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夫和他的狱友们：杨献珍

剑胆冰心

1931年春，杨献珍被捕，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狱中党支部买通狱卒买进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杨献珍等四人（杨与廖鲁言译英文，殷鉴和孔祥祯译俄文）翻译出来大家学习，监狱变成“红色党校”。杨献珍这位“囚徒翻译家”的职位是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在当年一道坐牢的作家王玉堂（又名冈夫）的记忆中，这些著作里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与民族问题》，以及当时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陶里亚蒂、皮克等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许多文章。在红色党校里，杨献珍内在的哲学素质和教员素质得到了提升，出狱后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党的教育战线，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1937）到北方局党校（1940）到延安中央党校（1945）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1946）到马列学院（1948），其时，刘少奇是校长，他是教育长，马列学院迁入北京改为中央高级党校（1955），杨献珍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而在北方局，杨献珍与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时任北方局妇救会领导）是好友，当时在杨献珍鼓励下赵树理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不能出版，杨献珍与浦安修商议，说动彭德怀支持，方得以面世并引起文坛轰动，这成为一段佳话。这里节外生枝，提到这一点，是要从杨献珍革命经历和人际交往上（狱中的薄一波等、北方局时的彭德怀等、马列学院时的刘少奇等）来体会当他提出一种特异的哲学观点时，将会让那强调斗争时代的人们，作出怎样的无穷的联想和曲折的寻味。

言归正传，杨献珍的哲学训练是靠马恩列斯原著及西欧共党领袖的著作完成的，1936年出狱后，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期间，杨献珍翻译了一本意大利人阿多拉茨基撰写的英文版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建国后，他写过《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1958)、《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1963)，这与米丁型的哲学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也许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杨献珍一直是艾思奇的领导（马列学院，杨是教育长，艾是室主任，中央党校，杨是校长，艾先是室主任后是副校长），但杨与艾的思维路数又总是不同的原因。在建国初的一系列主流性哲学运动里，杨也不断著述，比如，在大学“社会发展史”中，他写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6月6日），在大学毛泽东“两论”的运动中，他写过《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但其远不能与艾思奇的风头相比。不过，也许正因为杨献珍没有被米丁型的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一方面在于他的哲学训练里更强调唯物主义，从而与特别强调辩证法、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所区别，更容易正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哲学与特别强调绝对的对立和对立面斗争的斗争哲学也有所区别。他在第一次哲学争论中提出的“综合基础论”应该是与他对唯物主义的个人理解相关的，在第二次哲学争论中，他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认定为唯心主义也应该是与此相关的；也许正因为坚持着唯物主义，加上一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又更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资源，第三次哲学争论中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这正是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启发而产生的灵感，同时又与他的思想本有的、与斗争哲学不同的一面相关联。在党校，杨献珍与艾思奇都是领导，同时又都亲自授课，二人的分工是杨主讲唯物主义，艾主讲辩证法；在原著讲解上，杨讲解《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艾讲解《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杨虽然不主讲辩证法，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思考辩证法，特别是当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之后，哲学的突破从这一根本规律上突破，应该是一个可一鸣惊人的创新。最有意思的是，杨献珍想进行的思想创新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来，也不是从马克思一列宁一毛泽东这一条发展进路来，而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来。杨自云，1956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他读其中的《谈谈辩证法》一文，文章开头即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4}斐洛的这段话是：“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们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伟大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看到这里，杨献珍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古希腊人那里有反映，在具有无数伟大哲学家的中国也应该有体现。自此之后，他一直在寻求和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法。1962年1月，杨献珍与部分党校教师在西安参观，阅览《蓝田县志》，{5}读到晁公武《读书志》讲蓝田吕大临著《老子注》如此阐述老子思想：“盖老聃之学，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什么叫“合有无谓之元”呢？又引《老子》第11章：“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杨献珍心中一亮，意识到这是一个由先秦（老子）到宋（吕大临）到明（晁公武）一直流传着的思想。思维敏捷的杨献珍又马上把这一中国思想与列宁思想作了对接，认为“合无有之谓元”正是列宁所讲的“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而中国古人的“有”就是“存在”，“无”就是“非存在”。所谓“合无有之谓元”，正是指的“有”与“无”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矛盾统一，也类似于黑格尔讲的“存在和无的统一，提供转化生成”的思想。熟悉中西哲学史的人知道，杨献珍虽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哲学“有与无”的真正内蕴，但他确实看到中西哲学上最根本的东西（西方的存在与非存在和中国的有与无）之间的相似的一面。这一西安之行中的灵感促进了杨献珍进一步从中国思想史上去思考对立统一规律。1963年杨献珍读到明代方以智的《东西均》，立即顿悟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把物称为东西，东与西方向相反，相互矛盾，这就是一分为二，但同时相反的东与西又合为一个东西，这就是合二为一。且看《东西均》如下之论：

东起而西收，东生而西杀。东西之分，相合而交至，东西一气，尾含而无首。以东西之轮，直南北之交，中五四破，观象会心，则显仁藏密而知大始矣。（《东西均·开章》）

东西轮尊之宗一也，一即具二。主宗者用一化二，而二即真一，谓之不二。“吾道一以贯之”与“一阴一阳之谓道”，三“一”者，一一也。（《东西均·开章》）

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东西均·三征》）

何为几？交也者，合二为一也；轮也者，首尾相含也。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征矣。（《东西均·三征》）

圣人因一在二中，阴阳清浊，而立善恶之榜；因人生有好恶，而使知最初之公好公恶；因有名字，因有是非，此有昊之公符也。（《东西均·公符》）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有了新进展的今天，学人已知《东西均》不仅有“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更有中国型的“一分为三”的思想（世纪之交，庞朴特别提中国思想的一分为三，并注释《东西均》以彰显其一分为三的思想{6}），更有区别于西方哲学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中表达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思想，而呈显的是事物中包含两种对立面的统一，一是两个实体性的对立面的统一，二是一虚一实的对立面的统一。杨献珍是从提升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视角去看《东西均》以及其它中国思想的，因此，他只看到了中国哲学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有关的两个方面，一是“一分为二”，二是“合二为一”。杨献珍由《东西均》再想到中国的其他思想，比如，张载的“不有两，则无一”，想到作为中国思想核心表述的太极图，体悟到“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可以说它是一分为二，说它是合二为一也可以。”{7}杨献珍关于被毛泽东所认为的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律的思考，到读方以智《东西均》时，形成了合而为一的思想。杨献珍主张，对立统一规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分为二，二是合二为一，只有两方面都讲到了，对立统一规律才全面。正如杨献珍《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1964年4月）一文中所说：

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8}

以前毛泽东、艾思奇只讲一分为二，杨献珍“发现了”合二为一，因此合二为一成为杨献珍的贡献，从而也成了杨献珍的标签。特别是别人不同意他的“发现”或他的补充，一定要坚持只有一分为二，没有合二为一，坚持说一分为二是对的，合二为一是错的，这样，双方的对立理论又成了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对立。有了双方的尖锐对立，杨献珍的理论又只成了合二为一。以后，一提到杨献珍的理论，我们就说，他提出了“合二为一”思想。这里，历史和现实的诡谲，很是耐人寻味。

历史和现实更耐人寻味的是，杨献珍以为他完善了对立统一规律，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这是不错的。而实际上，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思想，不仅是一种纯哲学理论，更是一种政治型哲学，其中包含了整个中国革命历程的内容，对立统一的规定在毛泽东那里，是与革命的斗争性紧密相关的，是毛泽东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哲学武器，更是毛泽东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哲学武器。当杨献珍想用合二为一去补充和完善一分为二的时候，真的是修正（至少是减弱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斗争性。因此，革命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马上认识到，这是用“调和论”来反对“斗争论”，这是“反对我”！这一认识上的差异是政治家与学者之间的差异。虽然杨献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他提出的合二为一确实显出了两种思想的差别：中国型思想与西方型思想的差别，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想、特别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的差别。虽然杨献珍在提出合二为一的时候，已经将中国古代思想大大地西方化和现代化了，但中国古代思想的味道还是在其中。而杨献珍是带着一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去找寻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9}自建国后，寻找和发现中国资源，就是杨献珍的一种运思方式。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争论中，他对中国的主观唯心论作了梳理，发现《大藏经》《华严经》以及宋明哲学话语中充满这样的思想：事物皆为真心全体所现，虚妄不实，所谓空也。

可以说，杨献珍的哲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以服务于中国哲学的伟大复兴。当然连杨献珍自己也并未看清自己所做之事的这一意义。试想，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有一种自由探索的空气，杨献珍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做下去，这一方向恐怕会逐渐地呈现出来的。而当这一方向被呈现出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会得到一个大的提升。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于是，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或可想见杨献珍在风景如画的中央党校的52号楼的临时监房里，面对突如其来的监禁，心情该如何复杂与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