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下

善若水

　　国家AAAAA级景区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东江之滨，离惠州市博罗县城35公里，与增城、龙门两县接壤。方圆260平方公里，

罗浮山共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80处、洞天奇景18处、石室幽岩72个，山势雄伟壮丽，自然风光旖旎，素有避暑胜地，岭南第一山之称。秦汉以来号称仙山，史学家司马迁把罗浮山比作“粤岳”，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它又是中国道教名山，道教称它为第七洞天。罗浮山闻名于世，也与北宋文豪苏东坡曾在罗浮山作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诗有关。

罗浮山，素有百粤之祖、群山之祖，蓬莱仙境之称。它雄峙于岭南中南部，坐临南海大亚湾，毗邻惠州西湖，罗浮山以山势雄伟壮观，植被繁茂常绿，林木高大森古，神仙洞府超凡脱俗的特色，吸引古今无数的名人和游客。历代诗人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苏轼、汤显祖等均留下许多文赋和诗咏。如今，是国家五A级风景名胜区，也是粤港澳人士的避暑胜地。

1966年广东省步行串联图

第一次来到罗浮山下，那还是56年前。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召下，我随广州市第五中学的六十多位学生，到惠阳地区博罗县插队落户。这些直接到生产队安家落户的叫插队知青，以别于到湛江海南岛这些国营农场的农场知青。

1968年12月19日，我们在五中操场集中，上了前往惠阳博罗的解放牌带蓬卡车。同学们的行李不多，随身放在脚边。送行的家长很多，但一律不许跟车，因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空位提供给家长。车上没有座位，大家都是抓着雨篷横杆站在车上。

当年广州往惠州的唯一公路是广汕公路。从广州到增城约六十公里路段，是硬化的柏油路面，增城至罗浮山脚下的长宁镇，是铺粗沙的路面。这些粗沙的路面，过几辆车，沙子就挤到了路中和两旁。为了保持路面的平整，养路工赶着一条牛，拉着三节可收放的木板，不断的扒平路面的沙子。这些木板的长度基本是路面的一半，会车时，养路工可以收起靠外一侧的扒板让车通过。没有一定年纪的人，不但没见过，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那时就算是国道，过往的车辆不多，车速也不快，就算有牛车慢吞吞的养路，对交通影响也不大。

车到罗浮山的长宁镇，稍事休息。那是我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了罗浮山下。由于下乡之地未明，前途未卜，稀里糊涂的被拉到了罗浮山下，心思根本不在观景上，无暇顾及罗浮山的景色，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印象。

从长宁镇（以前叫长宁公社）到我们下乡的龙溪公社（现在的龙溪镇），有十七八公里。这段路已不是国道，而是乡村土路。这些乡村土路比广汕公路这些国道窄，不铺沙子，两旁也没有路树。不下雨时车一过，扬起很大的灰尘。一下雨，经车辆一碾压，坑坑洼洼泥泞不堪。

到了龙溪墟，已过中午。人民公社化以后，原来的龙溪镇，成了龙溪人民公社的社址所在地。龙溪公社下辖十多个大队。人们到公社办事，也就是到龙溪墟办事，墟‘是当地人对农村集市的一种称呼。“趁墟”，就是农村的集市。每逢旧历的五和十，是四里八乡的群众到龙溪墟赶集的日子。人们把自己的或生产队里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互通有无，或是赚点小钱。极左那套罔顾民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在广东农村许多地区，割的并不干净。我们到过的石湾、杨村、园洲、福田、长宁、龙华、柏塘这些公社，都很好的保留了墟日赶集这个传统。我还曾经坐东江上的“花尾渡”船到东莞的新塘墟，为生产队卖了几百只刚孵出来没几天的毛绒绒的小鹅苗。

到了龙溪后， 我们连人带行李都下了车，在公社会议室的楼上集中，每人发了一包饼干充饥，等待各生产队来人领我们走。我连同其他三人分配在礼村大队第四生产队。来领我们的是生产队张姓副队长。从公社到村里约七、八公里，不通汽车，只有仅容牛车通行的牛车道。接我们的副队长想的很周到，赶了一辆黄牛拉的牛车，帮我们拉行李，大家则徒步跟车。

礼村大队有四个自然村，一个墟（大队部所在地）。十八个生产队。大的自然村有数百户千多人。村子以姓氏命名。第一至第四生产队的村子叫张屋村（也叫横巷村），五至七队的叫黎屋村。第八生产队比较特殊，整个礼村墟为第八生产队，杂姓。这个生产队历史以来基本没有田地，但墟里的小学，小商店，过东江的摆渡船，小农具加工厂，小糖厂，小饭店，电动排灌系统，逢三六九墟日赶集的场地管理，都是这个生产队负责。实际上就是礼村大队里的“居民户”。粮库粮站也在墟上，只是工作人员是吃“公家饭领粮票的职工。不属于农村的人了。第九生产队至第十三生产队在王屋村。钟屋村最大人最多，十四至十八队都是这个村子里的。惠阳地区大部分是客家人，但礼村大队除了外嫁过来的以外，都是原住民，本地人。语言与客家话，省话都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客家话，也不是广州话。

徒步跟在牛车后面走了一个多小时吧，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礼村横巷（张屋）四队。我们村四个队分了30名这批来的广州知青。第一生产队人口最多，也最大，大队党支书也在这个队。这个队分的知青最多，10男一女（女的和其弟弟一起同一队）共11个。二队九人。三队六人。三队的知青六人中，有两对是恋爱对象，下乡没多久就结婚了。其中一对夫妻，男的还是印尼华侨，回国读书后，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随他的女朋友一起下乡到了礼村。据他说，在印尼，很多小孩从小就抽烟喝酒赌博甚至吸毒，他的家庭环境不错，他的父母觉得国内的小孩积极向上，没有陋习，文化教育也正规，所以把他送回国，接受教育。谁承料到遇到文革，不但书读不成，还给赶到乡下去了。他的家人和他本人悔的肠子都青了！

我所在的四队，是村里四个队中最小的一个队，只有不到200人，只分了四个知青。村子里的生产队划分，是以居住的房屋地段和在张姓里亲缘关系来划分的。一千多村民户主都姓张，远祖都是一家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张姓家人不断分家另立，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然村落。

村里房屋的分布也是以族人的远近亲疏来建的。较亲的一支族人，房屋基本建在了一起。我们生产队坐落在村尾，但却是村里算是最富裕的一个生产队。人口少，矛盾少，容易形成共识，形成合力。人口少基数小，人口增加相对慢些，个人占有的田地也就多些。我们生产队个人占有田（水田，主要种水稻）、地（旱地，种花生甘蔗香蕉西瓜番薯）约2，7亩。难得的都是平原，是有电动排灌系统抽东江水灌溉的水田和水浇旱地。

生产队的人员构成，主要由生产队长和出纳的一房，仓库保管，田间管理为另一房的两大族人，和以民兵队长、团支书和生产队副队长这两个较少族人的另两房人组成。这四房人远古都是一家人。

生产队原打算暂时把我们安置在队里的祠堂。祠堂平时要堆放化肥农具等生产资料，有人要走了，临终前还要在祠堂停一两天。以前没有医疗条件，没有人会病死在医院，病故在家中也有诸多不便，祠堂就成了公共过渡的地方。祠堂太大，我们人太少，最后还是决定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亡故的五保户房中。这间房只有11条瓦宽（约2·75米），深约4米，10个平方左右。房间排不下四张床，我们只好把两副床板架在房间中间隔层原来堆放作为燃料的稻草捆的隔层里。下面可以直起腰活动没什么影响，我和冯君住阁楼，由于房屋是金字型结构，所以，床中间可以直起腰，两头高度不足一米，只能坐在床铺上。幸好这种状态只维持了半年多。1969年秋收后，生产队利用农闲时间，为我们队四个知青，在村尾荔枝林鱼塘旁，并排建了四间各约11平米带炉灶的房屋，每人一间。

据我所知，为知青专门一人建一间房屋，这在整个大队甚至公社都是绝无仅有的。11条瓦的房屋，墙体下部1，5米是石头垒的，上部是厚厚的泥砖，房门正上房有一个无遮无拦随时可容纳一人进出的防洪逃生窗，在遇到东江决堤时方便逃生。家家都几乎是不设防的状态。当时治安很好，人们除了粮食和作为燃料的稻草，也没什么可偷的。

我们四人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级，年龄也不同 。我的学校前身是南武中学， 1960年改名为广州市实验学校，学制也从12年，改为九年一贯制。即一至五年级为i小学，六至八年级为初中，九、十年级为高中。

我是1968届初三生，也就是所谓的八年级毕业。实际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停课时，我仅正正规规的在广州市实验学校读了五年小学（一至五年级），大半年的初中（六年级）。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上山下乡，完全停课停学。我们算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只是上了半年初中。

我们的学制小学阶段只有五年，初中毕业时，年龄还未满16岁。我们学校的上山下乡方向，是湛江市徐闻县的国营农场（每月可领约22元工资）。由于我们这批实验学校直升初中的同学大都未满16岁（留级生除外），不符合到国营农场的条件，留校待分配。我想到早晚也要上山下乡，听说插队（领生产队工分）的年龄限制没那么严，于是托人找关系，到广州市第五中学，随他们学校的学生到惠阳地区博罗县龙溪公社这边来插队落户。

莫君是广州第四中学1966届高三生。他是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大也是在校上学时间最长的。他比我整整在校多读了七年书。是我们四人中数理化最好的一位。由于年纪比我们大了许多，思想负担也重很多。他每日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规规矩矩的。像我们伙同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偷摘香蕉、到西瓜地里偷摘瓜，甘蔗地里撅甘蔗这些捣蛋的事，他是一概不参与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下乡不到两年，他独自一人偷渡逃港。第一次被抓，放后没多久，又出逃了一次，成功了。他是我们四人中第一个逃港成功的。过去后，在一间学校当校工。没干几年，自杀了。可能过去后并不得志，也可能沉闷的性格使然。

莫君的结局，令人唏嘘。假如他不逃港，日后定会返城工作。他的文化特别是数理化的水平，高出我们不是一点两点。十年动乱后的1977年恢复高考，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深造。可是，人生没有假如，也没有重来。

我们村四个生产队30个下乡知青，前后偷渡有十九人。第三生产队的黄君，是印尼华侨。据他说在印尼读书时，抽烟、赌钱样样都干。其父母怕他学坏，觉得国内教育严风气正，把他送回国读书。他和他父母做梦都想不到会遇到文革，给赶到乡下来了。他逃港被抓一次后，觉得逃港太不容易也太危险，最后还是通过正式申请，一家三口（已和五中一女同学结婚并下乡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获批批准返回印尼。

我们龙溪公社在惠阳博罗县的西边，地势很平坦。博东是山区为主，比博西自然条件差很多。我们大队又是龙溪公社的边沿，紧挨着东江。过了江就是东莞的桥头公社属地。我们村的三十个知青中的十九人，都是通过东莞桥头，石排，横沥，惠阳的樟木头等地出逃香港的。但无论是游泳还是翻铁丝网，都不是一件易事。逃港的知青，一过东江，就只能凭指南针，在晚上赶路，白天只能躲在山里的草丛中。因为沿途的生产队民兵，见到异地知青往南走，是要盘问并扣留的。地图是简陋的文革串联时的步行串联图。

八十多公里的路，白天在山里草丛中躲着，晚上夜深人静时，尽量避开村庄，走小路或者山路。这样夜行日躲，要走好几个晚上。饿了，吃点自带的白糖牛油炒面粉等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或溪水。

逃港无非水陆两条路。陆路要“扑网”，还会遇到民兵或边防战士；但成功与否不至于丧命；水路则是要夜泅约四千多米的大鹏湾。一旦在水中遇到体力不支或发生意外，那时必死无疑。逃港知青如果在途中被抓，就会被送到惠阳地区收容所（在惠州市），收容所人满后，转送博罗县收容所（在博罗县城）。在县收容所凑够数后，送回龙溪公社。再由公社通知各大队，各大队通知生产队派人去领回来。我们村二队一知青前后被抓六次，第七次才成功。

刚开始，各生产队还派队干部去领人，搞了几次谁都不愿意再去领人了。因为一趟来回十四里地，全靠步行。虽然记工分，走半天的路比干农活还要累。去领人的干部还难免被公社批评数落说是对知情管理教育不够，关心不够。知青被关一段时间后，饿鬼一样，难免缠着领人的买些饼干之类充饥，讨点叶子烟抽抽。久而久之，谁都不愿意去领人，以后逃港知青被遣送到公社后，一两天后也就在公社就地释放了。

当时知青偷渡逃港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当地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逃港不成后被抓，可能会被当成五类分子对待，所以本地人逃港的并不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官方记载有据可查的逃港人员就有五六十万。

当年逃港成功的绝大多数知青，到港后其实绝大多数只是工薪一族。在港劳碌奔波一生也就只能混个温饱两餐而已。香港的养老保障比广州差远了。这些同学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只能靠以前买的商业保险，或靠积蓄，靠子女，甚至靠政府综援过日子。许多人蜗居在政府提供的狭小的公屋里生活。远没有内地我们这些拿着退休金或养老金过的安逸。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当年的贫穷落后吓怕了大家，纷纷选择偷渡逃港寻求出路。如今，国家繁荣了，富强了，内地一线城市普通百姓生活水平不比香港普通百姓差。在住房，退休保障上甚至远超香港，谁还回去逃港？靠喊口号没有用，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的是知识和文化的命，祸害的是不止一代人，阻滞的是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我们这一代人， 在记忆力，理解能力最好的岁月里，遇到了这十年浩劫。“文革”中，视知识和文化为异端，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后的臭老九。四人帮号召青年学习的榜样，是张铁生这样的0分交白卷英雄；是靠打砸抢抄起家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这些造反派们。王洪文作为上海一支造反派的头头，居然混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排名还在开国元勋，功勋彪炳的周总理之前，成了“党和国家的二把手”！不过这“二把手”并不好当。建国初期的“二把手”刘少奇主席被打倒，惨死在河南；九大中写入党章，法定的“永远健康”的“二把手”接班人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而汗。多行不义必自毙，造反头头“二把手”王洪文，最终落得个在监狱里了其余生的下场。

停课停学的恶果，就是培养和造就了”全国系统性的即没文化知识，又没实践能力的所谓“知识青年”造反派。这批人，除了会捣乱造反，文不成武不就，城市里根本无法安置和提供工作。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实在无法，最后也就只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这批人赶到农村去，把包袱甩给了农村的广阔天地，减轻城市就业住房粮食供应等等的压力。

城市压力减轻了，却增加了农村的负担。农村土地和房屋都是划分好的，硬生生每个生产队塞进去几个甚至十几个只会吃饭捣蛋，不会干农活的家伙。无疑给当地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以广州下乡知青的补助标准为例，省里下拨到生产队每名知青安置费用是230元。生产队要用这230元，为知青提供农具、住房，床铺条凳，炉灶甚至煮饭用的炊具柴草燃料。可想而知，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生产队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不会因为接收了知青就给你多划点地。粮食和农作物的产量也是基本固定的，农民们交了夏秋两季公粮，所剩口粮并不多，有些甚至三餐难继，靠加些杂粮度日。现在，还要分口粮给知青，无疑雪上加霜。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穷，但中国的农民却是最淳朴也最伟大。他们在毫无利益可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接收知青的生产队和农民，无不尽其所能，尽量安置好这些“不速之客”。

当年建房的主要材料—自制的每块重达二三十斤的泥砖。

“文革”十年，全国经济发展停滞，工业设施薄弱落后，城市里根本无法安置数年间积累的失学失业的数千万年轻人。这批人，不但要穿衣吃饭，还要有工作，有住房。这批人，把礼义廉耻信这些“孔老二”的传统道德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满脑子想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天天想着到哪抄家，如何造反。成了社会的负担和极不稳定的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编者按引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从此 数千万所谓的知识青年，被遣散（安置）至人民公社、边疆各地的国营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学生们，初中的无法上高中，高中的无法考大学，从此梦断了这些“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青年求学上进之路。

下乡 数年的农村生活，损失很大，却也受益匪浅，很能锻炼人。没下乡前，对农村毫无概念。在礼村生活了几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现状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我们那里属于惠阳博罗县西部，是整个惠阳地区除城市以外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我们大队在东江边上，比邻东莞，土地肥沃，一马平川。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甘蔗，花生。连片的稻田、甘蔗，花生连绵数公里。东江大堤外，在江水与堤坝间的沙地还可以种番薯，玉米。

我们队是十八个生产队里规模是最小的‘只有百多人。也是比较富裕的。每人平均约有3亩水田和旱地。每人可以保留一分半的自留地。这珍贵的人均一分半自留地，完全可以满足农户日常蔬菜和供应、剩余的还可以在墟日拿到墟上出售。

个人在生产队里付出劳动的价值，是以公分来衡量。一级男劳动力出一天的工，可以记11分。妇女和知青一般在8.5至10分之间。每分分值约0.10元至0.12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熟悉农活的壮劳力，出勤一天可以挣约1.2至1.3元之间。一个月也有30多甚至40元。当时，湛江和海南岛的国营农场下乡知青一个月22元，广州一个正式职工普工月工资34元，一个23级国家干部或副连级军官54元。所以，我们生产队的经济收入在全省甚至全国，都算是高的。还有自留地生产的东西都可以自由支配，还可以养鸡、猪。这些都是工分以外的收入。

生产队一个成年人每月可以分到65斤稻谷（可以碾月45斤大米），每年分30多斤大队糖厂榨的土糖（比较湿的原糖，要用缸来装，时间长了会渗出糖水）。可以分到约12斤花生油。说实在的，劳作虽然辛苦，收入并不比当时低薪制的城里一般工薪阶层差多少。

家里为了我能安心在农村务农，不至于逃港，每月寄一次上月整月的《参考消息》报纸供阅读，每月给10元零花钱。据我所知，广州的下乡知青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家里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时不时还约上三五个同学在当地的小饭店点个“一盅两件”改善一下。“一盅”是指可装约一两多酒的小茶杯装的高度当地产的甘蔗酒；“两件”是指一碟排骨，一碟青菜。有时奢侈点，还会点一条刚从东江鸬鹚艇打上来的新鲜活鱼。小饭店建在东江大堤外的码头边，无论是鸬鹚艇打的活鱼，还是社员们在东江里布放的虾笼捕的活虾，都是极易得到的。冬天还时不时购买当地社员养的狗杀来吃。在今天，杀狗吃狗肉，是即残忍也不人道，而在当年，却被视为改善生活，获取蛋白质的一个途径。

社会和个人的文明进步，有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春秋时期的管仲与齐桓公论政，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只有富足了，人才可能会提高自己的追求，如果人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靠喊空洞的口号，就算有高尚的道德观念也坚持不了多酒。

生产队分给我们知青的自留地，我们一是懒，二是不会打理，没有种任何东西。丢荒了一季后，长了不少杂草。社员们看着心痛，队里和我们协商，收回我们的自留地，以生产队代我们种花生的名义，每年额外补给我们每人十斤八斤花生油。这样，地不至于丢荒，我们也有些受益。自留地是三年一轮换的，丢荒的地杂草丛生，谁家都不愿意要。说是两全其美，其实是生产队对我们的照顾。

当地人说，最艰难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严重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当时的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密切相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和生产力的破坏。为了追求高指标，各地纷纷上马大量不切实际的项目，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等，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天灾加人祸，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这些原本较富裕的地区。

1959年6月，每天800至900毫米的降水量，连下几天，导致东江流域大洪水。大面积农田被淹。与我们相邻、田地相接的园洲公社马嘶村段东江堤坝决堤，毁掉了大量的农作物，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

生产队粮仓保管员是个老党员，他给我们描述l三年困难时期不堪回首的一幕：秋天收番薯，是人用牛拉犁先把番薯从地里翻出来，再去捡拾。由于饥饿，他在犁地时，会趁别人不注意，捡起一个小小的红薯，在裤子上蹭一下上面的泥巴，三两口把红薯吞咽下去。因为如果被别人看到，会被检举揭发侵占公家利益，引来麻烦。

1968年我们下乡时，政策已经宽松了许多。我们这里，和全国大多数农村相比，已算是相当富裕的了。男女老少百多人的生产队，除了种水稻甘蔗花生玉米西瓜香蕉等农作物，还养了20多头猪，四百多只母鸭（收获鸭蛋）。一百多只母鹅（卖小鹅苗）。每家保有自留地，收获的农作物甚至连生产队分的粮油米都可以在趁墟时拿到集市上出售。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祸害和影响，相对小很多。

当年，在稍富裕一点的生产队，除了交公粮，还要交公余粮。上缴公粮是必须完成的，但数量较少。农民们还是很愿意上缴的。因自古以来交粮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交公余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家收购公余粮，是按国家粮食收购的统一价格定价，远低于自由市场集市上的粮食售价。所以，就算生产队留了种子，交了公粮，分了口粮后，剩下的余粮，也不愿意被国家收购。于是，为了完成上缴余粮的任务，大队领导把各生产队队长集中在大队部二楼开会，分配各生产队上缴公余粮的指标。在会上，哪个队长不答应落实上缴任务，就不让下楼回家。

2006年1月1日，中国全面免除农业税（交公粮）。这一决策是在2005年12月29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的，自那时起，《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现在，种粮不但不交税，还给农民发补贴。2023年全国各地每亩种粮补贴从45元到310元不等。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公粮公余粮这回事了。

刚下乡的头两年（1968至1970年），社员出工前，要先在生产队祠堂前集中，对着祠堂大门上喷图的最高领袖和副统帅的画像，由队领导带头进行“早请示”。所谓的“早请示”就是念几句最高指示的语录，然后祝…万寿无疆、祝…永远健康，然后才能下地干活。“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副统帅”的叛逃和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人民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表忠心的无聊而又荒唐的形式，也就成为了历史。

返城后，再次来到罗浮山下，已是2016年9月27号，早上10点半到博罗园洲镇，从园洲到下乡的村子，还有13公里。到礼村后，大失所望。礼村房屋杂乱无章，以前南北向的整齐的几排平房不见了踪影。可能由于人口增加，在原有的平房中加建了不少的房子，满眼见得只是无序，巷子还是很窄，个别家门口有停放的小卧车，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那里离香港直线距离也就几十公里，又是东江边的平原地带，好像发展的并不怎么样。当年东江堤外成片的甘蔗、花生不见了踪影。原来金秋时节一直绵延到圆洲马嘶村数公里的金黄麦穗，也只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中间还多了不少建筑物。东江水也不再碧绿。可能由于挖沙，整条河床下沉了许多，再也不会泛滥决堤了。生态环境比我们在的当年都不如。

令人称奇的是，生产队专门为我们建的那些泥砖知青屋，却依然还在使用。看到这些泥砖屋，还有一些亲切感。毕竟在里面度过了数年的青春岁月。令我摔断腿的那个在鱼塘边的球场不见了。当年水清见底的排灌渠早已废置，以前从江边码头进村，路虽然是土路，但两旁的路树翠绿喜人，路旁清澈见底的排灌渠时不时见到有几条小刀鱼。而现在，路旁都是建的小平房，再也难觅以前那种闲适宁静的景象。

东江水也大不如以前。以前秋冬季的东江，碧绿的江水纤尘不染，人在水中游，可以清楚的见到水中的游姿，堪比游泳池。我曾在水中见到过比目鱼、水鱼、虾。最常见的是秋刀鱼。以前江底是均匀细软的黄沙，人踩在上面象踩在海绵上一样，柔柔软软，那种感觉美妙极了。现在，江水混黄混黄的，还泛着泡。可能由于挖河沙到缘故，江面也比以前窄了许多。从东江大堤到江面，要走数百米。1959年东江水泛滥溃坝的现象，恐怕永远不会有了。

唯一比以前有所改观的是从马嘶村到礼村四公里的大坝，加宽了许多。坝面打上了水泥，成了公路。从马嘶到园洲的路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是双向两车道的水泥路。广州到园洲有直通车，园洲到博罗也有班车，途径礼村，龙溪。交通方便了许多。我没想到，离开这里数十年，附近一二十公里的村庄，地貌，仍然历历在目，了然于胸。看来，这段生活经历，早已深深的烙印在心中。如今重温往事，方觉岁月如风。

退休后，我到江西婺源看油菜花，到辽宁锦州红海滩看碱蓬草，看稻田。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博罗东莞一带到处都是连绵数公里的甘蔗、稻田、花生地，也是非常美的。特别是稻子熟时，一望无际，稻浪滚滚，金黄一片，非常壮观。可惜现在在原来的田、地里，“长出了”不少工厂和建筑，农作物成了这些建筑物中的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