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静宁南寺建造年代之辨析

香茗

摘要：安康清真静宁南寺建造年代，统观之，可分为两种意见，一是石碑记述，即公元760年，唐肃宗时期；另一种意见为明代。由于缺乏较为详细的地方文献及考古学证据，只能从时代背景、交通路线、地名渊源、建造风格等方面分析、推理、论证，如此综合的整体辨析、考察,推理出安康静宁南寺的建造年代应在明洪武3年（1370年）------明宣德年间（1435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这一论证缺乏实物决定性的证据,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新的文物发现。

本文就安康清真静宁南寺建造年代及其现实意义做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安康静宁南寺；建造时间；明洪武3年

本文就安康清真静宁南寺建造年代及其现实意义做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一、一通碑记

1.1碑记概况

走进安康清真静宁南寺大门，穿过牌楼右侧至院墙边，就能见到排列整齐的6通石碑。花岗岩琢成，通碑高160厘米，宽80厘米。碑文竖排，右起第四通便是所述石碑，碑文由“安康清真静宁南寺之来历”，“安康静宁南寺之原貌”两部分组成。竖刻19行，足行43字。

1.2碑文

桑原騭藏著说：在公元八世纪初期，当倭马亚王朝时代，有许多什叶派的教徒和阿里的后裔，因逃避倭马亚王朝的迫害，逃到呼罗珊，但倭马亚王朝对他们搜索颇严，后来他们隐姓埋名逃到中国西北部，学习简单汉语。公元七五七年，阿拉伯军援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从西北向甘、陕、川追进 。逃亡到中国西北的教徒们误以为倭马亚王朝追捕他们，迅疾逃从陇绕道入秦，沿汉水逃奔到西城（安康），邑宰误以为援唐友军将来之传教士和眷属优礼之，这些人聪明精练，察言观色，见邑宰误以为他们是友军眷属，将计就计，要求划地定居，邑宰为划城外东南域建大食法礼堂，正是安康清真静宁南寺的前身，《册府元龟》载，本寺建于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就是指这座礼堂。五百年前，明朝永乐年间吏部天官刘应秋，本郡人死后葬一里坡（刘家坟），他告老归故后，到过静宁寺。《应秋诗存》有一首“回回静宁寺诗曰：仰望楼头声远扬，‘邦克楼有月亮顶’，缠头排列拜天方，头戴太斯达勒礼拜”，碑顶有字看年代（古碑风化还能看清年代），不是宋元是大唐，因此静宁清真南寺是安康地区最古老的寺院也是全国三大唐寺之一。

碑文第二部分为：安康清真静宁南寺之原貌。因与本文探讨内容关系不太密切。故略去摘录。

二、碑文析理

此石碑立于1991年古历正月初十，同时期刊刻石碑还有其左侧的“马继述阿訇轰学纪念碑”。

日本人桑原骘藏在《隋唐时代来华之西域人》一文中提及过此事,但“绕陇入秦，从汉水至西城”一说，此文并无记载。

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表明，1907年9月26日，他游历了西安，“出安定门，往位于西大街北的学习巷，访清教寺（清真寺）”书中记述表明他仅仅游历了当时关中平原的古建筑、陵墓、碑碣等，他从没去过陕南。

唐、宋至元8年，《安康县志》表明：西城县（今安康）连年战祸与灾荒，地广人稀，金州降为散州，下不辖县。元8年(1271年)，西城县废。回族穆斯林始来安康定居。

2.1唐、宋时期，时之安康无建造异域建筑之必要条件。

阿拔斯王朝（العبّاسيّون‎‎）于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巴格达。故757年,阿拉伯军队援唐平乱,已不属于倭马亚王朝时期。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代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间。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三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尚处于“安史之乱” 动乱时期，穷乡僻壤，大兴土木，异域建筑建造可能性几乎没有，也不可能建于中晚唐时期,因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从中晚唐开始,中国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竭，开始摇摇欲坠，吐蕃和回鹘趁机掌控西域和阿尔泰，唐朝失去对丝路的控制，中西交通遂告中断。

据《甘青宁史略》记载，“终唐之世，惟甘、凉、灵州有回族”。

唐以后，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分裂期，宋与辽、西夏、金对峙，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传统丝绸之路严重受阻。

1126年，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南宋君主只能在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陆上丝路不再可及。

因此，从历史文献上,我们也看不见唐、宋时期安康穆斯林的踪迹；更看不出唐、宋时期安康的那一个朝代、那一个时期能具备建造清真寺的政治、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必要条件。

故碑文所述，该寺建于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即“安史之乱”年间。这不可能。

2.2刘应秋并非明朝永乐年间人士，也并非吏部天官。

2011年01期《安康学院学报》-----《刘应秋三考》一文称，刘应秋是明末清初金州(今安康)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地方志史学家，约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地方志《兴安州志》、《安康县志》等有其传。

据此可以看出，刘应秋并非明朝永乐年间人士，也并非吏部天官。公元1403年至1424年，为明朝永乐年间。碑文将他的生辰提前了近200年。

《兴安州志.人物志》载：刘应秋，生平著有《一砚斋集》行于世。也非碑记所述----《应秋诗存》。

《安康县志》载，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汉江洪水，寺法，其建筑全役，而楼、柏幸存。

现存于安康北大寺前院的石碑《增修安康清真北大寺碑》为光绪十六年（189O年，回历1308年）八月初一日立石。碑文云：“郡南清真寺，创于前代，国朝康熙时，其重修者也、双柏列峙，拔地参天，望月凌空，齐云飞翼，此则当年之古迹，差幸一二之存也”。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诰赠昭武都尉尽先千总束朝选所撰匾文记述：“静宁南寺前明建修”。

三、家乡情深，不忘静宁。

下面，就一些有关安康静宁南寺的文化元素符号，展现于此，对进一步解析南寺创建年代有所裨益。

3.1静宁，本为地名，属甘肃省。

静宁，本为地名，属甘肃省。静宁之名，始见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元置德顺州，嗣后改为静宁州。明、清皆属陕西布政使司平凉府。元沿袭宋、金“静力寨”首字取安静宁谧之意，以表达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愿望。

《元史·地理志》载：“静宁州，元初并治平、水洛入陇干，后复省陇干，改为静宁州。隶陕西行中书省巩昌路”。从此静宁州历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直到民国肇始，公元 1913年，废州为县。但静宁二字一直沿袭到今。明初，静宁州领隆德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降庄浪为县，和隆德县同隶静宁州。

3.2明代，国内民族迁徙具备了政治、经济条件。

唐、宋、元留居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是形成回族的基本成分。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起了纽带的作用。而回族的形成又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 　

在回族形成中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在回族形成的明代，中亚和中国边疆地区的穆斯林向内地的移居仍在继续。这也为回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生力军。据《明实录》统计，从明洪武到明成化的100余年间(公元1368—1487年)，西方（西域）来归的穆斯林近70批。

在此明洪武帝后的明永乐、明宣德、明成化年间，史学界称，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有了进一步提升。国内民族迁徙具备了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明代内地清真寺的修建也较元代更为普遍。

3.3元代伊斯兰教砖石建筑特点

元代，出现了中亚、西亚传来的伊斯兰教砖石建筑与中国汉式建筑相结合的最早例证，如杭州凤凰寺后窑殿的中殿拱顶、河北定州礼拜寺后窑殿拱顶等，都采取了内为伊斯兰式砖砌拱顶、外为汉式亭顶的建筑样式。同济大学建筑专家常青 在《元明中国砖石拱顶建筑的嬗变》一文中明确提出，“汉唐以来的我国砖石拱顶建筑在宋元之交发生了结构上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起始于西域伊斯兰教建筑形制与风格的影响”。可见，伊斯兰教建筑的移植，不仅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还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元明中国砖石拱顶的一次转型。

契合此形制与风格的安康回族古建筑，唯指安康城內清真寺而已!

3.4当年的南寺望月楼建筑特点非常符合明初建筑特色。

据《中国穆斯林》1983年02期《安康静宁南寺望月楼》一文：望月楼位于大照门内和院内两厢房之中，楼底无砖石柱底和座，仅以十根一尺过心的木柱，外六内四，高2.7米，成正方形。柱上横担枕木铺楼板，楼板外四周以小木拼合结构，四个小木柱为一组，垒在而起，下小上大，呈峰窝状，而组成几何图案，楼外沿四周伸出1.4米作楼檐，覆盖简瓦，沿头花纹各异，四角四脊四爪，爪端伸出鸡头，构成第一楼。

从一楼角立四根木柱高3.6米，直通楼顶，外沿结构和一楼相同，楼顶另修一座中国古宫殿式的屋顶屋檐和二楼出檐相接。屋面正中一脊二爪，四角四脊四爪，全楼高11米。矗立院中，翼飞鸟革，结构精巧，乃安康回汉人民劳动结晶，“教改”后被占用，“文革”时失火，大殿、浴室、抱厦俱成灰烬，唯此楼无恙。但年久失修，枕木楼板四周出檐已腐朽，部分已塌落。

冯今源著《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赏析》指出，中国式的庙门制度。自明代，那种阿拉伯式拱券大门在内地已不多见，它已被中国式的寺庙大门所代替；大门上起楼，多为三数层木塔式建筑。

建筑史学著名学者刘致平教授指出，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制和风格，而且还有很多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如勾连搭式的屋顶、前卷棚后窑殿的搭配、不拘一 格的平面类型和建筑组合等，其创新性和复杂性令人叹为观止。

据此，南寺望月楼建筑特点非常符合明初建筑特色：a、柱子贯通上下楼层；b、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c、使用简瓦、脊兽，沿头有花纹装饰。同时，屋脊、屋角有起翘之势，给人以轻灵、柔美、秀逸的感觉。

从残存的静宁南寺图片看，其外观特征为庑殿顶建筑式样，屋頂上有五条脊，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前后左右共四个斜坡面。

明、清时期,很多建筑都是庑殿顶。当时，最尊贵的建筑才可以使用庑殿顶，所以，当时宫殿和庙宇的殿堂使用庑殿顶较多。

时任安康地区文教局文史室李启良副主任根据此楼结构图案花纹等初步鉴定是明代建筑。

（汉中市西乡县静宁北寺；图片来源：陕西伊协微信公众号）

四、陕、甘茶马古道

4.1踽踽凉凉，落户汉水之滨。

据1989年版《安康县志》800页第三十二篇《宗教》：元代最早来安康的回族穆斯林是西安小皮院马姓，开始在汉江南岸，拓荒种枣，以牧宰牛羊，经营皮张为业，世称“枣园马”。

由于安康是山货土特产商品的集散地，此后，南京水西门等地各姓回民借水路陆续前来，以经营茶叶、牛羊皮、药材等，对繁荣安康市场，发展山货特产起过重要作用。

因回民全民族世代信仰伊斯兰教，回族穆斯林进入安康之初，只在汉江边沙滩上做礼拜，后集聚定居者日多，便在城内修建清真寺。

4.2安康最早的三位阿訇巴巴

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赛义德（后人称赛义德巴巴）从南京迁居安康，在城内寺讲经传教，为安康第一任阿訇，无常后葬于安康老坟石板房，后代改为马姓。亦称马海推布。

第二任阿訇茶巴巴，本姓马，甘肃人，来安康经营茶叶，有丰富的伊斯兰学识，被穆斯林群众留住，任城内寺阿訇。他注意培养伊斯兰人才，无常后葬于老坟花栏子墙。

第三任阿訇阎伊玛目，注重寺坊建设，无常后葬回民老坟地。历史上把城内寺称为“阎坊”，现在安康的阎姓，为其后裔。他们是被安康众穆斯林世代赞颂的三位大阿林，称为三位巴巴。

《明史·西域传》载：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据以上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安康城内寺第二任甘肃籍阿訇茶巴巴，来安康经营茶叶时间界限为1398年前后。

4.3陕甘茶马古道驮载着古道各族人民精神与物质的交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陕西省紫阳县不仅盛产富硒茶，还是我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的主要发源地，然知之者不多。

中国茶马古道有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唐朝时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之一；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陕西人开辟；第三条滇藏茶马古道。

明初，茶马贸易达到全盛时，据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等专家考证，陕甘茶马古道的主要路线为：(1)紫阳县（瓦房店码头）——汉阴县——石泉县（在喜河镇登船，逆汉江而上）——西乡县（沙河镇、私渡镇）——洋县——城固县——南郑县（大河坎镇）——沿藵斜道经汉中市留坝县——宝鸡市凤州（今凤县）——甘肃省两当县——甘肃省天水市。在天水市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县到达平凉市庄浪县等地，在此，可进北上宁夏固原市——内蒙；另一路直达兰州。

(2)紫阳县（瓦房店码头）——汉阴县——石泉县（在喜河镇登船，逆汉江而上）——西乡县（沙河镇、私渡镇）——洋县——城固县——南郑县（大河坎镇）——

勉县（茶店镇）——略阳——徽县——成县——岷县——临潭县/临夏市。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一部分就地销售，一部分转销至藏区/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伊朗等地。

西北大学教授李刚接受国际在线陕西频道采访时说：“提及茶马古道，大家普遍觉得在云南。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和滇藏茶马古道，前两者均是由陕西商人利用政策机遇而开辟的，后者也有陕西人的参与。陕甘茶马古道则是把川、陕茶叶运至甘肃等地，与西北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的贸易通道，这条古道开茶马交易之先河，比西南茶马古道历史更为悠久。”

唐贞元（785年正月—805年八月）末年，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开始茶马贸易，产于汉中、安康的“山南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藏区等地。

又据《中国通史·明》记载：明洪武帝后的明永乐、明宣德、明成化年间，史学界称，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有了进一步提升。国内民族大迁徙具备了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当时全国移民浪潮前提下，時陕西行省“静宁州籍”大批回族穆斯林、东乡族穆斯林通过陕、甘茶马古道辗转经商相继定居茶马古道沿途重镇，如略阳、茶店镇、汉中、西乡、安康等地。

1985年，陕西省考古队在汉江沿线进行野外考察时，于紫阳县宦古镇小腊子园遗址发掘出胡弦带板勾和波斯银币(现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紫阳历史上曾与西域通商的另一佐证。

今陕西省镇安县程家川马姓回族以先祖迁出地自称“河州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亦称镇安“程家川马”。据《马氏家族编修家谱倡议书》讲，他们的进山先祖讳世民因躲避战乱于清乾隆初年（1736年）迁居镇安县东乡石井子，继居孙家坪、程家川，至今已历280余载，人口繁衍数10代。

据此，以逻辑推断，明永乐、宣德年间，当时新疆、甘肃、固原的穆斯林已与当时的西城县（今安康）通过陕甘茶马古道有了茶马贸易往来。那么当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平凉府管辖的静宁州穆斯林商人在此时间已到安康经商。

4.4安康静宁寺之雏形

当时，随着静宁州籍贯的穆斯林人数逐渐增加，他们在城外置地，搭建简易的清真寺，作为临时礼拜点，不设专职阿訇。聚礼时，去城内寺。

也就是说，先有静宁寺礼拜殿、水房、伙房、仓库、南北厢房雏形，后期，随着财富的积累，才建造了一座“望月楼”，以满足穆斯林群众宣礼的需要。至明宣德年间（1426——1435），安康清真静宁寺（現称静宁南寺，相对静宁北寺而言）各项设施一应俱全。此时，“静宁寺”名称早已被外界接受。

4.5散布于陕、甘茶马古道的“静宁寺”

据《回教在甘肃》载，“甘肃在明代，几乎回民全部区域”。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回族哈之吉等人主持集资在略阳县北门外建造清真寺。曾名称“静宁寺”。

又据陇南市徽县民宗局官方博客介绍，位于陕、甘茶马古道的甘肃陇南徽县东关清真寺，始建于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曾名称“静宁寺”。

再据《略阳乡土志》载，后期建于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的西乡县清真北寺，原名也是“静宁寺”。此后，散居在陕、甘茶马古道的静宁州穆斯林又陆续在汉中沙河坎、贯子山、私渡河、柳树店等地建造清真寺。

4.6至清时，安康穆斯林来源有四

通过大量实物、石碑及田野走访，至清时，安康穆斯林来源有四：

①、据《安康县志》等史书记载，元八年(1271)，原长安以马姓、安姓为代表的回族穆斯林始移民安康。

②、明定都南京后，曾派大批军民到西南、西北驻扎，后大部分人在当地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这其中又有很多回民。如云南寻甸马氏《族谱》载：“始祖姓纳，南京应天府籍……至二世祖，于明弘治年始就寻甸而卜居焉。改姓马。”再比如青海化隆《莫氏家谱》载:"详考我莫式,尚有士焉,生著金陵,长养南京珠玑巷。

至明、清时期，南京水西门内七家湾（后人们相传为：甘竹巷。据中国回族学学会宽涛教授解释，南京市地名中有甘雨巷和竹杆里两个巷子。靠在一起。可能历代传递，就变成了甘竹巷。这里是回族的聚居地：（七家湾）一带以阎姓、纳（朿）姓、花姓、童姓、乌姓、班姓、翁姓、常姓、哈姓、古姓等为代表的回族穆斯林从秦淮河入长江，抵达武汉后，从陣陣涛声中逆汉江舶船而来。

可以推断安康城区汉江段的地名“水西门”来源于南京“水西门”，老家南京藉回族人异地复名，同样是怀念家乡的表现。

③、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明朝统治者制定了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

又据《中国通史·明》记载：明洪武帝后的明永乐、明宣德、明成化年间，史学界称，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有了进一步提升。国内民族大迁徙具备了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当时全国移民浪潮前提下，時陕西行省“静宁州籍”大批回族穆斯林、东乡族穆斯林在悦耳的驼铃声中通过陕、甘茶马古道辗转经商相继定居茶马古道沿途重镇，如略阳、茶镇、汉中、西乡、安康等地。散居陕甘茶马古道沿边的少数民族姓氏多为马姓、麻姓、白姓、常姓、陈姓、答姓、丁姓、高姓、张姓、王姓、李姓、刘姓、杨姓、景姓、锁姓、海姓、萧姓、郭姓、妥（拓、庹）姓、魏姓、米姓、满姓、袁姓、聂姓、沙姓、俞姓、来姓、金姓等。

④、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陕西渭河沿岸回族人民举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大旗。在起义失败后，部分义军躲避战乱，携家带口翻越秦岭移居安康。移民安康的回族，其代表姓氏有禹姓、马姓、寇姓。据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安康禹氏后嗣为其始祖所立墓碑记载：“始祖禹开云，系西安府渭南人也。清顺治年间，跋山涉水，来到兴郡安邑（陕西安康），住在梅子铺东、越河西岸（越岭关）。”

这四路回族移民成为后来安康穆斯林成份主干。这些散布在陕、甘茶马古道沿途的清真“静宁寺”，有力地阐明了自明洪武年后，“静宁人”逐步走出家乡，经过南端的茶马古道行商全国，以谋营生。来到安康、西乡等地“围寺而居，面市而生”后，不忘家乡“静宁”遂取名清真寺为“静宁寺”。

五、枝节变通，不忘“圣裔”

据中国史籍《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唐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学术界一般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5.1回回先民所操语言大多为波斯语

据白寿彝著《中国通史》，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

元、明朝建国后，先后在中央设置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翻译机构“四夷馆”等众多文化教育部门，征用大量回回人任职、就学于其中，传授西域天文、数学、医药及语言文字知识，培养专门人才，以资国用。然而他们所翻译的语言并不是阿拉伯语，而是波斯语。

明代，政府逐步推行同化政策及回回人自身适应环境发展的需要，至明中叶，波斯语逐渐退出了回族人的口头，取而代之的是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语词汇的“经堂语”及书面语“小儿锦”，常见的有: 胡达（真主）、胡达呀（主啊！）、乃玛孜（礼拜）、板旦（奴仆）、阿訇（经师）、别麻尔（疾病）、白俩（灾难）、多斯梯（朋友）、多斯塔尼（朋友们）、朵灾海（地狱）、都失蛮（仇人）、皮拉哈（卡凡布）、波塞（亲吻）、扫干达（发誓）、什叶派、伊不劣厮（魔鬼）、朱乎提（仇人、异教徒）、阿布代斯（小净）、若斋（斋戒）等等。

中央民族大学的胡振华教授通过编辑《回回馆译语》， 搜集整理了大量回族语言史料，证实了回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是波斯语而非阿拉伯语或其他语言。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通过大量历史资料也证实了回族语言从波斯语转变成汉语的过程。

5.2安康穆斯林坊间“法尔西（语）”之痕迹

至今，其波斯语言痕迹仍在安康穆斯林坊间沿袭。安康穆斯林如提到那个阿訇“علم（知识）”是否高深，都会依据他是否会讲“法尔西（语）”为标准。

据安康老一辈伊玛目讲，他们当年的“经堂教育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中有波斯文本《来麦尔台》、《米尔萨德》、《虎托布》、《艾尔白欧》。这些波斯文本教材都带有明显的苏非主义思想，对经堂教育的影响也很大。

安康穆斯林孩子们取名多用尔里、哈桑、侯赛因、法图麦之类。

安康“哲玛提”凡接受过“经堂教育的阿訇”在“卧尔滋”结束时，常说:“到了格亚买提(复生日)的日子,让我们归在了穆圣的绿旗下,跟随阿里巴巴、法图麦太太、哈桑、候赛尼进入重恩不朽的乐园。阿米乃！”。

明初，安康穆斯林称呼清真寺掌教者为“巴巴、伊玛目”，如城内寺“茶巴巴、阎伊玛目”。后称“阿衡、阿訇”，它们均是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

这些迹象在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均是如此。所以清末著名史学家洪钧（1839-1893）在其所著《元史译文证补》第23卷中说：“大抵天方教在东土者，尽系阿里一派，所谓什叶教也”；此外，作者署名抱咫斋的《中国人种考原》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今日通行之（伊斯兰）教，为阿里什叶派。”从而证明，中国穆斯林主流是逊尼派，但最早传入者也有什叶派。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其中亦载对内附回回人的观察：

“在我们所到的很多城市，我们都碰到了许多外国摩尔人（此处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他们说来自阿拉伯，并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这些人由于善战，被安排当兵，发给军饷，但是他们被分配在城里的各个地方。”

从以上这些史料来看，明清中国伊斯兰教及其经堂教育基本是属于波斯经学传统的，除大量使用波斯文著作外，还有两个互相补充的重要方面，即：一方面重视发掘信仰当中的理智（阿格力）成分，一方面有浓厚的苏非神秘主义特征。反映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传统当中，前者就是对“理学”（哲学思辨）的重视，后者就是对“道学”（苏非行知）的重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中国伊斯兰教历代经师把握到了伊斯兰思想史的主流，并催生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译活动。这与重传述（纳格力）、轻理性（阿格力）的阿拉伯半岛经学传统是有明显区别的。

5.3波斯语转化及安康静宁南寺碑记主要词条

明中后期，回族人的共同语言开始由波斯语转化为汉语。这一转变过程，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了这一情形：

“中国还有大量的摩尔人，并不是所有省份和所有城市都有，他们只生活在大的城镇。他们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他们也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许多东西……我在南京遇见一个在该城生活的人，他向我读大卫(David)、亚伯拉罕(Abraham)和伊萨克(Isaac)的名字，有如我自己读的那么清楚。”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沙勿略的记载反映了回民依然能够书写波斯语——“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中国人听不懂…….这些人写摩尔语，他去暹罗时带去了这些人的信，摩尔人说能看懂。”从能写“摩尔语”（此处当指波斯语，笔者注）到“词汇中很多源于波斯语”，再到“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真实记录了回回人自明中叶后，其共同语言的转变过程，耶稣会传教士零碎的记载，给予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回回人语言文字变迁重要参考。

安康南寺碑记主要词条为：唐时，什叶派，阿里后裔等。据《甘宁青史略》记载：“伊斯兰教徒在唐天宝后，从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故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明初，来安康定居的甘肃静宁州籍穆斯林的先祖就是石碑所陈述的，只是，明朝以前，他们逃到了中国西北部，即当时的平凉府静宁州，隐姓埋名，尝学汉语，顽强营生。明初，经过陕、甘境内“茶马古道”来到安康经商、定居，建寺。

六、结束语

据以上推理，论证，安康静宁南寺的建造年代应在明洪武3年（1370年）------明宣德年间（1435年）。

由陕、甘商人开辟的陕、甘茶马古道开启了陕南同甘肃、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大门，开辟了一条陕南直通西北的友好交往之路。安康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曾经为湖北、四川、甘肃等地客商经贸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

宋、元以后，陕、甘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逐渐并轨，谱写了丝路贸易新篇章。安康穆斯林的迁入，清真寺的修建等历史、文化、经济无不闪现“茶马古道” 的光影。

几百年来，在这条古道上，回汉人民共同谱写了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陕西古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充分凸显。穆斯林的迁入、融合，清真寺的修建等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

因此，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牢牢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好组织和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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