方增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皇上应广泛征询意见，周密咨询，再慢慢印证。在召见臣子时，根据其特长进行面谈，让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如果其能洞悉问题原委，便进一步以实际事务来考验其能力。若其陈述毫无条理，则不仅说明此人不可用，还能反映出大臣的识见优劣和心地公私。此外，朱方增还深入剖析了当前官吏制度存在的弊端。他指出，许多官吏虽然想要报效国家，但受到诸多束缚和困扰。其中包括条例过于繁杂、文案琐碎导致精力分散、差务繁重影响公私生活以及诬告之风盛行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官吏的工作积极性，使得他们无法专心于政治民生之事。针对这些问题，朱方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中包括简化条例、减少琐碎文案工作、合理安排差务以及严厉打击诬告行为等。这些措施旨在为官吏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国家大事和民生福祉。朱方增建议秘密保举人才，使人才得以及时振拔。这种以保举超迁得人的方式，自此之后尤为盛行，而这一切，都自朱方增启之。

在理财方面，朱方增强调了古人“量入为出”的智慧以及通年制用的重要性。他认为，户部应统一中外财政收支汇报体系，并核实赢余总数以便进行比较和规划。通过审慎分析各项用款的轻重缓急，适当裁省和停缓非必要开支以实现节约开支的目标。这样不仅能符合古人通年制用的法则还能确保国家财政的充裕与稳健。朱方增的奏疏不仅深刻剖析了当时用人与理财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其远见卓识和为国为民的情怀令人敬佩不已。

在防治水害和开发水利上，无论漕运、盐政，还是北河（直隶）水利，方增皆有建树。尤其对于南河（江南省境）的变迁，虽未亲历，却也虚心向熟悉河工之人请教。此等勤勉与审慎，实为臣子之楷模。道光六年三月，朱方增之同年好友张井接掌江南河道总督，提出了对河道与海口、北堤与南堤的调整建议。朱方增虽未亲临其地，但对南河的变迁亦甚为关注。道光八年的秋天，洪泽湖的洪水泛滥，淮扬之地岌岌可危。此时朱方增虽身处京师，但仍旧对治河之策深表关心。学识渊博的北宋名臣包世臣（包青天包拯二十九世孙）对他评价甚高。包世臣在《中衢一勺》一书中有一篇《宣南答问》，这《宣南答问》即为包世臣到朱方增府上听朱方增“谈治河之策”。包世臣在文中称朱方增为“有心世事者也”，赞喻他虽然身处繁忙的公务之中，但仍然能够洞察世事，心系天下。当年朱方增住北京宣武门南，所以称“宣南”，那时宣武门南居住许多著名文人，还有个宣南诗社，朱方增也是该诗社成员。

当朱方增视学于广西之时，适逢会匪牵涉学子之事，他立刻将此事上达朝廷，使得涉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如此，他还上书主张“黜邪导正”，其著书刊布晓谕朱批等行动皆彰显了他的责任感。而在视学江苏、松江、泰州等地时，他处理了两起涉及伦理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积压十年未能解决，但方增却能手批其词，揭示真相，使讼事得以平息。这些事迹都表明了朱方增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有担当、有责任心的政治家。

然而，他并未因个人的成就而骄傲自满。在接受更高层次的职务后，他更是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赢得了同事们的敬重和钦佩。即便是在与下属的交往中，他也始终保持着谦逊和真诚的态度。这种高尚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嘉兴李孝廉贻德等人的心弦使他们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除了在政务上的出色表现外，他在教育方面也有着卓越的贡献。除了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外，朱方增还曾奉命出使各地。提督广西，江苏学政，为地方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曾担任庚午（1810年）云南副考官，甲戍（1814年）会试同考官，壬午（1822年）顺天乡试同考官，乙酉（1825年）山东正主考，丙戍（1826年）拔贡朝考阅卷大臣，巳丑（1829年）朝考并考官学教习阅卷大臣，参与选拔国家栋梁之才，为朝廷选拔人才。

　　在考场上，他的文章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立意深远。他曾连续三年在全国性的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天下文人景仰的对象。即便在忙碌的政务中，他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经常熬夜工作至深夜才归家，而每当与他人谈论天下大事时，他的双眸总是炯炯有神。

锦琮与朱方增为同族兄弟，在锦琮即将出仕为地方官员时，朱方增特此教诲曰：“治民犹如治病，若未经过实际的临床经验，仅凭成方去尝试医治，少有不败者。仕途顺利则应致力于学习，此即通今以合古的道理。”锦琮性格戆直，为官二十年，幸得朱方增之教诲，幸免于各种祸患。朱方增之教诲深得人心，不仅是锦琮个人的指南，也是后世为官之人的金科玉律。朱方增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实际观察与体验来理解并处理政务。

在朱方增的观念中，治理民众如同医治疾病，需要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然后采取恰当的措施。这需要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而仕途上的成功只是开始，真正的学问在于不断学习，以古人的智慧来指导当今的实践。朱方增的教诲不仅是对锦琮的嘱托，也是对所有为官之人的期望。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仍需秉持古人的智慧，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辑的《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共收入家谱四十二部，海盐朱氏族谱还因朱方增的名望从77至82共六册入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

海盐朱氏族谱还因朱方增的名望入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

2025.1

作者系海盐县政协退休干部、县十届政协文史研究员

本文全文刋登在了《海盐文史》202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