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坟

清邑樵夫

作者走出清溪街二十多年后从“北头路”上坟山

清溪街是三华余里长的一个长条形村子，有四五条砍柴路上后山，其中与街北对应的只有一条“北头路”，其余几条出入口均在街南，统称为“南头路”。街北人偶尔会从南头北路上山，街南人却不会走北头路，除非要砍木料才会半道岔向北头路前往原始林区。几条南头路对应着交椅山及其余脉，其中交椅山坡度陡，余脉略微向清溪坝子凸出，没主峰陡峭。南头北路、中路在坡头与南路汇合，坡度变平缓，这里已属交椅山余脉。坡头南侧是岳家箐，顺着箐边北侧山坡往东绕一大弯到接近箐头的干海子，再翻上一山梁就到了袁家坟。从清溪街到袁家坟全程约四公里，需一个多小时。

袁家坟在一个山坳里，山坳西侧有一小水塘，水塘东面是一片荒草地，草地中依稀可见袁家坟塚的遗迹。草地四周都有小的杂木和稀疏的松树，北侧还有十数棵枝条茂盛的黄泡，像护卫草地的卫兵排成一排。五六月份雨水下地，一颗颗密集成串的黄泡挂满枝头，少儿时的吉庆曾和小伙伴相约从南头北路上山吃黄泡，这既是上山砍柴的附带目的，也是破例走南头路的唯一动机。

袁家坟东面是条泉水长流的山箐，清溪人称之为“小河”，小河两边杂木丛生，吉庆和小伙伴在这些地方砍好柴捆好挑子，便迫不及待掉头赶回袁家坟。袁家坟到小河是下坡，回来挑着柴上坡很费力，好在箐浅坡短，可一鼓作气到袁家坟。吉庆和小伙伴把柴挑子放在草地山路边，一个个像花果山的猴子争先恐后扒上粗大的黄泡藤条，尽情采食黄泡。黄泡棵粗大藤条上的刺针大多已被采食者磨掉锋芒，不怕刺的甚至坐在藤条上吃黄泡，怕刺的伸手采摘黄泡被刺时发出夸张的尖叫，黄泡丛中一时欢声笑语像林间群鸟争鸣。如今重来故地，黄泡棵已进入老年期，残枝败叶间只有零星的果实，宛如稀疏的晨星。面对如此颓景，失落和好景不常在的忧伤袭上吉庆心头——这位心有不甘的失学少年从回乡到现在，还没完全接受离开学校的现实，不时幻想着学校重新开张，自己会在某一天重返校园。

清溪大队学大寨，已在交椅山余脉坡头开垦了一些荒坡，还在村后坡脚公路边用石头垒建了几块台阶式样板梯田，现在又要开发袁家坟这片荒草地，既种庄稼又建畜牧场，还要在附近多条小山箐边嫁接梨和梨苹果。劳工队两名负责人现场指手画脚一番，畜牧场建设规划就定下来了：一排牛圈建在荒草地南侧，坐南朝北背靠砍柴路；饲养员房舍建在牛圈东边，坐东朝西与牛圈形成一个垂直转角；其余荒草地开垦成庄稼地，以种包谷为主。

此时还在雨季，不利于建房工程开工，二十多名劳工只能先开垦荒草地。开荒前的工作是搭建几个临时窝棚，下雨时方便劳工避雨，收工后还可盛放工具。劳工早出晚归，中午吃干粮，收工时青年劳工还会挑一挑柴回家。这些地方农村做饭都烧柴，砍柴是青年农民的必修课，到袁家坟出工，自然要搜山带打猎，开荒砍柴两不误。中午休息时去砍柴，就在小河两边山坡上，两个多小时柴就砍回来了。上山干活体力消耗大，过了四十岁的劳工有些吃不消，不少人收工时基本是空手而回，有的带点柴火回家数量也不多，不像青年劳工每天都是一挑柴。同生产队一样，大家干活都磨洋工，尽管多数时间有队长压阵，但出工不出力不好监督，劳工队直到十月中旬才开垦完这块荒草地。期间还开垦了小山箐与小河交汇的一个三角洲。

冬季来临，大队从生产队抽调了几名砍匠到原始林区砍盖房木料，并由大队摊派“四类分子”出义务工把木料搬运到了袁家坟。还有盖房的瓦，也搞摊派，摊派到每位劳工。

从坝区搬运青瓦到袁家坟，负重爬长坡，还绕路瓦厂增加了路程，劳动强度非常大。瓦厂在清溪街西南的公路边，从村里到瓦厂再往袁家坟，路程增加远超走弓背。

吉庆清晨出门到瓦厂，选择从岳家箐羊肠小路上山。与砍柴路一出村就是陡坡不同，从瓦厂到箐口有一公里多平路和微坡，走这段路因不费力而充满轻松感。进箐口后，“轻松路”很快到了头，山路越来越陡，肩上担子越来越沉，吉庆身上汗如雨下，很快湿了裤裆。几秒钟挪动一小步，三五步站着缓一缓神，还不时放下挑子歇气，速度像蜗牛爬行。平时从北坡砍柴路大弯里看岳家箐南坡，坡度并不起眼，山路位置也不算高，吉庆身临其境才感到，岳家箐南坡山路竟是如此高和陡，歇了几回气还在半山腰。放下挑子躺在地上歇气，从极度劳累中一下躺平，全身无比轻松舒展，真是世间最美妙最舒适的幸福时刻。蓦然看到身旁的挑子，吉庆意识到幸福时光不可持续，思绪不知不觉进入幻境中，幻想着飞来一只大鸟，把他的两沓瓦和自己叼到袁家坟，心中泛起一阵幸福的涟漪。想象很快从神话世界的大鸟转换到现实世界的毛驴，想到一匹毛驴来帮他驮瓦，他却没了幸福的感觉。负重爬几公里长的倒坡，人可以不断歇气恢复疲劳，牲口不能自己作主，可能早已累趴下。吉庆见过爬坡迈不动步的毛驴趴窝，主人掀下驴背上的驮子，毛驴却好一会站不起来。心生怜悯的吉庆怀疑毛驴生病了，主人摇头说，毛驴无病，主要是天干草枯吃不饱，如果有点料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吉庆见过牲口吃料豆，那是在“一化三改造”前的马店繁荣时期，马店里一排骡马嘴上分别套着小口袋吃料豆。现在人都吃不饱，料豆早成了农村人的主粮，想到牲口帮驮瓦，吉庆的情绪就有些疙疙瘩瘩。

吉庆不再幻想，振作精神从地上爬起来，挑上瓦一路走一路歇气，到袁家坟早已过了出工时间。梁队长说：“你是去挑瓦，现在去挖基槽，算你一个工！”

劳工队已开始建房，两名木匠在做瓦房的木架，其他劳工在挖基槽和打石脚。牛圈相对简单，计划盖一排茅草房，还没准备木料。

梁队长“算一个工”的话表现出对吉庆迟到的宽容，也包含着对吉庆的好感，不同于他对吉庆的第一印象。见到吉庆之初，梁队长嫌弃之情溢于言表，忍不住向易队长发牢骚：“劳工队又不是玩游幽（蟋蟀）斗架，不是‘过家家’，来个娃娃能干什么活？”

易队长没出声，过来问了问吉庆的年龄，已十七岁，回头对梁队长说：“都要讨婆娘了，还什么娃娃！”

易队长三十六岁，已是十个孩子的父亲，对吉庆自然“高看”一眼。

当时搭建窝棚，需要几根稍微粗大一些的树干，要过了小河才能砍到，许多劳工嫌路远，只想在附近割茅草和砍木条。吉庆主动请缨，梁队长满意他的态度，却怀疑他的能力，迟疑间一时没出声。易队长连忙表态说：“去吧去吧，快去快回！”

吉庆很快砍回一根树干，长短粗细都符合要求，梁队长觉得这个娃娃身上还真有一股劲，让他再去一转。吉庆砍回第二根，其他人才砍回一捆木条，梁队长心理上开始接受这个劳工。

这次挑瓦，吉庆接连挑了两天，其他劳工却没人去瓦厂，有人还提醒他“不要忙”，他就没去完成剩下的分摊任务了。同盖房的木料一样，大队党支书本来是想把盖房的瓦摊派给“四类分子”搬运的，但到了年底，“四类分子”大多已出够了义务工，剩余的几个义务工搬运不完这些瓦，便问梁队长怎么办。梁队长建议说：“可分摊给劳工队的劳工。”

“劳工去搬瓦，会不会拖慢建房进度？”

梁队长显得胸有成竹：“不会。每人分摊100口瓦，每天出工时带几口上山，不影响干活。”

梁队长的想法不能说不美好，只是向劳工宣布后遭到了质疑：“每天绕路瓦厂去带瓦，还要出工干活？”

“不一定每天，只要完成分摊任务就可以了。”梁队长解释说。

吉庆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了，却不知有人代表劳工向队长提出诉求，认为从坝区搬瓦到袁家坟这种活计不是人干的，要求队长向大队反映，协调生产队的牲口帮驮瓦。

人人都在静候消息，只有呆头呆脑的吉庆去挑了两次瓦，直到有人点拨后才发觉气氛不对停下来。

易队长也怕搬运瓦，倾向于支持劳工的意见，梁队长则已进退两难，后悔当初为支书排忧解难时有些考虑不周。让劳工停下建房活计来搬运瓦，搬多少口瓦算一个工，这是搞定额管理，不符合九大精神，如果不管数量多少，只要带瓦上山就算一个工，搬到猴年马月也搬不完这些瓦，这是梁队长分摊任务给劳工的原因。分摊不是定额管理，属于隐性义务劳动，只不过涉及利益时人们都不傻，劳工中有人看到了分摊的义务工实质，说他们又不是“四类分子”，凭什么要出义务工带瓦上山？

已四十六七的梁队长之前负责民兵工作，平时在支书身边跑跑腿，专门干些抓人打人的活计，家里家外极少沾农活。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升级后，全国形势紧张，清溪大队民兵连长换了年轻人，“梁连长”被派来劳工队当队长做监工。梁队长上任后很少同劳工一起干活，偶尔干活也是做做样子，在劳工中没什么威信。他曾想只要自己以身作则带瓦上山，劳工就会跟进，可他空身爬山到袁家坟都吃力，只能让姑爷帮他完成分摊任务。没成想，姑爷却一口回绝：“那么高的山，哪个能把瓦挑上去？”

顺便带瓦上山的计划难以实现了，停下活计搬运瓦又影响建房进度，这时只剩下了协调牲口驮瓦的选择。但分摊的主意是他出的，怎好出尔反尔去向支书反映劳工们的意见？梁队长只好同易队长商量，由他出面去找党支书。劳工们对两位负责人都称队长，实际是有正副之分的，年纪大、资格老的梁队长是正队长，易队长是副职。易队长没出过分摊的主意，还与支书有点瓜葛亲，自信能解决梁队长解决不了的问题，说了几句自谦的客套话后就答应去“试试看”了。

党支书对前来反映问题的易队长说：“好些生产队没牲口，不好协调。”

易队长一听以为没戏了，愣神了一会，却听支书又说：“这个问题还是这样处理了——让‘四类分子’出义务工，今年已出够天数的抵明年的任务！”

还是上级领导有办法，“四类分子”没价钱可讲，成了接盘侠。“四类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右，应是“五类分子”，因农村没反右，被处理回来的右派不多，仍称专政对象为“四类分子”。

识字极少的梁队长和易队长认识阿拉伯数字，却不会写“四类分子”的姓名，就让吉庆登记“四类分子”完成任务的情况。“四类分子”大多是中老年人，劳动强度大的义务工基本都由子女顶替，只有滕子权子女小帮不上忙。

滕子权毕业于东陆大学政经系，毕业四年后与小他五岁的校友彭佩莲结为夫妻，两人都在银行任职。1958年初，夫妇俩被下放农村失去公职，步父亲滕元槐后尘回到了家乡。滕元槐是东陆大学的首届毕业生，曾先后任鲁甸、宣威两县县长和富滇银行总经理，银行被新政权接收后改任秘书，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资敌”事发被判刑，短暂关押后被遣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1957年，滕子权夫妇在大鸣大放中被动员给党和政府提意见，作为反革命家属，怎敢对党和政府有不满？无论积极分子怎么动员，夫妇俩都是一句话：“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省行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反右斗争开始，蛇不出洞，但单位有右派指标，没有比反革命家属更合适的人选了，夫妇俩便被暗中凑了数。因找不出右派言行，单位没进行过批斗，也没人说他们是右派分子。与父亲滕元槐有“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不同，滕子权夫妇被下放时没组织结论，他们只是猜想，被不明不白下放可能是受了父亲的牵连。

在清溪老家，滕家土改前有一片房产和十几亩土地，也雇有长工，滕子权夫妇一回来就成了地主分子，每年都要出义务工。

家中接连遭遇变故，上帝的关爱姗姗来迟，婚后十四五年没生育的滕子权夫妇在大饥荒后有了一儿一女。如今滕子权已四十七八，儿女分别只有7岁和5岁，而彭佩莲虽然比丈夫小，但从没上过山，搬瓦到袁家坟的义务工任务就落到了滕子权一人的身上。

不知滕子权是怎么把瓦挑到袁家坟的。他到袁家坟时，劳工队正收午工，吉庆迎过去准备数瓦登记，看到滕子权放挑子时失去控制力，挑子一下滑落到地上。随着瓦片磕碰的脆响，劳工中有人发出“哎呀”一声惊叫，滕子权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心中的恐惧与无奈加剧着身体的颤抖，吉庆连忙安慰说：“没事没事！”

吉庆几乎是下意识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思考。他对“没事没事”这句话印象很深，以前曾有人对他说过这句话。

那是在二中读书时，学校计划做一批桌凳，木料在羊涧河林区需要搬运回来，吉庆和四五名不同班的同学相约星期天去挑木料。学校到羊涧河有六个多小时的路程，挑木料比砍柴卖给供销社路远得多，挣的钱也多一两角。他们凌晨两点就起床了，起床后点燃头晚准备好的秸秆和木渣，把星期六打好的饭用洋瓷碗加热，吃好饭后就摸黑上山。上午九点左右到羊涧河，捆好挑子马上往回转，要在下午五点前赶回学校吃晚饭。

做桌子脚的木条一根两米长，吉庆挑四根，挑子一边两根捆成三脚架，挑杆在木条中间偏后位置，木条前后大体平衡微微前倾，行走时挑子才不会杵着地。出发不久肚子就饿了，饥饿感一波接一波袭来，吉庆和伙伴们在饥饿波峰到来时歇歇气，波峰过后稍有缓解又前行。猛然看到路旁一棵橄榄树，上面有稀疏的橄榄果，大家像遇到了救星，摘下来每人分了五六个。饥饿难耐时含一个在嘴里嚼一嚼，饥饿感会有所减轻，身体也会恢复一些力气。一路汗水一路洒，山路转了一弯又一弯，肚子饿过一回又一回，其中三位同学食用橄榄时间分配不均，刚到坡脚就再也坚持不住了。他们把挑子寄放在附近村子的一户人家，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学校，吃了晚饭才折回去把木条挑回来。吉庆以前上山砍柴遭遇饥饿是家常便饭，对这种情况已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耐力了，他和另一位年长三岁的同学一起坚持到了学校。

星期天学校吃两餐，下午五点吃晚饭，吉庆到学校时，离开饭还有二十来分钟，已做好饭的三名炊事员和高老师刚打完一盘扑克，正准备收摊。船到码头车到站，十分兴奋的吉庆太过放松和大意了，靠墙放挑子时木条靠在了礼堂的玻窗上。窗玻璃随之发出破碎的脆响，像炸雷刺激着人们的神经，炊事员杜嬢嬢“哎呀”一声惊叫，高老师一声叹息：“今天的木条白挑了，还不够两块玻璃钱！”

杜嬢嬢意识到自己的惊叫会加剧吉庆心中的痛苦和精神负担，马上安慰说：“没事没事！”边说边起身朝满脸懊恼的吉庆走来，“快去洗把脸，洗了来吃饭！”

吉庆心里暖烘烘的，“没事没事”的声音由此深深印在了脑海里，当时的情景也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三年后的今天，这个声音从吉庆口中复制出来，吉庆相信滕子权也会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得到安慰。

吉庆把摔烂了的瓦也登记成滕子权的任务数了，梁队长发现后要吉庆改过来，还说让滕子权赔烂了的瓦。吉庆嘟囔道：“那几口瓦本来就有质量问题，断裂处可见隐隐约约的红斑。”

吉庆显然不愿改，梁队长劝诫语气绵里藏针：“如果是地主分子蓄意破坏生产资料，事情就大了，毕竟他是把挑子摔在地上，要进行路线分析……”

常说死猪不怕滚水烫，“四类分子”已是底层中的底层，子女一生下来就失去了读书升学、招工招干等权利，滕之权怕什么“路线分析”哟，难道还能开除他的球籍，或者把他流放到水深火热的美国过苦日子？吉庆隐约感到，梁队长牵强附会的危言耸听是冲着自己来的，自己毕竟年轻心有所念，软肋突出。

不管什么人什么事，动不动就“路线分析”，农民到集市卖几个鸡蛋也能“分析”出刘邓路线，那年头对稍有盼头的人，“路线分析”是多么可怕啊！尤其是同领导唱对台戏这种事，一分析就会“分析”出“反对XXX革命路线”的罪名来，吉庆同班同学陈家碧的妈妈被“分析”成“四类分子”，就是缘于同生产队长的一次吵架。

梁队长把挑子滑落说成“摔”，吉庆知道这是故意歪曲事实，本想纠正“不是摔”，话到嘴边忍住了。吉庆不甘心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害怕别人对他进行“路线分析”影响跳农门，不愿也不敢正面同梁队长较真。但他禀性难移，不忍心扣减人家千辛万苦挑上山来的瓦片，便在行动上“阳奉阴违”。

吉庆没出声，梁队长以为吉庆清醒了，后来发现滕子权瓦片的数据并未改过来，问他为何没改，他说：“要改您改一下就行了。”

这话包含着不愿改也不反对改的意思，尽管语气柔和，倔强不从之气却难以遮掩，梁队长一听就不好受了。这是什么话？竟然安排起领导来了！但吉庆没明显对抗，梁队长也不好发作，只是感到这个“娃娃”实在不懂事，不仅不主动配合工作，还有点软鼓软鼓的，心中根本没领导。

滕子权摔烂了五口瓦，梁队长再没看到他挑瓦来袁家坟，感到有些奇怪。就算年届七旬的滕元槐免除了义务工，滕子权只挑了一次瓦，离完成他两口子的摊派任务也还差一大截，莫非他病了？问吉庆，吉庆说：“滕子权没病，他已完成了义务工。”

“滕子权挑了多少瓦？”很有些诧异的梁队长明知故问。

“我把我挑的给了他。”吉庆淡淡地说。

同情“四类分子”，帮助“四类分子”完成义务工，梁队长十分惊诧：“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大爹。”

吉庆也不是信口开河，他的三爷到滕氏族人中立嗣，按辈分吉庆应叫滕子权大爹。这个“大爹”虽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弯八拐的亲戚，但两家同在一个生产队，又是关系亲密的近邻，吉庆“大爹大妈”也就叫顺口了。

清溪街曾是清溪镇，是个大村子，梁队长是街南人，对街北许多人家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对滕子权是吉庆“大爹”的说法虽然似信非信，但也不好刨根问底，只好悻悻地说：“屁股不要坐歪了，要注意阶级立场！”

劳工队是讲阶级立场和阶级成分的，成立时排除了地主富农社员，队员中只有贫下中农和团结对象。几个月下来，清晨出门傍晚归家的艰苦劳作让许多贫下中农队员打了退堂鼓，队员从最初的二十七八人减少到十多人。贫下中农不愿来劳工队，后来也不讲阶级立场和出身了，队中开始有了地主富农队员。但来的人还是少，因为生产队长不愿意社员吃粮在生产队，却来劳工队干白工。社员不愿来，生产队不愿派，劳工队基本满员的鼎盛时期未超过三个月。

再一个月就立春，节令不等人，队员全部去嫁接梨和梨苹果，建房工程直到春节后才又重新开工。

房舍计划建两层，楼下顺深三间，进深两间，共六间房，工程量并不大，但直到1970年底，建了一年多还是半拉子工程。而前一年金江街杨翠兰家请四队木匠盖房子，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完工，建筑面积还远比劳工队建的房子大。集体盖房没法跟私人盖房比效率，就像生产队农田没法同自留田比投入产出一样，背后原因都是相同的，何况劳工队还担负着村后梯田和袁家坟及坡头山地的耕种任务，建房进度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袁家坟畜牧场的房子盖盖停停，吉庆大好年华的青春汗水抛洒大山尚未有穷期，爱不爱山都还将继续与大山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