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洱海到勐海到底有多远

馨香一片

　　从洱海到勐海到底有多远

题记：勐海茶厂是“中国普洱茶第一县”的核心和基础，它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创建的佛海茶厂。西双版纳解放后决定复建勐海茶厂，恢复产能、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做贡献，王均等8个工友，被从大理下关茶厂抽调来勐海支援复建，开启了解放后勐海茶厂成品紧茶加工的先河。我通过采访8位工友尚健在的遗孀及其子女，还原他们70年前的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追溯并记录勐海的茶叶事业的不平凡轨迹，致敬并纪念这些为今天“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的奠基人。

原本3个月的支援，成了永远。七十年，回不去的故乡，忘不了的乡愁,定格在他们的生命里。

从洱海到勐海到底有多远？在我拿着写完的第一稿，去找段天顺老人家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告诉老人家，这一篇采访的文章题目我想用”从洱海到勐海到底有多远？老人家脱口而出”有800公里“，800公里，这是他们在有生之年，一次又一次回故乡的距离，如今幻化为70年的思念。

1954年3月，8个年轻人辗转走了十几天。而整整七十年，却再也没有说好的回程。他们，化成了勐海茶厂的一块砖。

1951年11月，停产多年的佛海茶厂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曙光。满目疮痍，杂草丛生的破旧厂房，在首任厂长唐庆阳的带领下，拉开了改造重建的序幕。

1953年1月，西双版纳自治州成立，佛海茶厂更名为勐海茶厂，小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勐海茶厂的恢复重建已初见成效，成品茶的加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厂长唐庆阳向中茶公司云南分公司申请， 请求派技术人员前来支援，帮助指导成品沱茶的制作技能。

中茶公司云南分公司对此申请很重视，在下关茶厂挑选了8位技术能手：王均、王子刚、李汝芳、杨华、杨以达、杨以义、周崇益、戴汝豪，向他们宣布这一光荣的委派任务时，约定：3个月左右即可返回家乡。1954年初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勐海后，一干就是一年，更未曾想第二年还是回不去，第三年上级再也没人提回家的事了。

“我是党的一块砖，党往哪搬往哪搬”，服从指挥、听从安排，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识。当时他们多数已经成家，只好写信让媳妇也前来勐海。第一个前来的是在家乡无依无靠的李汝芳的家属杜丕桃。杜丕桃的到来，更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据郭应芬回忆说，几个男工友在车间一楼压制沱茶，杜丕桃在车间挑出来的二楼上扎茶筒的时候，他们会情不自禁的对唱起家乡的白族小调，杜丕桃不仅高挑漂亮而且歌声挺好听，几个男工友中数周崇益、戴汝豪唱得最好。有一次唱得有点忘情，声音越唱越大，大家都听得停下了手中的活，正好被到车间巡查的唐厂长听到，被委婉的劝阻了。

1956年底，王均的家属段天顺、王子刚的家属赵祝果，杨华的家属赵硒银接到丈夫要求前来勐海的信，她们各自带着幼小的孩子，相约同行，从下关到昆明，在昆明中茶云南分公司开证明，停留等待车票，公司好生接待了她们几天才好不容易买到了勐海的车票，这段路，在高速公路、高铁几个小时就轻松到达的今天，实在是小菜一碟，但在那个年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苦甚至凶险，三个没出过远门的女人，拖拉着三个懵懂无知的幼童，一路上耗时十多天才到勐海。光这段路上的经历，就够写本书的了。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

段天顺她们辗转到勐海时，昔日繁华以茶贸易号称云南小香港的荣光早已不再，她们三个及孩子被暂时安顿在用竹篱笆隔开的破旧的老营房内，还没来得及适应土箕墙茅草顶满眼苍凉的失落，就马不停蹄分别随丈夫一道前往各自负责的收购组，为第二年收购老百姓加工的毛茶作准备。

后排左三周崇益左四戴汝豪

初来时与杨忠、杨朝先等先来的工友合影

后排左二为杜丕桃在南糯山与其他职工合影

南方有嘉木 情牵梦绕之

2021年，从繁忙的工作状态中走出来的我，萌生出写一写父辈和茶的故事，在先写父亲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茶人的不容易，一天和经常到访探望父亲的郭应芬阿姨聊到茶厂往事时，访谈勐海茶厂老茶人的念头，就像风一样滋长起来。马上着手联系，郭应芬第一个把段天顺老人家带到我的办公室，那时我的关注是在普洱茶的制作技艺上，随着和老人家的进一步交往，听她讲着过往的故事时，我改变了访谈的计划，并由此萌生出写一写他们的故事，可能比写普洱茶制作技艺更有意义一些。之后，为了了解更多的细节，我数次登门讨扰老人家。每次进屋，播放机几乎在播放着白族歌手的曲调，小桌子上不是放着一本不知翻过多少遍打开着的历史文摘书籍，就是一双正在缝制的花鞋垫，我很是惊讶时年已90岁高龄的老人家竟然能不戴眼镜看清楚书上的小字、还能用针线走出那么细致的图案。

老人家目明耳聪，头脑清晰。随着她的娓娓道来，我了解到她从11岁时就与茶结下的缘分。那是1944年，为补贴家用，刚满11岁的她就在下关附近的几个茶厂寻找捡茶叶的活计，运气好的的话，就会被安排捡完一大簸箕的茶叶，挣上几个铜板。那时起她就学会了喝茶，从此再未间断过。到1952年，段天顺已经是有6年茶厂工作经历的年幼的老茶工了，其中在下关永昌强茶厂的时间最长，先做的是捡茶的活，后来被安排秤茶，每月有6块钱的固定收入。她人生的另一半是因茶结缘——永昌强茶厂并入下关茶厂，让她认识了大她4岁的茶工王均，1952年，两人在下关茶厂成婚。下关茶厂有很多对像他俩一样的夫妻双职工。

段天顺老人家记忆力惊人地好，回忆起70年前的初来勐海的经历，如数家珍。不光是解放前下关有3个大厂和13个小厂的名字，自己在这些厂里捡茶的经历都记得清清楚楚，其他7个工友7家人的情况，很多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而另外那7位工友中尚健在的老伴及其子女，他们的记忆大部分已经被岁月的风雨吹散、吹模糊了。我努力从段天顺老人零散翻出的这些碎片中，拼凑出一个概貌，从中窥探那个时代也是绝大部分勐海茶厂元老所经历的一切。

王均

段天顺

王均、段天顺夫妇

段天顺、尹三老在车间工作时的照片

我听段天顺讲过去的故事

第二排左二为谢宝珍（勐海茶厂职工）经多方询问，概为当年协助勐海茶厂恢复重建的民族工作队员

　　勐海茶的醇香，是汗水是坚守

我听闻这些故事后和我父亲谈起了他们，父亲也算是勐海茶厂的老人，他说，论贡献，收购组负责人的杨友光及遍布全州及勐海各个茶区的茶叶收购人员对茶厂生产贡献最大，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写一写他们，随后他给我提起了从进勐海茶厂就在收购组的职工，没有调回厂里，甚至有些他都不认识。

勐海茶厂成品茶加工的原料是来自西双版纳州内各个产茶区毛茶，毛茶的质量成为产品质量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有生产经验，深谙茶叶一到十级品样，严把条索紧实毛茶制作技术的他们，自然就成为茶叶收购的重要评定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初讲好只要到勐海培养了能独自承担成品茶加工的技术工人三个月后，8个工友就可以回故乡，可恢复重建的勐海茶厂百废待兴人才倍缺，就这样他们被留了下来并常年派驻在收购组，以确保勐海茶厂加工成品茶的质量，收购组散落在勐海及州内产茶的各个村寨，很多收购人员常年在乡下，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直到退休才回到家里。

王均当时被派往大勐龙勐宋片区负责收茶。初到勐海的段天顺随着丈夫王均带着孩子，一家三口跟着勐海一个马帮队一起去大勐龙勐宋片区。跟马帮可不是电影上那浪漫自在地骑在马上，马帮驮着他们的行李走在前面，他们夫妻轮换背着孩子跟在后面，两条腿哪里追得上四条腿，等到他们追着马蹄印追上歇脚的马帮，马帮的人已做好饭等着他们了。第一晚是在路边一个傣族米线摊夜宿的，行李卷铺在地上，大人孩子慕天席地和衣而眠；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小学校舍借宿，天不亮就被叫醒腾地方；第三天晚上才得以在一个傣族村子里借宿，总算可以在火塘边上安稳的睡上一夜；第四天的下午才到达收购组。一路语言不通，所幸还有一个傣族同胞跟随，减少了很多的麻烦。翻过一山又一山，段天顺被丈夫“翻过这座山就到了”骗了一路。

当时的收购组是竹篱笆草排房，每个收购组员还配有一支步枪，王均每天晚上要不停的变换睡觉的方位，而且枪必须放在床边靠里的一方，为了时刻提防土匪夜间用尖刀穿过竹篱笆墙偷袭抢走枪支。当时带他们进大勐龙的马帮领队姓高，也在随后几年赶马帮途中被土匪抢劫杀害，他的妻子也是勐海茶厂的职工。

王子刚负责的是巴达的曼迈兑，在我找到其老伴赵祝果及段天顺老人家问询当时的情况时，赵祝果老人家却一边摇着头一边说“记不得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白天虫叮，晚上蚊子咬孩子哭，担惊受怕，老王还一天的被骂。”段天顺老人家插话说，“你不是从曼迈兑村寨回来时，一脸惊讶的跟我讲，那里虱子多得老百姓用嘴巴咬都咬出血了，我还听得一头雾水，直到1971年去西定靠边境线的布朗族村寨下乡时，才看到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捉虱子咬，才相信是真的，不是咬虱子咬出血，而是他们嚼槟榔满口通红”。赵祝果想起来接着说，去的时候正好是旱季，什么菜也种不出来，那里的男孩子几乎都不穿裤子，甚至有一些男壮年，也穷得穿不起裤子，只能像电视里日本男人一样，用一块布兜着，小孩子大多戴着圆圆的红红的帽子，吃饭时摘下来就当碗用，太阳底下男男女女解开包头、衣服就找虱子放在嘴里咬，把我吓坏了，以为虱子多到牙都咬出血了。在那样的环境待了不长的时间后，受不了缺盐少油的寡淡、不分昼夜的蚊虫叮咬，受不了老百姓有事无事都要到收购组门口蹲着，说着陌生的语言，用陌生的眼光盯着她和孩子看，更受不了每天工作很晚的王子刚夜深人静时还提着步枪巡护着收购组、黎明时分刚刚睡下又被前来交茶的老百姓吵醒的日子，而辛苦的还被不知情的老百姓常常抱怨太懒，天天睡到太阳升起的日子，倔强的赵祝果老人家果断回了勐海。

杨华最早安排在巴达收购组，妻子赵硒银和孩子从老家来就跟着他到了巴达收购组，巴达是勐海县极边的一个乡镇，交通全靠脚走，又缺医少药，在即将迎接到巴达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从家乡带着来的儿子却生病不幸夭折了，后来在巴达又生了一个女儿，再后来又派到了西定章朗收购组，在那个布朗族村寨他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杨华在两个乡镇辗转将近十年，妻子成了全职保姆，直到杨华从章朗调到勐遮曼恩收购组后，妻子才进入茶厂工作，以至于工龄比一块来的段天顺她们少了七年多。我从小在茶厂长大，我们两家是邻居，近半世纪还多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一阵飘香把我吸引到他们家，原来是赵硒银正在一个小火盆上烤着她手工制作的有着漂亮花纹的月饼，让我稀罕不已，月饼居然还能在家做。长大一些后他们家比我大几岁的小珍姐和拐子哥经常带着我玩，也很少见到杨华。他小儿子回忆说，他的父亲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勐宋、勐海曼稿等收购组都呆过，很少回家，让追到家里找他咨询请教茶园管理种植，制茶技术的老百姓经常扑空。

李汝芳，一个从下关茶厂走出来的边纵战士，曾在家乡解放中接受革命的淬炼，出生入死，下关解放后，他又回到了下关茶厂，最后听从召唤奔赴边疆。他负责过勐腊易武的茶叶收购，后又坚守过勐海勐宋大曼吕，布朗山章家等比较偏远的收购组，据他和子女说，当时有的地方甚至还在使用银元交易。妻子杜丕桃追随他来到勐海，就安排在厂里工作，每年春茶季繁忙的时候，她和许多厂里的职工都要被派到南糯山二厂去支援一两个月，夫妻难得相见，只有丈夫每年10月后，背着枪护送马帮把收购的茶叶运回厂里的时候，才能见上一两面。妻子没法照顾他，他也管不了孩子，最后身体熬坏了，实在无法承受在乡下的工作环境，才调回了茶厂。而我直到与他的儿子了解情况才知道，小时候只需花两分钱就能在厂洗澡室洗一个让全县人民羡慕的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以及在厂门口就能荡起双桨、轻轻飘荡在柳树下的自豪感，全部拜李汝芳老人家不辞辛劳管理洗澡室，绿化小公园的成果，而他生病住院，儿子借机开了四盒蜂王浆，用于补补日夜守护他的辛劳，被他知道后连连责备要求退赔回去。虽然至今健在已90多岁的妻子对曾经的艰辛已回忆不起来，但仍然还在念叨三个儿子的成长，老李几乎没有过问，大儿子才出生15天，就回了易武收购组，自己在南糯山得了胆囊急症，还是马驮着下山的，他根本就没有回家。

李汝芳、杜丕桃夫妇

李汝芳

李汝芳、杜丕桃夫妇

李汝芳参加勐海边纵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活动

心安之处即为家，家安住的地方即故乡

因为父亲是从下关农校毕业的缘故，抑或都是他乡异客的缘故，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母和大理、凤庆来的工友非常亲近，我也特别熟悉他们夹杂着白族音调的汉话，而他们夫妻之间的对话，和老乡见面时交谈全都是白族话，仿佛只有乡音才能牢牢地锁住对故乡的记忆。

我是在他们慈爱的目光下长大的。我就出生在杨以义工作的嘎拱收购组的仓库里，后来收购组从村寨搬到勐遮老街边。父亲常年下乡在勐遮，经常带着我去勐遮赶街，窄窄的下雨泥泞晴天浮灰满地的那条街道上，或蹲或站着四排到勐遮交易山货的村民，两条并不宽的通道上，也站满了讨价还价的购物者。快到饭点直呼肚子饿的我，被父亲带到收购组，记忆中每一次到收购组，我不仅能吃上酸笋煮螺丝小鱼之类的，还能爬上收购组后面高高的土坎，摘几个洋瓜和丝瓜。杨以义向来以收购组为家直到退休才回到厂里，而他的家属1974年才带着小女儿到了勐海，还有两个孩子留在了老家，一个家分成了三半。杨以义退休后，小女儿顶替他进了茶厂工作，夫妻俩选择叶落归根回了故乡，唯一回到家乡的杨以义，第二年也病故了。

我最熟悉的莫过于与父母私交最深、且心心念念把我视作为未来儿媳妇的周崇益和毛小乐夫妇。周崇益受命到勐海时，父母担心远走的儿子不回家，急急忙忙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但在茶叶收购组他和那个从勐宋南碰河村参加民族工作队的热情开朗大方能干的姑娘“碰上”了，从此把心和家安放在了勐海。周崇益在茶厂工作期间几乎常年在乡下的各个收购组，布朗山，勐阿，勐海曼裴，勐宋曼方收购组等。

2024年12月初的一天，在我差不多已经放弃并准备只用三言两语写一写戴汝豪的时候，我终于联系到戴汝豪的两个女儿，在干休所幸福食堂外的太阳伞下，两位姐姐说，她们的父母跟她们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从两位姐姐闪闪的泪光中，依稀有印象的戴汝豪和陈菊仙夫妇顿时清晰起来。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戴汝豪已奉父母之命结了婚，可他压根就不承认这桩婚姻，等到没办法回去时，他萌生出他要自己找自己喜欢的那一半，把家安在勐海，他写信给父母陈述了这一想法，恳求父母同意解除婚姻。当然如此天遥地远的相隔，这一段婚姻就顺利的解除了。个子高高，年轻帅气的他，在勐腊易武收购组工作期间，找到了心爱的姑娘陈菊仙，从未出过远门，跟着戴汝豪骑着马从勐腊易武回到勐海成婚的陈菊仙，由于几天在马背上的颠簸，刚从马背上下来没站稳脚，就把手胳膊摔断了。

把妻子稳定下的戴汝豪，把工作的重心又投入到收购组里，妻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没在身边，18岁多的妻子，按现在还是没长大的孩子，那个时候已经独自一人在茅草屋里生养孩子，有一次为了赶着上班手忙脚乱的把熟睡的孩子头冲地倒背在背上都不知道。

恩爱的夫妻接二连三生了五朵金花。可陈菊仙一个人要忙工作还要忙孩子，实在没有法子，老人又来不了帮忙，夫妻俩只能打算把三岁的二女儿和不满一岁三女儿送回老家。那时茶厂收的茶叶很多要外调到下关精制加工，陈菊仙带着两个女儿，搭上了运茶去下关的车，路上走了几天到了下关狠心留下孩子，陈菊仙没有想到的是两三年后的一天，三女儿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痛心疾首的她背着五女儿再次踏上回丈夫老家，她要领回她的二女儿，可已经一口白族话的女儿怎么也不认她。

那天两个姐姐跟我说，说起父母的事情，怎么也说不完。在她们的心目中，母亲隐忍，善良，勤劳，她们记得很清楚，春茶季加工时，已经有大卡车的勐海茶厂，每天下午都要及时把车派到茶叶多的乡镇和村寨收鲜，茶叶鲜叶把车装的满满的，高高的，她们的妈妈只能躺在茶叶鲜叶上，被茶叶的清香萦绕着很晚才回到厂里，在路口等待母亲很久的她们，待茶叶卸下后，也学着妈妈一样躺在茶叶上，嗅着茶叶清香的记忆一直镌刻在她们的脑海里。由于长期不规律的工作，让她们母亲患上了慢性胃炎，但记忆中从没见她请过病假，疼得受不了，就只在厂医务室里开一点药吃，没听过她哼过一声；父亲明理孝顺，有责任，一心扑在工作和家庭上，条件艰苦的岁月一个人在易武.勐阿等乡下的收购组，从厂里背着收购茶叶的钱回收购组，他总在身上带一把长刀，以防万一，经他评审收购的茶叶，每一批都得到审检室的好评，以至于后面知道是他评审收购的茶叶，审检室都免检了。

戴汝豪在家乡时，家境并不差，他还读了四年的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和钢笔字，虽然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他依然要孩子好好读书，教她们练字，教她们打算盘，没有劳力帮忙，但每年冬都把来年的柴火准备好，让妻儿衣食无忧。两个姐姐说，父亲的孝道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于远在洱海的父母，不能亲自尽孝道，心里很是惭愧，在那十分困难的年月还要养育她们五个，她们父亲每个月总要省下10块钱，一个季度都要给父母寄回去30块钱，接到父母生病的电报，他一定要请假回到故乡，所幸那个时候，她们能在厂里能捡茶叶，可以捞沙，脱土箕，补贴自己上学的费用。

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幕，是我母亲一住院，段天顺、赵祝果、毛小乐等等，总是会带着当时极其珍贵的白糖和几个鸡蛋先后到医院探望母亲。在我们家搬离茶厂后，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变得熟悉又陌生......恍然间想走进他们时，他们大多已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零碎的岁月片段，跟随着他们渐行渐远，但那岁月长河淹没的过往，却还鲜活地留在亲人们的记忆里，但又怎么才能把岁月蹿起来呢？

戴汝豪

戴汝豪、陈菊仙夫妇

周崇益、毛小乐夫妇

毛小乐

　　战天斗地，他们都是模范

1958年战天斗地大炼钢铁时，王均的脚背不慎被滚烫的铁水浇得皮开肉绽他只休息了三天，坚持天天上班，那一年他被评为省级劳模，还出席了1959年省劳模大会。而他也只有那一两年在厂里待的时间稍长一点，其他则常年在乡下负责茶叶收购。工作几十年一直辗转于大勐龙的勐宋，勐海的勐宋、勐阿、格朗和，其中在勐阿的时间最长，勐阿远的村寨距离县城有七八十公里，平时来回，到村寨都是靠双脚走路，除了通知回厂里开会，一般都不回县城。 为了更好地走村串寨开展好茶园管理培训工作，好不容易在1971年攒够了买一辆载重自行车的钱，但因为那时的路实在坑坑洼洼，滚满了鸡蛋大的石头，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他，为了减少颠簸带来的不安全，把坐垫拆下用厚麻袋裹在车架上，降低高度以便遇紧急情况可以用两脚撑地站立，谁想还是没有躲过路上的大坑，生生把尿管颠断，被紧急送回勐海，做了三次手术才接好。

曼方收购组是一个大的收购组。从曼方的后山一直往山里走，爬过一道道高坡，就可以到西双版纳之巅——滑竹梁子，“南碰河”村就在半山腰。父母辈的私交，我自然和他们的小女儿周幸红成了绑在一起的闺蜜，刚上高中不久，我也跟着幸红和她父母搭上客车坐了几公里路到勐宋路口，然后就只能走路去“南碰河”，当时幸红姐夫还用边防大队的边三轮送了我们很大一段路，到曼方收购组，我们在傣家吃了饭歇了脚，包上一点傣族的糯米饭就继续往南碰河村走，那可能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远的路，爬过的最高的山，爬最后那三道一道比一道陡的坡，我想哭的心都有了，几乎是用尽了四脚四手的力气，天都很黑了才爬到村寨去。

大的收购组一般有三四个人，评茶、称茶、开票一个人，会计、出纳一个人，分级、堆放一个人，很多收购组都只是两个人或一对夫妻带着孩子驻守，周崇益在曼方收购组的时间最长，媳妇、孩子都在收购组，如果不是大女儿跟着一群傣族孩子上学怎么也学不会，可能他都不会向厂里申请，让媳妇带着孩子回厂里。而他则留在了曼方收购组直到退休。因为非常熟悉老百姓做茶的习惯，加之人手顾不过来掏口袋里的茶来评审，他只需看看口袋装茶的高度，再用脚推一推口袋的重量，就对老百姓交售的茶叶级数有比较准确的评判，就可以直接上秤，有些时候会遇到老百姓质疑他偏袒，他就会从口袋上中下各抓一把茶叶，让老百姓对照各个收购组收茶的茶样，一般都八九不离十，老百姓自然也心服口服。当然他是有区别的，只要那些比较“聪明”的人家来交售茶叶，他可是要从底下、侧边、中间到处各掏几把茶叶出来认真评判。

在收购组的他们并不完全是坐在收购组里面等着老百姓来交售茶叶。当时县里各个乡镇都有收购组，特别偏远或者茶叶种植比较多的村寨都设有收购组。每年茶农的培训，茶园的管理，茶叶的种植发展，也都是他们分内的事，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力发展茶叶种植时，他们和我父亲一样，一批一批被茶厂派往临沧凤庆大理南涧等地去调集茶籽，然后手把手教老百姓开荒、开挖种植沟播种、育苗，至今勐宋保塘村的老百姓见到周崇益的女儿都说，如果不是老周让他们当年多多种茶叶，哪来今天茶叶那么好的收入，真是托老周的福啊！他们每次出去调集茶籽，我们也是欢天喜地，因为每次出去都会给我们带回很多稀罕的核桃和水罐梨，能让我们嘚瑟好一阵子。

前排左二李保林、左四确康、左五周崇益，四排左一曾维然，后排左二杨友光皆为勐海茶厂收购组前辈

从左至右周崇益、刘献荣、曾维然

　　茶香里的中国，他们功不可没

在巴达曼迈兑收购组的王子刚，是第一个向厂里报告有老百姓来交售自称为“野茶”茶叶的人。1961年他在细心的对照样品评审老百姓送来的茶叶等级时，发现巴达贺松方向老百姓交售的茶叶和样品非常的不符而拒收，本指望卖了茶换一点盐巴钱的老百姓很是失望，不停地说这是“野茶”，“野茶”也是茶，王子刚只好把此情况向厂里作了汇报，厂里的领导又将此事向驻在勐海的省茶叶研究所的领导说起，我的父亲由此就被派往巴达贺松实地踏看，第二年初又和张顺高前往采样并寄到浙江中国茶叶研究所。巴达贺松的野生茶王树因此“面世”惊艳了世界、一改世界“茶出印度”的错误认知，从此确立了中国茶在世界上的地位。几年后，因为西藏的边销茶生产任务加大，有些文化基础的王子刚就调到紧压茶车间，先任会计后任车间主任，在车间里由于工作非常认真，60年代末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他及他的妻子赵祝果直到退休都和我妈妈在一起工作。

杨以达负责布朗山乡的收购组，瘦小的杨以达，则因为是下关市工会派出的，到了勐海就被分到了最为偏远的布朗山乡。他和我的父亲交集比较多，他的大女儿和儿子均和我们姐弟是同学，我们对于父辈的工作并不了解，也因此没有这方面的话题，直到今年10月30日，找到他的老伴杨凤珍，才从她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些许。原来工作几年后，他回了老家把妻子带了出来，安顿在乡政府煮饭，他在收购之余，还不遗余力走村串寨动员百姓种茶，教老百姓管理茶园，布朗山乡有1000多平方公里，到下面的几个寨子走一个来回，小一个月是回不来的，老伴回忆说，特别去到山高坡陡的老曼峨，人下坡都走出去二、三十米远了，踩过的石头还滚下来砸到脚后跟。就这样从5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一走走了近30年，走遍了布朗山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而且直接从茶叶收购组的负责人走到了布朗山乡公社书记的岗位，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同事和好友。杨凤珍在食堂想着法子让到乡里开会学习的群众吃好，用黄豆做豆腐，老百姓很稀奇，认为她会“做鸡蛋”。夫妻俩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老布朗”，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成为“小布朗”了。杨以达大女儿1979年到勐海读初中时只能住校，等到他下山回城就任勐海茶办主任时，已进入80年代了，那一时期正是勐海茶叶种植如火如荼的时期，在茶办主任的任上他为勐海的茶叶生产发展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子刚

赵祝果

杨以达

　　弥漫的茶香，是汗水和青春的挥洒

每年的十月以后，雨水逐渐减少，收购组的人员就要安排着用麻袋把茶叶打包运回厂里。这时他们往往会从堆放茶叶仓库上方的房梁上放下两根不知用了几年的绳索，然后用一个木棍做的光滑的大针，在麻布口袋上扎开两个洞，分别用两根绳索拴住麻袋，然后用铁铲把收购到的茶叶装到麻袋里，为了让麻袋里的茶叶装的更多更紧实一些，茶叶装到口袋一半，收购人员就要套上布袜子，就着绳索跳进口袋里去踩紧实，一直把口袋装得满满的，最后剪一整张圆圆的干笋叶盖在上面，再用那根特制的大木针穿上绳索交叉缝好不让茶叶漏出，装完一堆换一堆。当时老茶厂的门口也有一个收购组，因是同学苗琼的妈妈罗玉坤负责，我就经常溜进去，跳上口袋里踩茶叶是我的一大乐趣，至于景龙村放牛的傣族小男孩跟我们讨要绳索，许诺可以给我们骑一会儿水牛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悄悄的拿上两根绳子溜走，而我有一次刚骑上牛背上，放牛孩突然恶作剧鞭打水牛，把刚骑上牛背上，没有防备的我，吓得趴在宽宽的牛背上，手里又抓不到任何牵绳，牛在奔跑，我在哭叫，从此再也不敢偷绳子换牛骑了。

毛小乐、杜丕桃、段天顺和赵祝果等妇女，在进茶厂工作的那几年，主要任务就是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和工厂，她们在旧厂房不远处平乱坟岗，打夯栽桩，割茅草编草排和草稀泥、盖起了安放家人的泥挂墙茅草屋。到厂旁边的流沙河里淘沙挑沙，脱土箕，挖地基，盖起了厂房和仓库，段天顺、赵祝果、毛小乐还成了当时砌墙的好手。1959年基建完成后她们在紧压茶车间捡茶叶、缝补口袋，编萎凋帘，段天顺还因解放前在茶厂做过工作的经历，不久被安排在压制车间秤茶。毛小乐团茶、压茶，当时为了加快茶叶生产出口，新茶厂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茶厂的所有职工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到新厂址开展新茶厂建设，有的时候是星期天，有的时候上午茶叶加工，下午到黑夜在新厂址搞基建。至今段天顺仍然记得1961年3月18日的下午，刚刚上班不多会，因厨房烧刨花，火星溅到他们紧邻的房顶引起了大火，一会儿的工夫就把他们的竹篾笆房烧了个精光。而那天他们因为到新厂址脱土箕，她舍不得穿着唯一的一双布鞋出门，以至于后面一个多月都没鞋子穿，不得已，只能晚上上床前把洗脚水放在床边，把脚洗干净就上床，后来还是一个同事看到她整天打着赤脚，送了一双布鞋给她才解了困窘。

几位老人家相约到我们家看望父亲

与几位老人家在辨认老照片

　　灯火里茶香，激情在荡漾

1951年12月就出席省妇代会的段天顺从不惜力气， 说起当时压制沱茶，她记忆犹新。她说他们先要按每批工作任务，把出仓的各个等级的茶叶，铺一层茶洒一道水，又铺上一层茶再洒一道水，直到铺得有一人多高，然后又用钉耙从上往下挖从下往上搂，让各级别的茶叶充分地混合在一起，然后盖上白布，让茶叶慢慢软化，第二天称重装入布袋，放在两口大锅相扣烧出的蒸汽上蒸软，趁烫先用手揉捏出一个蒂，再快速的团成一个心形，然后在一个特制的有一根粗杠杆的压制凳上，把蒂朝下，靠人坐在杠杆的力量压实压紧茶叶，最后由两个人小心解下布袋，把沱茶放在架子上，往往一批茶做下来，揉茶成型的人手都被烫得红肿，而不停往下坐压茶的人，臀部疼痛，腰也直不起来，4个 人负责一口锅，每天加工4、5担茶叶。后来沱茶改成了砖茶，全手工变成了半机械化压制，工人们才从繁重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即便如此，能干好强的段天顺，从不示弱。一边要独自照顾好家里三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一边还担任着紧压茶车间工段长，每天她不仅要安排好车间的生产工作，而且还要干在前头，走在后头，婆婆生病住院也只能自己扛着。而她自己得急腹症需家属签字马上开刀，却因为丈夫在公社召开各村茶叶代表会议不能赶回，还是厂长周培荣亲自代签的，对此她既感动又久久不能释怀。

1973年邹炳良、曹振兴、蔡以德等人，被中茶公司云南分公司派往广东茶叶公司学习渥堆发酵技术回来后，开始了渥堆发酵技术的实验，师傅们带着她们在紧压茶车间里先小堆小堆的试着发酵，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终于摸索出适应生产需要的发酵技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70年代末，勐海茶厂新建了一幢当时县里最高的还带有升降梯的4层大楼，普洱茶车间从紧压茶车间分离出去，段天顺、毛小乐等就被安排到普洱茶车间。段天顺说当时生产的普洱熟茶是散装的，有5个级别，分别是79562、79072、79083、79092、79102。代表着五、六、七、八、九、十个级别，从开始小堆小推试发酵，到搬入新产房做一批茶往往要发酵100多担甚至是200担茶，他们根据茶叶的多少，用喷水桶称水，铺一层茶洒一层水直到把茶堆得有一人多高，盖上大白布，十天后就用专制的九尺大钉耙把茶叶挖开挖松再起堆再洒水发酵，十天后又再重复一次，发酵好后一边挖松一边用机器解块，烘干，筛分，捡剔，然后以级别为装袋数量60公斤、70公斤、80公斤、90公斤、100公斤一袋装在麻布袋里调运出厂。一担茶100斤，100担茶，就是1万斤茶，他们一个组四五个人。起堆发酵这样的工作程序往往一天内必须完成，那时段天顺依然是车间的工段长，依然要求得严格，给人的印象特别得严厉。至于特别顽皮为了消化吃了过多凉粉，经常穿梭溜进车间爬楼梯减肥，蹭升降机坐的我和周幸红，总是刻意避开她，以免被撞见挨骂。直到走进她，才发现威严之下她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在60年代末她因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 1970年被评为勐海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而且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还依然保持着爱读书的好习惯，特别对于时下养老政策以及医保、医疗互助等政策的学习和理解，更是让我惊讶和汗颜，而且还充当了左邻右舍退休了的老伙伴们的义务宣讲员，甚至她的老友把打光棍的儿子托付给她，她这个阿孃为这个小辈当了三年的义务取款员，不由得让人唏嘘。

普洱茶车间部分女职工在新落成的普洱茶车间大楼前留影合。前排左一段莲珍、左二徐昌碧、 左三玉嫩、左四李琼芳、左五刀荣芳

第二排左一杨兴、左二段天顺、左三杨建秀、左四不详，左五庄金丽

段天顺、徐昌碧

一张不知拍摄于什么时候的老照片，有很多勐海的茶叶前辈

　　这张老照片里有许多勐海茶厂茶叶先辈

　　尾记: 虽然自小在勐海茶厂长大，可在走进茶的世界，走进茶人之前，哪里识得茶叶味呀！随着勐海茶的兴盛，工作责任的使然，我对茶、茶树、大自然的馈赠，倍加感恩和敬畏；对老茶人们的了解越来越多时，更加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年轮在时光中一层一层的褪去，当初从洱海边到勐海的8个工友，在逐渐老去的寂寞里，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和他们深爱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远去，逐渐淡忘在普洱茶的高光时刻，没有留下为他们而写的只言片语，有的甚至没有一张照片。而我与他们尚健在的另一半，3位老茶人的相见，从她们坚韧与渴望的眼神里，我选择了坚持不放弃，他们及妻子，在勐海茶厂的岁月既相似又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困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艰难。我万分遗憾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亲自讲述的故事，写8篇专属他们的记录。

从勐海回洱海到底有多远？他们在有生的日子里，曾无数次回望，但是能踏上回乡之路的机会少之又少，斯人已逝，生者如斯。1956年初从洱海出发，1972年才第一次回到家乡的段天顺，如今已经90多岁高龄，依然每隔一年都要踏上归途，把对勐海的眷恋和洱海的不舍化作滚滚车轮的洪流中。

我与幸红初中时在普洱茶大楼前的合影

从左至右赵祝果、马树仪、段天顺、吴美珍、郭应芬在橄榄坝曼团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