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郑州的人生记忆之八 邻居·玩伴

向东

【行政区东八座楼，1960年代到1970年代前半期，印象草图】

行政区乙院5号楼，儿时记忆中的家。1963年搬入，直到1974年我下乡离开郑州，家一直在这栋楼里。其间，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又恰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楼里居住的邻居们经常发生着变化，而那些年龄相仿的曾经的玩伴也随家搬进搬出，但幼年的记忆往往是特别顽强的，所以，直到今天，那时的很多事情依然能够或清晰或模糊地还保留在脑海里。

5号楼，是行政区东八座楼中的一座，属于1950年代前期模仿苏联的建筑，三层，蓝砖外墙，红瓦斜坡状楼顶，楼门宽大且居中，下有三层台阶；楼梯是分合式，即下半层楼梯分为左右两边，而上半层则合二为一。每层楼由水磨石走廊贯通，大约有二十间居室分列两旁，二层三层室内为木地板；楼层共用的男女盥洗室在楼道的北端。计划经济时期，住房是公有的，政府序列单位的住房一般归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掌管，5号楼也不例外。楼里住的都是省直机关的干部，以公检法的居多。

1963年春天，我刚转学到经三路小学时，家住在一层进楼门北转第一间，里外两室，但都不大；后来搬到了二楼，是上楼梯向南拐一个36平米的大间，父母把它隔开成了两个房间，我和大哥住在外间；“文革”发动后，楼里显得空荡了许多，不少房子都无人居住，于是我们在楼梯正对处占用了一间房子，作为厨房和保姆房。

“文革”之前，一切按部就班，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与楼内其他孩子接触，时间有限；到了“文革”前期，学校停课，家长们多不在身边，小伙伴们抱团取暖，在一起的机会明显增多，这倒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河南省司法厅办公楼，当年5号楼就在那座高楼的位置】

由于住在二楼的关系，就从二楼说起吧。

紧挨着我们家的，是与父亲同在检察院工作的常叔叔一家，女主人姓李，南方人，下面三儿一女：老大叫一平，比我们大一些，在七中上学，很少交往；下面一对孪生兄弟，分别是朝平和豫平，家里都喊小二小三，和我大哥是同学，他们在一起较多，我也就跟着玩儿得多些；最小的是个女孩，苏平，和我一届但不同班，交往得不多，最长的一次是1967年两家妈妈带我们去信阳罗山五一农场看望常叔叔和父亲，在绿皮火车上坐了一个白天或是一夜，好像也没说几句话，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还是有一条“三八”线的。“文革”中，常叔叔下放去南阳工作，他们家搬走后，住进来的是也在检察院工作的王叔叔一家，女主人姓毛，我们都喊她毛姨，家里五个女孩子，老二叫利君，不过这个名字只有在学校才有人喊，而在楼里大家都喊她小君，因为在一个学校读书，只比我低一届，所以更熟悉一些。1970年代初，两家最小的男孩先后出生，我家小弟叫卫平，王家的叫海东，他们两个后来自然成了同学，一直到现在还有交往。

楼头上住着的是姚伯伯一家，女主人孟姨，曾经是我们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姚伯伯在省财政厅工作，山东人，和孟姨两人对人特别热情，他们的独生子国华（后来改名万臣）和我同学，关系很好。记得我人生中第一次喝白酒还是在姚伯伯家，1974年春节，我们中学毕业即将下乡，酒桌上一盘油炸花生米又香又酥，印象尤深，且成为了我一直以来的最佳下酒菜，没有之一。

二楼的邻居还有杨家，两个男孩子选民和建民，也在一起玩儿得比较多；他们搬家后，胡家住了进来，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叫小华，因为年龄稍小在一起就比较少了。另外还有在我家对面住过的何叔叔、赵姨一家，男孩子叫继红；他们之后住进来的是部队转业干部解叔叔与王姨一家，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叫桂枝。

【这是东八座楼里现在还完整保留并正常使用的唯一楼盘了，4号楼，现在是河南省胸科医院科研教学楼。它后面那座高楼就是省司法厅，也就是当年5号楼的位置】

二楼的楼梯间大约有二三十平米，是楼上孩子们聚会和玩耍的主要阵地。特别是冬天，楼外雪压冬云滴水成冰，除了滑冰没有别的可玩儿时，大家就都聚到二楼大厅里做游戏，当然男孩女孩喜好不同，极少在一起玩儿，女孩游戏项目多些，像玩沙包踢房子跳皮筋等，而男孩主要的就是踢花毽，有跳跪勀缠等花样动作，与女孩子单纯的踢有很大区别，技巧难度和运动量更大一些。而且踢花毽多是分组，几个人共同完成一定的目标，先完成的有权利对另一组实施“惩罚”，叫“攻毽”，可以把毽子攻向任何一个方向让对方跑去拾回来。有时候玩得高兴了，可以玩上一整天，甚至“挑灯夜战”。还有一个游戏项目，如果放在今天，估计是会受到所有家长和老师反对的，我们称之为“跳高”，实际上是“低空跳楼”，从位于一层半的平台上跳到地面，大约有两米高，然后再蹬着一层的窗台爬上平台，如此周而复始，我们也玩得不亦乐乎。

【照片中两座楼结合部位置，就是当年省直第一门诊部的位置，现在已经是了无痕迹了。】

一层不全是住宅，南面大半是单位办公，“文革”中曾用作“红卫兵接待站”。过一楼门厅后北转第一家，自我们搬上二楼后，是检察院的白叔叔和杨姨一家，只记得女孩叫白云，后来参军在部队医院工作。紧挨着的是李家，男孩叫李在川，我们俩关系很好，在川掏耳朵技术很是娴熟，曾经一起坐在房根晒太阳掏耳朵是我十分深刻的记忆。可惜，后来他家搬走，就失去了音信。一层还住过的人家有：赵家，李在川家搬走后入住；贾家，俩女孩分别叫河菊、秋菊；廖家，老大在七中读书，老二印象中叫建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有天楼里突然一声暴响，后来听说是廖家老大带着手枪回来，开门时不小心走了火，打中了自己的腿；牛家，部队转业干部，两个女孩，大的叫翠霞，低我一届，小的小名叫丫丫；张家，三个男孩，大伟、二伟和小牛，搬来的比较晚，记忆不是很深。

三层由于很少上去，人就不是很熟悉了，只记得有一赵姓人家，也曾在省检察院工作的。

另外，楼里还有一些短期的住户，像二层的王家，有文清、文建（？）等几个孩子，文建与我们年龄相仿，在一起相处较多。有个下午，遇见她的家人背着她去医院，说是发烧了。后来很长时间没见到，才听说她是得了脑膜炎，没有救过来，这也是我熟悉的人里最早离开的；还有我的同学张小群，也曾在这儿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随家里一起去了三门峡。

那时，大家都在一个走廊里洗漱做饭，邻里关系很和谐，谁家做了点好吃的，常会端一些给邻居家尝鲜，特别是大人下放不在家的，更能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谁家要是有点什么事情，邻居们也都乐意出手帮助。记得小弟一次发烧，只有我自己在家，恰巧楼里的一个叔叔路过，见情况紧急二话不说，抱上弟弟就往省人民医院跑，我也跟在后面去了医院，直到父亲从单位赶过去他才离开。后来听父母说，小弟也曾得过脑炎，幸亏送医及时没有落下后遗症，但是不是那一次就不得而知了。到了夏天，因为5号楼是南北走向，西晒，所以屋子里格外热，父母现在回忆起来还说连木地板都烫脚，一到晚饭后，一家一家掂着草席从楼里出来，就在楼前土地上一铺，大人坐在板凳上摇晃着扇子聊天，孩子们从这家席上蹦到那家席上，直到玩累了回来躺在自家席上数着星星慢慢入睡，一直到后半夜才揉着惺忪的眼睛回家里去。还有一次，楼里孩子们在楼下玩耍，我的手狂，拣起一块石头向上一扔，不想恰好掉下来砸在了姚万臣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我吓坏了，躲在一边不敢出来。其他小孩喊来孟姨，带上他去省直一门诊包扎治疗后就回家去了，自始至终没有责备过我一声，倒是我回家后受到父母的严厉批评，带着我去给万臣道歉，姚伯伯和孟姨还直为我开托。

那时，虽然没有时下的眼花缭乱，但我们的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男孩。“文革”起始，我们还都是十岁上下的年纪，缺少了家长们的看管和学校的制衡，更让我们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自在快感。我们曾摸进空空荡荡的公安厅办公楼里，对着某人犯生活错误的处分决定哈哈大笑；也曾在东八座围成的院子里骑着二八大车一路高歌狂飙；小伙伴们还相约在秋天徒步去城北的沙土冈摘酸枣，来回二十几里，摘到的酸枣好像连背着的国防绿书包的底儿也没有盖住，倒是渴得够呛，回来时跑到省人民医院对着水龙头一阵猛喝，那叫一个痛快！最壮观的一次行动，还得属哥哥们徒步长征了，那时他们还都是小学六年级，本来是不符合长征条件的，可是他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某中学红卫兵的公章，成立了“长征队”，还制作了鲜艳的队旗。出征那天，我站在二楼房间里目送他们远去，一直遗憾年龄太小没能赶上那次壮举。不过，队里的其他人在路途上都陆续离队回家了，只有大哥和他的一个同学最终坚持走到了北京。

而最富于5号楼集体色彩的，就是一次楼上男孩子们集体抵抗“外部势力侵略”的战斗，也可以算得上“可歌可泣”了。故事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起因，忘了。应该是楼里哪位男孩与13、14号楼某人发生冲突，对方扬言要来“血洗”，于是为了五号楼的名誉，楼中多数男孩都动员起来，参与“战斗”。我们先是准备了充足的武器，人手一把弹弓，石子也事先准备了不少，摆放在窗台上；并把一层半处的窗户，就是我们“低空跳楼”那里，用砖堵起来，防止对方从这里攻进楼内。在对方扬言的日子，我们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别在二楼和三楼对着大院的窗户边展开防守。“敌人”果然来了，有十几个之多，利用大树作掩护接近5号楼。不过，双方都很谨慎，武器也很原始，主要就是弹弓，你来我往地对抗了好一阵子，他们没有攻进楼里，我们也没有乘胜追击，除了大楼外墙挨了不少石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损失。这与我们之前预估的状况相去甚远。最终，双方鸣金收兵，战斗“圆满”结束。即使这样，也已经足够让双方都可以吹好一阵子的牛了。

在儿童的世界里，连“战争”都是美好的。

随着岁月流逝，我们慢慢长大了。哥哥姐姐们先后去了农村，去了部队，我们也紧随其后，走向不同的环境。五号楼的邻居们也搬进搬出，慢慢地，熟悉的玩伴就作烟云般散去了，再后来，连五号楼也被拆掉，变成了现在的省司法厅办公楼，旧时邻居便只剩下些碎片式的信息，还飘留在空中：

1970年代，我去南阳二舅家，曾见到过常苏平，后来便断了联系，倒是一平大哥在郑州钢厂工作，听说来家里看望过父母，可惜没有遇到；

1980年代，在纬四路碰到过骑着二八自行车的胡家小华，他那时已经在省财政厅下属某公司工作；还曾经去过杜岭街郑州市煤建公司的院子，看望过解叔叔和王姨；我还曾经在花园路口的银行楼（现在的飞机楼）里办事时见到过在那儿工作的大伟一面，还是小时候的模样，一脸灿烂的笑容，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最令人开心且感慨的，是姚万臣和王利君，最终成为了幸福的一家人。万臣在一家工厂的保卫科工作，利君在省人民医院上班，我去省医时偶尔还能碰到她；我想，姚伯伯和孟姨，王叔和毛姨，一定是特别高兴的，由邻居做成亲家，那得多大的缘份才能变成现实啊！

1990年代，听人说杨家兄弟，选民和建民，是在西郊工作和生活，但是后续就没了音信。

2020年代，已经退休的我正和妻子在外云游，忽然接到电话，对方自报家门，竟是王家的海东，就是利君的弟弟，于是知道他在电信部门工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了。他那时正在写一篇关于他的家庭的文章，想向家父求证一些问题。我告诉他，卫平正在家里休假。于是，下午就收到了他去家里和卫平一起的合影。

2024年，我去省医为父母取药，回来时乘坐公交，前面一女士偶一回头，竟是王利君！于是赶忙问了问万臣的近况，还好。问她去做什么，她说家人聚会，赴宴去的。没几站，到皇宫大酒店，她便下了车。

这就是邻居。即使是星散，偶尔相遇，也还是感觉亲切。那种亲切，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装不了假。这或许就是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