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四十岁

mzhao

儿子40岁了。

很多年前参加一位同事的40岁生日晚会，看同事间说话的神态觉得有点纳闷。等到我拿起生日贺卡，看到同事们写的祝词才明白，原来40岁是被看作人生的半程，40岁后人生下半场开始。同事们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几分伤感，自然也就是难免了。

我40岁的时候和太太、儿子住在悉尼。那时我们移民澳大利亚一年多，我有过2个工作却并不合适，从中国带来的几个旅行箱个人物品和在泰国攒下的1万多美元就是我们的全部家产。相比之下，儿子此时已在美国工作了近12年，这期间成婚，建自己的住房，接着养育一女一子，步步到位。他的上半场比我的精彩得多，精彩到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躺在淮南市妇幼保健院我太太的病床上，隔壁传来婴儿的哭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孩子。不一会儿一位护士过来告诉我，我的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母子平安。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选择在我父母居住的淮南市出生。这一所保健院也是当年我出生的地方。太太前一天晚上进了待产室，一个房间里有三个病床，我可以在这里陪伴。生产的过程进展缓慢，我只能站在病床边上，站了一夜了。直到早上护士们交接班以后，太太终于进了产房。我不可以去产房，于是趁机到太太的病床上休息一会儿。

儿子是我父母孙辈中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得到了全家人的重视。我的父亲从策划到上厨，亲自动手办了丰盛的满月酒席，邀请了在淮南的几家亲戚共同庆祝。满月酒之后才想起来第二天就是除夕，家里还没有做任何过年的准备。此时菜场的商贩们都已经回家过年去了，全家只好凑合着过了一个年。

百日照，那个时候照相还得到照相馆去。

儿子出世时我在北京读博士，太太在蚌埠一个研究所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太太可以休一年产假。一年以后太太“借调”去了北京，儿子留给爷爷奶奶。儿子和爷爷奶奶在淮南共同生活了2年，这期间已经开始展现他的聪慧。儿子很早就表现出对数字的兴趣，第二年春节家里包饺子，他在一边居然把一大盘几十个饺子数的清清楚楚，而且接着数另一盘，直到数出上百个总数。刚会说话不久小阿姨抱着在家门口，儿子看到行人走过会主动和人打招呼，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根据年龄和性别称呼，不会搞错。于是从我们家门前走过的人都会停下来逗一逗他。

2岁之前，在爷爷奶奶家的快乐时光。

87年春节过后我们把他带到了北京。那时候我们住在中关村87楼，中国科学院的集体宿舍楼，16平方米住宿面积，水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一应做饭用具只能放在房间里，做饭时搬到楼道走廊上做。我们俩都上班，儿子只好送托儿所。完全改变了生活环境，北京的冬天又很冷，儿子不适应，很快就生病了。从咳嗽转为支气管炎，此时就只能打针。反反复复，最后整个小屁股上的肉都被打针打硬了，找个地方打针都很困难。儿子对幼儿园也不适应，大多时间自己待在一个角落里。有时可怜巴巴地对老师说“奶奶抱抱吧”，可是一个老师管好几个孩子，哪个老师又有空抱他？

蜗居一室，在北京的艰难时期。

那时候北京已经允许个体服务业，有小商贩用自行车把天津产的对虾拉到附近卖。我们每次只舍得买半斤（250克），一大半是给儿子吃的。宿舍地方狭窄，小男孩又好动，因为声响楼下邻居时常上来抗议，于是大多数星期日我们会带着他出去，去得最多的是周围的公园。在外面玩半天累了，准备回去的时候总是会睡着，不忍心喊醒，我就只好抱着。哪怕抱着个孩子，公共汽车来了仍然要和其他乘客拼抢，抢不上去就只好等下一班。车上如果有人让座就谢天谢地，不然的话还得抱着。经常是就这么一路抱着，爬上四楼回到家，往床上一放小眼睛睁开了。庆幸我那时正是壮年，还能抱得动。

北京时期，快乐的童年时光。

90年初我去泰国亚洲理工学院（AIT）工作，儿子和太太半年之后也去了那里。学院是自治的，一切由校董会决定；也是自洽的，教学、生活、住宿，都在同一个校园里。学院的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学生来自亚洲各国，工作人员大都是泰国人，工作语言是英语。学院附设一个小学校，也是用英语，总共几十个小学低年级学生。儿子上了小学，放学之后自己骑个小自行车在校园里到处转。在泰国的这一年半是儿子最无拘无束的时候。

在泰国 AIT 无拘无束的日子。

在泰国，跟着爸爸妈妈去旅游。我们到过泰国最北端的金三角地带，也到过最南端与马来西亚的边界。

儿子在泰国时开始学习洗碗，还不到6岁。刚开始自然是洗不干净了。每次洗过之后我会检查一下，如果没洗干净我再洗一遍，对他却只是鼓励。一直到更大一些，看到碗没洗干净才会说他一下。就这么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以后碗放在那里他就一定会洗好了之后才去睡觉。

1991年圣诞节之前我们全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来到澳大利亚，落脚在悉尼东区的 Kensington，儿子就近进了家门口的小学，上二年级。在悉尼的两年儿子开始表现出淘气的一面，有几次我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原因都是和同学打闹。有一次老师建议我带他去看心理医师。带去看医生，做了一个测验，结论是有一些轻度的不合群，没其他问题。除此之外儿子其他方面都很好，我能感觉到老师很喜欢他，在排解孩子的纠纷时甚至对儿子有点偏心眼。

悉尼东区 Kensington 公立小学的学生。

93年底我们来到墨尔本，在买房子和等待过户期间在 Carnegie 住了半年，儿子就近上学。我能感觉到那所学校不是很好，儿子在学校里也不开心。还好他只在那个学校待了半年。若干年后儿子和我说，那一段时间他老是换学校，对此很不高兴。可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可是就算是意识到了，那个时候我又能做什么呢？最终我们在 Glen Waverley 安定了下来，儿子上的 Mount View 小学是远近闻名一所很好的小学。儿子在这里读了小学的最后2年半，直到毕业。

墨尔本，这条大鱼是我钓的。

还是在泰国的时候，学院里有一个学生曾参加过北京少儿围棋班的训练，我们请她教儿子下围棋，儿子很喜欢。以后到了悉尼，没机会也就算了。搬到 Glen Waverley 之后，得知墨尔本的围棋俱乐部就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于是每个星期二带儿子去下棋。俱乐部里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主，也有不少其他种族的人，俱乐部的头是一位黎巴嫩人。儿子从8级开始（段下是级，级从大数字到小晋升），跟着大人下棋，在实战中学习。俱乐部里只有他一个孩子，那些叔叔们也都愿意带着他玩。除了平日下棋，俱乐部每年还有一个正式的比赛，以及每4年轮到一次的澳大利亚全国比赛。1997年开始又有了每年一度的NEC杯，由NEC澳大利亚赞助。儿子在俱乐部里进步飞快，以后的比赛中一些大人都开始害怕他了。

墨尔本围棋俱乐部的小棋手。

1996年8月日本棋院举办第一届亚洲泛太平洋围棋大会，邀请了亚太地区诸国每个国家一位12岁以下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参加，地点在长野县轻井泽。名义上是比赛，其实是一个联谊活动，那时的日本棋院财大气粗，承担了参赛家庭和领队的全部费用。儿子有幸被选中，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这一活动。我们也在会上结识了一些朋友，日后维持了很多年的联系。

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亚洲泛太平洋围棋大会。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儿子有了一个相差将近12岁的小妹妹。

中学去哪所学校呢？按照我对儿子的了解，他一般不主动挑事，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惹事，他一定是第二个。公校、私校里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孩子，到哪里都难以避开。此时得知远在城里墨尔本大学旁边的 University High 面向全墨尔本招收一个班的快班生，用5年时间完成通常6年的中学课程。我觉得这也许是最适合的，都是考试进去，那些不好的孩子应该不会去这样的班。顺利通过了考试，接着学校邀请我们过去，老师与我和儿子分别做了面谈。我表达的担心是将来提前一年进入大学，对我这不成熟的儿子是否会有什么不利之处。老师却很坦然，“他会长大的”。说起来是一个巧合，我中学上的也是一个5年制快班，只可惜我刚读完初一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再次坐在教室里要等到文革后上大学的时候。

墨尔本农历春节举大龙，儿子14岁。

每个学期学校会提供一个父母与各科老师见面的机会，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令我忍俊不禁的是8年级时一位老师很高兴地向我说，James 这一年成熟多了，现在看着像个6年级的学生。学习方面，Uni High 的这个班办得很成功，儿子每年总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参加各种竞赛，拿回来一些奖状。有一次儿子参加了一个竞赛发奖仪式以后告诉我，有一位议员和他们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们如果10年以后不挣6位数字的工资，那一定是你自己不好好干。那个时候的6位数工资大约是澳大利亚平均工资的两倍。

这一年我们去参加了儿子的获奖仪式。

小学到中学时期的儿子，淘气在我的朋友中都是出名的，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性”的淘气。2000年新千年之交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请了很多人在自己家里庆祝这一时刻，几十人聚在一个车库改成的活动室里。他从外面把门反扣上，然后忽然把灯关了，所有的人茫然失措，却又出不来。他自己呢？他翻窗户出入自由。在家里，我父亲睡午觉的时候他把监听婴儿动静的遥控音响放在爷爷的房间里，妹妹的哭声把爷爷从熟睡中吵醒，气得不得了。在中文学校里，他创造了一个“万能造句法”，老师给一个词，XX，他造出来的句子是“老师让我用XX造句”。

淘气归淘气，不淘气的时候还是很帮忙的。我们在墨尔本参加了一个成员基本上是大陆华人的社团，叫做CPCA（Chinese Professionals Club of Australia）。CPCA成立十周年时给各种活动中的热心服务者发奖，儿子因为平时的帮忙（如晚会时照看更小的孩子）得到了一个“会员子女纪念奖”。

获奖者合影，儿子在前排右一。

孩子王。我父母的孙辈这次聚齐了。

儿子在学习上不追求完美，按照他的说法，学会就行了。他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计算机，自然要花时间玩计算机游戏。那些年我每天晚上要查看他是否关灯睡了，很多年以后他告诉我，有些时候他是躲在壁橱里玩，我看不见。我们家离中学比较远，上学乘火车再换电车，单程就是一个多小时。有一段时间他对时刻表感兴趣，放学之后乘车到处跑，搜集了很大一堆不同线路的火车、汽车、电车时刻表。有一次和我说，他长大了要去做交通调度。

2001年圣诞节期间，快乐的集体度假时光。

2005年，是房子歪了还是我站歪了？

中学第四年儿子开始做VCE高考课程。本来是应该用2年时间做完VCE的，学校里忽然说，不愿意早一年毕业的可以多读一年。莫非是因为这一年不成熟的孩子太多了？儿子很高兴能在中学多待一年，用3年的时间学了10门VCE课程（高考只计算6门课程的成绩）。儿子获得了99.95的最高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他还获得了英语语言的单科最高分。这是当年新开设的一门高考课程，儿子和我说过，连老师都不知道这门课会考些什么。

“我也是孩子，我要礼物”。我工作的TRL（Telstra 研究所）2000年圣诞晚会。

很多朋友说到过自己孩子的逆反期，我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感觉。也许儿子从小就逆反，也就不再有一个特别的逆反期？他的学习都是自己管着的，我给他买课外辅导书，只能放在书架上让他自己“发现”了才会去读。高中时期带他去大学的开放日，他从不去法律系和医学系，平常我们大人们谈论学法律、学医已经让他厌烦。用他自己的话说，学了一个不需要那么多分的专业只是浪费了几分，为了分去学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会浪费一辈子。甚至大学选专业都不和我商量，一直到最后填表需要父母签字时才来找我。在此之前我觉得儿子的最佳选择是科学（数学专业）和商科（精算专业），儿子写在表格上的和我设想的完全一样。为此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和解脱，觉得我这做父亲的没有失职。

转眼间儿子已经18岁。

儿子进了墨尔本大学的双学位课程，5年学费由奖学金提供。在大学里，他的时间主要花在数学上，除了自己的学习，也参加系里数学学会的活动，直到最后成为学会的负责人。商科课程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可是商科学的内容对他也有用处，以后我在和他谈到经济财务方面的问题时，可以很容易地和他交流。大学期间我们每年例行公事去大学一次，参加系里的颁奖仪式。

墨尔本大学理学院院长奖，2006年。

圣诞节的本命年礼物。猜猜是什么？

2007年除夕夜，儿子做的烤火鸡。

墨尔本大学鼓励成绩优秀的学生到海外大学去交流，以拓宽学生的知识和视野，甚至把信写到了家里。我和儿子说过几次，每次都回答我哪里都不去。直到大学的最后一年，儿子选择跟一位教授做毕业实习项目，有一天忽然和我说，他的老师希望他到美国去读书。匆匆忙忙做准备，考托福、GRE什么的，才发现他准备起来是那么的轻松，简直就像参加学校的一个测验。相比我们那时参加这些考试的艰难，中国和澳大利亚学生在语言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儿子和我说，去一个不如墨尔本大学的美国学校没意思，他只愿意报美国最好的学校。不久后他收到了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的录取通知。儿子选择去了斯坦福，原因之一是斯坦福的奖学金比其他大学的高出一等。从儿子日后的发展看，我觉得斯坦福是他的最佳选择。我犹豫着要不要去送他，儿子说自己可以去，于是就拖着行李箱独自到北美去闯世界了。这一年儿子23岁。

2007年，墨尔本大学毕业。

北美的第一个暑假期间儿子回到墨尔本。基本上是响应他的主张，我们全家一起回故乡探亲。我的父亲那时已经患有癌症，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庆幸爷孙还有个机会见了最后的一面。

在淮南爷爷奶奶家。

在淮北姥爷姥姥家。

又一个暑假儿子再次回来探亲，这次带了一个女孩子回来，儿子在当地认识的。女孩在美国出生，父母是当年南北越战争期间逃难出来，辗转流浪最后被美国接收的难民。女孩父亲方面的前辈来自中国。墨尔本我的朋友当中有不少和儿子年岁相仿的女孩，我和朋友们也和儿子说过你找了谁我都会高兴的，可是儿子从来没有和哪个女孩建立过稳定的关系。这就是缘分，何止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是漂洋过海的万里姻缘了。

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两人做了这一份中西合璧的晚餐。

又过了两年儿子订婚。我们从墨尔本赶了过去，见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订婚仪式。按照越南的传统，订婚时男方父母须登门自我介绍，请求“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男方还必须有一个送礼的队伍，所送礼品不过是数种日常食品水果，图个吉利而已。按照女方家庭的观念，订婚是婚姻的承诺，因此比结婚更重要。从诸多细节之处我总是可以感受到，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现今中国那种物质利益至上的人际关系，只能说是传统被破坏之后剩下的糟粕。

求亲的队伍。

为新人戴上订婚的项链和耳环。

为父母上茶。

儿子的学业和情感均进展顺利。一年以后我们再次去美国，这一次是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和婚礼两件大事。见识了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隆重，在中国和澳大利亚都见不到的。这一年斯坦福大学请到的主讲人是时任纽约市长的媒体大亨迈克尔•布隆伯格。接着儿子媳妇又在恢弘壮丽的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里举办了婚礼，这是只有斯坦福人才能享受的一项殊荣。如同所有的父亲，我在婚礼晚宴上做了一个致辞，知道儿子不喜欢人谈论他的成就，我只讲了几件儿子小时候的趣事。

走进会场。毕业典礼在斯坦福大学的大操场举行，规模宏大。

我们一家人在数学系门前合影。

斯坦福纪念教堂里的婚礼。儿媳妇家是信天主教的，我们家不信教，尊重各方意愿举办了一个削减了宗教程序的结婚仪式。

婚礼晚宴上，儿媳换上传统的越南服装。

毕业以后儿子在南加州大学找了一份研究工作。其间我问过他的情况，告诉我自己喜欢给学生上课，研究工作却总也提不起劲来。在大学里工作却没心思做研究，这似乎什么地方不对了。两年之后儿子在谷歌找了一份工作，重回硅谷。对大学的工作，儿子说，他用两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以后不会后悔。原来人生还可以是这样来试错的。

看起来谷歌是他喜欢的地方。如今儿子在谷歌工作已经9年多了，只是在原部门提了几次级，甚至没有考虑换个部门。那是谷歌的核心研发部门，儿子最初的工作和搜索引擎有关，却从来不告诉我更多细节。

2018年，参观儿子的工作场所。

谷歌工作区域一瞥。

以后小家庭的日子按部就班。他们在公司附近买了一座旧房子，推倒重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了一座新房，儿子骑自行车去上班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与新房建好几乎同时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孙女。再过两年我们的孙子也来到世间。象中国的爷爷奶奶一样，孙女出世时太太先过去照料月子，我随后去的，每日陪伴着小孙女，仔细观察了她从坐到爬这一个生长阶段。孙子出世前我们买好了机票，却不料新冠爆发，2年半之后我们才能够去美国看看他们。这一段时间他们就只好靠自己了。儿子有一回电话里和我说，他每天只能工作7个小时，自己都觉得内疚。即便是这种情况，这一年他还是得到了一次提升。

小孙女满月之时小脑袋已经可以高高抬起。她的爸爸要到6个月才可以抬头。

三代人其乐融融。

期待着弟弟的到来。

儿子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父亲。除了分担了很多家务活，每天下午把孩子接到家，他的时间就完全给了孩子，直到照料孩子睡了以后才开始做自己的事情。自从有了孩子，儿子整个的像是变了个人。刚去美国时两三个月也不和我们联系，说又没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却必定每个星期要给我们打个视频电话。也许是如同俗话说的，有了孩子才明白做父母的不易？从有了孙女之后的这些年，除了因新冠断绝了航班的那两年，每年不是我们去就是他们回来，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度过几个星期。

徒步途中。2022年在美国加州。

墨尔本，2023年圣诞节期间。

儿子离开中国时5岁半。和所有在非汉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一样，想要儿子学汉语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刚来澳洲的那些年我强迫儿子在家里说普通话，他说英语时告诉他没听懂，要他用普通话重说一遍。我能够感受到这一个时期儿子在家里语言沟通方面的压抑。值得吗？我至今没有答案。也和绝大多数华人家庭一样，我们把儿子送到周末中文学校，并且强调只强迫他这一件事。可是几年之后我知道他就是去了也不好好学，最终是我放弃，上完9年级之后就不再送他去中文学校了。哪里知道儿子大学毕业以后，有一天忽然和我说，“爸爸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强迫我学中文”？说得我哭笑不得。不管怎么样，儿子长大后虽然不能读写中文，一般的生活会话却是十分流利。

等到儿子有了女儿，夫妻俩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点中文，自小就教她一些常用物品的汉语说法。儿媳妇学过中文，虽然不能用汉语会话，却也知道不少常用的中文词语。孙女上学以后，儿子把她送到一个放学后的班，在那里学习一个小时的中文。小孙女至今学了大约100个汉字，学会了几首“小白兔，白又白”之类的儿歌。这一次儿子一小家回来，我看到他每天会用十分钟的时间专门和孙女练习汉语会话，话题可以是随便选的一个。看着儿子轻声细语和孙女说着她能听懂的普通话，让我感慨万千，当年我带儿子时何曾有过这样的耐心。儿子也希望我们多和孙女用汉语说话，可惜平常不住在一起，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每年短暂几个星期在一起的时间，我也真的是不情愿用孩子听不懂的话去为难孩子。

儿子去美国这么多年，却一直想着回到澳大利亚。在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期间他一直留意澳洲大学的位置，却一直看不到可以申请的空缺。此后在谷歌工作，澳洲就更是完全没有相应的位置。两年前他甚至询问过谷歌在悉尼的一个管理位置，工资只是他在美国的一半，最后不了了之。以后儿子还会回到澳大利亚吗？只好说一句说滥了的话：永远不要说绝不。

2024年圣诞节期间。爷爷还能抱起两个，尽管已经十分吃力。

全家福，2024年圣诞节期间，墨尔本。

人生路漫漫，人生却也短暂，几十年时间稍纵即逝。活在当下，享受生活，人生却又有无限的乐趣。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看着孙辈愉快成长，我自然是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渐渐的从参与者转变为旁观者。

孙女已经有学校作业，孙子开始学写字。

走进童话世界的道路对他们是开放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