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周久钊》

米粒

送父

玉雪窗前一夜寒，河川静穆入云端。

何来群鹤疏声近，接父西行仙客峦。

序言

父亲匆匆地离开我已经十五周年了，每当想起父亲的时候，一种从没有过的感受涌入心怀。当我退休返回家时，当我有许许多多时间可以照顾、陪伴您的时候，您已经离我远去，给我留下的只是无尽地遗憾和那笔下的点点墨迹，可能是您真的等不急了，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发挥余热，温暖世间吧。

我的父亲虽称不上一代天骄，但也不愧一届赤子，他16岁参加远征军，20岁参加上海地下党，24岁带领上海复旦农学院的全体教工和在校学生近150人，奔赴沈阳农学院，支援东北的教育。他把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撒在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事业，他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

一、童年

我的父亲名叫周久钊，“久钊”是持久努力不懈的意思，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给他起的名字，他一生中都在努力工作，努力做人。

父亲1928年出生在泰州一个将末落的家庭，他的祖上是一个盐商，在哪个年代生意越做越不景气，加上他的祖父也不是生意人，所以，生意时风日下。好在，他的父亲（我爷爷）逃出家门，独自去法国留学，取得经济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洋行工作，后在复旦大学教书，解放后，去河南工作。

父亲是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个妹妹，可见在家庭中应该是最不受待见的人。也就是这样，他从小就不安分，又调皮。

父亲小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加上表兄妹都在他家读私塾，家里请了一位教书先生。这位教书先生瘦瘦高高，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长长的瓜子脸，脸上磕着很深很深的皱纹，带着一副古老的眼镜，每天摆着一副苦瓜脸。怎么办呢？一群不大听话的顽童，无论如何，他也要对得起给他的工钱。上课的时候嘴里不停的叨咕着什么？应该是论语，中庸之道学说什么的。父亲是一个不太爱读书的孩子，上课的时间他总是琢磨着下课后怎么玩耍，要么就在那和其他孩子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可想而知他经常被老师罚站立或背一些东西。在这一群孩子里，他是被老师告状最多的一个，也是被挨打最多的一个，他的祖母和祖父看见他就头疼，但没有办法。

　　尽管父亲很调皮，但他不敢违抗父母之命，也不敢违抗学习，最多耍点小聪明，适当戏弄一下老师，扰乱一下课堂。毕竟这是一个很封建的大家庭，不想受皮肉之苦就得安分点。

听奶奶给我讲父亲的一件小事。父亲小的时候，虽然家庭走向没落，但经济上还是挺富裕，春节的到来，无疑给孩子们带来了一系列快乐，家里从老到幼，包括佣人都在布置过年，一片繁华景象。当然也缺少不了给孩子们各做一套新衣服，那个时候新衣服就是一个新袍子，有钱人家做针织绣袍，没钱人家做普通的布袍。父亲他们都是针织绣袍。

虽说家里富裕，但也不是想要新衣服就有新衣服，也就是过年、过节才给做新衣服。当时父亲穿上新的蓝色缎袍可兴奋了，带领着两个妹妹不停的围着火盆和桌子转来转去，疯来疯去，一不小心父亲的新袍被火烧了一个洞洞，还没有过年，新袍就坏了，父亲又心疼又恼火加上害怕被打，就偷偷地告诉两个妹妹，不要说出去，一溜烟跑了，找来膏药，贴在破洞处，但无济于事，他害怕挨打，躲到柴屋，流着眼泪，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天逐渐的黑下来，家里不见我的父亲，急死了，都以为他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闯祸，后来终于在柴屋里找到我的父亲，爷爷奶奶虽然非常生气，但也放过他一劫，没有棍棒侍候。

父亲的童年，就是生长在一个既封建又比较开放的大家庭里，这样朔造了他守旧而不鞠的性格。

二、少年

1937年，父亲一家来到上海，当时日侵战争爆发，上海被英，美，意，法，日划分成四分五裂的租界，民众苦不堪言。

父亲在上海读小学，读了三年。1939年，我父亲11岁，一家在上海已经呆不下去，分三批逃离上海。一批去重庆，两批去西安。我父亲是独自和一群他爷爷的商人朋友逃往西安。后来在父亲的回忆中，逃往西安途中，他亲眼目睹了大批逃亡者，惨死在路上，包括老人和孩子。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孩子，跟不认识人的后面，为躲炮弹，拼命地跑着赶路，想想，他爷爷的朋友在路上连自家都顾不过来，那有心思照顾我父亲，他也就是跟着人家后面跑，又饿又累，没有人管。

父亲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家破国亡，从那时起，父亲的心灵萌生了反对战争，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

　　父亲很少和我们谈起他的往事，记得有一部电视剧《中国远征军》播出后，父亲才给我讲述他参加远征军的故事。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仍在持续，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国民党派出精锐部队，扑缅甸打日本，当时16岁的父亲在西安东南中学读高一。远征军要从学生中选调一批自愿者，组织了10万青年大军，去缅甸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头，学生们纷纷报名参加远征军，通过体检和审核，学校派出算我父亲在内的4名同学，奔扑前线，跟随抗日大军，经过百般艰难来到滇西边境。

滇西，山地潮湿，密林深处，蛇虫肆虐，他们在行军的路上不能睡觉，不能停下来，只靠一根绳子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大家身上绑同一根绳子，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边走边睡，经常是一个倒了，一排也倒下，然后再起来继续前进。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没有粮食，又饿又累又困又热。他们当时只是一个孩子，难以想象，他们是怎么走到边境？就是这些学生兵，中国看到了希望。

父亲一批学生兵到达缅甸，军训了一个月，教官是孙立人，据父亲说，孙立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官，对他们学生兵很照顾，经常给学生兵加点营养，那时前线物质都很匮乏。

父亲军训结束后，准备去前线时，突然接到撤回国内的命令，后他随学生兵回到长春，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是在长春解散远征军，把学生兵们编入国民党的普通部队，让他们去打解放军。学生兵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坚决反对。提出三个理由，第一，我们是为抗日救国参加了远征军的。第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第三，要回家继续上学。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教官孙立人的支持。经过多次的谈判。最后决定学生远征军就地解散。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一个预备役军官证。随时可以回到国民党军队，并有官衔。

三、青年

1946年，远征军解散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家，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受大哥（我大伯，当时在同济大学学习，也是学生，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带领弟弟妹妹，积极参加地下各种反内战活动）的影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那时候，我爷爷家就成了地下党活动场所，在那印传单，开小会。

父亲是在复旦大学认识我母亲的，他们就读一个复旦，但不是一个专业，父亲是农学专业，母亲是茶叶专业。专业之间有联系，基础课都在一起上。母亲受父亲影响，也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也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她和父亲的在解放前期的故事。

在白色恐怖下，地下组织成员都是单线联系，每当军统特务准备抓人，父母都预先得到通知，因为军统特务中也有共产党员。得到消息后，他们就跑散到各个地方，有的跑到农村学生家躲藏起来，以打牌，为掩护，一来二去，真的练习打一手好牌。等风声已过，他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

　　有一次，王缺叔叔给我讲了一段故事，他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他们在念书期间，班里有许多穷学生，他是其中之一（王缺叔叔，虽然他父亲是国民政府要员，但父亲去世早，母亲没有赚钱的能力，只有靠变卖他父亲的字画，共他上学），他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时还借我父亲的衣服，他说，他当时就一件袍子，没有换洗衣服。还经常卡我父亲的油水，没钱时，让父亲请他吃饭。后来他们一起来到沈阳农学院，再后来去了广洲任职。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父亲本该在1951年夏天大学毕业。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复旦大学于1950年春提前把他调出来参加了工作，安排在复旦大学本部政工处。从此离开了农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按中央的要求，上海复旦大学农学系（除茶叶专业外）合并到沈阳农学院。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因为教职员工就有将近100人口，再加一批学生，差不多150人。教工拉家带口，各种情况完全不同。要他们离开上海，到东北这个地方来安家落户，就像现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去小山沟生活，有多困难。经上级党委研究决定，征求我父亲的意见后，派我父亲回到农学院，经过几个月的各方面准备和努力，终于在1952年9月份搬迁实施。当时我父亲年仅24岁。

火车可以把时间与距离缩短，可以把人送到遥远的地方。随着火车的轰鸣声，父亲按组织要求带领复旦大学农学院的全体师生奔赴沈阳，其中有著名教授、知名学者、普通教工及家属，还有一批在校学生，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浩浩荡荡从上海来到了沈阳，由张克威院长领导承建沈阳农学院。一路上老老小小百十号人，安全、吃饭、睡觉都由父亲管理。路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东北的寒冷程度是上海人难以想象，在前往东北的路上多数人穿的很少（包括我的父母），火车走过长江，跨过黄河，迎呼啸的北风一路向北行驶，车厢内的温度越来越冷，那时的火车和现在的火车车厢不能比，看着孩子和老人急待解决寒冷的问题，父亲号召大家将所带衣物全部拿出来，先保证孩子和老人的温暖，大家真的很有奉献精神，团结一致，纷纷献出衣服物为孩子和老人穿上，车内顿时一片温暖，父亲被眼前的一切所感动，这就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团结。火车到达沈阳后，由于接站的车辆有限，天寒地冻，道路湿滑，接送的车辆有限，只有将来沈人员分批送往沈阳农学院和当时沈农在市里的住所。父亲是最后一批到达沈农的人。

父亲带领复旦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工来到沈阳农学院，受到了张克威院长的关怀和照顾，老院长亲自安排这些上海来的家属吃住。那时刚筹建校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只有建起八栋小平房（称小八栋）条件非常艰苦。但在张克威老院长的安排下，教工都住进了房子，虽然很挤，但保暖过冬。学生没有宿舍，没有教室，只有一个大食堂，吃饭时长桌长椅摆开，师生一起吃饭。桌子一收，就是大课堂。晚上帘子一拉，地铺一打，男女生分开睡觉。当时，没有教学楼，没有学生宿舍，没有小学校，经各方研究和协调，又送一批教工的孩子回上海读小学。在这种条件下，上海复旦的师生大多也没有退缩。当然，后来条件就越来越好了，一座座学生宿舍，教工宿舍，食堂，医院，电影院，小学，幼儿园等等拔地而起。

当时，有个别的教师和家属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又送回了上海，其中就有当时一起来的复旦农学院院长，因不适应北方的气候，一直生病，后送回上海。

教工和学生来到东北，感觉生活很无趣。因为沈阳没有大上海的喧华闹市，华灯璀璨。农学院与外界的沟通只靠几部公用电话和通往市区的一条东陵路，想去市里要走十多里路到公交车站，再坐公交车去市里。每天只有一趟通勤车去接送住在市里的职工上下班。大家就像关在一个大大的笼子里。可想而知，许多人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人心动荡，有一批学生，他们多数来至富裕家庭，一帮少爷小姐，哪经过这些，许多人开始动摇了，产生了回上海的想法。父亲也很焦急，他带队来，他有责任稳定阵脚，他想尽办法，组织一些活动，如学生和教职工一起联欢，跳舞，唱歌，让大家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同时，父亲更加关心一些来沈有困难的教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尤其是那些教授，他们多数是留洋归国的知名学者，他们有资格回上海，他们是办学的栋梁，留住他们就等于留住学校。其中有一位著名女教授，出国留学回来，习惯于西方生活，只身一人来到沈阳，父亲是她的学生，非常敬佩她的精神，逢年过节、过生日时，父亲都召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用西方的礼节与她一起庆祝。父亲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一样温暖。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客人不断，我家就像一个大家庭，经常来往叔叔阿姨。

四、中年

冬天，人们总会联想到寒冷，却忘记那是一个洁白无瑕的季节，也是圣诞老人向人间洒满礼物的季节，我的父母连续六年，陆续收获了他们的三个孩子：哥哥、我和弟弟。我们的到来，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欢乐。从哥哥出生那一刻开始，父亲就担当起大部分的家务，做饭，洗衣服，带领我们逛街。说到逛街，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每到周日（那时只休周日），我吃过早饭，坐在凳子上，看着父亲搓洗全家人的衣服，等待父亲洗完后，带全家去市里逛街（我家住郊区，去市里要坐18路公交，晃悠半个多小时），吃饭店，每每这一天是我最期待的一天。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块小木板，大约有10公分长，3公分宽，1公分厚，六面很光滑，放在床底下，它的作用是当我们犯错误时，父亲用来打手板。哥哥小时候非常淘气，有时挨父亲打手板。记得有一天晚上，邻居又来我家告状，父亲非常严厉地叫我们三个孩子站成一排，我心里打着小鼓，坏了，一定是哥哥又惹事了，在父亲的逼问下，哥哥才交代，邻居的孩子欺负弟弟，哥哥一气之下，用弹弓将邻居的窗户玻璃打碎。父亲向邻居赔礼道歉。一场教育是免不了，父亲先问了哥哥几个问题，让哥哥申辩几句，然后让哥哥伸出左手（因为右手要写字、作业），狠狠地打了哥哥几个手板，以此警示哥哥打碎玻璃的行为。一并警示我和弟弟。

　　1956年，沈阳农学院建立农业科学院（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父亲派到植物保护研究所，任副所长。在植保所期间，他任劳任怨，受到下属研究人员的一致好评。我在五年前去日本一个朋友家，朋友的婆婆曾经是植保所研究人员，提到了我的父亲，给我叙述了一件小事，朋友的婆婆当时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农科院工作，农科院地处东陵区是个郊区，她家住在铁西区，丈夫在化工研究所工作，每天她靠自行车跑通勤，因为五十年代，沈阳交通很不发达，尤其是开往郊区的公交车很少。沈阳的朋友都知道，东陵区是沈阳的最东边，铁西区是沈阳的最西边，每天上班跑通勤都很劳累，有一次，她感冒了，还坚持上班，父亲就帮她下了一碗面条，让她缓和休息一下，后来她调到化工研究所工作。事情过了半个世纪，朋友的婆婆还记在心里那碗面条。

　　1968年，我家随父母下乡来到朝阳凌源县，宋杖子公社，住在一户姓郎的人家，姓郎的家人对我们也很友善，将西屋腾出给我一家住。那时虽然农村条件不好，但我家一直吃国家供应粮，每当看到农民们辛苦，吃的都是粗粮，那时的粗粮都是带有肤质的粗粮，很难吃。父亲和几个同去的研究人员，看到农民的辛苦和艰辛生活，就努力在公社设立小研究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到农田，果林帮助农民解决一些问题，受到当地的农民的欢迎，回沈阳后，父亲一直与当地的社长有联系。

1977年，教育兴起，恢复高考，沈阳农学院搬回沈阳东陵，父亲又调回沈农，我家也一同回到了沈阳。当时，上海成立上海农学院，召回一批原上海来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其中父亲的同班同学回上海农学院当院长，一再动员父亲回上海，和他共同组建上海农学院，父亲没有答应，他不是不想回上海，他说不能这样做，应为有许多他带领来的复旦教师和学生，没能回上海，他说怎么好意思把些人留沈阳，自己回上海？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个时候，沈阳农学院内，已经被几个工厂占领，父亲是先遣小组成员，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工厂和家属清理出去，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困难的任务。首先要和沈阳市政府沟通，然后由沈阳市政府协助，将工厂搬出农学院，再将家属安排好住处，这里边有些家属已经在这院子里住习惯了，当然也不愿意搬出去，所以就得坐下来，商量，讨价讨价还价。终于将大多数的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腾了出来。然后，安排各个系，陆续搬回沈阳农学院，并在1977年12月恢复高考，1982年春，顺利迎接了第一批新生。

1985年，沈阳农学院改名为沈阳农业大学，父亲被委派沈阳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那个时候沈阳农业大学在改造和重建时期，我记得，当时建了两栋教授楼，因为急待给老教授们改善住房条件，可是分房矛盾重重，房源少，待改善住房的教授多，父亲就是一句话，只要我不进教授楼，工作就好作。后来大家也很平稳地住进了新房。其实我们家住房条件也很差，父母，哥嫂还有他们的孩子，我和弟弟，共处一个70多平的房子，但有父亲这句话，我们还说什么呢？大家都有困难，由于父亲是领导。后来沈农陆续新建了教工宿舍，哥嫂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弟弟也出去念大学，我们却一直没有进新房，直到父亲退休。

　　1989年，父亲退休后申请回南京老家照顾我的爷爷，因为奶奶已经不在了，爷爷身边需要人照顾。当时，在农业部安排下，在和南京农业大学的沟通下，同意我父母回南京，由南京农业大学安排住行，农业部出钱。南京农业大学领导同意在南农院内盖好新房后，将安排我父母入住，但我父亲想早日回南京，又和南农的领导再三沟通，最后给我父亲安排在南京市里一个85平米宿舍，也是南农的早期教授楼。这样我父母就在南京安顿下来。父亲退休后在南京过着百姓人的生活。直到去世。终年八十岁。

　　父亲虽然走了，但剩下的是我无尽的回忆和思念。父亲身影常常出现在我梦里，一首词怀念我最爱的父亲。

沁园春·梦家父

秋水潺潺，野陌红消，百艳凋零。

望远山湖浅，松林色晚，低空云淡，枫谷寒宁。静巷窗前，西风暗送，缓缓低低亲切声。父疑至，渐真渐清晰，几许思情。

顿然泪眼双行。十五载、还知家路程。有细烹香米，沏茶酒溢，紧围微烛，附耳言倾。久别重逢，依依惜在，不觉时钟敲四更。何来短，月残天落晓，梦影云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