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津县新修庙学记

孟晓峰

文 | 孟晓峰

　　近年来，《利津县新修庙学记》愈发受到关注。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为庙学碑书（书写碑文）并篆额（用篆书书写碑额）的是宋末元初的大名士赵孟頫。

　　这里，先谈谈大家在谈及《利津县新修庙学记》时经常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到底是“记”还是“碑记”？

　　清康熙《利津县新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卷之十艺文志的记载为：《利津县初建儒学碑记》，清光绪《利津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文征卷的记载则为《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两种说法都对，只是用反了——康熙志记载的是“记”，光绪志记载的才是“碑记”。

　　李师圣撰、赵孟頫书的那篇文章，应该称“记”，刻在石碑上的碑文（或碑文的拓片），则应该称“碑记”。为什么说康熙志、光绪志用反了？康熙志记载的只是李师圣撰、赵孟頫书的那篇文章，而光绪志记载的，除了那篇文章，还有抬头、题款，所以说，康熙志记载的是“记”，光绪志记载的才是“碑记”。

庙学碑的碑额、抬头刻的都是“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光绪志以此为标题肯定没错，但为什么说康熙志以“利津县初建儒学碑记”为标题也对呢？笔者认为，康熙志的编修者断不会无视当殿而立、石碑之上的赫然碑文，就算不认识碑额上“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大大的八个篆字，也不会看不到抬头开始便署明的文章题目，应该是考虑到碑上的文字并非全部为李师圣撰、赵孟頫书的那篇文章，故而，从讲述为利津县初建儒学立碑这件事情的角度，重新拟定了标题。

二、高谦亨真的“未建县衙先建县学”吗？

　　笔者查阅《利津县志》，职官、宦迹高谦亨部分，均未有其“未建县衙先建县学”的记载，志书中，与高谦亨或庙学相关的文章，如王立身《新建名宦乡贤祠》、袁纯《明景泰重修儒学记》、李芳《正德间重修儒学记》等，当中也未发现相关记载。

分析这句话，“未建县衙先建县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县尹上任，按例应该先对县衙进行修缮改造，二是高谦亨上任的时候，县里没有县衙，所以才需要建设。如果是第一种理解，历朝历代并没有新官上任先建办公场所的成例，即使有，不建县衙先建县学似乎也不需要这般称颂——至少我这么认为。如果是第二种理解，就是没有县衙，是罹逢天灾人祸，县衙倾圮？还是适逢改朝换代，破旧立新？

　　高谦亨新建庙学是在至元三十年，笔者查阅《山东通志》《武定府志》，这一年，包括临近年份，利津地界并无飓风暴雨、战乱匪事等能够毁坏县衙的灾祸的记载，周边地区，只查到至元二十九年邻县无棣闹过虫灾，也没有其它重大灾祸。

　　根据康熙志的记载，高谦亨“由省举，至元间任县尹……三年……庀工鼎建”，高谦亨到利津县担任县尹是至元二十七年，也就是说，他并非元朝建立后利津县首任县尹，不存在改朝换代，破旧立新的情况。那么，如果高谦亨上任的时候没有县衙，官府的文书放哪儿？征集的钱粮存哪儿？所以，别说查不到相关记载，就算真找着“未建县衙先建县学”这句话，也不过是人们对高谦亨及其兴建庙学这一盛举的誉美之词而已。

三、利津文庙（庙学）是不是明清山东北部最大的古建筑群？

　　文庙（庙学）不是独栋建筑，而是由众多建筑组成的建筑群，通常包括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崇圣祠、魁星阁、照壁（或万仞宫墙）、泮池，等等。明清两代，今东营、滨州、德州、聊城均称山东北部。那么，利津文庙（庙学）真的是明清两代，这些地区最大的古建筑群吗？

　　先找一座邻县的文庙（庙学）来比较比较看看。

　　查阅咸丰《武定府志》，利津县儒学有“大成殿五楹，东西庑各四楹，明伦堂五楹，东西两庑各五楹，崇圣祠三楹……”，蒲台县学宫有“大成殿五楹，东西两庑各十四楹，明伦堂三楹，东西两庑（左曰进德，右曰修业），崇圣祠三楹……”，比较其主要建筑，利津县儒学共22楹，蒲台县明伦堂东西两庑没有写明具体楹数，且各按1楹计算，蒲台县学宫共41楹。笔者又查阅了一下其学田的数量作为参考，两所庙学均于明万历年间置办学田，其中，利津知县冯执中“置地三十四亩零”，蒲台知县辛自明“置地一顷二十亩”。

　　当然，笔者以“楹”数多少来比较两座庙学的大小并不科学，因为“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计量单位，但是，比较两座庙学主要建筑的“楹”数及置办的学田数量，这么大的差距，回过头来，再说利津庙学是明清山东北部最大的古建筑群，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再找一座州里的庙学，就看滨州吧。《武定府志》记载，滨州学宫：“大成殿五楹，东西庑各九楹，明伦堂三楹……东西两庑（左曰进德，右曰修业），崇圣祠三楹……”，明伦堂两庑还是各按1楹计算，滨州学宫共31楹，这州学的一楹总不至于比县学的一楹还小吧？就按两者一楹的长度相等，那滨州学宫的规模是不是也要超过利津庙学？

　　利津庙学具体多大呢，康熙志卷之二记载：“基周一十四亩，南广二十八步，北广三十一步，长一百十三步”，说实话，不算大。笔者想，或许，明清两代，有那么一段时期，利津文庙（庙学）是山东北部最大的古建筑群，但放到整个明清时期及整个山东北部，这样说恐怕是不严谨的。

　　更有甚者，把“山东北部”去掉，干脆说利津文庙仅次于曲阜孔庙，是山东第二大文庙，更难让人认同。始建于唐天宝年间的汶上文庙，当时面积已经超过30亩，经过明清扩建，一度超过始建时的规模，始建于宋熙宁年间、重建于明洪武二年的济南府学文庙，占地面积24.7亩，其规模也远远超过了利津文庙。

　　接下来，咱们好好说说“利津县新修庙学”这事儿。

　　一

　　先说说高谦亨。

　　康熙志卷之七宦迹记载：“高谦亨，字益之，直隶深州人，由省举，至元间任县尹，守法奉公、门无私谒，三年，政成俗变。以文庙未建，无以妥先师神灵、起瞻仰，庀工鼎建，肖像祭祀，选民间俊秀充弟子员，讲学业、考行艺，利津学校之兴实自高公始”，卷之十艺文志《新建名宦乡贤祠》记载：“名宦者何？高公谦亨，元之津令也……高公何取于名也？建学崇祀士风振也，守法举公官箴肃也”。雍正《山东通志三十六卷》卷二十七宦迹记载：“高謙亨，直隶深州人，世祖时为利津尹，奉法惟谨，慎重刑狱，尝立庙学教授生徒，利津学校之兴，遂从此始”。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1264年至公元1294年。元代科举是公元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的，所以，高谦亨并未经历科举，其是由行省通过一定的选拔推荐程序，确定并授予了利津县尹的官职。咸丰《武定府志》卷十九职官记载：“高谦亨，深州人有传”，可惜，笔者查阅了包括《深州志》在内的许多史料，都没找到高谦亨的传记。时人对其为官的评价，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言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奉公、廉正、守法、严谨，对其功绩的评价，也是其进入利津名宦祠的主要原因，便是高谦亨新建庙学，开启了利津学校之兴。

　　二

再说说庙学。

　　刚刚，论述利津文庙（庙学）是否为明清时期山东北部最大的古建筑群，笔者是将“文庙”与“庙学”等同来说的，这里，详述一下“文庙”与“庙学”的关系。

　　文庙，全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庙”，是用于祭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圣贤的庙宇，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庙的建设起源于公元前478年——孔子去世的第二年，这一年，鲁哀公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作庙堂，派兵守护，定期祭祀，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庙。公元前195年，刘邦途经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首开帝王祭孔之先河。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东汉元嘉三年（公元153年），汉桓帝修建曲阜孔庙，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孝文帝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孔庙并亲赴曲阜孔庙祭祀，修庙祭孔之风蔚然兴起。唐朝愈加尊孔重儒，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朱子奢的谏言，“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修建文庙的风气更加兴盛，此后，这一风气长盛不衰并于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根据文庙的发展历史，唐代及之后的文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国庙、孔氏家庙、学庙。国庙有两座，分别为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历史上，孔氏家庙也有两座，一是刘邦过鲁祭孔之前鲁哀公改建的那座庙堂，二是宋室南渡后，在浙江衢州建立的孔氏南宗家庙。学庙即庙学，从功能上说，学庙既是学习正统儒学的学校，又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庙宇，两者中，办学是其主要功能，所以，唐代及之后，除了国庙和孔氏家庙，文庙与庙学基本是一回事。

　　庙学的“学”并非指所有学校，其仅指国家创办的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及地方府学、州学、县学。将“庙”“学”拆开，其实是先有“学”而后有“庙”的，且由“学”到“庙学”，中间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县学祭孔（在此之前，祭孔典礼均在曲阜孔庙举行）。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孝武帝在太学里“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卷一四志第四礼一），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夫子堂”，首次在学校建立孔庙，这时的太学，可谓是后世“庙学”的雏形。南北朝时期，北齐在地方郡学立孔、颜庙，庙学得到进一步推广。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儒学制度化，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三

接着说说这块石碑。

　　这块石碑，用途上属于记事碑。在我国，碑刻虽然历史悠久，但早期碑刻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记人、记事，并不重视撰、书碑文的人，到了魏晋南北朝，碑刻数量已经非常巨大，这种情况仍未改观。唐中期以后，撰文、篆额、书丹等题署类型越来越常见，刻上题署书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到了元代，人们已经相当重视题署书人的身份、名望，这也是高谦亨为什么会不辞劳顿赶往济南，专门请赵孟頫为石碑书并篆额的原因之一。

说到赵孟頫，经常听到有人说赵孟頫为庙学碑篆额书丹，其中不乏一些解说员，提醒大家注意，“书丹”与“书”是有区别的。“书丹”是碑刻术语，就是用毛笔蘸以朱砂，将碑文写在事先磨光涂墨的碑石上，碑文上石还有一种方法是“摹勒”，也称“模勒”，这种方法对制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但无需书者直接在碑上书写。光绪志记载：“赵孟頫书并篆额”，笔者认为，高谦亨求得的应该是赵孟頫的墨迹，试想，利津与济南路途遥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运载偌大一块碑石，费时费力不说，万一途中有所闪失，高谦亨还能再回济南府请赵孟頫重写一遍？“书丹”与“书”一字之差，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工艺，讲述时一定不要混淆。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欣赏到赵孟頫书写的这篇《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一是平民教育家、书法家、收藏家，利津左家庄人黄顺青先生捐赠的《赵子昂法帖》，二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拓片，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通过这两种途径，我们欣赏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法帖是将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于石板或木板，再拓印装订成帖，而拓片，传统的方法是将宣纸贴在器物表面，然后用扑子蘸取墨汁，轻轻扑打宣纸来拓取器物表面的图文。所以，我们在黄顺青先生捐赠的法帖上看到的，是当年高谦亨求得的赵孟頫的手迹的摹本，而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拓片上，我们看到的是在当年那块石碑上拓取的碑文。对了，法帖的存在，也说明了当年的碑文，赵孟頫是“书”而不是“书丹”（书法家为碑刻题写文字时，直接用朱砂书写在碑石上，就称为“书丹”，后续刻工会依此镌刻）。

　　四

　　最后说说石碑上的碑文。

　　关于碑文，康熙志、光绪志及笔者查找到的碑文拓片，三者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标题的不同前文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正文内容，光开头就有三个版本：

　　康熙志记载：“天地之大，而斯文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为之宗，所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光绪志记载：“天地之大，而斯文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为之主，所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者，……”

　　拓片上记载：“天地之大，而斯道实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实为之主，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者，……”

　　笔者认真对照了三个版本，正文部分，文字虽然不完全相同，意思并无相悖的地方，于是，笔者选取三个版本当中记载最全的光绪志，对正文进行了翻译。需要说明的，一是笔者没有依据县志经过整理后的现代文，而是依据的县志古本原文，且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进行了断句，二是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为了更加通顺和便于理解，对译文，笔者在语言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

　　天地之大，而斯文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为之主，所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者，非天下之至圣，其孰能与于此哉？道之行也，大都小邑莫不有学，学莫不有祠，天生圣人以为民，天地君师之道实兼之，圣祠密迩以之处仁迁义，其为桐宫之警，章章明矣。衮冕有仪，日星昭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译文：

文治是天地之道，儒学是文治之道。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才能，重任便不会降于其身，所以，若非天下至圣，谁还能当得起兴儒学、致文治的重任呢？随着儒学成为正统，从国家到府、州、县都建立起官学，这些官学又都建设了祭祀圣人的孔庙。这圣人啊，是天下黎民的圣人，集天、地、君、师之道于一身，我辈趋近圣祠是为了什么？很明显，就是为了通过祭拜先圣，使我们的心性向仁义的地方靠近和驻留，让我们以因为违法乱德被大臣伊尹幽禁于桐地之宫的商王太甲的教训而自警。皇家祭祀，包括礼服、礼冠的穿戴在内有一整套规范、完备的仪制，仪制的执行如日星一般昭然见睹，但这一切，神明到底看没看到，谁也猜不到，既然猜不到，只管正心诚意的去祭祀就好了，万万不可怠慢不敬。

心乎，圣师道固不可须臾而离。斯道也，何道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行道之大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为守道之大规。念兹在兹，尚奚以它求为哉？

　　译文：

　　圣师之道一刻都不能舍弃，这点我始终牢记在心，那么，这里说的“圣师之道”具体是指什么呢？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仪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我们处事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违反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这是我们修身应当遵循的主要规定。把这些原则和规定牢记在心就好，其它的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呜呼!圣人之道大矣，庙学之建亦云大矣，有民社者其可不以为首务而亟图之耶？儒者高谦亨，以清流被擢来尹利津，久之，政通人和，风俗为之一变。乃即堂庙草创之区，四展而大之，起圣殿于中央，两旁为庑，栋宇惟饬，像设如制，筑甬道以直其冲，旁凿二井，泉甘冽而洊至不穷也，邑人绠缶咸取给焉。揆诸象类，其殆先圣效灵之端乎？然尹之果行育德、劳民劝相之功亦精诚之一应也。又建堂于庙之北，将致师生以实之。池沼园囿庖湢库庚亦以就绪，而儒宫之能事毕矣。

　　说明：
　　文中，“儒者高谦亨”，国家图书馆拓片上为“儒者高士谦亨”。

　　译文：

　　对！正因为圣人之道的重要性，才凸显出庙学建设的重要性，从国家到地方，没有不将庙学建设当作首要任务而急切地去加以完成的。读书人高谦亨，因为德行高洁得到提升，到利津县任县尹，没多久，利津县便政通人和、风移俗易。于是，借此大好形势，高谦亨在原来修建庙堂的地方，向四周扩展，兴建庙学。正中建大成殿，大成殿两侧是偏房，房屋整齐，供像符合仪制。正殿到大路修筑了笔直的甬道，甬道一侧开凿了两口水井，井水清澈甘甜且源源不断，县民们纷纷带着井绳和瓦器到这里打水。此番局面，是先圣显灵的瑞兆，也是高谦亨到利津县担任县尹以来，一心一意，以果断的行动培养高尚的道德，劝勉百姓勤劳互助的努力得到了应验。大成殿北侧修建了明伦堂，正准备招募名师、遴选俊秀来充实它。这时，池塘、花园、厨房、浴室、粮仓等也已配套完成，一个官立学校应当具备的条件已经都具备了。

　　说明：
　　文中，“其殆先圣效灵之端乎”，“端”字在国家图书馆拓片上为清晰可辨的“瑞”字。

是举也，县尹倡而任之，监县率而董之，典佐以下从而赞之，耆长豪右之属又从而次助之，或出俸金，或发私币，或具行厨，邻人让其地，匠人效其工，公徒执其役，同声附和，不约而齐，文风德化之动人也如此哉！

　　译文：

　　这一盛举，由县尹筹划和发起，监县带领和督导，典佐以下的官员负责落实和推进，那些德高望重的士绅和殷实多金的富家大户们听到，也纷纷跟从和赞助，他们有的拿出俸禄，有的送来钱财，有的准备酒食，涉及到的县民主动让出自己的土地，参与的工匠、乡勇也都各尽所能，大家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提前约定，自发自觉地参与到这一盛举当中，这就是文风德化的感人力量啊！

居无何，典佐赵仁以邑之耆长之请，来征不腆之文以纪岁月，于是叩其兴造之始末，亟为之书。实至元三十年之八月也。

　　译文：

　　过了不久，典佐赵祖仁受县里德高望重的士绅们的托付，找到我，让我作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一盛举，于是，我怀着无比恭敬的心情，询问了庙学建设的前前后后，赶紧来作这篇文章。时间是至元三十年八月。

　　五

　　碑文的正文前后，还有抬头、题款，先说抬头。

　　光绪志记载了碑文的抬头、题款，需要注意的是，光绪志是以叙述的口吻来引述抬头内容的：“右碑在大成殿前，前书上都□□学校官大名路教授李师圣撰，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书并篆额。旧志误以为赵孟頫撰，非也。”

　　笔者对李师圣的职务进行了考证，又对照拓片仔细辨认，将原文重新断句后，复原了抬头内容：“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前上都路提举学校官、大名路教授李师圣撰，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书并篆额。”

文中，“上都路提举学校官”与“大名路教授”是李师圣前后担任的两个官职，上都是元朝首都大都的陪都，上都路提举学校官隶属上都路提举学校所，是负责教育行政管理的官职，元代大名路包括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及山东省东明县一带，教授即儒学教授，是负责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官员，“大名路教授”是李师圣当时担任的职务。

　　还有，文中，李师圣说“典佐赵仁……来征不腆之文”，这个人名李师圣写错了，应该是“赵祖仁”，教授的品级是八品，所以，品级从七品的高谦亨没有亲自登门，而是委托典佐赵祖仁前往。至于高谦亨为什么不求赵孟頫撰文，而是请李师圣，时任大名路教授的李师圣为什么又正好在老家济南，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请李师圣撰文，事先必已知会并征得了赵孟頫首肯，这也说明，李师圣的学养与名望，肯定是为赵孟頫所认可的。

　　元代王浑《保李提学昌道状》中写到李师圣“年高德迈”。《保李提学昌道状》载于王浑《秋涧集》里的《乌台笔补》，而《乌台笔补》是王浑任监察御史时所作，根据元史《王浑传》记载，王浑任御史的时间是至元五年到至元九年，此时，他文章里的李师圣已经“年高德迈”，即使王浑说的是敬语，至元三十年的李师圣也一定是个老人了。薄文军老师在《东营古代石刻艺术“三件宝”》中说李师圣此后曾任河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时空远隔，笔者仍然为李师圣感到高兴，因为年迈的李师圣终于熬到了一个从五品的官职。

　　赵孟頫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不用多做介绍，需要说一说的是赵孟頫当时在济南的官职，许多资料上说赵孟頫当时在济南的官职是“济南路总府管事”，这是不对的，在“济南路总府管事”之前，还有一个“同知”。

　　元代行政区分行省、路、府、州、县五级，路置总管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各一人，其中，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总管兼府尹由汉人担任。路有上路、下路之分，品级上，上路的达鲁花赤、总管都是正三品，下路的都是从三品。元代的路，为政治经济中心者、地处交通要道者，还有人口超过10万者为上路，《新元史》卷四十六志第十三记载，济南路有六万三千二百八十九户，十六万四千八百八十五口，所以，济南路为上路，其达鲁花赤、总管都是正三品。“同知济南路总府管事”相当于达鲁花赤、总管的助手，这个职务，无论在上路还是下路，都是正四品。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任同知济南路总府管事，一直做到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那一年元世宗去世，赵孟頫奉命回京修《世祖实录》。

还有一点，根据《元史》记载，赵孟頫“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所以，当时的赵孟頫虽然是“同知”，除了分掌地方钱粮、教育、捕盗、江防等事务，还要主持整个总管府的工作。赵孟頫在七言律诗《初到济南》中写到：“官府簿书何日了”，在给常熟人季渊的信中写到：“济南山水之胜，甲于山东，但官事烦冗，略不得暇，至今未能一游”，说明他在济南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的。

　　高谦亨是怎么想到请赵孟頫为庙学碑书并篆额的呢？其实高谦亨图的，不仅仅是赵孟頫的艺术成就、官职和名望，还因为赵孟頫到济南以后，在整个济南路，那是出了名的重视教育。元代诗人杨载《赵文敏公行状》，写到赵孟頫将两家争之数年不决的八顷良田充为“赡学田”，夜出巡逻发现有人苦读，“辄削其柱以记之，翼日，使人馈酒以劳其勤”，这是何等的美谈啊！赵孟頫在济南路的三年，不光书写了一个《利津县新修庙学记》，有记载可查的，他还作了《淄川县学记》、书了《盘阳路重修先圣庙记》《济阳县重修庙学记》。

　　六

　　光绪志记载的碑文题款部分为：

　　末书利津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夏慭，从仕郎、利津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高谦亨，典史朱世昌，进义副尉、利津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忙古歹，典史赵祖仁，将任佐郎、滨盐司判官傅珍，进义尉、滨盐司判官俺普，承事郎、滨盐司副使马庸，宣授忠显校尉、滨盐使迷儿火者，吏目王说，进义校尉、管军上百户崔德，宣授从事郎、前商山铁冶提举陈用，前东昌路录判尹祺，前利津主簿兼尉王沂，宣授奉训大夫、前乐盐使杨之翰，忠显校尉、前山阴县尹王懋德，教谕张元左、樊伪等立石。按：夏慭，旧志作夏恝。忙古歹，旧志有比古歹，官为尉，未知是一是二，并录之，备金石之考焉。

　　笔者猜测，碑文落款应该不是赵孟頫所书——正文加碑额才512个字，落款就200个字，也太麻烦人家赵孟頫了，再者，如果落款是赵孟頫所书，他便能发现李师圣将“赵祖仁”误作“赵仁”，这一错误便不会在他书写的碑文中出现了。

　　这一部分，县志当中有一处错误，是古本的错误，不是今人整理出现的失误。傅珍的职务应该是“将仕佐郎”，古本中，将“仕”字误为“任”字，“将仕佐郎”是个文散官，在元代是从八品。

　　光绪志的编修者提到两个人名，夏慭、忙古歹，说旧志的记载是夏恝、比古歹，这里的“旧志”指的是清康熙《利津县新志》，笔者查阅《武定府志》进行考证，在卷十八找到了这两个人名，与康熙志的记载一致，也是夏恝、比古歹。按理说，康熙志的记载正确的可能性更大，但这次，笔者选择相信光绪志，或者说相信碑记，道理很简单——题款这么重要的事情，18个人名当中，夏恝、比古歹分别排在第一位、第四位，高谦亨是无论如何是不会允许他们的名字出现错误的。

　　题款中的人物，在康熙志职官、辟举两部分，夏恝、比古歹、朱世昌、王懋德四人，志中均记载“至正间任”，“至正”是元惠宗的年号，起始年为公元1341年，距立碑时间48年，说四人是“至正间任”显然与事实不符，碑文中，王懋德的官职为忠显校尉、前山阴县尹，康熙志辟举记载其“至正年间，由杂途知长山县事”，一个公元1293年的从六品官员是如何在48年后（可能更久）“由杂途知长山县事”的？所以，康熙志对四人任职时间的记载错误无疑，应为“至元间任”才对。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元代，我们利津在相对偏远的情况下，依然是人才辈出的。比如刚才提到的王懋德，康熙志记载其在长山县“省刑罚，均户役，禁止不急之务，民安其政，立碑颂之”，是个体恤百姓的好官，还有杨之翰，康熙志记载：“父卒，诸路廉访使以翰有才名，奏拟父秩，充滨盐副使，寻领采访使，后以都运荐授乐安盐运使。为人廉介有为，奉公守法，与人忠实不欺，居理财之任三十年，家无余资，时以贤能称之”，康熙志的记载来自于杨之翰墓碑的碑记，碑文中，杨之翰的官职是“宣授奉训大夫、前乐盐使”，从五品，他应该是碑上留名的18个人当中官职最高的一个了。

　　杨之翰的父亲杨鉴，康熙志记载：“率众归元，以功补滨棣路总管，御前银牌，充滨盐副使”，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山东盐业管理机构改为都转运盐使司，品级与中央六部、地方总管府品级相同，滨盐使司是都转运盐使司的下设机构，品级为从五品，我们熟悉的永利、丰国、永阜盐场均属滨盐使司。元代，滨州盐业占山东盐业的三分之一，杨鉴在滨盐使司担任副使，在当时是非常重要、显赫的官员。

　　杨之翰的爷爷、杨鉴的父亲杨世杰是利津县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进士。康熙志记载杨世杰为至正年间进士，笔者又查阅《武定府志》，记载也是至正年间，笔者认为，两处记载都是错误的——一个至元三十年的官员的爷爷在48年后甚至更久的至正年间考中进士，怎么想都让人觉得荒谬。薄文军老师《东营古代石刻艺术“三件宝”》中也指出了这一错误，但蒲文军老师认为杨世杰是元朝进士，笔者也持不同看法，因为元代直到公元1313年才恢复科举，1315年才第一次开科取士，此时的杨世杰，即使还在世，也是个耄耋老者了，所以，笔者推测，杨世杰考中进士应该是在元代之前。

　　后记：

　　在《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中，李师圣一再感叹“文风德化之动人也如此哉”，确实，在利津这样的偏远之地，兴修县学该是怎样的盛举，李师圣不知道，他们这个王朝只存在了九十年，他也不知道，他为之感叹的东西，真到今天仍然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