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生涯五十载，——一个老兵的自述

凯博尔

一朝从戎 一生烙印 一世铭记

荀友明：

山西省灵石县人。

1930年生，1945年入伍，1947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独立营政委、团副政委、团政委、师副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军党委书记、军区党委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战争年代曾参加晋南、临汾、淮海、渡江、两广、进军大西南和昌都剿匪平叛等战役，先后荣立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66年参加援越抗美，1970年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副组长，1981年参加了中越边境“扣林山拔点作战”，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作战”。

退职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四集团军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序

　　今年，我已经是九十四岁的人了。

作为一个有51年军龄的老兵，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许多过去的事情总在脑海里掠过和浮现，让我追忆起自己走过的路，并且回想起养育和培养我的部队，回想起在部队的日日夜夜，回想起历经的每次战斗，回想起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回想起已经故去的部队首长，心中是感慨万千，难以言表啊！

一朝从戎，一生烙印，一世铭记。

从我参加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起，我就把生命交给了部队，视部队为家，随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中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部队的生涯，给我刻下了军人的烙印，我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走完了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全过程。

自己走到今天，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人民的养育，离不开家乡亲友的关心，离不开部队的熏陶。

昔日从军磨砺报国志，今朝解甲归田度晚年。

抚今追昔，我作为一个老兵，自觉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部队，也无愧于妻儿老小。

幼时的记忆

　　我1930 年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东许村。

自从参加革命后，随着部队辗转全国各地，很少有机会回到故乡，对于自己的出生地的印象，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但是割舍不断的的故乡情结让人不能忘怀小时候的人和事，经常魂牵梦绕。

山西省灵石县因灵石而起名，地处山西中部，距山西省会太原市 150 公里 。资料记载，灵石县总面积 1206 平方公里， 大概有 291 个行政村，总人口大约有26 万人。

因为不断有山西老乡来看我，知道灵石县近几年的发展变化也很大 ，不仅成为山西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而且还开发了许多旅游资源 ，包括我的老家石膏山一带 ，都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区。

每次回到山西 ，我总要回到村里看看 ，找寻那童年的记忆。

我的老家东许村是个小村子 ，全村现有 130 多户人家，面积 大概有4 平方公里 ，包括耕地 640 亩 ，水浇地 380 亩。东许村主要种玉米和小麦，从横向比较，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算快。

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叫杨芳林，母亲姓李（具体名字不记得了）。

我记得当时父母给自己取名叫杨有命。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叫李十命（由于父亲是上门女婿 ，承诺所生第一个孩子随母姓），比我大16 岁 ，姐姐大8岁。

我 3 岁时，父母就病故了，姐姐揹着我出嫁，去当童养媳。一年后姐姐生病去世 ，由哥哥李十命揹着我到处讨饭。

6 岁时 ，哥哥把我送给了离本村 30 里外的仁义村的一个名叫荀景春的老人家 。家里老俩口都已经 70 多岁了， 我叫他们为爷爷奶奶，他们给我取名叫荀能修。

荀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时也做一点小生意。家里有六孔窑（其中外租给邻居两孔窑），家里还有 10 多亩地。

荀景春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儿媳已经过世，两个女儿也已经出嫁。

到了荀家后，我每天帮助家里挑水，打扫院子，种地。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听话，也很勤快 ，因此老人家也十分满意 ，邻居也很喜欢 。 对于我这样一个流离失所的穷孩子，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并且得到人家的接纳，我是暗自庆幸。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荀家的人都接受我，包容我，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我也视荀家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心底尊敬他们，愿意亲近他们。这就打下了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基础。

我印象最深的是，邻居是个好心人，荀家老人过世后，自己不幸染上了伤寒，高烧不退，全身长满了疥疮，邻居给自己煮鸡蛋搽药，让年幼孤独的自己感受到了温暖。后来参加革命后离开家乡，一直没能回去好好感谢邻居，为此感到愧疚。

那时我就有一个朴素的认识：世界上还是善良的好人多，这也让我认识到，从小就要做一个好人。

我在荀家生活了四年，在这里不仅能吃饱饭了，而且认识了帮助自己改变一生命运的表姐梁云。

荀家大女儿家有 3 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叫梁纪元，后改名叫梁云，大自己 8 岁，是个聪明、有个性、有正义感的姐姐 ，在几个孩子中也最受荀景春老人的宠爱。

梁云姐姐看我性格乖巧，长相精干，于是十分呵护，经常抱着自己上桌吃饭 ，并且保护我不让其他孩子欺负，让自己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十岁时，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又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生活没有了着落。但是因为平时自己很乖巧，也很勤快，亲戚和邻居都很接受自己：

大姑姑家因为梁云姐姐对自己的疼爱，愿意收留自己；

二姑姑家是地主，想让自己去当长工；

村头的寺庙也有意收留自己当和尚。

十岁的自己，虽然年纪很小，但终归是可以自己做主了，加上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自己活的开始有主见了，明白现在这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时东许村是游击区，有共产党的地下党，我听人说，梁云姐姐就在那里做着地下党的工作，由于我认为姐姐是个好人，因此觉得她们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于是自己下定了决心，到东许村去投奔梁云姐姐。

告别了邻居，告别了生活了4年的仁义村，头顶着一口大锅，沿着河边一口气跑了30里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东许村。

当时哥哥还在东许村，当哥哥看到阔别4年、6岁时被自己不得已送给别人家的弟弟头顶一口大锅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哥哥心疼地失声痛哭。就这样在贫穷的哥哥嫂嫂家暂住了下来。

由于当时一直想投奔的梁云姐姐在做地下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就在村里参加了本村的民兵队伍，并且接受和完成民兵队伍交办的任务。

对自己的一生来说，这应该是人生的真正开始，虽然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参加民兵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是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开始走上了一条应该走的路。

参加民兵后，当时村里民兵的管理是松散的，我白天搬石头、埋炸药，晚上站岗。当时除了参加民兵的工作，自己还替人赶过牲口，卖过酱油。

那时，由于年纪小，因此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去村头的大油坊玩，结识了油坊的长工王子江。他大我两岁，虽然个子很小，但是很结实，而且对自己也很好。我们两人很投缘，晚上经上经常盖着一床被子过夜，运气好时还可以一起混点东西吃。

参军

　　12岁时，自己也逐渐懂事了，常常自己问自己以后怎么办？意识到生活一直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潜意识中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1942年12月，面对着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举国都是抗日呼声。自己耳濡目染，对日本军队也是恨之入骨。

这时，八路军来到村里进行抗日动员，并且招募兵员。

应该说，那时的当兵，不像现在这样人们踊跃参军，很多人打破脑袋也挤不进去，而且具有相当的荣誉感。

那时从戎的人多是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虽然也知道当兵打仗不像种地一样，是可能掉脑袋的，但是由于生活无奈，更多的是一种被迫选择，希望通过参军找到一种出路，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

我当时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虽然我没有明白更多的大道理，但是懵懂中，我觉得当兵打日本鬼子，可能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而且有可能就是我这个穷孩子的一条出路。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虽然孤苦伶仃，但是我有强烈的中国人的忠孝意识。

参军报名时，自己做主，改名叫荀有命（后改为荀友明），名字里既包含着对生父母的怀念，也表达了对荀家收养之情的感激。

1945年2月，我正式参军，部队是晋冀鲁豫太岳第一军分区灵石县大队。记得当时胸前戴着大红花，由哥嫂陪着去参加村里的欢送会时，我看见王子江胸前也戴着大红花，自己既惊奇又高兴。就这样，自己告别了哥哥嫂嫂，和王子江两个一起参加了革命武装，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回顾小时候的一切，我觉得在年轻时代选择参加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既是人生的最大转折点，也是一个人生里程碑，由此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

革命生涯

灵石县属于太岳地区，也就是地处山西省中南部的同蒲路以东，白圭到晋城公路以西，祁县至汾河东岸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

在抗战史料中，太岳区是1937年冬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轫于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太岳区辖四个专区、三十四个县，太岳行政公署先后驻设在沁源县的阎寨、安泽县的桑曲、沁水县的郑庄、阳城县城关。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它是联络华北、西北与中原的纽带，是人民解放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进攻、保卫延安、挺进豫陕鄂、逐鹿中原和解放山西的战略支撑点与出发地之一。

1940年“晋西事变”后，为巩固太岳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成立太岳军区，由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兼军区领导机关，对外称太岳纵队。太岳军区的第二、三军分区由薄一波的决死一纵队负责组建。两支部队合并组成太岳纵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见到了梁云姐姐，看到我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姐姐十分高兴，紧紧抓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就是你今后的出路，一定要好好干。同时针对我没有上过几天学的情况，给我讲述文化知识对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的重要性，并且嘱咐我在部队里一定要开始学习识字，并且争取每天认一个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就可以扫盲了。

我尊敬姐姐，知道姐姐是好人，也相信她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她说的话肯定是为我好，因此将姐姐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中。而且开始坚持每天认字，为我掌握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

1972年底我从坦桑尼亚回国，利用休假机会，专程到山西省大同市看望梁云姐姐。姐姐作为一个老革命干部，虽然在“文革”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信仰不改，仍然对共产党坚信不疑，并且用自己的信念给了我许多教诲和鼓励，我一直不忘。

通讯员的历炼

　　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灵石县大队，被分在了基干2连（老乡王子江分到1连）。当时大队部正在连队给部队指挥员选人当通讯员，看我比较精干灵活，于是安排我去给教导员张耿夫当通讯员。

虽然我不了解通讯员是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是部队的安排，我都愿意做，也觉得自己能做好。

1945年2月，打日本人伏击，由于走漏了消息，被日本人追击，我从崖上跳下来，腿摔坏不能走了，县大队医生张丙元跳下来将我背回大队部。由于腿肿淤血，张医生用刀放血，用日本人的黄色的药，过了10多天就好了。

1946年12月，灵石县大队已经改编为22旅64团3营，这时我被重新安排给营长陈泽夫当通讯员。

在连续不断地战斗中，我第一次参加了比较大的晋南战役。

1947年4月4日，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共5万余人，为配合陕北作战，对山西南部国民党军发动反攻。经11天激战，攻克浮山、翼城、曲沃、新绛等城镇10余座，接着乘胜南下，连克临晋、闻喜等10座城镇，控制黄河重要渡口风陵渡、禹门口。此役一举摧毁了晋南反动政权的军事实力与社会基础，使晋冀鲁豫和晋绥两解放区在黄河三角地带连成一片，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经济上，都是晋南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页。

经历了这次战斗，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我参加革命武装的选择是正确的，坚定了继续革命的决心。

想起那时候参加过的战斗，至今历历在目：

部队攻打翼城，我们3营担任堵截任务。一天夜晚，营长带着队伍在菜园子里，听见地里有响声，营长大声骂着，让我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漆黑的夜里，自己摸黑到地里一看，发现有全副武装的敌人大队埋伏在地里，见状我大叫有敌人，撒腿就跑。战斗打响了，我的腿也被自己人误伤了。大家把我送到了医院，因为没有伤到骨头，我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一个星期就归队了，继续跟着营长陈泽夫。

营长对我很好，在行军的路上看到我走不动，他下来让我骑着他的马，平时也很照顾我。

上级把攻打安邑的任务交给了64团3营。主攻前，团长带着营长陈泽夫、副营长王虎安一行人，夜间2、3点钟摸索到了敌人城楼的碉堡前侦查敌情。

为了看的更清楚，在往前推进时被敌人哨所发现，敌人哨兵大声喊道: 哪一部分的？团长闻声撤退时，不慎坐到了敌人的地雷上，顿时炸的天昏地暗，人都找不到了。

这时7连长组织前来搜寻，团长通讯员把团长被炸成两截的尸体拖了出来，7连长扭头询问我营长呢？我从土里摸出了一只鞋，我熟悉这双鞋，这是营长老婆给他做的鞋，知道营长牺牲了。

副营长被炸飞到20米外，看到7连前来营救的战士，他误以为是敌人，朝着营救的战士开了几枪，还好因为天黑没打到人，剩下2颗子弹自尽了。战斗的残酷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月后，部队又安排我去给教导员白尚壁当通讯员。

当时是打运动战，边走边打。由于新兵太多，自己所在部队翼城战斗没有打好，伤亡惨重，被撤了下来，进行短期整顿。

　　到了部队，经常参加战斗，面临枪林弹雨，生与死就是家常便饭，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作为一个稚气未退的小兵，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经历了胆怯与勇敢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于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生与死？

要说每个战士都是英雄，或是都具有英雄的品质，都不怕死，那是假的，也是违反人性的。而且说，勇敢是人自身的一种内在元素所激发的，而不是通过外在的力量强加的。

譬如在我们过黄河时，前面有主攻部队攻打，自己所在的部队是在后面。黄河水流湍急，部队用牛皮包里面装上稻草做筏子，大家害怕掉到水里，相互抱成一团，根本顾不上打枪，也根本谈不上勇敢。

还有一次，1946年2月，在灵石县的马河源上，部队本来是要去打敌人的埋伏，反而中了敌人的伏击，部队伤亡很大，部队撤退时，由于教导员张耿夫穿着鲜黄色的衣服目标太大，被敌人的火力追着不放，不幸牺牲了。指挥员的牺牲，对大家的影响很大，大家的情绪低落、沮丧，直接影响到士气。

在生与死面前，每个人都接受着考验，也是逃避不了的，这就需要如何正确对待生与死。

我虽然年纪小，虽然面临枪林弹雨，但是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打仗我并不十分害怕，我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而且多次经历了死亡的擦肩而过，最终是活下来了，由此逐渐由害怕变得勇敢起来。当时战友们还说，是你的名字起的好，保佑了你。我觉得不能说是自己命大，幸运之神眷顾了我，只能说部队锻炼人，战斗更锻炼人。

由于自己是通讯员，因此主要任务就是跟着指挥员，完成指挥员交办的各种指令，并且照顾好指挥员。

1947年7月，部队攻打运城，由其他部队打主攻，我们部队打外援，追赶逃跑的敌人，这时教导员的胳膊负伤了，我不顾个人安危，把他背到了安全地带，等待救护，随后跟随救护队护送到了后方的沁水医院。

在当通讯员的过程中，跟的教导员1946年牺牲了，跟的营长在1947年义城战斗又牺牲了，部队里有些人就有风言风语，说我命不好，跟谁谁倒霉，不适合做通讯员。

为此，我感到十分委屈，认为尽管自己很努力，仍保护不了指挥员，就要求在营里做勤杂工作。

南下的考验

　　当部队接到准备过黄河的指令时，决定精简队伍。

当时队里决定派我去护送营长的家属回老家，自己担心被部队落下，不太愿意去，但又不能违抗命令。就这样护送着营长家属从安邑县出发，途经翼城、沁水，到达了安泽县的营长老家。

任务完成后，我急忙往回赶，这时部队已经出发了，我连夜寻找部队，追赶部队，终于在过黄河前赶上了部队。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机遇，也有许多考验，如果缺乏信仰，可能就不会坚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患得患失。

当部队转战过黄河时，当时能否跟着部队一直南下，对每个战士都是一个考验，人的命运就决定在自己的选择上。

说实话，那时每个人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更多的考虑的是个人的私利，现在看来，当时跟着部队继续前进，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搞不好就会掉脑袋。但是如果顺利的话，最终会改变命运，享受到革命成果的。

部队里的山西籍战士都是来自农村，很多人动摇了，既害怕，又恋家，许多人不愿离开故土，离开家乡，遂产生了开小差的念头，很多人当时就脱离了部队。

我的一个表兄，在64团3营9连当副排长，因为害怕过了黄河以后回不了家了，于是专门跑来约我趁着天黑开小差。当时自己根本没想过要当逃兵，一门心思只想着去冲去打，跟着部队打过黄河，因此没有答应。

当时部队纪律严明，看管很严，表兄也没有逃跑成，留在了部队，但是后来没有联系。一直到1952年，才听说他过了黄河后，到新安时还是跑了，回去当了农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回想起来，每个人参加革命，既是一种追求，也有很大的风险，有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一起出来的山西老乡，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而当时开小差的士兵，则留在了山西，到现在依旧生活在农村，继续当一个普通的农民。

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这可能是我们从刚开始于懵懂中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中所料想不到的，或是压根就没有意识。

当时由于没有家庭的羁绊，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南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选择对了，也是一个新的人生里程碑，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牢固基础。

回想起来，应该说我们每个人参加部队，当时一开始并没那么崇高的理想，也不太懂得革命的道理，更不知道当兵的意义，只是想改变自己窘迫的处境，找到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那时，多数人对于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仅仅是理解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实际场景和既得利益。

但是，也就是这些愿景支撑着我们在部队一直干下去的想法。

经过部队的不断历练，我由一个头脑简单的小兵逐步成熟起来，开始逐步接受了革命教育，懂得了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知道了自己从事的是为大众百姓谋福利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并且可以体现人的价值。

入党

　　过了黄河，到了河南的灵宝县桐关镇，我正式下了连队，到了64团3营8连7班当班长，王子江是副指导员。

部队准备打仗，搞战前训练，我被分在了投弹组，每天训练投弹，由于方法不当，造成胳膊脱臼了，肿得老高，投不了弹。又被安排去机枪班当班长，每天扛着机枪行军。

在一次战斗中，敌人逃跑，部队紧追。由于机枪手牺牲，我就代替机枪手，并且吊着一条脱臼的胳膊，扛着机枪行军，当时还被部队拍了照片进行宣传。

通过锻炼，我认为参加战斗需要勇敢，但勇敢不是每个人的天性，而且勇敢也不是军人的必备，在炮火面前，谁都有胆怯的时候，可是当你明确自己的使命后，当你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后，你就会慢慢的变的勇敢起来。

由于我在部队的表现突出，打仗勇敢，于1947年7月由王子江介绍入党，预备期3个月。

记得那是1948年2月22日，在河南省灵宝县，吃过晚饭，我被悄悄地叫去了大队部。当时王子江是支部书记，营长卫鳳奇宣布我成为正式党员了，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一个从阎锡山部队过来的营长。

18岁的我当时是既兴奋又害怕，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做一个勇敢的战士是责无旁贷的。而参加共产党后，是一种荣誉，而且肩上也多了一个担子，应该拼命向前。但是那时对于共产主义基本不了解，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没有完整的概念。

转战南北

　　随后一直跟随大部队追击敌人，边走边打，出了大别山，经过江西、湖北、湖南、广东，进入到广西。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部队准备南下，进行整编，到了河南的白雾渡，我被提拔为副排长。

说实话，副排长不好当，很辛苦，打仗要带尖兵，晚上要检查哨所，驻营休整时，要带着大家搭帐篷。

1949年12月，随部队由广西进入到云南文山的丘北县。

当时中央派陈庚、谢富治和云南的卢汉、龙云谈判，由于当时没有谈妥，因此不准部队进云南，部队又回到广西。

当时如果部队攻打速度快，可能损失大。卢汉不同意解放，要求起义，由地下党做工作，谈好了条件。当时我只是副排长，不太了解情况，部队一直在整顿，准备接手云南。

1949年12月9日，卢汉、龙云起义，我们从呈贡进入昆明机场。这时我也当上了排长。

当时由13军进驻昆明，搞了很热闹的入城仪式，我们从东站进入，只是经过，经过金马牌坊，由西站出去，往丽江方向行进。

至1950年5月24日，陈赓在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云南完全解放了。我们听到后，都非常高兴。

部队到了丽江后，休整了半个月，开始向西藏挺进。中央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命令14军42师和18军进入西藏。

我们部队来到了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察隅县（东邻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南接缅甸和印度）。

当时是因为国民党91师的师长田中田率部逃跑，部队派14军42师125团3营进藏去追，追到了迪庆、梅里雪山，但是没有追上，听说他跑到印度了。

部队留守在察隅，时间长了，部队缺乏给养供应，因此决定由二排副排长带一个班留下，其他人撤回德钦，这时18军也进入到西藏，和14军会合。

我们撤到了德钦，负责运输粮食。那时条件简陋，运输粮食的方式是人背马驮。从德钦到察隅，运输一次粮食则需要7、8天时间。当时从丽江出发，每次需要用两天的时间翻越过梅里雪山，每背1斤粮食到了察隅就只剩七两了。而且背着粮食晚上没有住处，自己搭敞篷，夜里冻得浑身发抖，到了察隅又热得受不了。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时间。

1950年8月，天气好转，雪山表面的雪也融化了，这时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撤回来了。

记得当时部队粮食不够吃，有一天在流腾江边，战士把柳树发的芽吃了，突然来了手里拿着大刀的10多个藏族人，围着部队喊叫着要打要杀。当时自己也很害怕，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懂得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只好边给藏族兄弟说好话，边带领战士们打扫卫生，做好事，还拿出“半开”（半开银元即清政府所批准的银铸币中的2号银元，每两枚抵1号银元一枚使用）给他们，总算是渡过了危机。

1950年，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昌都战役后，部队又返回德钦，我调任副指导员。当年，中央谈判成功，西藏和平解放，我们跟随部队撤回。

1951年，达赖喇嘛在印度煽动西藏自治区的藏民暴乱政变，部队组织开始西藏剿匪，我们所在部队没有参加，由迪庆、中甸、丽江撤回。

1951年初，我又回到了剑川任指导员，当时的任务是修营房。

　　1952年我去丽江参加了部队的文化学校速成班，并且担任支部书记。

整修中，部队登记受伤的人，确定发放残废证，标准是伤到骨头就可以认定负伤残疾。

我曾经三次负伤，本来符合要求，可争的人太多，自己决定不去争这个，因为我想到参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到牺牲的营长和教导员什么都没有，自己的负伤真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都去争这些，那不公平，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想到这些，我不由得着抱头痛哭。直到当了军政委后，在每次评定时，我还是拒绝了。

几个月后，部队整编扩建，我调回部队。

1953年2月，我被正式任命为营教导员，和灵石老乡王润成营长成了搭档。王子江当时已经是老教导员了。

1954年，我回到了125团3营当教导员。

1955年，部队派我去北京的中央团校学习，当时学的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和苏共党史等课程，学习任务太重，很多有文化的学员都受不了，更何况像我这样没有文化基础的学员。但是我坚信，没有文化，就做不好工作，因此没有放弃，坚持学了下来。

由于在北京学习，课余时间，我有时跑到梁云姐姐家（她在国家计委工作），向她述说自己思想上的困惑，听取她的指点。姐姐不仅是我的亲人，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年后，我回到原部队任教导员。

1957年至1958年，部队赴凉山剿匪。

信仰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由于我工作上积极肯干，并且任劳任怨，因此得到军政治部领导的赏识，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干部苗子，非常有培养前途，就把我借调到军政治部组织处搞青年工作。

但是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抄抄写写，而我文化水平低，自认为胜任不了，干了一年多，由于工作压力大，导致神经衰弱，每天都睡不着觉，领导又安排我去安宁的温泉疗养院疗养了半年。

回到机关后，由于被分配为打杂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很委屈，心中闷闷不乐，影响了工作情绪。

1958年，我要求转业，当时省民政厅的厅长白玉秋主动邀我，让我转业到民政厅。当时部队有的领导认为我缺乏纪律性，不同意我去民政厅，让我服从转业分配。

1961年，我写的要求转业的报告报到了14军军部，当时的军政委是王砚权，我曾经跟随过他一起下过部队，他很了解我，认为我是一个好干部，不同意我转业，希望我继续留在部队。他知道我只是不愿意呆在机关，就让我下连队，就这样，我又留在了部队。

回想起这件事，我心中也有愧疚感，虽然觉得部队有些领导处理问题不妥，但是也同时检查自己，觉得自己存有私心杂念，有负组织的信任。

这里不能不说到，坚持信仰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必备的品质。

应该说我们在参加革命时，多数人初期的目的和理想是模糊的，只是一种政治潮流的席卷和一种个人出路的选择，每个人在懵懵懂懂中希望通过参加革命去进而实现人生命运的改变。至于说最终结果是什么？可能当时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没有一种明晰的预期和答案。

后来，我们渐渐地相信共产主义是值得追求的，它们能赋予人的存在的某种特殊意义，并且具有人们值得为这种理想而牺牲的正当性。

于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对所经历的事情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主见，开始考量革命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带来的追求和向往、带来的激励作用、带来的人生转变，开始思考一个人的信仰对一个人的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

作为一个军人，在长期的战斗中，我们都有一个认识：凡是战斗，不可能百分之百稳操胜劵，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我们参加的战斗也经常出现失利现象，但是我们最终之所以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是为了劳苦大众。

留在了部队，我沉下心来，决心在部队干一辈子。

援越抗美

　　1964年本来要到126团，当时身体不好，体重还不到60公斤，陈哲民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我，就让我去炮团任副政委，老乡王子江是政委。

1966年，援越抗美时期，我带领42师高炮营参加援越抗美。

当时昆明军区4个高炮营参加，37师、13军军部、40师都是副师级带队，只有我是副团级带队。

由于彼此职级不相称，既影响一起研究战斗指挥工作，还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给开展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提，只能适应这种情况，默默地尽自己的努力去完成指挥任务。

在越南作战一年，不论干旱阴雨，不论白天黑夜，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战士一样住猫耳洞，和战士在一起共同战斗。共打掉2架敌机，重创14架，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

需要指出的是，在越南的战斗是非常残酷的，特别是在上级决定要我们撤回的当天，部队在越南安沛省寨浮地区还没有来得及撤出阵地，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

当时我已经全身被泥土掩盖，警卫员李文斗不顾自己的安危，爬到我身上掩护了我，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驾驶员罗仁柱是我专门去炮团挑选的，表现很好，给二连开炮车时被敌机炸死了，遗体就留在了越南。整个炊事班都被炸了，炉灶炸翻了，两个炊事员都被炸伤了。那种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心有余悸。

1967年7月回国，赶上“文化大革命”，许多部队参加了“支左”，在过程中有的部队由于掌握不好政策分寸，也或多或少得到许多教训。

1969年12月，我调42师任副政委。

军事援助

　　1970年1月，我奉命出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副组长，历时3年，帮助当地的国防军7营进行军事训练。

我是第一次出国，而且是比较落后的非洲，无论是语言交流还是饮食习惯，都非常不适应。

但是，我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的，肩负军事援助的使命，既来之则安之，因此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任务。于是，我在开展正常的工作之后，也努力和黑人朋友融洽相处，还经常在一起喝奶茶吃面包，相互交流。

专家组本来定的为期两年，但是两年期满后，由于当时原定去接替我的31师副师长因为林彪事件接受审查，因此去不了，我又多呆了一年。

直到1973年才回国，顺便也回老家将家眷接回云南。

回国之后，继续任42师副政委。

1981年，部队在中越边界打扣林山，中途我奉命调41师任政委。

家庭

　　我和家乡的杨计瑞结为夫妻，并且相濡与沫，一直走到今天。

之后，共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已经成家，还有了第三代，可谓家庭幸福，子孙满堂。

在培养孩子们的过程中，我都有意识地让他们都参军入伍，到部队历练，这对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好人生之路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

新的工作岗位

　　1983年5月，我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政治委员。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在部队里得到锻炼，并且得以成长，并且陆续走上指挥员的领导岗位，特别是担任军政委之后，我深感职务变了，对自己也是一个重大转变，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重大。

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我认为培养一只能打胜仗的军队，军事素质是一方面，政治素质也是重要的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因此，我团结和依靠军党委一班人，在注重和加强部队的军事素质训练的基础上，更从长远的角度重视和加强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在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推动实现部队现代化建设。

在十四军的政治工作方面，我们始终强调的是：英勇是军人的基本品质，坚韧是军人的职业特征，奉献是军人的最高境界。

这些精神，作为军魂，已经镌刻在十四军的每个指战员脑中，形成十四军的军风，造就了十四集团军的光荣传统。

虽然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是从军队长远发展来看，对照党和人民的要求、对照职位标准，深感自己还相距甚远。自己常常告诫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不可居功自傲。

　　为此：

首先，我一直没有放松理论学习：

应该说，真理的探索是艰难的，往往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很多时候是不注重思考而只注重行动的，我们的行动是被构成我们日常经验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识体系所支配的，我们习惯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喜欢执行而不去过多的思考和提问。

而部队的耳濡目染，让我从一个普通农民的狭隘的视野中跳出来，开始站在人类的高度想自己的使命，并且通过学习不断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其次，我一直没有放松自我修养：

我作为一个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深刻认识到战争时期时打仗、和平时期育人的道理，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既要带兵如子，把每个战士当做自己的孩子相待，要帮助他们掌握军事本领；同时要慈不掌兵，严格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英雄主义，培养他们的军人品质、军人意识和军人精神，塑造军人本色。

第三，我一直没有放松自我约束：

作为一个军人，在和平时期，外部环境变了，对每个军人也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后来我看见在继续革命的路上倒下的不少将军，有些都是我熟悉的，也和我一样的出身，也都成为英勇善战的高级将领，但是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却没扛住金钱的侵蚀，成为和平时期的阶下囚，我们为他们惋惜，也对自己警钟长鸣。

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是人民养育了我，我要永远将人民视为父母，永远保持自己的本色。

而能否保持一个革命军人的气节，不居功自傲，努力克服权力和金钱的侵蚀，拒腐蚀永不沾，是一个革命军人一辈子的事。

1984年1月，我和军长刘子波到昆明，接受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传达的邓主席的命令，攻打老山，收复老山实地。

回来立即召开军党委会，并将主攻任务交给40师。我们带领40师赶赴老山前线，住在猫儿洞，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85年昆明军区撤销，14军和11军合并为第十四集团军。

1986年部队移防到昆明。

1987年7月，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并且受到了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的接见。

1987年7月，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7月8日，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在历时51年的兵马生涯中，我得到了部队的培养，经历了各种战斗的考验，多次负伤，并且得到了许多荣誉，包括先后荣立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93年7月，我年龄满63岁，服役期满，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彻底解甲归田。

离开部队，五十一年的风风雨雨至今难以忘怀。作为一个老兵，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是身边每个已经牺牲的战友的影子。

对战友们的怀念，让我开始更深刻地思考着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思考着一个军队和一个军人的使命问题。

作为一个老兵，我反对黩武主义，并且不希望世界上再发生人类间相互残杀、刀枪相对的景象。希望世界永远保持和平，人类能够和谐共存。

作为一个老兵，我完全理解，军队的使命是用武器保家卫国，我们并不惧怕打仗，但是我们不希望打仗，而我们过去之所以打仗，目的就是今后不再打仗。

作为一个老兵，我更希望我们军队将来的使命是化解战争，并且逐步转变为帮助人民处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害。

我所在的部队

　　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集团军，对于自己的部队，我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自豪感。

第14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具有悠久历史的部队之一。

部队的前身是山西省的决死纵队。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同年10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扩编为“决死第一纵队”鲁应麟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总队。

1938年春，又成立第三总队，7、8月又成立游击第1、第2团和第三专署保安第5、第6团等部队。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十二月事变”，进攻八路军晋西支队和抗敌决死纵队。

在晋西北区党委和第120师组织掩护下，晋西支队和决死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随后“决死纵队”经过政治整军，按八路军建制整编，仍沿用“决死纵队”番号,下辖第25、第38、第42、第57、第59团。纵队长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副纵队长牛佩琮，参谋长颜天民。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决死纵队”编入晋西北军区。

1941年初，晋西南地区洪赵支队进入太岳区，归决死纵队第一纵队领导。

同年1月14日，决死纵队第一纵队兼太岳军区。

8月，决死纵队第一纵队改称决死第1旅，归八路军太岳纵队建制。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辖第1至第5军区，属八路军总部建制。

1942年1月，归八路军第129师建制。

1942年冬，日寇占领山西沁源，进行“山岳剿共实验”。决死纵队第1旅奉命成立“沁源围困委员会”，实行围困战，并组织野战部队和民兵基干队，在全县13个区进行游击活动，最后，迫使日伪军撤离沁源城。

1943年3月，决死纵队第1旅随同军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济垣战役、像北战役。

1945年8月，决死第1旅参加战略反攻，先后收复县城7座。

1945年10月23日，太岳军区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0、第11旅、第12旅。

其中决死纵队第1旅改编为第11旅。

第4纵队组成后，随即参加了上党战役，出击同蒲铁路（大同―风陵渡）南段，在霍县（今霍州）、赵城（今属洪洞）、曲沃、翼城地区作战。

1946年3月，部队在曲沃地区整训。

1946年6至9月,参加闻(喜)夏(县)、同蒲、临浮战役。

11月至1947年1月，参加吕梁、汾孝等战役。

194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太岳军区地12旅改称太岳军区第23旅。

　　2月，太岳军区又以第1军分区新编第7团、第2军分区警卫团、第4军分区独立第5团组成第22旅。

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由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新编第7团、第2军分区警卫团、第4军分区独立第1旅在山西省灵石地区组建太岳军区第22旅。

4、5月，第4纵队及第22旅在晋南地区参加攻势作战。28日，以太岳军区机关一部与第22、第23旅合编组成第8纵队。并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晋南攻势和乡宁、闻夏战役。

1947年7月，第4纵队及第22旅归陈（赓）谢（富治）集团指挥。

8月下旬部队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在潼关、洛阳间往返作战，后转战伏牛山麓，开辟豫西根据地。

11月，以第11旅第33团组建豫西第7军分区。第22旅列入第4纵队建制，其第64团调归豫西第1军分区指挥。

1948年1月，第4纵队在襄城、方城地区进行新式整军。

3月，参加洛阳战役，与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一起，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等部共2万余人。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仍归陈谢集团指挥。参加宛西、宛东战役和豫东战役。

11～12月参加淮海战役。攻占符离集车站，断敌退路; 在南坪阻击援敌，保证主力部队于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

　　1949年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軍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岳军区的“抗敌决死第1旅”、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第11旅、第22旅和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10师在河南省漯河地区共同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共2.3万余人。 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

原辖第11旅改称为第40师，刘丰任师长，候良辅任师政治委员;

第22旅改称第41师，査玉升任师长,丁荣昌任政治委员；

由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10师改编组成第42师，廖运周任师长，张子明任师政治委员。

4月，第14军参加渡江战役，作为第4兵团第二梯队过江，切断浙赣线，配合友邻部队解放南昌；

再由赣州南进，直插三水城下，威逼敌第103师师长曾三元率部起义。

尔后部队继续向高要、鹤山追击，在宅梧地区将敌第91师包围，迫敌师长刘体仁以下1700余人投降，卡住了北江、西江汇合点，控制敌人逃窜广西的要道。

接着向阳春、阳江方向追击，经九天九夜连续行军作战，在阳江地区歼敌第50军、第39军、保安第2师第13兵团部、第21兵团部等4万多人。国民党海军第4巡逻联合舰队官兵500余人，率11艘军舰向我投诚。

7月，随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湘赣战役。

8月在江西省遂川地区整训，全军兵力增至3.1万余人。

10～12月参加广东、广西战役，后随兵团归回第二野战军建制。

广东战役结東后，第14军进军广西、云南。

经茂名阻击战斗、博白追击战斗后，部队昼夜兼程，强渡钦江，直插钦州，粉碎了白崇禧集团逃往海南岛的企图。

随后，部队入滇，在大班、丽江、保山一带完成了剿灭匪患，帮助地方建立政权等任务。

1950年1月在南宁作短期休整后，向云南进军。并参加了西昌战役。尔后在滇西边境担任剿匪作战任务，并多次击退境外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了云南西部边境西双版纳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195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第14军兼云南军区所属滇西卫戍，归第4兵团兼云南军区建制。

4月，第14军兼云南军区所属滇西卫戍区，部队执行剿匪作战、改造起义部队等任务。

9月，第42师第126团、第125团第3营及辎重团参加进军西藏。

　　全国解放后，第十四军奉命一直驻守云南。

1959年第十四军派出部分部队参加了西藏平叛的战斗。

1968年第十四军移防昆明。

1979年第十四军参加中越战争，为西线主力部队，攻占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强渡控制了红河渡口，胜利完成任务。

1984年4月28日，第十四军第40师发动老山战役，攻上老山主峰，并占领老山、者阴山。随后的几年，在老山地区展开了激烈的防御作战，被授予“老山英雄团”。

部队的建制于1985年编成，原代号为35201部队，后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7200部队，隶属南部战区，军部驻地为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9月3日，第十四军作为10个英模部队的方队之一，在天安门前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徒步接受人民的检阅。

2016年2月国防和军队改革，五大战区陆军相继成立或调整组建，原7大军区的番号也被撤销。第十四集团军归属南部战区指挥。

2017年，第十四集团军在新的一轮的军改中被裁撤，所属各部分分流至新组建的第75集团军和第77集团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十四集团军战功卓著，英名远扬，留下了不朽的业绩。第14集团军在革命历程中将星显耀，包括：

薄一波、陈赓、李聚奎、王新亭、谢富治、周仲英、王鹤峰、牛佩琮、李成芳、周希汉、范朝利、刘有光、蔡爱卿、廖运周、雷荣天、王启明、查玉升、梁中玉等开国元勋。

何其宗、廖锡龙、王祖训、朱启、刘亚红、赵宗歧等高级将领也均在第14集团军工作或战斗过。

第十四集团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等作战中，分别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

著名的太岳区战斗英雄胡尚礼、祁保禄；宁死不屈的战士马冠群、全国战斗英雄刘子林、候廷选、张玉琦、高文魁等；

荣获钢铁防线“守如泰山”的第118团2营、“剿匪模范”的第119团第2营、第3营；有第122团的“水上英雄”第4连、“突破天险”的第6连等英雄集体。

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和英维集体记录了时代进程，见证着每个生命个体在历史长河中闪耀人性光芒，品味到平凡人物在岁月流转中绽放生命之美，他们的英雄事迹一直留存于历史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