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世天工～曲阳石雕（国博展）之一

晨曦

前言

天下之脊太行山自北向南延绵奔涌，行至今日河北大茂山处转而西折，“曲阳”因居于此山曲之南而得名。曲阳是中国雕刻之乡，尤以汉白玉石雕久负盛名。曲阳石雕所用当地富产之白石，温润如玉，纯净细腻，既易受刀，又耐风化，属雕刻之良材，被世间称为汉白玉。自西汉以降，曲阳匠人因时而创作，应运而发展，在佛教造像、宫殿陵寝，乃至新中国大型纪念工程等诸多领域，服务于所处时代的需求而又引领时代艺术、技术的发展，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二千多年而长盛不衰。

（一）熠熠千年

西汉时期，曲阳已走上雕刻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阳石雕繁荣发展，题材以佛造像为主，运用线雕、浮雕、圆雕、镂空雕、描金彩绘等技法，工艺水平逐渐成熟。隋文帝时，曲阳县因盛产石料曾改名石邑县，逐步获得官方认可。唐、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雕刻技法愈发精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衣饰清晰、造像优美。宋、元之后，曲阳石雕的风格呈现现实化、世俗化的特点，开始出现生活题材的作品。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为曲阳石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创作重心开始偏重宫殿、陵园等建筑领域。两千余年来，曲阳石雕艺术不断传承和发展，熠熠生辉。

一、徇石而做

自汉代起，曲阳白石已经被开采使用，汉白玉石雕开始出现并应用于墓葬中，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石翁仲、石生肖等，也有少量彩绘浮雕。在发展初期，曲阳石雕较多沿用石材的自然形态，在关键的部位加以雕凿，体现了依石拟型、古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1、男女石侍俑：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刘胜墓出土石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曲阳石雕。石俑的五官、衣纹雕刻简洁，寥寥数刀便勾勒出了身体的线条轮廓，气韵生动，神形兼备。

2、王处直墓出土文物：

王处直墓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纹山，墓内共嵌有大小不等的时刻彩绘浮雕共计18块，壁画内容包括天象图、云鹤、团花、人物、花鸟、山水等，多采用屏风形式，生动再现了五代时期的社会风情。壁画中花鸟画所占比例很大，其次是人物和山水，属唐代画风。前室北壁的水墨山水，是目前发掘出土年代确切而且时代最早的水墨山水画，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2-1、彩绘浮雕奉侍图：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

侍奉图描绘了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队伍。画中的仕女们长裙坠地，动感飘逸，分为三对排列，有的举着障扇，有的手持执壶、托盏、翎毛扇、拂尘等各式生活用具，生动地表现了五代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

2-2、彩绘浮雕散乐图：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

 散乐图采用彩绘浮雕形式，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图中共有十五位人物，右方领队的女子身穿男装，头戴幞头，为乐队的指挥，其身边的两位舞者正在表演舞蹈。十二名乐伎头梳高髻、头簪珠花，身穿窄袖襦衫、抹胸，肩挎披帛，长裙曳地，分别手持笙、箜篌、方响、筝、琵琶、筚篥、横笛、拍板、座鼓等乐器，前列居中弹奏琵琶的女子发髻梳法较繁杂，似为全队的核心人物。乐伎人物面容饱满，神情专注，姿势各异，富有韵律感，真实再现了唐末五代时期乐舞活动的场面，也反映了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雕刻工艺。

2-3、彩绘武士像：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

彩绘武士像为一对，是王处直墓甬道两侧的武士雕像，均是在长方形的汉白玉上高浮雕而成，整体风格一致。两武士头戴兜鍪，顿项外翻，肩上各立龙、凤，口中含一宝珠。身着明光铠，下身腿裙较长，直到云头靴面。双手拄一柄环首长剑，分别立于麋鹿、神牛之上。武士造型英武，刻工精湛，色彩鲜艳，甚至护项、山字纹披膊、护臂、束 件、抱肚等细节都有所展示。

此对石刻目前都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武士雕像（肩立凤鸟，脚踩卧牛）于2000年出现在佳士德美国纽约拍卖会，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最终将其归还中国。另一件武士雕像（肩立青龙，脚踩麋鹿）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捐献给中国。

王处直为唐末、五代时期人，官拜义武军节度使，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直至去世。

王处直墓葬的形制、装饰保存了晚唐墓葬传统，壁画、石雕人像唐代特征浓郁。此墓以青石砌成，为壁画墓，是前后两室的双室墓。墓室内满绘各种内容的精美壁画，更为独特的是在甬道，在后室用18块汉白玉石浮雕出了武士、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饰墙壁，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4、彩绘生肖浮雕～龙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

隋唐五代时期，贵族墓葬中常见十二生肖题材，也包括动物形象、兽首人身、人与生肖动物结合三种形式。王处直墓十二生肖镶嵌于墓前室四壁上方，围绕墓顶天象图排列，甚为独特。每个生肖都分龛放置，龛壁间有云鹤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气韵非凡。

2-5、彩绘生肖浮雕～马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

二、妙手化度

1、北魏：公元386-公元534（年）

北魏晚期，曲阳工匠开始大量雕刻白石佛造像。此后，佛造像逐渐成为曲阳石雕中最重要的题材，并在北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曲阳石雕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当时宗教、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曲阳石雕佛造像的总体特点为庄重、威严、神秘，佛像造型面庞方朔，肩肥微窄而斜下，胸扁平，腹鼓，身着通肩大衣，衣褶厚重，下摆部分的衣褶装饰倾向明显，具有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时代风格。

1-1释伽牟尼坐佛：

北魏

2、东魏：公元534-公元550（年）

东魏时期的白石造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等，弥勒像数量相对减少，出现了思维菩萨像和释迦多宝造像形式，整体风格基本继承了北魏晚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造像变得短小，头大肩小，腹部略鼓等。

2-1、释伽牟尼佛三尊像：

东魏

2-2、佛立像：

东魏

该造像为单尊佛立像，颈纹两道，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内着僧衹支，胸部束带，带端下垂。外着上衣搭肘式佛衣。下摆卷曲有三重，边缘呈回曲状。肩部和双腿间衣纹采用双勾阴线技法。佛像背部以单阴线刻衣纹。颈部下方和腰部各有一长方形孔，应是用来插挂头光或背屏之用。该尊佛像体型高大，身躯健壮，雕刻考究精美，为东魏造像中的杰作。

2-3、莲瓣屏成铺释伽牟尼佛三尊像

东魏

2-4、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立像：

东魏

3、北齐：公元550-公元577（年）

北齐时期的造像已基本形成新的风格，造像面部丰满，丰润挺秀、肌肉隆起，衣饰简化而薄，有较强的体积感，更加注重体态美的表现。题材有观音、思惟、弥勒、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双释迦、双思惟、双菩萨等，其中菩萨造像占多数。

3-1、比丘尼员度门徒等造龙树屏成铺双弥勒佛坐像：

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年），石家庄市藁城区北贾同村建忠寺遗址出土，正定博物馆藏

双弥勒并坐于须弥座上，半结跏趺坐式。上身内着僧衹支，外披袈裟。后有舟形大背光，背光上绘出圆形项光和火焰纹，佛两侧侍立两弟子；两胁侍菩萨立于菩提树外侧的莲台上，两侧蟠龙缠绕。正中由两升龙、两童子擎托一小宝塔。围绕七佛有六体飘逸而下的飞天。须弥座下有站立的两童子，手托佛足。

3-2、武平元年贾同村邑人造成铺菩萨立像：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

3-3、树冠屏成铺弥勒佛坐像：

北齐

 弥勒佛头光边缘饰缠枝莲，内有多个化生童子，顶端浮雕两座莲台，莲台上有化生童子与飞天共同托举宝塔，十分独特。

3-4、

3-5、透雕彩绘思惟菩萨造像：

北齐皇建二年（公元561年）

3-6、思惟菩萨残像：

北齐

3-7、彩绘浮雕禅定佛像：

北齐，灵寿县文物管理所藏

 此像原嵌于灵寿幽居寺塔内一层的墙壁上，共18尊，此为其中之一。

3-8、赵郡王高叡造释迦牟尼佛像（图片）：

北齐，原位于灵寿县幽居寺，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这件释迦牟尼佛像是高叡为其亡伯高欢、兄高澄所造，基座正面刻发愿文。

灵寿幽居寺塔：

幽居寺，又称祁林寺，位于河北省灵寿县砂子洞村。 定州禅师僧标草创此寺，始称“定国寺”。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赵郡王游历太行， 被此处美景所吸引， 于是 “更兴灵塔”，“复运蓝田之玉”， “采荆山之珍，镂殚变化，图穷相好”， 雕刻了一批汉白玉石佛像， 同时 “置僧舍200余间，择行僧二千余众居之”。现寺院已废屺无存，唯砖塔保存完好。塔高约23米，创建于北齐，重修于唐代。《常山贞石志》中赞颂它：“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三尊大佛像为幽居寺主佛，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赵郡王高叡为其亡伯神武帝高欢（公元496-547年）、亡兄文襄帝高澄（公元521-549年，高欢长子）、亡父母、自己及郑妃所造。小型石龛像原有18尊，嵌于塔内底层北、东、西三面墙壁上。

4、隋唐：公元581-公元907（年）

隋代的造像风格呈现出继承北齐并向唐代造像过渡的特征，普遍细腰挺胸，身姿丰满而匀称，衣纹简单，衣饰轻柔而单薄。唐代造像则趋向于精致华丽，造型丰满匀称，神态端庄。

4-1、供养菩萨立像：

北齐-隋，定州市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这尊造像呈现的曲线美开启了隋唐造像“一波三折”的身体造型的先河，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我国佛教造像中罕见的艺术珍品。

4-2、菩萨立像：

隋，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4-3、双观音像

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双菩萨头戴宝冠，宝缯（zeng）垂肩，身披结纽式披帛，佩戴璎珞。菩萨均右手持莲蕾，左手提玉环，跣足立于单层覆莲台之上。身后为素面舟形背光，下面为长方体基座。

石质双身像开始出现于东魏时期，主要为双身佛坐像、数量较少，铭文中自称“多宝佛”，只有少数称“释迦多宝”或无明确称谓；到了北齐时期，双身佛造像大量出现，除双身佛坐像以外，又出现了双身立菩萨像、双身半跏趺坐菩萨像等。此件双身像为双身观音菩萨立像，此类立像最早见于北齐时期，根据手部持莲蕾的样式，可分为同向式或对称式，两种形态交替出现，此件双观音像为同向式。

4-4、佛坐像

唐，曲阳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头部残缺。佛像内穿僧衹支，胸部系带，下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抚膝盖，右小臂胸前上扬，右手残缺，双腿结跏趺坐于八角莲瓣纹束腰台座上。身躯健硕饱满，衣纹写实流畅，富有层次感，典型的唐代风格。

与北齐、东魏造像相比，曲阳唐代的佛像形态更加端庄丰满，有自然写实的盛唐气息。此佛像造型与曲阳出土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邸延果造白石像高度一致。

4-5、戴花冠力士俑：

唐，邢台市隆尧县尧城镇村西泜河故道出土，隆尧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力士原为印度古神，身躯强壮，力大无比，佛教中用作佛之侍从，护持佛法。

5、元代：公元1271-公元1368（年）

5-1、彩绘罗汉像：

元，曲阳县东旺乡高门屯村出土，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

6、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

地宫位于定州市贡院院内，砖筑，呈不规则方形，南壁开券门，顶口盖石雕歇山式屋顶，四壁绘有壁画。根据塔基内铭文和墨书题记，地宫最后一次瘗（yi）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塔基内有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石函、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石函、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石棺和龙纪元年（公元889年）石棺等文物。其中部分器物几经过葬，每次过葬都会增加随葬品，因此地宫文物丰富，为研究北宋初期、以及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6-1、白石涂金弦纹盖盒：

隋，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涂金层脱落严重，盒内涂橘红色粉，宝珠钮，盖面饰弦纹，盖为子母口，盒身圆筒形，通体饰凸弦纹。其造型、尺寸与1987年河北石家庄正定县白店村隋代地宫发现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石函内出土的“宝珠钮弦纹铜舍利盒”一致，亦与该地宫出土的“弦纹带盖铜盒”一致。由于正定县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石函出土的铜盒内放置银舍利瓶，可知隋代以铜盒为舍利容器。

6-2、石羊：

隋-唐，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6-3、石狮：

隋-唐，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6-4、石桃：

隋-唐，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

6-5、青石蕉叶纹罐：

隋-唐，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7、曲阳修德寺塔出土文物：

 1953至1954年，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2200余件，年代为北魏至唐代。除一件为砂石制作外，其余均为白石。据铭文考察，造像来自于8个不同的寺院，之所以被集中毁坏、掩埋，很可能是唐武宗的灭佛运动造成。造像衣纹疏简、肌体润泽，其风格既与云冈石窟的魁梧健硕之风相差甚远，也与龙门石窟瘦削修长的特征不同，是曲阳工匠吸收外来文化元素、融入本地雕刻传统风格，孕育出的独具地方特色的造像，对研究中国北方佛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7-1、吕景口造观世音像莲花座

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7-2、定州赵氏造定光佛像

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7-3、佛坐像：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7-4、佛立像：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7-5、罗汉立像：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7-6、净瓶：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7-7、菩萨残像：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7-8、胁侍菩萨立像：

唐，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

菩萨身材修长，颈佩三层项圈，披帛至左胸挽结，下身着长裙，衣褶层叠，裙上挂满精美华丽的缨络，跣足立于仰莲台上，丰满圆润，体态婀娜。其脖项上的蚕节纹，上身华丽的项圈、缨络和帛带，富丽而贴体的长裙，给人一种雍容华贵、潇洒飘逸的感觉，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8、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文物：

 地宫位于定州市城内新立街，原塔已毁，仅存塔基地宫。地宫建于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南壁设石门，门上有铺首，门前为拱券甬道。东、西、北三壁均有彩绘壁画。北壁绘佛祖涅槃后十大弟子奔丧情景，东西两壁彩绘为戎装乐队。地宫出土了包括定瓷在内的大量银器、瓷器、玻璃器、石刻等文物。

8-1、“佛真身舍利权隐”石塔：

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1969年12月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石塔由四块大理石雕刻组合而成，自下而上分别为基座、塔身、托盘和刹顶。二级叠涩方座，最上层装饰覆莲纹。塔身旧体，前后饰假门，左右刻发愿文。塔身之上为八角形托盘。上层塔身与刹顶连在一起，为四角攒尖假屋，前后凿尖形佛龛，两侧浮雕竖棂盲窗，屋顶之上刻四角菱形的仰莲托的四面佛头像。上饰伞行盖，盖上为宝珠刹顶。

8-2、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1969年12月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8-3、三彩刻莲纹颈瓶：

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1969年12月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未完待续 请见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