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24年底，李慰农这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经历了5年国外革命斗争的洗礼无产阶级战士，应党的召唤，踏上了归国的征程。</p><p class="ql-block">1925年1月，李慰农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慰农列席了这次大会，并等待工作分配。</p><p class="ql-block">随着会议的进程，李慰农渐渐明白，党的四大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他在留学期间所关注的两大问题。其一，四大强调党在民主革命中要争取领导地位，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这就有可能避免他原先所担心的重蹈法国革命前辙的危险。其二，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这个论断，使他多年来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内心感到无比的欣慰。</p><p class="ql-block">党的四大胜利召开，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高潮作了思想理论和政策策略上的准备，在四大精神鼓舞下的李慰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p><p class="ql-block">会后，中央决定，李慰农作为中央特派员，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前往山东济南，参加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山东地委，相当于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p><p class="ql-block">1925年2月的一天，李慰农肩负着党对山东工运的殷切期望，跨上了北上的列车。</p> <p class="ql-block">列车驶经安微大地时，坐在窗前的李慰农放眼眺望，百感交集。啊，离别5载的故乡，我又看到你们了。车至烔炀河站，这里离油坊郑村只有10多里路，推开窗户，桴槎大山的青影遥遥相对，把他的思绪带到了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在他出国前特地赶回家向妻儿告别的那个夜晚。</p><p class="ql-block">一盏油灯，闪着荧荧亮光。灯下，邱以珍飞针走线，赶制新鞋。鞋底和鞋帮是早就备下的，她只须绱上。慰农怕她累着，说只要一双就够了，但她执意要绱两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念叨着要好事成双。</p><p class="ql-block">油灯上的灯草烧出一个结，邱以珍一边用针剔着灯花，一边轻声问道：“到了外国，洋人说话听不懂咋办？别把人憋成了哑巴。”</p><p class="ql-block">“听不懂可以学嘛，”慰农笑着答道，“你还不相信我？”</p><p class="ql-block">邱以珍嫣然一笑，她知道丈夫的能为，没有他学不会的东西。但这异国他乡的，还要漂洋过海，总让人放心不下，便叹了一口气，说：“到时候要是混不下去，记得回家转，不要在外面死撑着。”</p><p class="ql-block">“放心吧，又不是我一个人，几十个人一道，又有国家管着，还能有什么事。”李慰农坐在床沿，一边应着，一边伸手在两个孩子头上轻轻地抚摩着。下午他带孩子们疯玩了一阵，现在两孩子睡得正香。</p><p class="ql-block">邱以珍瞥了一眼，忽然想起一件正事，忙说：“麟祥儿已经6岁了，过年把该要上学了，你还是给他起个学名吧。”</p><p class="ql-block">麟祥是他们的老大，是男孩。老二麟应是女孩，也3岁了。这两孩子出生时，慰农都不在家，是邱以珍写信告诉他，他在回信中给孩子起了这两个乳名，这也是做父亲的良好心愿，他们的下一代理应祥瑞。</p><p class="ql-block">是啊，孩子快要上学了，上学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听了妻子的问话，慰农想了想，说：“就叫‘忠良’吧，你看好不好？”</p><p class="ql-block">“忠良？”邱以珍睁大眼睛，盯着丈夫说：“好！好！就做国家的忠良。”</p><p class="ql-block">鸡笼里传来了雄鸡的第一遍报晓声，新鞋也纳好了最后一针。邱以珍一边收拾一边说：“不早了，睡一会儿吧，明天你还得起早。”说罢，吹灭了油灯。</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