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冰心的美篇

剑胆冰心

高长虹，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狂飙运动”的旗手；是鲁迅创建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被鲁迅誉为“奔走最力者”。《狂飙》和《莽原》是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刊物。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中，高长虹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邵力子等一样，是同时代创作界最多产，且文风激情洋溢，最有影响的人物。对发展“五四”新文化思想，推动新文学运动，都起过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毅然返国。途径香港，见到潘汉年和茅盾。老舍先生就曾在一次茶会上，即席赋一短诗，以称赞高长虹等人。其诗曰：“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枫眠”。高长虹曾在“文协”主办的《抗战文艺》上发表了《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的长诗。长诗写道：“中国／站起来了……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在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1}这是他回国后写的第一首诗，说明他虽然在异国他乡，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长虹的这一预言，十年后，果然实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与鲁迅的争论

高长虹和鲁迅的争论，恐怕是铸成他终身毁誉的基础。随着鲁迅声誉的不断提高，对高长虹的批判也就越来越升级。帽子满天飞，以致扣上了“反鲁迅”、“反动文人”等一顶顶的帽子。

高长虹在学生时代，就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刊物。其中就有鲁迅的作品，而且还向友人介绍鲁迅的书。1924年9月1日，他在太原创刊了《狂飙月刊》，旋即奔赴北京。同年11月9日，《狂飙》周刊也移在北京出版，且受到鲁迅、郁达夫等前辈作家的欣赏和热情关注。从此高鲁二人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忘年之交。

关于“压稿事件”。1926年夏，高长虹到上海办理出版《狂飙》的事，行前鲁迅就不十分赞成，然而鲁迅还是应允给予赞助。他在上海寄给鲁迅两篇关于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批评稿，好久没有发表，便去信托一个少年朋友去了解原因。问鲁迅，鲁迅说：“交给素园了。”又问素园，素园说：“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这位少年给他的回信上很惊奇地说：“为什么鲁迅也这样呢？”{2}在这之前，高长虹已有“数期以来我已接不到莽原，已深滋疑虑”之感。9月，经过长虹一番紧张的奔波，终于在上海光华书局

关于“思想界权威”。在这期间，韦素园编辑的《民报》副刊，在一则“广告”中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这对于为争民主、争自由为己任的高长虹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认为鲁迅也绝不会接受这顶纸糊的桂冠。如是，人类的思想还能向前发展吗？这无疑是对为新文化运动争自由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导师鲁迅的一种玷污。高便去信给鲁迅，鲁迅从学术解释词汇的角度回答说：“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于是高愕然。虽然高很警惕两人的失和，最终还是争论了起来。因为这时又有好事者把流言传到了鲁迅的耳里，引起了所谓“爱情纠纷”。

爱情纠纷，并不存在。这里只有“流言”引起的误会。

鲁迅恋爱了，高长虹和其他青年朋友们都很高兴，希望成功。这时，却有好事者说高的爱情诗《给——》中的黑暗是影射鲁迅，太阳是自比，而月亮是指许广平。以此证史，实不可取，此为常识。不是还有人谣传说《献给自然的女儿》一诗暗指冰心。而高的另一首诗《精神与爱的女神》又是在追石评梅女士吗？高长虹的一生，生活作风极其正派，甚至在女子面前很有些拘谨、腼腆。就说与许广平的通信，是许主动与高通信，内容多是索要诗作或赞美高的作品，也仅八、九次。一次高在鲁迅处见到景宋（即许广平）与鲁迅亲密的情景，便主动中断了通信，高与许的关系仅此而已。人所共知，鲁迅背负着旧营垒封建包办婚姻留给他的包袱，出于对母亲的孝道，又不能和妻子离婚，在此情形下去爱一位比他小的姑娘，所以内心还是感到很“惭愧”，使“自己贬抑”。因而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本能地就极其敏感，恰在这时流言传到鲁迅耳里，怎能不使鲁迅动怒呢！最初，鲁迅虽然也说了些客观冷静的公道话，然而，最终鲁迅还是相信了“流言”，“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于是，鲁迅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冷嘲热讽。当时，“莽原”的编辑韦素园从压稿事件到“思想界权威”的广告，又以长虹的爱情诗《给——》去信向鲁迅询问，欲知其详情。可以说这首诗它既不是指许广平，也不是指石评梅，它就是广义的寓意社会上的这样一种现象。

这样，鲁迅便排除了他在给素园回信中的第二个推测：“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他醒悟了，这股流言来源，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鲁迅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他的亲属。

高长虹是无愧于鲁迅的，他自信“鲁迅用启事所做成的，将来有一天要用眼泪洗掉”，这一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高鲁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已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他更进一步，客观地、公正地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序中，对高长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这一评价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从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评语里，不难看出鲁迅不仅完全否定了他与高长虹争论中蔑视高长虹的话，而且表示了他对高长虹的怀念之情。不仅如此，并且对狂飙运动也表示了赞赏之情。当提到“莽原”时期的这位战友，鲁迅如实地写到：“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这里鲁迅提到的三个中坚小说作者全都是“狂飙运动”的成员。高长虹的创作本不以小说见长，也没有他的小说入系，鲁迅在这里完全可以不提，然而，鲁迅不仅大加赞赏，并且破例全文编入了长虹用散文诗写的《狂飙》周刊发刊词《本利宣言》。鲁迅的这番用心，给我们的信息，只能是在鲁迅认识了对长虹的误会，反悔之后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如其不然，我们知道鲁迅那是一向没有向错误者低头的习惯的。

鲁迅在与高争论中说，长虹同他办《莽原》是另有所图，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的“逢蒙”式人物，一变而大加“颂扬”高长虹是《莽原》奔走最力者。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要是在1930年以前没有发生这事的话，那就不会发生了。”高长虹所说的“光明的行动”就是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由我党倡议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而鲁迅就是这个联盟的旗手。同时，这里也鲜明地反映了高长虹的政治观点。高长虹并且盛赞鲁迅识别文艺作品的眼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一种证据，说鲁迅对作品缺乏认识力。

“狂飙社”的性质

“狂飙社”的产生，也绝非偶然，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如高歌所说：“狂飙是一个时代的名字。并不是我们要造成它，也不是我们所能够造成它的。……我们是适逢机会的生活在这时代里的，它飞跃、它突进！我们随着它飞跃，我们随着它突进！”{15}高长虹在学生时代，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敢与黑暗势力做斗争。1915年秋，阎锡山操纵太原学政界，组织“提灯会”，“劝进”，向袁世凯图谋“称帝”表忠心。长虹年仅18岁，愤然拒绝参加，并作“提灯行”打油诗，对复辟闹剧予以嘲讽斥责。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从1916年起，又改元为“洪宪元年”。窃国既成，立刻对拥戴他的“功臣”分封，阎锡山被封为“一等侯”。阎锡山心满意足，感激涕零，誓死效忠，便疯狂地对反对过“劝进”的人“查究”，进行迫害。长虹自当难逃“噩运”，加之，他经常聚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为当局和校方所不容，因而辍学。就在他广泛结交同道者时，想到用一种办法便于交流思想，促进新文化的发展，便萌发了办刊的想法。此后他更加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尤喜历代爱国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更加如饥似渴阅读各种当代进步报刊，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之余，潜心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进化论》等进步书籍。此间，结识了太原文庙博物馆馆长石鼎丞先生之女、太原女师学生、后活跃于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石评梅女士，两人并有书信往复。结识了张恒寿、张稼夫、高沐鸿、张磐石，还有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山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催促他下决心办刊的，正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朋友，高君宇。高是山西静乐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且系第二、第三次党代会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君宇和长虹是太原一中时的同学，比长虹高两班，对长虹的学识和人品非常赏识。1924年春，君宇受李大钊的派遣，回山西创建共产党小组。学校暑假期间，专程到文庙找高长虹，很希望长虹出来创办一个刊物。在此之前，君宇就曾捎话要他办一个刊物出来说话，这次便成了高长虹办刊的催化剂。虽然两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分歧，所谓“思想”者，以当时长虹对君宇的看法，是指“思想浅薄”不深刻而言,绝非政治观点的对立，但在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大方向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创办刊物的宗旨很明确，那就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和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还须组织一个文学社团，长虹便邀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高远征参加。因为刊物是给平民看的，社团名称就定为“平民艺术团”。应该说，这是党组织授意组建的一个外围组织。

为刊物的名称，长虹煞费苦心。其必须与刊物的宗旨贴切，且响亮。因此，他曾从古诗中寻觅，又得到德国曾有过的反封建的文学称之谓“狂飙运动”的启发，他就曾在自己的一首长诗《离魂曲》中有这样的句字“掇太阳而为光兮／发狂飙之长啸／众耳聋而目眩兮／咒我为乱世之妖。”他很中意“狂飙”这两个字，便决定了刊物的名称是“狂飙”。

经过长虹这样精心的策划、组稿、编辑，又经过与同仁们的充分协商之后，很快，于1924年9月1日，《狂飙》月刊便在太原创刊了，由太原桥头街少年书社发行。其内容，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给长虹以很大鼓舞。随后长虹奔赴北京，于同年11月《狂飙》周刊在北京出刊，受到大作家鲁迅和著名作家郁达夫以及其他前辈作家们的肯定、赞赏和热情关注。之后，又向南方上海发展；月刊、季刊、周刊、袖珍刊以及机关刊物，《狂飙运动》月刊等共有11种刊物，共出版89期；还以“狂飙”名义出版过10个丛书，共出书60种。在“狂飙运动”的全盛时期，业务范围和机构逐渐扩大，分门别类，还设立了女子书店，并成立狂飙演剧部，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天通庵附近很有名气的石库门。该剧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太原等地均巡回演出过，给当时冷清的话剧舞台增添了一股活力，给渴望已久的观众注入了一股兴奋剂。就连当时国民党所在地南京，也只有一两家电影院和旧戏院，民众别无其他娱乐场所，“狂飙演剧运动”低廉的票价，新鲜又通俗化的剧目和成功的演出，受到了观众极其热情的欢迎，对推动话剧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狂飙社”的活动坚持了六年之久，直到1930年春停办。就在“狂飙社”停办后，太原还有共产党人张盘石（我党早期党员，寿阳人。解放后，多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担任林业部部长。他于1924年即与长虹相识，1930年初避难日本，曾与赴日之长虹经常会面）跟任行健、玉堂、赵石宾（此人后来到了晋绥，是晋绥新闻界的负责人）、李远青、王仙三、李蕴光、张鲁山、刘善述等同志，打着“狂飙社”的旗帜进行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其成员有三四十人，实际上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当时参加者都知道。又坚持了数月之久，直至年底。“狂飙社”比当时的“创造社”虽晚建二年，但却晚停办了一年；而“太阳社”却较它晚建三年之久，是当时第二大社团，有成员六七十人，比太阳社、南国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几个社团的总人数还多。可见，“狂飙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这是史实，是不可能被人为的抹杀掉的。在延安时期，延安的“中国文协”主办的“星期文艺学园”尚且能将《狂飙的历史》列入选修课讲授，而今天所有的词典却只收录了“创造社”和“太阳社”，未收录“狂飙社”，未见得符合史实。“狂飙社”在当时所以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热血青年的喜爱和欢迎，无疑是因了刊物和书籍的进步性、革命性，是刊物的内容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且能为民而呼，为青年而鼓。“狂飙”的“本刊宣言”就曾受到鲁迅的热情赞誉和嘉许。宣言说：“黑沉沉的暗夜……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宣言最后点明所以称谓“狂飙”的原因：“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高长虹的誓言不只是写来的口号，而是实践在他的行动中，他的文字是一镞镞的利箭，直刺北洋军阀及其帮凶的心脏，是当时出版界唯一敢于直面凶恶统治者的强者。

这种战斗风格，在“狂飙”时期，他的作品里是贯彻始终的。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弦上》周刊集中了3期，用9篇文章，向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们以猛烈的开火。他的《论三月十八》一文，就具有他这种写作风格的代表性，以极大的义愤，横眉冷视北洋军阀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他写道：“一千副挽联，抵不住一个无名者一刹那的真的觉悟与决心。一千行眼泪，抵不住血的一滴的跳动。惨杀不是有力的反动，无足惊，无足畏，那只是死尸的反照的回光。重要的是，有没有新生的力在颤动？我愿意藏起我的伤心的眼泪，而用镇静的喜欢遥望着未来的健者……。纯然对于惨杀的诅咒，那是从卑怯出发的一种感情。在那后面，有饶恕的乞怜的无望，侥幸逃避的失败，出乎意外的破灭在植根着……地球上没有真正的敌人，只要看出他们的死的机关，他们立刻便会成为死人。这是多么可笑的敌人呵！但是，敌人们笑了！我们是这样的可怜！让我们自己把那最后的胜利赐给我们吧！”高长虹观察事物注重客观实践，尊重自然法则，力求对事物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实质的认识；反对臆断和片面。他一贯强调排除“偏私”，要求“无我”。他有一句非常深邃的哲理名言：“自然是逻辑的，而我们人类有时发昏”（这里的“自然”即客观之义）。因此，他总是能立足祖国放眼世界去看人类，看文化，看文学，看一切事物。他强调，“艺术是国际的”。能有如此超前意识，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自觉地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其前景有着无限憧憬和饱满的热情。他在《科学与时代》一文中，饱蘸了激情的笔触作了如下的描绘：“我们的新时代是怎样一个新时代呢？这在事实上的趋势是：我们纯然用人类的态度去建设中国新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的新文化。我们将集合地、或单独地、批评地、互助地，而绝对非党同伐异地，去建设新的科学、新的艺术、新的思想。”集合地、批评地吸收对外文化。他特别强调绝非党同伐异地建设国内文化，提倡洋为中用，兼容并蓄。这个指导思想，即使放在今天，对于推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其标准也是没有错的。他非常反对“党同伐异”这种偏私行为，认为这是使真理得不到声张、谬误得不到纠正的祸根，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他明确的提出：“真正的文学没有不是革命的”。他的这些观点指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与时俱进的必然性。最后他更喊出：“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红色十月是狂飙，封建的被它吹翻，资本的被它掀倒。”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受“狂飙”和长虹作品以及他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勇于抨击黑暗势力的顽强战斗精神的鼓舞，才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其中有一位青年自述说：“我就是在《狂飙》刊物的影响下，走向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奔赴延安的。”并把他的姓改为高姓，“以激励我永远向高长虹学习”。张盘石同志在《我与高长虹》一文中也说：“我们许多人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狂飙和长虹作品及其反抗精神的鼓舞参加革命，参加了共产党，这一点是值得我深深怀念的！”总之，“狂飙运动”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任何人所难以否定的。

高长虹以他进步的思想和个人的人格力量，使一些爱好文学的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聚拢到他身边。这时，有深交的如我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他和李大钊在北京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尚钺（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老师，金日成走上革命道路，主要靠了他的引导，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等。特别是“狂飙社”南移上海之后，“创造社”的柯仲平跟了过来并因此结识了潘汉年，甚而有原来追随鲁迅干的两位青年也跑来加入了“狂飙社”，跟着长虹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似的思想，使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虹有一个信念常常警戒和激励自己：愿我终身是一个穷人，愿我终身爱穷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是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共产党人。“狂飙社”的进步性，也就决定了它绝大多数成员必然向左转。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名人伟人，也概莫能外，何况长虹乎！他对敌赴之以匕首，对爱必求其完臻。对社会要求有理想化的倾向，有时过于偏激，便是他的主要缺点。我们不应该，以一时一事，或凭他人的只言片语或断章摘句，曲解其意定终生，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去苛求一个人，而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去评价高长虹。高长虹是一个时代所造就的革命作家、爱国主义者，让我们还是放在那个时代去评定他吧！

对高长虹历史的尘封，终有一天将会拂尽尘埃而更新；历史是不容随意篡改的，篡改历史者也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阅罢高长虹用心灵，用汗水，用热血灌注的浩瀚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他那辉耀的人生。仿佛一个“非梧桐不止，非炼实不食，非醴泉而不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大形象，似一道彩虹，由远方迎面向我们飘然而来。高长虹光辉的一生，将与历史同在。他无愧于盂县人民，他是祖国的好儿子。

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他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我们将永远深切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