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上）一个将被历史尘埃掩灭了的故事

勇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疯狂的年代，任何突发奇想、甚至荒诞的念头，都可以打着“革命”和“忠于”的旗号，被提出来并付诸实践。红卫兵长征就是其中一例。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开始了，很快便席卷中华大地，打先锋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们。

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的接见，催生了如雨后春笋般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在校内揪斗老师和走资派，接着便是“破四旧”，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时间不长便不满足于在校内的批斗活动，特别是中央号召可以派代表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便纷纷开始互相串联，由市内到省内再到省外，从而引发了一股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狂潮。

大串联的目的，一是去北京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接受毛主席捡阅，二是沿途宣传文革的伟大意义。

到处都是“革命小将”的身影。吃住行都是免费的，天凉了还发给棉大衣，这种免费旅游太刺激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是在串联的目的地，就是在串联的路上。

时间不长一些人觉得，这种坐火车串联不能彰显革命的坚定性，一些“革命小将”们开始徒步串联。率先吃螃蟹的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徒步两千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对红卫兵组织鼓舞很大。

此后全国掀起了重走前辈长征路的热潮，有的去延安、井冈山、韶山，更多的则是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从文革开始，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就被贴上了社会地位的标签，出身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走向，犹如写在宣纸上的毛笔字，一经落笔便不可更改。

文革初期的某一天，我就读的中学教学楼上，扯出了两条巨幅标语“红五类请进来 黑五类滚出去”，我的心就像被巨大的冰块儿压在万丈深渊，冰冷而又无力跳动。

在那个疯狂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年代，什么组织都不要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一个渴望被认可、被接纳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被熟悉的团队抛弃了。

一个人赋闲在家，成为了所谓火热运动的旁观者，有时和另一个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同学漫无目的的坐上公交车，从一个终点到另一个终点，以此打发这不属于我们的时光。

青涩的我们

1966年秋，我们学校一些红卫兵们开始组建长征队。为了吸引更多人参加，有些组织放松了加入条件。

当时的我就像一个跋涉在漫无边际沙漠中的骆驼，忽然看见了绿洲一样，迅速报名参加了长征队。

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妈在缝纫机上给我轧鞋垫，一边干活一边掉眼泪，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委屈与无助父母是知道的，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孩子被社会抛弃的现实，一个从未离家的少年要徒步走这么远的路，担心与心疼是可想而知的。

可我的心中却是被一种兴奋情绪左右着--终于又成为集体的一员了，盼望着明天跟随组织一起上路。

这是那个疯狂年代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亲身经历的幻灭与渴望。

出发那天我们在学校操场集合。

长征队的组织者是个初三年级的男生，他站在队伍前面做动员：“革命的战友们，我们今天就要踏上长征之路，徒步向红色司令部--北京进发。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绝不做长征路上的逃兵…。同志们，出发！”

这支队伍有30多人，女生约占四分之一。

我们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队”的队旗，无论男女都扎起绑腿，佩戴崭新的红卫兵袖章，每人背一件由薄被褥和简单换洗衣服捆成的行李，行李后面别了一双备用胶鞋，每人还要拿上一大卷印刷的毛主席语录，沿途做宣传之用。

我们基本是沿着沈山线公路或铁路线一路向西走，有时也离开大道抄近路。

开始时很兴奋，打着红旗唱着歌，虽然背着行李，扛着大卷的毛主席语录也没有觉得累。

下午三四点钟，走着走着就觉得脚底板疼，抬起来的脚不敢使劲落地，便坐在路边休息。脱下鞋一看，两只脚的前脚掌各打了一个大小不等的水泡，外皮很薄，里面有一汪清水儿，我抚摸着水泡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大一点的同学说：“别碰破了，到接待站再说。”

站起来再走，脚底像针扎似的疼，坚持着一瘸一拐地前行。“双脚疼的麻木了就能正常地走了”，我自以为是地想。

不是只有我这样，好多人都差不多。

一个娇小的女生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放下行李坐在一块石头上，脱掉鞋子，双手捧着自己的右脚，抚摸着一颗有指甲盖大的水泡，眼泪啪嗒啪嗒的滴在脚板上，看了让人心疼。

我过去要帮他背行李，可这位女生犟得很，说什么也不让，坚持着背上行李自己走。

速度越来越慢，第一天下午很早就到了接待站休息。

也有第一天、甚至第二天也没有磨出水泡的，这取决于平时走路多少和鞋的新旧。

沿途接待站很多，不但市里和县里有，许多乡镇甚至村里都有。

接待站多设在学校，教室的桌椅堆在一角，空出来的地面铺上木板作为地铺，讲究一点的用木板搭成通铺，无论地铺还是通铺，一间教室里总要住15-20人。

有的接待站设在招待所，多是火炕，每个房间可住4-6人，遇到人手少的时候要自己动手烧炕。

村里的接待站其实就是农民家里，是组织上安排的还是农民自发的不得而知。那时的民风淳朴，即便是毫不相干的路人也愿意提供帮助。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人多，没有在村子里住过，但听其他同学讲，农民们把最好的东西让给他们吃，把最好的屋子让给他们住，他们很觉得过意不去。

接待站的伙食很简单，多数是高粱米饭、大饼子，有时有馒头，大米饭很少，或白菜或萝卜或土豆等大炖菜，但能吃饱。

我们每天中午和晚上要安排人打前站，到下一个接待站安排吃饭、住宿等项事情。

到住地的第一件事便是修理“11号车”的两个“轮子”，高年级的几个同学教大家如何挑水泡。

我的两只脚碾破了的不算，“健在”的大小水泡有三个。在热水中洗完脚、擦干，在头上揪下一根头发，穿到缝纫针的针孔里，再把针放在火上烤一下算作消毒，把针从水泡的这头插进去从那头穿出来，头发就留在了水泡里，然后用手慢慢地把泡液甚至血水挤出来。

我用缝纫针穿好了头发比划着，开始不敢下手，有一个姓李的高年级同学过来帮我，他右手拿着针，左手在我的两只脚上一边抚摸一边数水泡的个数，趁着我的注意力分散，他一下子就把针扎进了我右脚那颗最大的水泡，然后问我：“怎么样，有你想的那么疼吗？”说来奇怪并没有感觉很疼，我慢慢地挤压水泡，泡液顺着头发缓缓流出，先前那种一跳一跳的肿胀感消失了，浑身顿时轻松了许多。

把几个水泡处理完毕，半个小时过去了，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这种方法修理我的两只脚了，没有几天就变得像洗脸、吃饭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样，每天烫脚、挑水泡变得很平常了。

出发的头几天还有两个培训项目--捆扎行李和打绑腿。

这是技术活。捆扎行李的标准是：三横两竖，扎的紧、压的实、不松扣；打绑腿的标准是：一圈一折、人字花、适度紧、不散带。看起来简单，在规定时间做的标准绝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有队友在教，但多数人都是在三五天之后才做的有点模样了。

行李捆扎的好背起来省劲，绑腿打的好腿肚子不肿，又可防止草木刮和虫蛇咬。

开始走的少，每天不到40华里。十几天后多数水泡变成了茧子，虽然偶尔也有新的水泡产生，但走起路来已经没有那么疼了。

上路之初还能排成两列纵队前进，几天以后队形就乱了，有些人落在后面而且越落越远。我努力咬紧牙关跟上队伍，但多数是在第一梯队的后面，有时则落在后队。有的女同学一边离拉歪斜地走一边抹眼泪。

开始前队还能等一会，几个男同学走回来帮助女同学背行李，看到落伍者越来越慢，就不再等了，告诉后面的人到哪个接待站集合，就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进了。先到驻地的同学放下行李，又折回来接后面的队友。

作为一个临时组建的队伍，大家团结协作，互相帮助，有好多事情令人难忘。

真正感到疲劳的是出发一周以后。

初始时的热情开始消退，脚底板的水泡虽然少了，但疲劳感却与日俱增。

路上两次遇到空驶的军车，小战士看到我们踉踉跄跄的走路姿势，便停下车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多数人拒绝了，有些人想上车但没有说出口。

这种累与不断重复的单调活动交织在一起，很让人烦躁。个别人开始迂回地向全程徒步的誓言挑战。

一个姓赵的男生，在队伍后面对大家说：“这种走法得猴年马月才能到北京，还能赶上毛主席接见吗？”他的话得到了部分人的响应，一个女生说：“早到一天，就增加一天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半程火车，这样能把时间抢出来。”有几个人附和着这种说法。

那天在驻地晚饭后，召开全队大会。

队长在会上说：“我们出发前是发过誓的，全程徒步走到北京，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就想背叛誓言，我们还是红卫兵战士吗？这个态度能干革命吗？”“今后谁再说这种泄气话，就请离开队伍，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队长讲完，又有几个人附和队长的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表示了坚决不坐火车，一步不少地走到北京的决心。

几位想打退堂鼓的同学都不吭声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公开跳出来讲坐火车的话。

当时的我还不满15周岁，在路上常常是累、饿同时袭来。

有一次为了赶路，没有在前一个接待站停留，坚持要走到下一个接待站。

可能是路程计算有误，当走到唐山附近一个叫榛子镇的地方，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这里是一片荒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漆黑，好在人多并未感到害怕。

我们艰难地往一道山梁上攀登，当时的感觉就是很累、很饿、很困、很冷。北风呼啸，很多人被吹的东倒西歪。

一个与我同龄、有些瘦弱的男生，拽着我的手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这歇一会吧。”我一边拽着他向上走，一边说：“不能停，停下来落的就更远了，坚持住！我拽着你走。”

这时队长带头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紧接着所有人都一起开唱，顿时呼啸的北风裹挟着巨大的声浪响彻山谷，累和困暂时消失了。

又走了一会，累、饿、困、冷又罩住了几乎所有人，有的人离拉歪斜的一边走一边睡，大家只能手拉手互相拽着慢慢前行。当时我就想，休息、吃饭、睡觉和保暖如果让我四选一的话，我会选择就地睡觉。

终于上了梁顶，举目四望，下面是一片昏暗的灯光，终于走出荒野了。我们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疲劳也大大缓解了。

因为山梁的坡度较缓，下山的速度快多了。尽管如此，走到接待站也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

未完待续

本文图片除“青涩的我们”外均来自网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