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2月19日下午，从淮生哥处得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之子邓苏生大哥于12月18日晚22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江西赣州与世长辞，享年90岁。真不敢相信大哥走的这么匆忙。10月18日夜，因病在医院住院的大哥还与我联系，并告我在病体痊愈出院后再深聊，谁料竟成为永诀。</p> <p class="ql-block"><b>邓子恢、陈兰夫妇与邓苏生（右一）、邓淮生（邓子恢之子）在一起合影</b></p> <p class="ql-block"> 从我们记事起，就经常听父亲说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林伯渠换子的故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踏上长征之路，幼小的孩子是不可能跟随父母在恶劣的环境下长途跋涉，许多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如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一对儿女、古柏（红军总前委秘书长）和曾碧漪(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之子古憶民、林伯渠（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和范乐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优待红军局局长）之子邓苏生、邓子恢（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黄秀香（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干部）之子邓瑞生等。在国民党反动派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下，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抚育了这些孩子。而邓苏生、邓瑞生便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中衍生出一幕幕曲折感人的故事，以及邓子恢、林伯渠两位革命人在处理父子关系那种超越个人感情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令人动容。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作家徐然以此为素材创作的纪实传记文学《红军留下的儿子》，曾经轰动一时，后又改编为同名故事片在全国上映，反响很大。 </p><p class="ql-block"> 1950年8月，我的父亲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身边工作，此时,也是苏生刚刚从江西养父母那里回到邓老身边生活不久，无论是邓老家人还是秘书、警卫员、管理员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朝夕相处中，父亲渐渐喜欢上了自幼受尽苦难而又倔强的苏生并对他照顾有加。即使是以后苏生离开邓家回生父林伯渠那里或是父亲调离北京赴外地工作，这种情感依然在延续着，每次见面或是电话中，总有说不完的话语。父亲去世后，苏生大哥对我母亲十分关心，每逢节假日都要打电话问候，让母亲十分感激，曾嘱咐我如有机会进京，一定要登门看望以表谢意。</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2005年4月，父亲与苏生大哥在一起留影</b></p> <p class="ql-block"><b>2018年11月，笔者与苏生大哥（左三）、大嫂（左二）、汉江哥（左四）在一起留影</b></p> <p class="ql-block"> 2018年11月，我借赴北京与中央原农村工作部大院发小聚会之便，受母亲委托在汉江哥的陪同下，专程登门看望了苏生大哥和大嫂。一见面，苏生大哥就动情地说：晓阳啊，我们是一家人啊！深情地回忆了与我父母亲真诚相处的点点滴滴，这种真挚的情感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升华。那一个上午我们聊了许多许多，还有年迈的大嫂为准备我们的午饭，忙前忙后的身影。六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场景历历在目，心情难以平静。</p><p class="ql-block"> 几天来，我食不香，夜难眠，苏生大哥的影子不时在脑海里浮现。这些年来，我与大哥多有联系，他虽年近9旬，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在交流中我能深深感受到他那颗平常心，没有因自己的亲生父亲是林伯渠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饱受磨难而过多埋怨。两位父亲（林伯渠、邓子恢）的教悔让之理想坚定，作风淳朴，少有高干子弟的傲气。特别是他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他放弃留京的机会，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又回到了用乳汁哺育过红军儿子的赣南，成为一名普通的司法干部，践行了他当初的许诺，把最美好的年华回馈奉献给了老区的乡亲们。让我在感慨中对他又多了份敬重。苏生大哥的成长足迹，是共和国艰难历程的缩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忘却的一页。</p><p class="ql-block"> 如今，邓苏生大哥永远离开了我们，奔向遥远的天国与分别多年的父母亲团圆，倾诉离别之情；奔向遥远的天国与等候多时的邓瑞生大哥相聚，再续兄弟之情。红军留下的儿子走了，但“红军留下的儿子”的故事将会被一代代人所传颂，铸就起一座永恒的丰碑。</p><p class="ql-block"> 苏生大哥千古！苏生大哥，我们永远怀念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