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夫和他的朋友们（二）：段复生

剑胆冰心

1932年秋，父亲因不满当时太原的种种社会不平的现象，应友人张磐石和乡人段复生之邀，赴北平参加了“左联”，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捕入狱。

——王稚纯

有资料显示：武乡籍革命前辈冈夫（王玉堂）先生1932年4月尚在太原参加大众文艺研究社，当时《民报》曾作报道。当年秋天即愤而赴北平。

王玉堂：自去年一愤赴平后，旋即被捕，判住新院反省；早已期满，因无保人未得恢复自由。

原载《山西党讯副刊》第三七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史纪言先生（纪言）刊登在1933年12月6日《山西党讯副刊》上的几则关于当时的山西文化人境况的简讯。

史纪言先生在《文坛情报》曾发问“去年一愤赴平”的“一愤”不知为何指，背后有什么故事？可惜史纪言、王玉堂均已不在，个中蹊跷，也就失传了。

冈夫在北平因参加左联进步团体在活动时被捕。何由考证？

从王稚纯老师提供的信息，冈夫先生受乡人段复生之邀赴京并参加左联并被捕的，顺着这个线索，可知段复生与鲁迅联系紧密，参加左联思想革命运动。后来段复生被派往晋绥边区工作，从以下的资料中可知冈夫先生的乡友段复生的基夲情况。收集以供感兴趣研究者继续。

开展思想革命，是从一九二四年酝酿，到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五年初便开展起来的，而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是鲁迅和徐旭生二人，见《华盖集》里的《通信》。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山西青年来到了鲁迅身边，包括石评梅、刘亚雄、吴曙天三员女将，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荆有麟、高歌，五四时期就跟胡适、陈独秀通信并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的榆次人常燕生（原名乃德），搞政治活动的王振钧，高长虹和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其他山西成员高沐鸿、阎宗临、段复生（沸生）等。这些山西青年集合在鲁迅的旗下，跟鲁迅一起战斗。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京南下，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的人中，山西人占了将近一半，就有石评梅、荆有麟、高歌、段复生等在内。

1939年，汤昭武同志在邓宝珊先生身边工作，公开职务是总部秘书。此后，我跟邓先生经常往来，每月总要去一两次，每次几乎都谈个通宵。汤昭武、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分社社长段复生、记者孙季白(承佩)、高鲁(董英)等同志有时也同去。我在榆林的一年期间，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当时邓先生对发生的几个事件的处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九月，张继率领国民党战地慰问团到达榆林。同来的有作家老舍、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在榆林各界欢迎慰问团的大会上，继张继讲话之后，贺衷寒大肆宣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在这样场合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自抗战以来在榆林还是第一次，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孙季白同志讽刺地说：贺衷寒嗥叫似狼。邓先生对贺的讲话也大不以为然，特别是对贺偏偏要在榆林讲这样的话更为不满。而一些反动分子却似乎从中摸到了什么气候，汉奸、特务、来路不明的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就乘机响应。九月十七日晚，榆林文化界在职业中学礼堂集合，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并欢迎老舍等来榆，邓先生也应邀参加并讲了话。会将结束时，赵尺子突然起立发言，诬蔑抗战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喊口号闹起来的”，“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声称“抗战是国策的流产”。赵尺子的汉奸、反共论调，激起了与会者的一致愤慨，大家齐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以示抗议。会后，老舍、张西洛、汤昭武、段复生、孙季白和我到杨令德家商议，一致同意把赵尺子的汉奸言论公之于众，进行声讨，并把这个败类开除出榆林新闻记者协会，要求当局将其驱逐出境。这场斗争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邓先生虽然不便亲自出面，但明确表示赞成我们的行动。赵尺子多次求见邓先生，都被拒绝。南汉宸同志来榆，也指出赵尺子的表演不是偶然的，要我们把斗争进行到底，打击汉奸、特务的气焰。最后赵尺子完全陷于孤立，不得不离开榆林，去西安暂避。

邓宝珊将军去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长后，中共方面不断派有关负责同志到榆，和邓、高(双成)协商解决双方在陕北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抗战的头两年，延安、榆林之间的邮电往来没有限制，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都给榆林的部队、机关邮赠，邓经常阅读这些报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战地文工团，曾两次来榆林演出抗战话剧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备受榆林军民的热烈欢迎。重庆电影制片厂导演应云卫去伊克昭盟摄制《塞上风云》时，途经榆林由吴茵、黎莉莉、舒绣文等演出了革命话剧。榆林地方青年也排演了《家》，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参赞石华严，由内地招来沈求我、姚曾依等从事抗战的文化人和画家张仃、陈小漪。还有从各地来的文化界人士孙承佩、段复生、董英、沈逸千等等，在邓的鼓励支持下，大搞文化艺术活动，鼓励军民抗日情绪。李公朴、老舍也先后来过榆林，和邓畅谈多次，一时榆林的团结抗战气氛很是浓厚。为了加强延、榆之间的联系，邓、高曾派绥德士绅、前八十六师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为榆林驻绥德办事处主任，刘经常往返延、榆之间，转达彼此意见。一九四○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强令缩编。刘绍庭带上毛主席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到榆林，转达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要求邓宝珊认清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准备投降日寇的阴谋，起而反对分裂、坚持团结抗战。邓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表面上保持了沉默，实际上采取了抵制，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抵制了胡宗南的“增兵之计”和反对给阎家寨子送粮等等。

　　在晋西北和延安工作的，还有两位对邓深有影响的老友，一个是续范亭，过去是邓的“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的参谋长，改编为新一军时，由于胡宗南派了一个名叫张性白的当了参谋长，续范亭改任新一军的总参议。抗战前夕，续范亭痛恨蒋介石只打内战，不肯抗日，为唤醒国人同仇敌忾，曾写下《敦促抗日绝命书》，在南京中山陵园剖腹自杀，被游人抢救得生。抗战开始后，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太原沦陷后，转战到晋西北的岢岚县一带，领导当地抗日“新军”，后任新一师师长兼岢岚行政公署主任。另一个是南汉宸，过去是中共在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南曾为省政府的秘书长，掩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人士。南于抗战初期在晋西北工作，是续范亭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这两位老友，在邓到榆林的头两年中，先后两次到达榆林，和邓住在一起，常常促膝长谈，探讨各种问题，对邓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起了启发作用。邓宝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趁去西安参加武功会议之便，乘汽车经过延安，中共中央对邓备极礼遇。毛主席和邓也作了长谈，对邓后半生所选择的方向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