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意义之杂谈（下）

斯拉夫斯基

于个人而言，历史的作用，绝对不是像很多业余人士的刻板思维那般，就是在闲聊时装逼吹牛的工具而已。对于那种背了些“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公元1804年，拿破仑在巴黎加冕，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这样的知识点，就自以为精通历史的人，我只能说，其未免过于可笑了。他们这可笑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背了九九乘法表就自以为精通数学、背了牛顿三定律就自以为精通物理、背了门捷列夫周期表就自以为精通化学的民科人士。

在一个人处江湖之远时，历史学可以教人修身齐家。一个人，纵然是一介布衣，若其想要立足于社会，修身养性、成家立业的话，则不可不学历史。的确，涉及到专业领域的历史知识，如拿破仑的用兵之道、李鸿章的为官之术、胡雪岩的经商之法，我们普通老百姓学了确实没什么大用。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涉及到宏观领域的历史知识，如孔子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难道对我们的社会交际没有启示么？荀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难道对我们的读书学习没有启示么？王阳明的“致良知”，难道对我们的素质修养没有启示么？所谓“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此言真实不虚呀！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历史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听不懂也做不到。”鉴于此，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言以蔽之，不过区区数个字—过去发生的事情。再简洁些，2字足矣—往事。因此，在过去的每一个地点、每一分秒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皆可以称为历史。收藏于国家文库中的档案稿件是历史，留存于百姓脑海中的回忆见证也是历史。

故而，就算抛开这些大人物、大道理不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身也在不经意间，获取着历史经验、运用着历史经验。这经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直接历史经验与间接历史经验。

直接历史经验，即你通过亲身社会实践所获取的经验。例如，你在第一次光顾某家饭店时，你不晓得其食物味道如何。在通过舌尖的品尝之后，你便知道了其是否符合你的胃口标准。此时，你就获取了直接历史经验，接下来就是运用这个经验了：如果其符合标准，那便是可口的食物，你下次就还想光顾这家饭店；如果其不符合标准，那便是难吃的食物，你下次就不想光顾这家饭店了。再如，你在第一次接触同龄异性时，你不晓得其品性如何。在通过长期的交往后，你便知道了其是否符合你的择偶标准。此时，你就获取了直接历史经验，接下来就是运用这个经验了：如果其符合标准，那便是理想的伴侣，你便想与其恋爱结婚；如果其不符合标准，你便想和其淡化联系。

间接历史经验，即你通过他人经验传授所获取的经验。例如，你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你不晓得具体的注意事项。在出国之前，你通过询问身边有过旅外经历的亲朋好友，知道了护照签证办理、当地风土人情、资格经历审查等细节性事宜。此时，你就获取了间接历史经验。接下来，就是运用这个经验了：你办好了相关的出国手续，踏上了国际航班，享受属于你的旅行生活。再如，你第一次下厨做饭时，你不明了详细的操作流程，或在视频的指引下、或在父母的教导下，知道了如何操作锅碗瓢盆盘、鼓捣椒盐葱姜蒜。此时，你就获取了间接历史经验。接下来，就是运用这个历史经验了：你娴熟地洗菜、切菜、添油、放盐、加醋、翻炒，一道菜肴就横空出世了。

当一个人居庙堂之高时，历史可以教人治国理政。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纵观历朝历代，无论是君王，抑或是臣僚，都对历史颇为重视。

中国的君王，无不重视对历史的运用：秦始皇吸取了周代分封制度下诸侯僭越、礼崩乐坏之教训，故而废封国而行郡县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汉高祖吸取了秦代法家模式下民怨沸腾、起义频繁之教训，故而弃法家而行道家之法，后世文景二帝亦仿效高祖“黄老无为”之旧制，开创了“文景之治”，促成了汉朝国力的恢复；宋太祖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之教训，故而弃武功而行文治，以“杯酒释兵权”之策，将石守信等一众武将的兵权悉数收归中央，减少了地方叛乱的可能。

中国的臣僚，无不重视对历史的撰写：春秋时期，权臣崔杼弑杀齐王。其做贼心虚，胁迫齐国太史伪造历史，掩盖其弑君罪行。而太史一大家族兄弟四口，俱不为其威逼利诱所动。纵然太史公、太史伯、太史仲皆三人死于崔杼剑下，最小的兄弟太史季也坚持“史家秉笔直书，一字不易”，终让崔杼弑君的恶名，遗臭于后世。西汉时期，司马迁为撰《史记》，遍访名山大川，上起炎黄而下至炎汉，呕心沥血而终叙三千载盛衰；北宋时期，司马光为写《资治通鉴》，博览经史子集，上起东周而下至五代，苦心孤诣而终述一千载兴亡。

于国家而言，历史，对于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对于守护国家精神层面的最后一道防线，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历史，是国家统一的动力源。

我台海两岸，受制于蔡英文、赖清德等台独群体的影响与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干涉，现今矛盾仍然较为剧烈。然而，是什么底气，能让中国政府在面对目前台海两岸的紧张对峙局势时，仍然保持着紧密且深远的联系呢？我的答案是：历史的底气。正是历史，让大陆与台湾，骨裂而筋续，藕断而丝连。自公元230年卫温舰队抵台以来，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便日渐紧密：元朝我国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对台湾进行管辖。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张学良有诗赞曰：“逆子功臣一稚儒，义愤填膺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1683年，郑成功后裔郑克塽归降清朝，清朝将台湾纳于福建省管辖。尽管在1895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被日本殖民者侵占。然而，不屈的台湾人民，却从未放弃与日本人的英勇斗争，从刘永福的黑旗军起义到莫纳·鲁道的雾社起义，台湾的反日斗争可谓是此起彼伏。1943年中美英三国发布的《开罗宣言》，申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归于祖国怀抱。今天的台海问题，系由国共两党内部矛盾而起，虽一时难求根本性解决，但是，近2000年历史的深厚底气，却能让两岸同胞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历史，是民族团结的强心剂。

我泱泱中华，东临太平洋、北抵西伯利亚、西跨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尽享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陆地与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海洋。是什么力量，能将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生活的，长相、风格迥异的各族人民凝聚成一个如此坚强且团结的集体呢？我的答案是：历史的力量。正是历史，让我们56个民族拥有了共同的记忆。我们铭记着，于古代，在强汉盛唐时，我们曾携手缔造了绚烂多彩的农业文明；我们铭记着，于近代，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曾并肩抗击了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我们铭记着，于现代，在我党领导下，我们正一心建设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是国家精神层面的生命线。

历史，堪称国家的“精神核武器”、民族的“文化DNA”。古人云：“欲亡其国，必灭其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其全部历史都消失了，那么，即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肉体层面上仍然存在，但从实质意义而言，其已然走向了毁灭的深渊。就好比，一个人，他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的存在，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家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去。那么，试问，这个人，纵然四肢健全，其还能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么？恐怕，其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故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续，则国家存、民族存；历史断，则国家亡、民族亡。

今天，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它们大多都遗传了古印加、古玛雅、古阿兹特克等古印第安原生文明政权原住民的DNA与染色体。但是，我们能藉此，论定他们就是印加人、玛雅人与阿兹特克人吗？恐怕不能吧！因为，在西、葡、英、法、荷、美等西方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他们已然将上述三大文明的历史痕迹给毁坏大半：他们在攻灭玛雅帝国、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印第安原生文明建立的政权之后，在破旧的废墟之上悬挂了本国的旗帜，开启了殖民美洲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不仅拆毁了许多古印第安建筑，还强迫当地的印第安人改用宗主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如今，许多印第安人，他们恐怕大多都只会说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了，会说古印第安原住民语言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古印第安文明，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等一道，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抗战最为黑暗的时刻，曾满腔悲愤地编写巨著《国史大纲》。他表示，一旦中国亡于日本之手，希望留下一部凭证。藉此，提醒后世子孙，自己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鼓舞后世子孙，光复河山、洗雪国耻。因为，在钱穆先生看来。即便中国人能在日本人的奴役下苟活于世，但如果没有历史凭证，只怕中国人就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转而认同起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了。万幸钱穆先生的设想，并未称为现实。中国，并未落得玛雅、印加、阿兹特克之流的结局；中国人，也并未落得印第安人的境地。相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走向伟大复兴，中国人也日益充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不过，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却着实发人深思：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使最缺乏。

。 在如今这个时代，“重理轻文”的风潮，可谓是愈演愈烈。许多人，都不屑于去用心品读历史。这使得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战略定力、基本的历史常识与坚定的大局观念。他们的历史观很容易被自媒体上一些如袁腾飞、高晓松等公知文人之流的谬论带歪、带偏。今天相信“列宁因性生活混乱而死于梅毒”、明天相信“毛岸英入朝参战是为了镀金”、后天又相信“鸦片战争让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最终变成一群自诩为“自由世界公民”的第五纵队份子。他们这些人，固然是十分可恨的，但也是十分可悲的：毕竟，袁腾飞、高晓松之流，他们当美国的走狗，至少还能吃上一份由dollar制成的狗粮；可是，他们这些人，就算扯破嗓子替美国主子狂吠，换来的只有来自国家的雷霆铁拳，美国人别说dollar了，连一个penny都不屑于施舍给他们。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就是他们这些跳梁小丑的最终结局。

在香港，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在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占中事件”中，一些香港人居然打出了“宁做英国狗，不当中国人”这样抽象到极致的反动横幅；在去年英女王伊丽莎白去世时，一些香港人竟然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仿佛那死的不是英国的女王，而是自己的亲娘。这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洋大人面前跪久了，已经忘记怎么站立了。甚至，还跪出了优越感，认为精神上缺钙是他们的“自由”，向洋大人跪拜是他们的“人权”。国家想要帮他们补补钙、教会他们站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是剥夺了“自由”、侵害了“人权”，斥之为autocracy、tyranny。

中医曾云：“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意思是，骄横无理的患者，不值得医生去治疗。对于香港这些人，我也只能说一句：“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了”。

虽然我身许医门，与历史学失之交臂。但是，立足于针灸推拿而脚踏实地、放眼于历史地理而志存高远，于我而言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衷心地希望，在当今的中国，人人都能热爱历史、了解历史。以积极正向之史观，开创光辉璀璨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