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诗经》以风雅精神泽被后世，为如今的“在场写作”提供了经典的依凭和参照。植物在《诗经》里频频出场，角色一般是传情达意的媒介或某种人生态势、福德的象征，例如《国风·周南·桃夭》以桃树的花、实、叶的盛况来象征新婚生活的美满，传递喜悦之情。这组《诗经里生气勃勃的植物》则加入了当代人对植物的广泛体验和由之派生的热情勾画及冷静思考，以多样的表现手法和丰厚的意蕴拓展了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传统。</p><p class="ql-block"> 这八首诗高度聚焦植物意象，描叙生动具体，情感线索明晰，简洁质朴的口语表达，易于体味和联想。《土石山的卷耳》化用了《诗经·国风·周南·卷耳》的意境，本来交织着无限的思怀与怅惘，却经过“它寄望勾搭你/脱离荒地，去寻找一块/水草丰茂的地方”与“你迈不开脚/只好脱下外套/与它周旋一回”这一盎然成趣的两相对照，冲淡了焦灼的气氛，让我们看到植物的习气对人的情绪秘密的调节作用，颇见匠心。《各地的木瓜》则通过番木瓜与木瓜的对比，巧妙地揭示一种外来植物得以入驻本地的心理根源，在于其打通感官的手段高明。这也表明诗人格外重视对植物意象的“身体性”建构。</p><p class="ql-block"> 事实上，诗人善用想象之虚衬托物象之实，在诗中大量运用拟人及比喻、移情等，使植物的命运与人的生存状态相映射。“卷耳钩起满弓/射出忧心如焚的箭”，“这些凌苕的枝叶/像一大卷绿色的绷带/缠绕在坡地的大片创口上”，“她将旗瓣摆成提琴状/想在欢快的乐声中/完成交配”，这些诗句，无不传神地描绘出植物主体的外在特征，并赋予其情感的温度。很明显，诗人在体察植物的生长性态及其与人类、周边环境的关系时是怀着怜爱之心的，但分寸感把握得很好，既没有用刻意的煽情去稀释事物的客观性，也没有因为过分追求客观真实而削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仔细择取日常经验的材料，让其经由想象力的加工，变成更为灵动犀利的诗歌触角。</p><p class="ql-block"> 《野豌豆花》、《荆和楚》均表现了植物性情的张扬热烈，让平凡卑微的事物闪现性灵的光辉，又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前者的戏剧化场景让人亲切又陌生，凸显了命运的偶然性；后者酷似一个爱情悲剧，给人世事多变的沧桑感，隐喻了现实与语言的鸿沟，还可提取植物文化的异质混成之美。</p><p class="ql-block"> 《长苞香蒲》、《一簇簇凌霄花》、《栗子树延伸宽广》、《丛生的小枣树》四首诗强调植物的生态价值同时，也让诗人的生态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显露无遗。“那些未失散的花儿/遗世独立/也湮灭在泽国的深水之中”，“那些鲜艳的凌霄花/就像从创口里渗出的血的模样/我担心这阴雨天里/坡地含有铁锈的伤口/会受到/破伤风梭菌的特异性感染”，“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一棵/自然生息的百年老树”，“如今，它们自己也遭遇危险/面对开荒拓土的大型机械/那些冷兵器，力有不逮”，每一句都是给公众的敬告，传达着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发出了对过度开发的警惕信号。</p><p class="ql-block"> 概而言之，诗人这种及物的、介入现实的写作，饱含对人世的悲悯，带着兼容并蓄的胸怀，通过多种视角，让情思自然地辐射到植物学、风土人情、地理差异、典故与历史变迁、社会文化现状与公共关怀等众多面向上，为植物书写注入了元气充沛的细节和时代内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附〕写在罗福基的诗与忧子的评之后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作者：田永全</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孔子的弟子三千，各色能人皆有。其中里面有个叫公冶长的学生，据说他精通鸟语，能够与鸟沟通对话。然而他只是听懂了鸟的语言，至于鸟的精神世界他读懂没读懂尚未可知。然而罗福基先生就读懂了《诗经》里的植物们的神韵。正因为如此，罗福基的《诗经里生气勃勃的植物》才言语得如此传神和灵动，先生这是在用《诗经》里先人赋予我们的植物们的精神骨鲠来述说现实中的美好、忧郁、伤感、怜惜与不平。正如忧子语“这组《诗经里生气勃勃的植物》则加入了当代人对植物的广泛体验和由之派生的热情勾画及冷静思考，以多样的表现手法和丰厚的意蕴拓展了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传统。”</p><p class="ql-block"> 《那小样，楚楚动人》单就这样一个诗评的题目就足以抓住人心。“那小样，楚楚动人”如果出自我的笔下，也许有些猥亵之嫌，但是“那小样，楚楚动人”出自忧子的笔下，文如其人还是人如其章，我看两者是充分且必要着呢。一句文看谁写，写的人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了。这正如先生的《诗经里生气勃勃的植物》的评论看谁在写，忧子写就由于其异性角度和心里的不同，产生了互为裨益的叠加作用。无疑忧子的评进一步增加了先生诗的可读性、可思性、可预见性。一是忧子从诗经里的而植物们的精神层面加以论述，使《诗经》里的植物们的灵魂显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进一步拓展了诗意灵魂的游历域。二是从诗的语言层面加以分析，正像忧子语，诗的语言“很明显，诗人在体察植物的生长性态及其与人类、周边环境的关系时是怀着怜爱之心的，但分寸感把握得很好，既没有用刻意的煽情去稀释事物的客观性，也没有因为过分追求客观真实而削弱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是先生的诗很难能可贵的一种语言艺术，这种语言艺术非得有驾驭语言能力不可。忧子就看出了这一点，并第一时间指出来，可谓独具慧眼了。三是对诗的修辞方法进行了一一剖析。修辞作为诗的必备要素，用得恰到好处才行，用过了会弄巧成拙，用得不够诗会显得生硬僵化。忧子看出了先生诗中的修辞的用量与用法，并大加肯定，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p><p class="ql-block"> 作为诗人先生善于把握当下的内心灵魂上的东西，把它意象出来，引譬连类出来，向人们展示出来。作为诗评者的忧子就是要想方设法地为先生多点亮几盏灯，让读者把诗看得更清晰而明确，使读者与先生同“群”而“兴”；同“群”而“观”；同“群”而“怨”；同“群”而“群”。诗评者不是粉饰诗的色彩饿装饰工，而是照亮方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