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儒家大同社会实践

费新碑

　　新加坡是楷模，是世界之楷模。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楷模，更是社会治理的楷模。

新加坡是弹丸之地，蕞尔小国，除有一点地理优势外，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人的吃喝拉撒玩所有全靠进口。世界上此类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很多，唯有新加坡呈现出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国家模式而成为楷模，令人赞叹。

细思至明，唯其理由，新加坡之所以成为楷模，其中华儒家文化的弘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老子说：此“无用上大用”。信也！

　　新加坡的儒家大同社会治理经验如下：

1、“天下为天下人之天”。

儒家的“天下”摈弃了“君王天下”“天赋神权”的封建观念。而强调“天下”是大众苍生的“天下”，所谓：“民为天下之本”，即可载舟，亦可覆舟。

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概念。它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很多“君主制”的“家国天下”理念完全相悖。

新加坡的儒家治国理想消除了皇族与平民，官臣与百姓的差别，并通过制度建设让国家成为百姓和人民的国家，将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有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存格局，使社会呈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局面。

《礼记正义》释：“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

2、“选贤与能”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治理天下的人材选拔成为首要之举。新加坡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民举贤能”选举方式，而不是“官举荐士”来选择国家治理人才。这一体制要求每个治理人才必须具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品性，具有“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尧舜能力，才可胜任儒家治理国家之需，所谓：“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

为了保证官员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职业操守，新加坡建立了严密和严格的“重肃贪污，严罚乱政”和“高薪纳贤、厚禄养廉”二律背反的政治制度来确保官衙的政治行政行为。

我们在新加坡历届国家领导人的言谈举止上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优秀的儒家精英品质，与我们许多唯上唯权，阿谀奉承的，不思进取，欺上瞒下的官僚小人真是对比鲜明，天壤之别。

3、“讲信修睦”

新加坡以社会整体性对儒家“讲究信义”“伦理修睦”秩序和规范的严谨格守而名闻世界。

这是个几乎没有抢劫偷盗，强奸期诈的社会。

新加坡的儒家社会实践是在保证百姓自由，自在，自为的前提下，实施类似“法家”严酷的惩罚和鞭刑。这种“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的儒家社会治理之法促使了对国家权威和权力至高至上的敬畏和尊重。新加坡人民不越雷池无忧无虑的正常幸福生活是向“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最高致敬，和对表里不一嘴上“仆人”，行为“主人”的不屑和不耻。

《礼记正义》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

4、“人得其所，皆有所养”

儒家大同思想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境界。这是个很难达到的社会理想。但新加坡经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且将这一理想社会得以实现，非常了不起。

当下，在新加坡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反之，又形成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的风尚。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良心，爱心，善心扩展到全社会，使社会充溢和充盈着人性的温暖和柔情。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

如此，自然而然，新加坡人对社会产生了高度依赖性，并帶来非常珍贵的责任心。他们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反对任何自私自利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如此，自自然然，新加坡人视劳动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劳而不尽其力也可耻，劳动只为自己同样可耻。因而人的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的实现。

5、大道之行也

这次新加坡之行所感受到的儒家社会实践成果，深为感动。未曾想到，“新儒家”因社会革命和发展，1949年在香港向全世界发《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大众宣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的理想境界和社会，竟然在新加坡实现了，在东南亚实现了，在中华文明圈实现了。

新加坡成为了中华文明儒教文化圈的楷模，亦成为世界为之赞美的东方典范。

　　由此，想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想到，在北京创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一致推举新加坡李光耀资政为首任名誉理事长，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新加坡“东亚四小龙”的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和肯定。

这次在东南亚各国比较中发现这里面隐含了一种深刻的历史逻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