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旧事：（三）李集烟火 作者 宁光强

凭栏处•宁光强

　　平原旧事：（三）李集烟火

1975年秋，农业学大寨掀起新高潮。山东组织省财贸系统各厅局和团省委的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团，进驻聊城地区高唐县。

我忝列其中，成为高唐县固河公社李集大队一名工作组员。

徒骇河从村南流过，河堤高大的杨树在平原上画出了一条弯弯的绿带。秋天的田野麦苗儿葱绿，村庄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我们一行九人，悄然入住村中一落独院、一栋正房，融入了这恬静的乡村生活。

九人成组进驻一个村庄，队伍不可谓不大。组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绝对高配。除了组，各公社还有工作队，县里则驻工作团。团长是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徐建春。就这阵势，显示了多大的决心？无他，当年九月在十几年学大寨基础上，全国提出了建设大寨县。省里决定用三年把鲁北平原的高唐县建成大寨县，省下派人员一年一轮换，用三批人完成任务。我们是第一批。

当时的大寨县建设，曾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指标，如粮食产量“要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即亩产分别400斤、500斤、800斤；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即县一级干部每年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俯视这一段历史时会看到，合作化以后的农村，国家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人民公社条例（60条）。这一百条政策再加上十几年学大寨，却并没有解决农村农业发展问题，非农人口还得吃粮票。这次大寨县建设，应属学大寨2.0，它恐怕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大包干）之前，在原体制机制下的最后一次冲锋。当然，它没有成功；它又是一次历史性的探索；它更是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的一次历史性的反证。

我小子有幸，又赶上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平原上的乡村，日子流转变换，自有其序律节奏。秋后的活计，除了外出上河工，余下的劳力都在翻棉花田。一个生产队几十人挨着，一锨一锨地翻地。这不仅是我们在践行“村干部每年劳动300天”规定，更是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好办法。没几天，就与各自生产队的群众混熟了。

社员会议是免不了要开的。须讨论和布置生产劳动任务，河工的出工安排等等。也有务虚的，比方，怎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问题。那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时髦，也是潮流。

但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呢？真正“虚”得摸不着边际。我们就此提出一个可以讨论的把手：为什么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大田好？这是事实，谁都承认，可为什么呢？社员们面面相觑，似乎难以回答。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设问。循着“狠斗私字一闪念”刨根，就是资本主义思想作祟，精心管自己的，粗心干大田的。也听说有地方把它作为“尾巴”割了的。但是，保留自留地是人民公社条例（农业60条）规定的，取消它，就成了大寨县吗？高唐至终也没有取消。

可是，同样的问题往另外的方向想：既然自留地庄稼长得好，那把自留地扩大了，产量不就提高了吗？后来的“大包干”不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自留地吗？

解决农业问题的钥匙，早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重要的还是如何想。李集、高唐，甚或鲁北平原，都没有大寨那样的虎头山、狼窝掌，即便豪情万丈，在哪里着力？其实，调整政策、改土治水、压住盐碱，使用新技术，产量必定提高。如今的鲁北平原和高唐，就是这样。

我们则仍专注于生产队劳动和工作组的集体生活。每天，组里轮班留两人做饭，其他人下地。

冬天睡凉炕，被褥返潮，有太阳的天气，组员们都把被褥拿出来晒。组长、团省委副书记孙振法的被子，那么宽、那么长。我不明白，就问他：“你的被子怎么这么大？”他明明听见了，却不理我。忍不住我又问了一句，结果他高声抢白我：“两个人睡，不大能行吗？”“两人？”原是他拿来了当初结婚的被。我那会儿光棍，哪知道这些夫妻鸳鸯事。后来我结婚，妈妈给我准备的也是这样的被，才知此乃天下流俗，古已有之。

说起做饭，那会儿没有剔骨肉，买点肉做菜算荤头，剩下的骨头很难办：扔了可惜，单独做又不值当。我说：这东西可包包子。众人皆反对，组长用他那特有的胶东荣成腔说：“那是吃不起包子了，才放骨头。”有一次轮我值班做饭，把骨头剁成块，包了几个包子。普通包子都是团花摺，骨头包子做成弧形摺。一口下去，香气四溢，同声说好，排骨包子这才被认可。以后包包子不分什么摺，所谓“包子好吃不在摺上”。结果吃的时候，人人挨个捏，专找带骨头的包子吃。

还有一次，工作团团长、团省委书记徐建春来李集调研，中午和我们一起啃馒头就熬白菜。谁知吃着吃着，她的那碗白菜里出现了一个烟头。这多大事故啊？建春团长没觉得多大事，再盛一碗接着吃。我们却揪着当天做饭的组员丁殿广不放：准是你的！小丁急得满脸通红：“不是，绝对不是！”但他抽烟哪，有百嘴也说不清。过后，我们调侃他：你是一只脚踩在锅台上，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大铲翻白菜，翻着翻着，嘴里的烟头就与调料一起进了锅。他急次白脸辩说是粉条里带的，我们就想看他着急的样子。

想起那段生活，工作组副组长、团省委秘书长李光泉写道：“鲁北忆，最忆是高唐，一铺土炕十人睡，自制卷烟火苗黄，群聊冬夜长。”

记得入村后第一次开团员青年会，工作组几人坐在前面，主持会议的是一名近四十岁的前团支部书记，紧张得吭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忽然说起了“老三篇”、说起了白求恩。他说：“你看人家——白——求恩，那么大——的共产党员………”，“嗯——？”我们尽皆愕然，思想半天，才明白他是把伟人写的“加拿大的共产党员”给理解成了“那么大的共产党员”。但怕他尴尬被众人取笑，不敢当场说破、纠正，只能等晚上躺到炕上时，说来大笑一场。

1975年12月，我被调到工作团办公室，住在县委，离开了李集。在那里，我结识了孔繁森。他是我们工作团赵寨子工作队副队长，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大体每周回一次县城向团部汇报。之余，必洗头洗澡，我经常看到他神情焕然、头面光鲜的样子。他认真地告诉我：“海鸥牌洗头膏，很好使”。几十年后，我去聊城参观孔繁森纪念馆，一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忍不住泪流：如此可堪大任的好人，竟这样轻易而去，实是老天不公。

1976年中秋节，我特意跑到李集，与同事们过节。丁殿广骑自行车来回60里回家，向他母亲讨来了一只鸡，我们过了一个有鸡吃的中秋。第二天，当我返回高唐，在固河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传来伟人逝世的消息。我心里只觉得紧，脑子里只觉得茫然。没有车了，我坐在一辆大胶轮拖拉机后轮瓦上，颠回了县城。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再过半个月，我们撤回了省城；鲁北平原离着那个“把所有的大田都变成自留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几十年后，我再到高唐，平原已经大变。正像副组长李光泉在《忆鲁北》里所写的那样；“鲁北好，旧颜换新貌，徒骇马颊两碧水，千里平原喜腾飞，能不忆鲁北？”

与工作组副组长李光泉在山西昔阳大寨

作于2024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