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兵连的那三个月

徽鲁缘

　　新兵连，是当兵人共同的编制。在这里大家都是新兵蛋子，睡同样的床铺，吃同样的饭菜，喊同样的口号，训练同样的科目，但每个人却有不一样的经历和感受。对我来说，这里是我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平台，是我实现人生梦想的起点。在这里我看到了老家县城以外的天地，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军人身份的转变。当然还有很多经历，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一点点成熟、一点点成长。

一、自建床铺

1983年10月31日自安徽桐城出发，从安庆港口登上东方红五号轮船，到达汉口后乘火车于1983年11月2日11：47分到达郑州火车站。

在团部大操场吃完饭，被班长带到一间空房子，房间里除了一个灯泡什么都没有。班长命令我们放下行李，跟随老兵在漆黑的夜里，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老百姓家里抱稻草。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沙地里，有个战友说：完了，我们被送到大沙漠里来了！抱回稻草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再到储藏室每人领一床棕垫子，将棕垫子铺在稻草上，这样既防止冷气上行又可以保暖。然后在老兵的招呼下，又搬几块砖头拦在杂乱无章的稻草前面，打开行李，依次将被褥、床单、被子铺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简陋、实用的床铺就建成了。

现在部队的新兵连，条件优越，漂亮的营房，配套的装备，新兵到部队后一应俱全，可以说是“拎包入住”。那时候，部队条件差，新兵连多为临时组建，各项设施不配套、不到位，强调自己动手。虽然条件艰苦一点，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反而锤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的能力。

二、吃饭

吃饭，这是每个人每天必须经历的事，而新兵连吃饭却另有一番精彩。

我们这批新兵近200人，分别来自安徽安庆（市内、市郊以及桐城县）和陕西（西安市以及洛川县），再加上连队干部、班排长以及勤杂人员约有240人左右。被分成4个排16个班，1至3排和连部住在一起，4排住在距连部约500米的一个山坡（后来被建为航管连）。我被编在4排13班，6个安徽（王勇、伍德万、潘国文、徐良宽、王杨胜、胡孝邦）6个陕西（贺红卫、贺敬仓、张新民还有三个记不清具体名字了），加上班长（彭望新，湖北人）共13个人。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生活习惯相差很大，安徽的喜欢吃米饭，陕西的喜欢吃面食。

开饭时，每个班在空地上围成一圈（当时新饭堂正在建设，尚未交付使用），中间是用黄脸盆装的菜，待炊事人员将饭桶放到固定位置，一声令下，大家直奔饭桶而去，“抢饭”开始。饭桶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帽子挤掉了（抢稀饭时还有掉到桶里），有的手被蒸笼割破了，有的饭碗掉地上了，有的几个进行小接力（一个挤到饭桶最前沿，抢到饭马上传给后面，再拿到后面的碗接着抢）。偶尔还有安徽和陕西打起来的，这个时候班长就会出面，朝战士屁股踏上一脚，事态立马平息。这样混而不乱的局面很快就安定了，然后就狼吞虎咽起来，有时候大风一吹，黄沙遍地，饭碗里、嘴巴里都是细沙，偶有抱怨，但也无暇顾及，因为吃饭时间基本上在10至15分钟之间。有的吃饭慢的还没有吃饱集合哨就响了，也只能饿着肚子去训练，所以当兵的人大部分吃饭都快，这就叫适者生存。

有一次一个新兵拿多了没有吃完，就趁大家不注意悄悄的将剩下的馒头扔进泔水桶里。殊不知这一幕早就被来回巡查的连长邱劲东发现了，邱连长马上让这个新兵将泔水桶的馒头拿起来举过头顶，迅速集合队伍，现场说法。这段经历让全体新兵记忆深刻，深深感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连队一日三餐开饭时间是固定的，到点部队就集合好，来个饭前一首歌。有一天唱了好几首歌还不见动静，最后一打听才知道，炊事班误饭了。当过兵的都知道，连队最怕误饭，一误饭就有调皮的兵趁机闹点小事。新兵连不至于闹事，但也是议论纷纷。只见指导员林道云（其实是营教导员，临时任指导员）经验丰富，马上开展饭前思想政治工作，临结束时，大声说道：误饭正在解决，大家有没有意见？！由于平时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时最后都发出号召，例如：有没有决心？！大家都是异口同声的喊道：有！这次听到指导员号召，新兵们依然是习惯性异口同声的喊道：有！寂静片刻后，一阵哄堂大笑。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指导员戏剧性的化解了。

三、丢钱风波

新兵连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特别讲究统一。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起床，统一物品摆放，这种统一有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平时每个人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外，其他物品统一放到连队储藏室，每周拿一次。储藏室钥匙有专人保管，确保大家物品的安全。然而安全是相对的，偶尔也会出现意外。

有一次开储藏室拿东西，战友伍德万发现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所有资金15元钱不见了，我们几个老乡知道后，让他立即报告班长。那时大家家里条件都不好，15元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班长报告了排长黄远庆，排长非常重视，马上召集四个班长商量对策。然后班长排长分别找班里的新兵谈话，了解情况，进行线索摸排。找我谈话的是14班班长邓德志，他一上来就诈我，说这件事（指伍德万报告班长这个事）我是幕后主谋，让我老老实实交待清楚。我感到很委屈，说这件事在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每个人都是嫌疑人，你们尽可以去调查。下来后，大家一交流，基本上都是问什么时候进储藏室的，拿什么东西，和谁一起等等内容。调查了几天，也没有结果。就在大家感到这事没有一点希望的时候，班长却在新兵连快结束时，将丢失的钱如数给了伍德万。

后来得知，那段时间训练特别忙，天天走正步、练方队，迎接国庆35周年郑州片大阅兵。班里陕西籍战士张新民因队列动作不标准，连队让其在家整理内务，自然就掌管了储藏室钥匙。而且张家里条件也不富裕，但那段时间花费却特别大，经常在周末休息时买很多东西给班长用。估计班长心里是很清楚的，当时他正面临转志愿兵的关键时候，为了顾及影响，私下里做张的工作，最后把钱退出来还给伍德万，这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后来我军校毕业在警通排当排长时，班长和我碰面时表面上还有些不自然。

四、战友生病

新兵连生活进行了一个多月时间，战友兼同乡王杨胜因身体不适，便请假到团卫生队看病。检查后发现疑似肝炎，立即被送到郑州空军医院就诊。因王和我睡邻铺，而且当天早上还共同吃了一个蛋糕，所以卫生队也对我进行了检查，结果我什么事都没有，可能是我小时候在家曾经得过肝炎，身体内有了抗体。那时训练非常紧张，除了睡觉就是训练，周末也加班，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看望。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王杨胜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身边一分钱都没有，让有空送点钱和日用品过去，而且特别声明这封信的信纸信封都是向护士借的。我将情况向班长作了汇报，班长说等周末放假了你请假过去。

好不容易等到周末放假，我们几个同乡、战友请假一起去看王杨胜，同行的有王勇、叶勇、伍德万、毛炳应等。我们带上连队发的罐头等物品，坐上团部班车然后换乘公交车到达郑州空军医院。到医院后，由于我们刚到部队不久，家乡方言非常浓，边说边比划，也没有打听出所以然。后来毛炳应普通话好一点，他拦住一个护士问道：请问传染科在哪里？护士听明白后才告诉了我们具体位置。到传染科说明情况后，因肝炎传染，医院不让大家进，只得将物品交给护士嘱其转交给王杨胜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到底见没见王，已经记不清楚了）。

大家当兵前基本上都没有出过远门，对郑州这个大都市比较好奇，看什么都很新鲜，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利用这次难得的外出机会东转转西逛逛，非常高兴。记得转到二七纪念塔附近的一个商店，叶勇问营业员，眼罩子怎么卖？问了好几遍营业员仍不明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只得用手比成一个圆形放到眼睛上，营业员才恍然大悟，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王杨胜因住院没有赶上新兵连结业，也就没有参加专业训练。他出院后直接分到太山连任843测高雷达操纵员，边训练边跟班，等到我们专业训练结束分到连队时，他已经同老兵一样单独值班了。所以后来他的专业技能一直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因病得福”了。

　　新兵连为期三个月，奇闻轶事、小插曲很多。比如当时郑州酒厂晚上起火，大家英雄主义爆棚，纷纷写请战书请求去救火；将白毛巾别在胸前再穿上军装，体现军姿挺拔、精神饱满；新兵结业时为了竞争嘉奖，两个省份的战友斗智斗勇；为了分个比较理想的专业，各显神通，最后有的喜笑颜开，有的愁眉苦脸。等等，无以尽述。

新兵连期间的每一次紧急集合、每一堂政治教育、每一次内务评比、每一次会操，都是成长过程中最好的学习和磨炼。当时很多的不愉快，随着时间的沉淀都如过眼烟云随风消逝了，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和真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