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资阳段没桥的年月，我亲历的过河故事。

刘至明

如今，沱江资阳段多桥飞架，再无望河兴叹。而没桥的年月，资阳人过河难的故事，却记忆犹新。

1976年国庆前， 县城与河东区乡之间全靠船只摆渡， 不管人和车， 往来一趟也很不容易。1957年， 资乐公路通车， 县城东河边汽车码头配套而建， 两艘人力木质渡船人车混载，一趟只能载3辆汽车和少许人， 速度不亚于老牛拖破车， 把急于赶路的司机、 过河人等得毛焦火辣， 要是遇上夏季涨大水封渡， 只好望河兴叹。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 城镇人口由国家低标准定量供应粮食。那年， 稻谷、 小麦等粮食减产， 但是以 “红苕县” 著称的资阳， 红苕还是不缺的。于是， 供应居民的大米折算成红苕， 还得自己到乡村去挖运回来， 我们大东街居委会的被分配到河东文明公社的生产队。

那时， 我还在读书， 一个星期天，我和同一院子的大人去。我们十多个人拉了两个架架车， 上面捆几个大箩筐， 每人还背上个扁背篼， 天不见亮就吆喝着出发了。哪晓得， 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 只见汽车码头已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车来人往， 人声鼎沸。我们小组领头的曾大妈看这阵势，赶忙挤到汽车船边登记排队。天哪， 14号， 怕要排到晌午。大家那个急啊，但不管用， 河没桥人没翅， 只有耐起性子等吧。眼看一拨拨同样是拉车背筐的人过河， 轮到我们， 已经是近11点了。过河后急忙赶路， 找到对口的生产队， 在一个茅草屋围成的大院坝， 领头人曾大妈和生产队长核实了全组挖苕数量， 不觉太阳已经当顶。村民已用平日煮猪食的两口大锅， 做好了几十斤鲜红甜腻的红苕大餐， 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拔了芭茅杆做筷子， 大口吞食， 边吃边赞叹： 甜！午后， 集中在一块大苕土， 挖完后过秤、 装车， 急急上路往回赶。在河对门码头依然排轮子， 拉回城里， 再一家一户按斤分配， 已是掌灯时分。于是，“过河难” ， 便在少时心灵烙下印记。

1965年9月10号， 我再次过河， 也是终身难忘的一次。我们25名应届生， 成为资阳县城关镇第二批下乡老知青， 到丹山区大腰公社林场集体落户。那天， 县劳动局知青安置办、 城关镇在老电影院前举行欢送大会， 人们在和平路夹道欢送。我们每人胸佩大红花， 身背书写有 “广阔天地” 的大草帽， 在满街的鞭炮声中， 快步跑向停靠在百货公司旁的汽车， 一路缓行到了东门汽车码头， 等待过河的车辆和人仍然较多， 还好， 我们的汽车享受优惠马上上船。一看， 原来的木质人力汽车船， 已经换成双机动力铁壳渡船， 一次可容7辆汽车和部分人员。汽车船缓缓驶离码头， 25位稚气未脱的学生， 站在船板上和岸上送别的家人、 亲属挥手道别。有的家长边挥手边在抹眼泪， 也是， 十几年从没离开过身边的孩子， 就要去农村了， 不舍啊。可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少知青， 哪会想到这一别，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刻。后来事实证明， 25名知青中， 最后回到县城工作的， 竟是十年之后。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 资阳县革命造反派工人总部组织宣传队， 在烟叶复烤厂、 文化馆、 百货公司、 师范校、 社会商业等单位挑选部分文艺爱好者， 但人员不足， 只好在两届老知青中抽出十人， 集中在检察院大院排练一台节目， 到全县各区镇宣传演出。我们20多人的 “工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在武装部军代表带领下， 乘大卡车赴河东的南津、 保和、 中和、 丹山、 伍隍、 小院等区， 每晚一场演出。一周后回城， 汽车到达河对门码头已经是晚上近十点， 码头黑灯瞎火， 汽车船停在县城东门码头，那时又没手机联系， 咋办？只能扯开嗓子喊船了，大家齐声向着河对岸喊 “开船了” ， 还打开手电筒挥舞。还好， 汽车船闻声开过来了…

资阳人民盼望修桥， 资阳经济发展需要建桥。1976年国庆节， 东门河大桥 （沱一桥） 建成通车， 从此告别了船载汽车过河的历史。如今， 建成和在建五座沱桥，两岸城乡间来往快捷便利， 城东新区正在崛起， 但是， 沱江没桥的年月， 资阳人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