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习作

MR.mao

郁王平 / 散文

大姐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隐约知道，大姐爱学习，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她只念完五年级就辍学了，刚满十五岁就外出打工去了。

我小时候村里有一所小学，在坡顶的平地上，一共三间房子，中间顶大的一间是教室，东边一间是老师住的，西边很小的一间是堆放煤炭和其他杂物的。那时也没有幼儿园一说，大都是七八岁把娃娃送到学校里，不够一年级，都统成为“小一年级”。

我们上课下课，全靠听老师在隔壁吹哨子的声音。上课哨子一响，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过三五分钟，老师就夹着几本教材走进来了。一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老师只有一名，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三个年级自习。老师上完课，布置好作业就回了他的住房里了，到了半前晌或者半下午的时候，老师又吹一次哨子，我们就可以跑出教室耍二三十分钟。也有很多意外的时候，比如老师家里有村人跟他倒歇话，他就忘了我们了，该下课了，哨子总也不响，我们就得憋在教室里干着急；但也有时候我们下课了，老师忘了我们的，一直不吹哨子，我们就一直在外面疯玩，等老师家的人走了，老师才想起我们来，“吱吱吱”的几声急哨子一响，我们才跑进教室里。有时候耍的跑远了，听不见哨子声，回来迟了，老师也是要批评的。

我们姊妹五个，包括大姐都是在这样的小学念完四年级的。对于那时候村里的孩子们，念完四年级就是一个大的分水岭了，五年级就得出村到附近村里去住校，而那时我们不过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还都从未离开过村子，离开过父母。好多不爱学习的，学习不好的就此不念书了。

大姐念完四年级，父亲本来不准备让她再念了，幸好王家庄二姑家村里有五年级，二姑就和父亲商量让大姐去她家吃住，继续念书，父亲这才勉强答应了。王家庄和我们村隔着几座大山，去二姑家的路就是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而且都是羊肠小路，路边荆棘丛生，一不小心容易挂破衣服。父亲去送大姐时，肩上担了一袋白面，一袋山药蛋，翻山越岭去了二姑家。大姐在二姑家念书，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隔两个礼拜回来一次，大部分时间也是爬在桌子上抄卷子，写作业。

大姐念五年级期间，没钱买卷子，都是抄同学的。为此受过很多气，同学不高兴了不让抄，即使借给她抄了，还回去时人家说卷子弄脏了，也会让大姐很难受。

大姐念完五年级，很想去镇上继续念初中，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想着，一方面，下面还有四个孩子，都供念书，肯定是供不起的。另一方面，就是大姐后来经常埋怨我父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说父亲想让我大哥，我，弟弟念书，不想让她念书。大姐埋怨父亲时，父亲总是一声不吭，至今我也不知道父亲当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还小，不知道大姐被迫辍学后有没有偷偷哭过，我只能根据我亲身经历来推测了。我念完高中，因没有考上本科，也很想继续上一个好的专科学校，可在父亲的思想里，专科不是正经学校，花钱还多。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念中专，也要花钱。父亲说，既然没有考上，就不用再念了。我当时是很想很想再继续念书的，可父亲坚决不让我念了。那时的我是偷偷抹过眼泪的。我想大姐刚辍学那会儿，肯定跟我一样，也会躲起来偷偷哭吧。

大姐不念书时才十三岁，每天去地里挖野菜，去山上拾柴。背回野菜来，和了糠皮，烧柴禾煮熟，一天三顿给猪喂食。

大姐十五岁那年，邻村有个在晋城工作多年的女人来我家跟我父亲商量，让大姐跟她去晋城打工，给一家人家看孩子，管吃管住，一个月工资八百块钱。父亲和大姐同意了。

大姐走的那天，尚未懂事的我还对大姐能外出很是羡慕，想着那天我也能走出大山，到外面的大城市见见世面。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话，大姐去了晋城几个月，家里也不知道她在那边适应不适应，过得好不好。有一天我在村里耍，碰见邻村的一位闲散青年，我们不相熟，但他知道我是谁家孩子。他告诉我，你姐姐可是跌在福圪洞里了。我当时很不理解他的意思，以为我大姐掉进大坑里了，很是担心。我跑回家告我父亲，邻村二胖说我大姐跌在福圪洞里了，父亲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其它话。我就去问奶奶，奶奶才告诉我，跌在福圪洞里，就是过得好，享福了。我才松了口气，放心下来。

大姐在晋城给人家看孩子，看了一整年才花了五毛钱，过年回来把挣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并告诉父亲，她挣得钱是供弟弟妹妹们念书用的。

第二年，住太原的姑姑（父亲的堂姐）跟父亲商量，让大姐来太原，说能给她寻个工作。这样大姐就又去了太原，姑姑给她找了一个给人家看柜台卖货的工作，大姐在这里干了三年。

大姐在太原打工期间，开始经常给家里写信。隔几个月，家里就能收到大姐寄回来的信，我们一家人围着父亲，伸长脖子，看父亲拆开米黄色的信封，掏出几页稿纸，展开来，低头看信。大姐来信的信封里一般都有四张稿纸，两张是写了字的，还有两张是空的，是留给父亲回信用的。父亲念过小学，能认得字，看信基本不成问题，但他看信从来不念出声来，只默默地看，看完丢下信就走了。奶奶和母亲都不识字，不知道大姐在信里写了什么，就只能让我大声念信，奶奶眯缝着眼听着，母亲一开始也认真听着，只是听我念到大姐出门在外受到委屈时，她就扭头下地背着我们，东一下，西一下地做起家务来，我能看出，母亲在干活间隙，时不时抬起袖子擦几下眼泪。

隔几天，父亲就把大姐寄回来的信重新掏出来，摆在炕上的小桌子上，问我要了笔准备给大姐写回信。父亲再看一遍信，开始在稿纸上写信，把大姐问的问题都一一回答了。父亲虽然念过小学，但有的字还是不会写，我当时也才上小学五年级，有的字也不会写，但我那时刚学会查字典，就取出字典来，父亲不会写的字我就查字典。

那时候我们最期待是过年，因为过年大姐就会回来了。大姐每年回来都会写信告诉父亲日期，我们那天就早早下山，在桥上等大姐坐客车回来。等唯一一辆到我们沟里的太原客车拖着一股灰尘停在桥头时，我们就跑过去接大姐下来。大姐从小就有晕车的毛病，而且特别厉害，每次大姐从客车上往下走，都是捂着肚子，干呕着，下来赶快跑到路边草丛里呕吐。大姐每年回来都带了两三个大包，我们扛了大包，爬山路往家里走。每个大包都沉甸甸的，很重，但一想到大包里装着好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的新衣服，我们爬坡就爬得很带劲，一点也不觉得累。

记得我念初中那会儿，有一个星期天我回了家，母亲告诉我大姐回来过了，已经走了，带回来好吃的在柜子里放着。我翻开柜子找到了蛋糕，饼干吃了，还找到了一袋子鸡蛋，我剥开鸡蛋，就闻到一股臭味直往鼻子里扑，我拿了鸡蛋去跟母亲说，大姐拿回来的鸡蛋都臭了，你们怎么没早吃完啊。母亲拿起鸡蛋来闻了闻，说，确实是臭了，不能吃扔了吧。直到多年后我离开家走上社会，才知道那东西叫皮蛋，并不是鸡蛋坏了发臭了。

大姐不仅往回带吃的，有好玩的也会带回来。谁能想到，在我家东边破窑里铁丝上，那会儿是挂着两个风铃的。窑里墙皮被烟熏的黑黢黢的，还有很多地方脱落了，地下放着一排大瓮，瓮石板上搁着装粮食的袋子，火台圪崂儿乱堆着生火的黑豆秸，一根黑铁丝从窑掌一直延伸到门口，在黑铁丝上，挂着两个崭新的，闪闪发亮的风铃，人们进出碰到了，风铃就得得零零地响起来，声音清脆悦耳，好听极了。村人有来串门的，听了觉着好听，就想要去了，我说这是大姐给我带回来的，谁也不给。

大姐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念成书，在没有生下她两个孩子前，她说起父亲来总是埋怨，总说父亲不让她念书。自从她自己有了两个孩子，才释然了许多。她总跟我说，自己当了母亲才知道，父母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最好的，父亲让她念了五年级就是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谁让她是家里老大呢。

现在能给大姐最大的安慰就是她的一对儿女学习都很好，女儿已经上了大学，儿子在市重点高中念书，明年就要高考了。我们姊妹在一起经常说，这对儿女是遗传了大姐喜欢念书的基因，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大姐有条件继续念书，现在起码是大学生了。然而，人生是一条一去不复返河流，试想和假设在它面前总显得那么绵软无力，甚至有些荒唐可笑了。我在这里只能暗暗祈祷，祈祷大姐下辈子投生一个能念得书的好人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笔名：平一，男，1988年生，长治武乡人。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万柏林区作家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