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国民主建国会已经走过了79年的风雨历程，在蜿蜒漫长的会史长河中，在灿若繁星的先贤轶事中，总有一段记忆值得好好珍藏，总有一副画面让你久久难忘。</p> <p class="ql-block"> 1945年12月16日</p><p class="ql-block">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p> <p class="ql-block">1945年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当日，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p> <p class="ql-block">抗战时期的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片区</p> <p class="ql-block">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碑</p> <p class="ql-block">胡厥文致开会词。他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大会在“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p> <p class="ql-block">西南实业大厦旧址复建工程落成典礼</p> <p class="ql-block">从此，民主建国会宣告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p> <p class="ql-block"> 1945年7月4日</p><p class="ql-block"> “窑洞对”与历史周期率</p> <p class="ql-block">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p> <p class="ql-block">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来延安所见所闻的感受时，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p> <p class="ql-block">枣园毛泽东旧居，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此进行了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p> <p class="ql-block">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p> <p class="ql-block">延安窑洞对主题铜像</p> <p class="ql-block">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p><p class="ql-block">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p> <p class="ql-block"> 1948年5月23日</p><p class="ql-block">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p> <p class="ql-block">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正式向全国发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音，正符合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p> <p class="ql-block">《人民日报》发布“五一口号”</p> <p class="ql-block">“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当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p> <p class="ql-block">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p> <p class="ql-block">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民建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政治立场。</p> <p class="ql-block"> 1979年1月17日</p><p class="ql-block"> 五老火锅宴</p> <p class="ql-block">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5位老工商业巨子：胡厥文（民建成员）、胡子昂（民建成员）、荣毅仁（民建成员）、周叔弢和古耕虞。</p> <p class="ql-block"> 五老火锅宴</p> <p class="ql-block">邓小平开门见山问五老：“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便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亲切、最值得记录的“五老火锅宴”。“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也正是这“五老火锅宴”，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之成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开篇佳话。</p><p class="ql-block"> 这次谈话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民建成员）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王光英（民建成员）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由胡子昂（民建成员）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p> <p class="ql-block"> 1993年3月1日</p><p class="ql-block">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p> <p class="ql-block">198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p> <p class="ql-block">《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p> <p class="ql-block">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对宪法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这一内容加进去。</p> <p class="ql-block">1993年初，民建中央就多党合作写入宪法问题召开座谈会。右二为孙起孟。</p> <p class="ql-block">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了8条建议，并没有涉及多党合作问题。</p><p class="ql-block"> 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托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把多党合作写进宪法的建议。在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会上，孙起孟再次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存在发展”入宪</p> <p class="ql-block">民建中央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改宪法的建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