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沙滩:渔樵耕读成追忆

冯小山

　　在遵义的山峦叠嶂之间，有一个地方叫沙滩。虽然沙滩这地名容易让人把它与江河湖海相联系，可实际上这个叫沙滩的地方深藏于崇山峻岭之间，只是一条小河冲积而成的长约半里的沙洲而已，准确讲沙滩“是位于西南崖疆贵州遵义乡下乐安江畔的一个山村”（黎焕颐语）。但沙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页，有人将沙滩曾经的荣光归拢为“沙滩文化”。

在清中叶，沙滩乡间读书蔚然成风。世居沙滩的黎氏家族，与邻近的望山堂郑氏、青田山莫氏，既为姻亲，亦为师友，耕读传家，相互砥砺，传为佳话。在清后期，沙滩人士累计著述达221种、2000多万字，内容涵盖经史、诗词、地理、金石众多领域，蔚为大观。沙滩文人群体中，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最为光宗耀祖。郑珍术有专攻，尤以诗文传世，钱仲联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郑珍、莫友芝编纂的《遵义府志》为时人激赏，梁启超推之为“天下第一府志”。莫友芝道光11年中举，咸丰9年为曾国藩幕僚，后任金陵书局总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中，黎庶昌独占高地，有文以政传的优势，1862年，时年26岁的黎庶昌写就《上穆宗皇帝书》，此万言书受到朝廷重视，一谏成知县，并为政治强人曾国藩纳入“曾门四弟子”之一，黎庶昌从此逐步打开政治坦途，后于1876起在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国凡10余年外交生涯，其间有《西洋杂记》问世，有“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全才君子”之褒誉。

　　“沙滩文化”的祖庭在黎家，黎氏家学源远流长，但与郑氏、莫氏亦相得益彰。郑、莫、黎三家分别以“巢经巢”“影山草堂”“锄经堂”等藏书楼名重一时。沙滩的精神之父当推清嘉庆十九年进士黎恂，黎恂有“人读书中进士止，我读书中进士始”高论，其选注的《千家诗注》为畅销书，黎恂借丁忧还乡，置经典数万卷挑回老家，在沙滩设“振宗堂”研习并授业解惑。从黎恂伊始，在尚属蛮荒之地的遵义大开耕读传家之风，并成就了一个名噪一时的文人群体，时人称“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有清一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有人统计，沙滩村入《清史稿》者6人，入《辞海》者3人，入《大英百科全书》者3人，入其他辞书者较多。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人交游天下人杰，评书品字，真正是“座上客常满、往来无白丁”。黎庶昌之父黎恺的墓志由曾国藩撰文、李鸿章篆额、丁宝桢书写，同治十年莫友芝去世，曾国藩亲题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定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足见郑、莫、黎三家旺极一时。郑、莫、黎三家传承的是一种耕读文化，践行的是修齐治平的梦想，“锄经堂”或许就是这一干人激情与梦想的学堂。当时的沙滩，偏居一隅，非常闭塞，但沙滩人眼界开阔，以渔樵耕读登堂入室，从荒山野岭走向繁华都市甚至异国他乡，极其难能可贵。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的重要科研成果《遵义新志》把“沙滩期”纳入遵义历史沿革，特别指出：“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当经济社会大发展之后，开始寻找传统文化的根系，以便心灵有所安顿。

“沙滩文化”虽然得到关注，但关注的力度似乎时起时落，关键是对“沙滩文化”的梳理和认识大相径庭。有人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还有人提出沙滩村是“中华文化第一村”，黎焕颐先生说“‘沙滩文化’的定位，从来不是庙堂，乃是介于庙堂和草野之间的士大夫民间清议”，学者范同寿则说：“‘沙滩文化’的提法还是慎用为好，不妨先用‘沙滩现象’或‘沙滩文化现象’来代替眼下广为炒作的‘沙滩文化’”。愚见是：沙滩文化决不能和地域宽广、影响深远的中原、吴越、湖湘等文化同日而语，沙滩文化中最宝贵的是在蛮荒之地中坚守耕读传家的精神。如今，渔樵耕读成追忆，沙滩已经不是那个沙滩。

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与郑、莫、黎三家当时的境况好的太多，我们还不能再僻居乡下读经史子集？能不能借古人的智慧经世致用？可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比较清晰的是，遵义把沙滩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四在农家”创建结合起来，个人认为，“四在农家”就是沙滩耕读文化的“隔代遗传”，以富、学、乐、美为主线，村落建设与林、茶、猪、沼一体发展的模式，实际上这就是耕读文化的现代版本，但愿大家的努力能阻止地域性文化的断裂和凋敝，但愿沙滩耕读传家的传统能躲过物欲横流的乱象而得以浴火重生。

注：图片引自网络，谢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