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

卢良贵

　　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的文明，传承着优久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有的是易损难存的宝贵孤品，在运输或展示时极易受损，为了保护这些瑰宝，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以下简称禁止出境文物），共195件（组）。其中首批（2002年）64件（组），第二批（2012年）37件（组），第三批（2013年）94件（组）。

综观195件禁止出境文物，有见证中华文明起源的红山玉龙；有因“宅兹中国”一语而对中华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何尊；有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直裾素纱禅衣；有韩琦《行楷信札卷》、王安石《楞严经旨要》这类历史人物的唯一传世真迹；有开卷就会受损、在国内也难得一展的《干里江山图》；既有大名鼎鼎的铜奔马，也有名声不显但实则意义重大的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有工艺精巧、选材名贵的宋真珠舍利宝幢，也有乍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木拖鞋”——朱然墓出土漆木屐……总之，这些禁止出境的文物无一不具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永远珍惜爱护、并将之传承的文明精华。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文物，我按时系、类别对195件文物进行梳理，现介绍如后。

　　一、承载中华文明初生时的秘密——新石器时代的17件文物。

这17件文物与后世的珍宝相比或许并不耀眼，却承载着7000—4000年前中华文明初生时的秘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曙光。由于当时尚未产生文字，这些物件便成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进化的重要实证。

　　1、河姆渡文化的遗迹

约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已相当成熟，“飯稻羹鱼”的江南水乡生活方式己经成形。这一时期的三件文物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河姆渡文化陶灶】，新石器时代，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8年出土于河姆渡遗址243号探方。陶灶高25厘米，长55厘米，开口宽37厘米，火门上翘，外壁有两个环形大耳，内壁安有3个支撑陶釜的陶丁，灶底有椭圆形圈足。这只陶灶的造型与常见陶灶判然有别，常见的陶灶火门低平，河姆渡陶灶火门上翘，在清理灶灰时显然不便；常见的陶灶都固定使用，鲜少有移动需求，河姆渡这只陶灶外壁的两个耳显然是为了移动方便，种种特殊之处表明河姆渡这只陶灶可能用于船上，其上翘的火门正好可以避免浪花溅入灶膛，双耳的存在也便于使用者对其移动。

这只陶灶表明，在河姆渡时代，余姚地区已经有人长期生活在木船上，过上了“飯稻羹鱼”的生活。

　　【河姆渡文化木胎朱漆碗】，新石器时代，底径7.6—7.2厘米，高5.7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6年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碗壁涂有朱红色颜料，虽然历经7000年岁月洗磨，仍可见其美。经鉴定，这件木碗壁上的朱红色颜料与西汉马王堆墓葬中发现的漆器成分相似，因此将其确定为中国最早的漆器之一。这只碗是我国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漆器制作工艺的明证。

　　【河姆渡文化“双鳥朝阳”象牙雕】，新石器时代，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78年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片牙雕应当是河姆渡文化中一种被称为“蝶形器”器物残存的一部分，呈长半椭圆形，长16.6厘米，残宽6.3厘米，在残片上，以细线阴刻了左右对称的两只鸟曲颈抬头，簇拥着一个由多个不同大小的同心圆组成的圆形图案，圆形周围装饰了火焰形纹饰，显然这是一轮太阳。显然，象牙片上的图案应当是双鸟托举太阳的图像。联系到我国传统神话故事中‘金乌载日”的传说，双鸟朝日图表现的可能正是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

　　2、仰韶文化的彩陶世界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考古发掘，开启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历史，距今7000—6000年前，在关中、晋南、中原、华北，仰韶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5件彩陶器入选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新石器时代，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8年11月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东的阎村。

这个陶缸其实是一具瓮棺，材质为夹砂红陶，体形硕大，为上大下小的直筒型。在缸体上，以黑、白彩描绘着这样的画面：一只白鹤瞪大眼睛，傲然挺立，其喙端叼着一条鱼；其右侧绘制了一柄石斧，斧身以绳索固定在斧柄上。鹤鱼石斧图可能代表着瓮棺中死者生前是鹤氏族的酋长，率领部下战胜了鱼氏族。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年代约为5000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幅面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图画，其精湛的绘画技艺、生动的图画内容表明，在中华文明的肇始期，先民们已经开始了最早的美术探索，拉开了中国辉煌绘画史的序幕。

　　【人面鱼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陶盆出土于西安市浐灞区半坡遗址，材质为红陶，盆底以黑彩绘制图案，图案主体为简单线条勾勒的鱼和人面图形，人面闭目，头戴尖顶冠，人面两侧又对称绘有小鱼，两个大鱼图案与两个人面图案两两对称，带来了独特的秩序之美，堪称新石器时代的艺术精品。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些陶盆并非日常用品，而是作为瓮棺的盖子扣于瓮棺上口。

　　【鹰形陶鼎】，新石器时代，出土于陝西泉护村遗址，是距今5500年前的文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鼎高35.8厘米，口径为23.3厘米，整体为鹰形，鹰头逼真，喙部锋利弯曲，双眼炯炯有神；鹰背部为鼎口，双翅紧贴身体两侧，双足粗壮，与落于地面的尾部共同构成了支撑鼎站立的三足。陶鼎造型精致、器体浑圆、通体磨光，不仅展现出精湛的工艺，也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审美情趣，是仰韶时代陶器中罕见的珍品。

陶鹰鼎的发现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57年，农民殷思义在自家田地中劳作，发现这件鹰形陶器，当作养鸡的鸡食盆。一年之后，殷思义主动将家里的鸡食盆上交，这件国宝才为世人所识。

　　【彩陶人形双系瓶】，新石器时代，1973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陶瓶由红陶制成，长颈、鼓腹、平底，器身规整，在瓶口处装饰着一张人面，五官清晰，嘴角带笑，额前留有刘海，形象逼真。从瓶身两侧的残迹来看，陶瓶原本装有环形的双耳，可惜在出土时已经损坏遗失。如果将装饰人面的瓶口处作为人头，那么环形双耳似乎可以看成这个人叉在腰上的双手，整个是一个抽象的人形，颇具趣味。在瓶身上，以黑彩绘制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著名的花瓣纹饰，更为整件陶瓶增添了美感。

　　【彩陶网纹船形壶】，新石器时代，壶长24.8厘米，高15.6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北部的北首岭，陶器器型近壶，直口、短颈，器身矮而宽，两头尖，并向上翘起，形似小船，颈旁有对称的双耳，在船形壶腹部中间部分，装饰有以黑彩绘成的网纹，整件器物规整精美。

　　这五件出自仰韶文化不同分支的陶器，为我们勾勒了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腹地的图景。

　　3、大汶口文化的代表

山东半岛的北辛文化与仰韶文化相融合，发展为大汶口文化，继而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八角星纹彩陶豆和镂雕旋纹象牙梳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物。

　　【八角星纹彩陶豆】，新石器时代，距今已6000多年。高28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豆是一种高足陶器，一般体形不大，主要用于宴飲中盛装调味品或小莱。这件陶豆表面着红釉，上有5个白彩八角星纹图案，十分显目。这种八角星图案是中国古代四方四维哲学思想的体现，表明6000多年前的古人己形成了初步的宇宙观、空间观、时间观。

　　【镂雕旋紋象牙梳】，新石器时代，长16.2厘米，宽6.1—8厘米，出土于山东莒县凌阳大汶口遗址26号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梳子为象牙精心雕琢而成，呈倒梯形，梳底为17根粗细均匀的梳齿，而在上半部分的梳柄部，则以镂雕手法刻有特殊图案，巧夺天工。主体部分有一个长方形框，框内为一个由15个“三”字纹组成的大“8”字，在“8”字两个弯钩中，是两个镂空的T字型符号，在“8”字上方又有三个圆孔。整幅图案仿若一个太极图，令人称奇。有学者就认为梳柄上的图案与我们今天的太极图同源，实际上是日晷图，古人将每日日晷在正午留下的日影记录下来，连缀起来即形成了相似图案。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的做工最复杂、工艺最繁复的梳子，不止体现了那个时代华夏大陆上最高水平的雕刻技术，还体现了大汶口先民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高超造诣。

　　4、红山文化的造物

红山文化是6000—5000年前，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辽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玉龙和女神像则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红山文化造物。

　　【红山文化玉龙】，新石器时代，高26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其身体弯曲呈C型，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龙头大眼猪鼻，与后世的龙相比更像猪，因此又被称为“玉猪龙”。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年代最早的龙形象之一。它的出土，既揭示了中华民族龙文化的来源，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红山文化女神像】，新石器时代，残高24厘米，残宽23.5厘米，现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红山街道牛河梁村。

神像是一尊相当于真人大小的陶制女人头像，高颧骨，浅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眼珠是用晶莹碧绿圆玉片镶嵌而成。

　　5、马家窑文化的江南烟火

马家窑文化分布于我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其存续时间约在距今5500—4000年前。马家窑文化继承仰韶彩陶文化并进一步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新风貌。入选禁止出境文物的两件彩陶器便是其佼佼者。

　　【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遗址。陶盆用细泥红陶制成。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上部采用了一些简单的线条装饰，作为主要装饰的舞蹈纹在内壁上部。舞蹈纹共分三组，每组有舞蹈者五人，手拉着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他们头上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饰物，似是裙摆。人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这件舞蹈纹盆，构图生动，线条简洁，再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

　　【马家窑文化裸体浮雕彩陶壶】，新石器时代，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74年发现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材质为泥质红陶，高颈、小口、鼓腹、平底，在陶壶上捏塑了人像浮雕，人像五官俱全，全身赤裸，乳房用黑彩绘出，阴部夸张，双手捧腹，双足外撇，人物背面绘有蛙纹。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着重塑造的生殖器兼有男女两性的特点。因此推断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是马家窑文化信仰的双性神。还有人认为，壶上的蛙纹彩绘是上古时期常见的生殖崇拜图案，即希望像蛙一样多产，因此陶壶上的双性人像实际上是生殖崇拜，是护佑多产多育的生殖之神。

　　6、良渚文化的神权统治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发现于浙江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国家的雏型已经出现，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夏文化的源头。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玉琮】，新石器时代，高8.9厘米，射口直径16.5—17.6厘米，重6.5千克。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86年出土于良渚遗址中等级最高、最大的第12号墓，位于死者左肩上方。

这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纹飾独特繁缛，乃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其表面细密的阴纹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在既没有青铜、又没有钢铁的良渚时期，对硬度超过一般岩石和各种金属的玉料，是怎样进行加工，使之成为纹饰精美繁细的玉琮呢，还困扰着研究良渚古玉的学者。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误差在1毫米左右，每节上下间距也几乎完全相等，而且玉琮兽面纹的构图也基本相同。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样的组合使原本呆板的兽面更显生动且具变化。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玉钺】，新石器时代，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86年出土于良渚文化遗址第12号墓墓主的手边。钺身通长17.9厘米，上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0.8厘米，为青玉制成，有少量褐斑，玉材优良，具有透光性，制作精良，光洁闪亮。近顶部中央有一小孔，其直径仅为0.5厘米，小孔上方有捆扎的擦痕。在两面刃的上部各雕有浅浮雕神人兽面纹。有纹饰的玉钺目前仅此一件，对了解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有重要的价值。

　　玉琮和玉钺出土于同一墓地，位于墓主的左肩和手旁，均刻有相同的图案：一个神秘的兽面瞪大双眼，血口大张，利爪伏于身前，一个头戴夸张羽飾、身着华丽服装的神人凌驾于兽面之上，双手按住兽面，呈降伏之状。

这幅图表明：墓主是一位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他既是良渚古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是可以降服神的大巫。因此，玉琮和玉钺成为良渚古国组织方式和信仰传统的最好物证，是研究上古文明的重要器物。

　　7、陶寺文化中的国家曙光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因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又名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

　　【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通高9厘米，口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7.8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着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红、黑色彩绘出一条蟠龙，龙盘曲环绕，头在外，尾在内，躯体细长，长有鳞片，头上长角，眼若豆状，嘴巴张开露出利齿，舌信吐出，颇具威严。

蟠龙纹盘制作精美，体形硕大，只出土于同一片墓地的大型墓葬中，均无日常使用痕迹，应是陶寺早期统治者家族用于标识统治者身份的专用礼器，是王权的象征。这种与血缘关系绑定的礼器表明，统治权在在血脉中传承的“家天下”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是研究中国的国家形成史的重要物件。

　　二、夏商时代的13件文物

夏商是中国王朝之始，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文字直到商代晚期才出现（或被发现），因此探索这个时期的文明仍需要借助当时的各种器物。这一时期的13件禁止出境的文物，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向夏商的时代之门。

　　【二里头七孔玉刀】，夏，现藏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75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附近。玉刀长60.4-65厘米，宽9.5厘米。呈扁长梯形，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色，双面有刃，最厚处0.4厘米，最薄处0.1厘米，并不锋利。两端有对称锯形齿六对，刀体接近刀背处有等距离且光滑圆润的圆孔七个。玉刀上刻有两组网状斜线纹，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玉刀保存得相当完好，是迄今为止最大最精美的，且年代久远位于夏中晚期（距今约3800—3500年），这期间出土的玉器非常少，对于中国玉器发展史来说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礼器，现藏于湖北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它的出土证明商的统治范围已不限于中原地区，已到达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大玉戈由青黄色玉雕琢而成，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是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最大的，堪称“玉戈之王”。玉戈整体呈扁长形，通体光素，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的一边平直，一边略成弧形，两边均有刃，头部较为尖锐。柄部略成长方形，上下两侧有稍微凸起的脊。刃部和柄部相交之处有一个圆孔，在使用的时候以绳子穿过圆孔，将大玉戈固定在木柄之上。

　　【四羊方尊】，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的文物。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四羊方尊的发现和历经颇具传奇：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炭河里遗址），姜姓兄弟三人发现了四羊方尊。之后方尊以400大洋的价格出售给当地货号，货号以11600大洋的价格转售给长沙的古董商。几经转卖后，四羊方尊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古董商出价48万大洋收购。长沙县政府闻讯后将方尊缴获，转入湖南省银行保管。当年11月，为避侵华日军战火，方尊紧急西迁，仍遭日军空袭，方尊碎为20余块，被锁入仓库，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方尊碎片被找出，并于1954年被修复，国之瑰宝终于完璧，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收藏在该馆，成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

　　【大禾人面纹方鼎】，商代青铜器，因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故又称大禾方鼎。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1958-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大禾人面纹方鼎奇特的是以四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鼎，较为稀有珍贵，鼎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

　　【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的文物。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该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蝉纹。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应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的儿子祖庚或袓甲在她死后为她铸造的陪葬之器。

　　【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重230千克，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最大的圆鼎——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嵌绿松石象牙杯】，商晚期牙雕，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此杯一式两件，一件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杯高30.5厘米，口径11.2厘米，口壁厚0.1厘米，米黄色。杯身似觚，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较小，装鋬处有上下相对的小孔，口、颈、腹、足各饰兽面纹三组，在兽面纹的眼、眉、鼻或尾上各镶嵌有绿松石片，均以雷纹为地。鋬作夔龙形，龙头向上，眼睛镶嵌绿松石。宽尾，尾垂至杯底，同样以雷纹为地。在龙背中部雕一突出的兽头，双角竖起，眼睛和眉毛均镶嵌绿松石。鋬上有上下相对的小圆榫，插入杯身，制作精致，纹饰繁缛。

象牙杯器体高大，图案富丽，工艺精巧，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体现了商代象牙雕刻工艺的卓越技巧，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龙纹兕觥】，商晚期青铜器，1959年出土于山西石楼县桃花者村，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龙纹兕觥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宽13.4厘米，盛酒器。全形如牛角般，前端为龙首形，昂首翘鼻，口微张，利齿毕露，双目圆鼓，双角粗壮，圆钝，面貌狰狞。后端截平，背有弧曲形长盖，盖上置伞帽形纽。器身口沿外附有贯耳两对，下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稳定。器身遍饰华丽精美的图案，盖面为逶迤的龙身，与器前端的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旋涡纹和云纹，钮面也饰旋涡纹。觥身两侧饰鼍纹和夔龙纹，作头在后、尾在前的安排，正好与器身的龙形相反，圈足饰雷纹。

龙纹兕觥造型独特，宛如一艘停在水中的龙舟，让人过目难忘。龙纹兕觥造型别致，构思巧妙，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精湛高超，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甚为珍贵，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鼍即鳄鱼），是研究商代北方民族青铜器铸造工艺，器物造型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三星堆祭山图玉璋】，商代玉器，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器物坑，现藏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通长54.4厘米，宽8.8厘米。呈刀形，青黑色，上有灰色斑纹。器身近似平行四边形，其状顶端一为钝角，一为锐角，射部和柄部两面均阴刻有两组图案，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图案里描绘的是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场面。这只小小的玉璋，揭示了三星堆人的穿着、祭祀，为寻找三星堆人的来源提供了线索，信息量巨大，是不折不扣的国宝级文物。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商代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现存三星堆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铜像通高260.8厘米，人像高180厘米，重约180公斤，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制作之精美细腻，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其双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举于胸前，左高在低。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三星堆金杖】，商代包金木杖，1986年7月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现藏三星堆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残重463克，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均为两支箭杆各压在一支鳥身上，箭头各挿入一条鱼的体内。此图提示三星堆古国的统治者——青铜立人的原身，可能就是一位出身鱼凫氏族的蜀王，金杖便是他身份和血缘的象征。

　　【三星堆青铜神树】，商代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青铜神树是古蜀文明的代表，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是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形象化的写照。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其中修复后较完整的一棵残高396厘米，其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在，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树。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基座仿佛三座山相连，主干笔直挺拔，共分三层，层与层之间有圆形铜片隔开。每层分出三根树枝向外伸展，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九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一条龙沿主干旁侧蜿蜒而下，蓄势待飞。

　　【太阳神鸟金飾】，商代晚期金飾，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一张金箔，现藏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为圆形薄片，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被国家确定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三、西周时期的15件国之重器

西周时期，礼、乐开始成为整个民族的行为准则，理性的思辩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的走向确定了基调。这一时期的1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堪称青铜时代的百科全书。

　　【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器形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记载了利簋制作者名“利”，随武王参加伐纣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便铸造了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自己的祖先檀公的历史事实。这便是此簋命名为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的由来。此簋为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坐标，意义极为重大。

　　【天亡簋】，西周初期青铜器，因制作者名天亡而得名，旧称“大丰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侈口、圆腹、圆足、方座，腹附四耳，耳作兽形，均有垂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器内底有大篆铭文8行78字，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武王灭商后仅两年便去世，在此期间武王的活动记载甚少，天亡簋的铭文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尤为弥足珍贵，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何尊】，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今陈仓区）贾村镇，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最引人注目的是尊的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文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建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可相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尊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良。

　　【太保鼎】，西周青铜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现藏于天津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当年在梁山共出土七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太保鼎外，其它六件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大保鼎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的“梁山七器”。

太保鼎高57.6厘米，长35.8厘米，宽22.8厘米，重26公斤。四柱足细长，口上铸双立耳，耳上趴着身似虎、长垂角的怪兽。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扉棱。太保鼎纹饰优美，造型独特，铸造工艺精湛，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

鼎腹内壁铸“太保铸”三字，表明鼎的主人是西周初期大名鼎鼎的召公奭，召公为与周王室亲近的姬姓贵族，历仕文主、武王、成王、康王，为周革商命立下大功，在周武王死后，更与周公旦、姜太公挽狂澜于既倒，共同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叛乱，拯救了新生的周王朝。由于此时成王仍然年幼，因此召公就肩负起教导天子的责任，因此获得“太保”称号。晚年，成王为报答召公奭的大功，将召公长子克分封于燕，召公参与了西周初年几乎所有大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周王朝的缔造者之一。太保鼎正是这位传奇人物留下的自用器物，价值难以估量。

　　【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是西周初期青铜器。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伯矩鬲顶部为平盖，盖顶中央置一由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盖面饰以浮雕牛首纹，角端翘起。口沿外折，方唇，立耳，束颈，袋足。颈部饰六条短扉棱，扉棱间饰以夔纹，袋足均饰以牛头纹，牛角角端翘起，高于器表。其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西周初期青铜器中的杰作。

在鬲内和盖底都铸有同样的铭文：才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大意是在戊辰曰，燕侯赐给作器者伯矩贝币，伯矩用这些贝币（换来铜料）为亡父制造了祭器。伯矩一家是商代遗民。出身周族的燕侯待国内的殷商遗民不薄，不仅让他们保留习俗，甚至还大行赏赐。这表明西周时期，族群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不分彼此的中华民族正慢慢形成。

　　【淳化大鼎】，西周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9年出土于陕西淳化县，故名淳化大鼎。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淳化大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千克。平沿方唇，上有两立耳，腹壁较直，与三足相对应。鼎腹中部加饰三环状耳，环耳作立兽状，三足呈柱足状，上粗中细，下转蹄形。鼎耳外侧饰有相向的龙，均以细雷纹填地。口沿下铸有两两相对之夔龙六条，中间隔有一道短扉楞。夔龙卷尾、一足、圆目突起，张口卷唇。短扉则似两条相对夔龙之鼻，形成饕餮纹。其下增设圆雕牛首，牛的曲角翘起。鼎耳外侧各铸两条相对夔龙。腿上部浮雕兽面，怪兽曲角突出器外，巨耳利爪，列嘴似噬。主体纹饰外用雷纹填地,鼎足上部空陷，底内形成3个直径约17厘米的圆窝。

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它是迄今所见西周青铜器中最大、也是圆鼎中最大者。

　　【大盂鼎】，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1849年（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因作器者为南宫氏贵族“盂”而得名。

大盂鼎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铭文中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理念，即统治者只有规范自己的品德，才能获得老天的眷顾，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飞跃，以此为基础，创造了中国千年不辍的政治文明。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西周中期青铜器，于清朝光绪中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西周大克鼎雄伟凝重的造型，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前段颂扬了克的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和品德，赞扬周天子明睿，提拔师华父的孙子克任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的任命及赏赐，克接受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华父在天之灵。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铭文中的年号，对于历史学家准确确定西周时期的历史年代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金文的典范。

　　【墙盘】，西周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墙盘铸于西周共王时期，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制作。因墙是周朝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现藏于陕西扶风周原博物馆。

墙盘器形宏大，制造精良，整体通高16.2cm、口径47.3cm、深8.6cm，盘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垂冠分尾凤鸟纹，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在当时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而且最富时代特征的纹饰。

墙盘腹内底刻有284字铭文，歌颂了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世周王的主要功绩及墙家五代祖考的生平经历和重要事迹。这篇铭文堪称浓缩的西周早中期史，历史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之高，在青铜器铭文之中实属罕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逨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器主名逨，是姬姓贵族，故称“逨盘”。2003年1月19日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逨盘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圈足直径41厘米，腹深10.4厘米，兽足高4.2厘米。方唇，折沿、浅腹、附耳、铺首，圈足下附四兽足。腹及圈足装饰窃曲纹，辅首为兽衔环。

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对夏、西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验证。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一盘。

　　【㝬簋】，㝬簋又称胡簋，西周厉王时期青铜器，1978年5月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齐村，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簋为周厉王为祭祀先祖而铸，形体高大魁伟，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可称簋中之王。器型为方底座，圆形腹，高圈足，凤鸟形双附耳。器底座上饰竖条瓦楞纹，腹上部和圈足各饰一圈钩云纹，腹中部饰竖条状瓦楞文。宝物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上面像石鼓，下面若平台，周身布满竖棱，如虎皮身上的斑纹。两耳飞扬跋扈，简洁中露出大方，神秘中露出狰狞。通体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器形雄伟厚重，拙朴典雅。

㝬簋的造型和内部铭文对研究西周时期的礼教，祭祀制度，以及商周青铜器的制造工艺、材料、装饰、文字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物证和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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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季子白盘】，西周，是一件用以记功、记事，传给子孙后代的祭祀礼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今宝鸡市陈仓区），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作圆角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纹饰精美，庄严肃穆。

腹内有铭文8行111字，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为研究西周晚期战争，周戎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晋侯鸟尊】，西周中期偏早器物，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为该院的“镇馆之宝”。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整体是凤鸟直立造型，鸟首回眸微昂，尖喙上扬，高冠耸立，凤眼圆睁，眼神投向远方。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双腿硕壮，扇形齐短尾微翘，双爪紧扣地面，身饰云羽纹，一副傲视群英，卓然于世的状态。在鸟尊身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以雄伟精美和独特造型而名闻天下。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大篆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知该尊为晋侯所铸，献祭于晋国宗庙。

　　【晋侯夫人组玉佩】，西周时期的玉器，1992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M63墓（晋穆侯次夫人杨姞墓），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组玉佩复原长度约158厘米。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有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玛瑙串联。组玉佩的下端是两件玉雁。整组玉佩极尽巧思，华丽无比，代表了当时晋国的最高治玉水平，是西周玉器的巅峰之作。

　　【晋侯稣钟】，西周，1992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全套钟共16件，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其中14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館之宝。还有2件藏于山西博物院。

钟上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完整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军参加周厉王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史籍中无从查考，故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1992年8月，晋侯墓地8号墓遭到盗掘，14件侯稣钟被盗往国外，流落香港。10月从被盗的8号墓中，出土了剩下的两枚侯稣钟，藏于山西博物院。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14枚编钟买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其形制一致，铭文可连续，国宝侯稣钟得以完璧。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22件国宝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礼崩乐坏、诸侯搏弈的春秋战国时期由此开启，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是这一时期的时代基调，涌现出的文物同样丰富多彩，其中的22件精品入选禁止出境文物之列。

　　【春秋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中国一级文物，1965年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望山楚墓群一号墓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重875克，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

春秋越王勾践剑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是青铜武器中的珍品，对研究越国历史和了解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有重要价值。

越王勾践剑为何出土于楚国贵族墓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嫁妆说，勾践的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这柄剑作为嫁妆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意见是战利品，即前309年至前306年间，楚军战胜越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盛酒或盛水器，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23年8月25日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

莲鹤方壶为一对两件，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故宫博物院藏者高125.7厘米，河南博物院藏者高126.5厘米。两件方壶的重量相同，均为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昂首振翅，翘望远方，造型灵动。

莲鹤方壶的铸造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工艺精湛，造型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镂空云纹附兽铜禁】，春秋中期铜器，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出土，首批禁止出境文物，现藏于河南博物院，是该院的镇院之宝。

铜禁高28.8厘米，长103厘米，宽46厘米，重95.5公斤。整个铜禁上布满了云纹，这些云纹由粗细不一的铜梗盘曲而成，有的横向延伸，有的纵向穿梭，还有的斜行交错，宛如一幅生动的云卷图。这种设计使得整个铜禁看起来既稳重又不失活泼，整体充满了玲珑剔透的美感。铜禁的四周更是巧妙地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铜禁有12只虎形怪兽足，它们头饰高冠，张口咋舌。这种奇特的造型和瑰丽的纹饰无不彰显着神秘而浪漫的楚风神韵。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铜禁采用失蜡法铸造，工艺精湛复杂，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失蜡法铸件。证明了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的失蜡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

　　【错金银镶嵌絲网套铜壶】，又名陈璋圆壶，为战国中期的容酒器，1982年2月10日于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出土，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壶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圈足径13.8厘米，重6250克，由器身和肩、腹上的网套组成。器身作侈口，长颈，圆腹，圈足。铜丝网套是此壶最精妙绝伦之处：由96条卷曲的龙和576枚梅花钉交错套扣而成。网套中间有错金云纹铜箍，籀上有相间兽首衔环和倒垂的浮雕兽各4个，衔环与立兽上有错金银纹饰。在壶颈和圈足上、网套下面的肩与腹部，分别饰错金银斜方格云纹。壶颈、壶座皆施以金银片、金银丝组成几何纹图案。此壶体量虽小，确娇小玲珑，集镂空、错金银、铸接、焊接、篆刻、微雕等工艺于一身，且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堪称战国青铜器之精品。

陈璋壶原为一对，一圆一方，其中方壶在清末列強侵华时被抢掠，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铸客大铜鼎】，又称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33年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今属淮南市谢家集区）出土，收藏于安徽博物院，为该院镇館之宝。

铜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围290厘米，深52厘米，足高67厘米，重达400千克左右。铸客大鼎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羽翅纹，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变体鸟首几何纹，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该鼎在众多楚器当中最为雄伟，堪称楚国重器。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青铜器，玉器、漆器也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值得国人骄傲。

　　【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战国，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现藏南京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带钩采用银作为基础材质，外面包一层金，钩身正面嵌饰3块白玉玦，玉玦中心各嵌一粒半球形蜻蜓眼琉璃珠，钩头为白玉琢成的雁首形状，钩身饰有龙、夔龙、鹦鹉等动物，纹饰繁缛，玲珑剔透，雍容华贵。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代表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是战国带钩中的精品，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之一。

　　【彩漆木雕小座屏】，战国木雕漆器，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五件珍宝之一。

此座屏为木质，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可分上、下两部分。下为底座，两端着地，中部悬空。底座之上，为一长方形框，即为座屏的主体部分。座屏共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其中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蟒、蛇、蛙、鹿、凤、雀均形成婉转而对称的造型，构图稳定。分别表现了鸟搏蛇、蛇吞蛙、凤舞、鹿跃等内容。座屏下部两蛇盘成的对称花结，曲折剔透，是座屏中引人注目的部分。

　　【战国水晶杯】，战国晚期水晶器皿，于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现藏于杭州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整器略带淡琥珀色，局部可见絮状包裹体。器身为敞口，平唇，斜直壁，圆底，圈足外撇，光素无纹，造型简洁。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器形最大的一件。

　　1978年5月于湖北省随州市展开的战国时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考古发掘，出土了众多文物、给今人进行了一次战国时期文物的大展演。国家公布的三批禁止出国（境）文物中，属于战国时期的共19件，其中5件出土自曾侯乙墓，占比超过1/4，而且这5件文物还包含不同类型，由此可见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分量。

　　【曾侯乙墓漆外棺】，战国时期文物，1978年出土于湖北隨州，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这具棺木为古曾国诸侯乙的外棺，棺内套有一内棺，成殓着墓主人的尸骨。棺重约七吨，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棺外壁以黑漆为地，上施朱彩，并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琢出各样纹饰构成二十组图案。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以便主人的灵魂自由出入。

　　【曾侯乙青铜尊盘】，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的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尊盘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水用于温酒，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曾侯乙尊通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重约9公斤；曾侯乙盘通高24厘米，口径57.6厘米，重约19.2公斤。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重约30公斤。尊体共装饰有28条龙、32条蟠螭，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的龙；盘体装饰56条龙、48条蟠螭，盘足为四条圆雕的双身龙，龙首、龙体、龙尾蜿蜒曲折，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以百计，得以构成繁缛的纹样，又呈现高低参差和对称排列的整体造型，可谓玲珑剔透，精巧华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

　　【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时期漆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漆盒长20.1厘米，宽12.5厘米，高16.5厘米，呈鸳鸯形，由两半胶和而成。颈部有圆形桦卯结合，插入器身，头部可自由转动。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浮雕夔龙盖。翅膀微上翘，尾部平伸，足作蜷曲状。全身以黑漆为地，施以艳丽的鳞纹、锯齿纹、菱格纹等。器腹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器腹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

　　【多节活环套练玉佩】，战国时期的玉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多节活环套练玉佩全长48.5厘米，宽8.5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6个圆环、半圆环和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全器共透雕、浮雕和阴刻出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的形象。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彰显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战国玉器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复，工艺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堪称绝世孤珍。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山王错铁足铜鼎】，战国铜鼎，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根据铭文得知墓主名“错”，是中山国的第五代君主。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山王鼎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战国，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错”墓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出土时漆器木质案板已经腐烂，仅存案座，边长47.5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全器由78个部件构成，经由22次铸接、48次焊接等繁多工序，却丝毫看不出拼接的缝隙，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堪称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

　　【龙凤帛画】，又称《人物龙凤图》，是战国时期佚名创作的一幅绢本淡设色画。1949年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现藏于湖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人物龙凤图》表现的是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的情景。画中右下方有一位侧身而立的中年妇女，阔袖长裙，双手合十像在祈祷。妇人头顶上有一只腾空飞舞的凤鸟，尾羽向上卷起。左侧是一条体态扭曲的龙，正向上升腾。

该画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帛画，堪称稀世珍宝。

　　【人物御龙帛画】，战国中晚期佚名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作，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一号墓穴，现收藏于湖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人物御龙图》描绘墓主人乘龙升天的情景。此画上端有竹轴，轴上有丝绳，为一幅可以垂直悬挂的幡，应是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用于引魂升天的铭旌，属于非衣性质的战国晚期帛画。

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正中描绘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腰佩长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身平伏，略呈舟形。在龙尾上部站着一只鹭，圆目长喙，顶有翰毛，仰首向天，神态十分潇洒。画的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左下角为一鲤鱼。

这幅帛画以技法论，比《人物龙凤图》更胜一筹。人物造型相当准确，鹭、鱼的比例也十分得当，虽笔墨无多，却接近实物，人物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流利生动，略施彩色，平涂为主，渲染为辅。龙、鹭、舆盖基本用白描画成。此画某些部位用了金白粉彩，是已知用此画法最早的作品。

　　【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战国时期文物，现收藏于荆门市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共71枚简，根据简的形制、长短，分为甲、乙、丙三组，2046字，约为传本的五分之二，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对研究老子的学术思想有重要的作用。

　　【楚简《孔子诗论》】，战国中晚期竹简，竹简上的文字为楚国文字，确切的出土地点已无从知晓。1994年在香港出现，被上海博物馆购回。整理后有29枚，只有一枚完整的，简长55.5厘米，共1006字，竹简的内容是孔子及孔门弟子对于《诗经》的评论。这套竹简没有标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所加。这二十九枚竹简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资料。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战国简《金縢》】，战国中晚期楚国竹简，现藏于清华大学，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将从国外拍卖所得的2388枚战国竹简捐赠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

竹简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其中的《尚书》是比尚书今本更古老的版本，是研究“尚书”的重要资料。“清华简”中还包含有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有学者指出，清华简中的古文原本《尚书》与编年体史书等重要典籍的发现整理，将有可能重写中国上古史，“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通过这批竹简的研究，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战国石鼓】，镇国之宝“石鼓”，共十个，最大者高82.5厘米，直径60厘米，最小者高58厘米，直径60厘米，由十块坚硬的花岗岩凿刻成鼓形而得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石鼓的价值在于每个石鼓上都镌刻有秦国大篆文字——石鼓文，每件石鼓一首诗，共十首，700余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被称为“石刻之祖”。石鼓文以四言的句式，记述了春秋时期秦国君的猎祭活动，是研究先秦时期王室活动和秦文字的重要资料。

石鼓在唐初时发现于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五代战乱，石鼓散落于民间。宋大观年间，石鼓被送到了东京，备受宋徽宗宠爱，让人拓下全文，并给石鼓尚存的465字全部填金。不久，金人攻破汴梁，将石鼓掠至燕京。剔去上面的黄金后，将石鼓弃置荒野。后来又被人找到送入宫庭，历经元、明、清三代风雨，进入20世纪，石鼓又经南迁、西迁和日军抢劫、轰炸等难，最终留存在故宫博物院。只是历经波折，石鼓文字磨损严重，仅余325字。

　　【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出土于晚清时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战国商鞅方升全长18.7厘米，升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毫升），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

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器外壁铭文记载了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仼大良造时颁发标准计量器的史实。12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仍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器具，并在方升的底部，加刻了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令。

商鞅方升是国宝级文物，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的标准。是秦统一六国后制作量器的标准，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物件。

　　五、秦汉四百载，文物中的大一统气象

秦汉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是中国社会全面上升的时期，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疆域空前扩展。这一时期的26件禁止出境文物正是这一切的集中体现。

　　【秦铜车马】，秦朝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封土西侧出土，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秦铜车马一组两乘，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铜车马按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制作，整体用青铜铸造，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超14千克，由3500余个零部件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

一号车为立车，车前驾四匹铜马，车舆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车輢（车箱两旁人可以倚靠的车板）较低，四面敞露，车舆内竖立着一个高杠铜伞，伞下有一立姿御官俑，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

二号车为安车，通长317厘米、通高106厘米，总重量为1241千克。单辕双轭四马，马高90.2厘米—93.6厘米、长110厘米—114厘米，通体白色，仅鼻孔、口腔等处施粉红色。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很小，为御手座位，御手头戴双卷尾冠，身穿长襦，腰佩短剑，跽坐于车前室，手中握着辔索。后室是供主人乘坐的主舆，舆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主舆四周屏蔽，后边留门，前部和左右两侧开窗，前窗装有能够向上掀起的菱格形镂空窗扇，左右窗则以夹心的方式安装着可推拉的菱格形镂空窗板。舆室的顶部罩着一面椭圆形的穹窿式篷盖，盖长178厘米、宽129.5厘米。舆底上铺有一面绘满几何纹的铜板，上铺柔软的茵垫。车舆内外遍施精美纹饰，其中舆室屏蔽体和车盖以夔龙与凤鸟纹为主。舆的周边及前室的内外则饰以流云纹、几何纹等纹饰。

秦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睡虎地秦简《语书》】，秦国竹简，1975年12月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墓群11号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语书》为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简册的一种，共14枚，每枚长27.8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527字。是南郡守腾在秦始皇二十年对县、道官员发布的告示。共有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公布和执行法律的文书，后一部分是关于对官吏要求的文书，前者讲的是法，后者讲的是术。因此，《语书》成为研究秦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的珍贵史料。

　　【秦简《数》】，《数》是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香港古董市场收购了一批简，经检测鉴定为秦代简。2008年8月，书院又接收到少量捐赠简，已确认与之前收购的是同一批出土的简。在这批简中，经整理共分六部分，有一部分简的内容是关于算数的，其中编号为[0956]简的背面写有一个“数”字，因此定名为《数》。现藏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数》简有220余枚，实为秦代的一部数学书，全书分类编排为租税类算题、面积类算题、营军之术、合分与乘分、衡制、谷物换算类算题、衰分类算题、少广类算题、体积类算题、赢不足类算题、勾股算题、其他、残片，共有算题81例，单独术文19例。据整理者推断它的抄写年代不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是迄今发现整理年代最早的出土数学文献。从其中的勾股算题可以看出，中国数学史上发现勾股定理一般定义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周秦之际，因此，《数》书的整理与研究，拓宽了中国科学史界尤其是中国数学史界对秦代数学水准认识的视野，意义不容低估。

　　【皇后之玺】，西汉玉器，1968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公社出土，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西汉皇后之玺为正方形，2.8厘米见方，通高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润泽，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形象凶猛，体态矫健，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

西汉皇后之玺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衣通长188厘米，分为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构成，袖筒、裤筒、手套和鞋都是左右分开的。玉衣由2498块玉片用1.1千克金絲线连接而成。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是中国首次发现、规格最高、最完整的玉制葬衣，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

与金缕玉衣相伴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和18件殓尸用玉璧，组成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wǎn]墓中出土。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内而得名，现藏于河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灯的各部分可以拆卸，便于清除灯内积灰。宫女的右壁和身躯中空，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吸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堪称全球最早的节能环保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彩绘人物车马铜镜】，西汉，直径27.5厘米，1963年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现藏陕西省西安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镜为圆形，圆钮座，钮为三轮覆瓦纹。镜背饰红、绿、白、黑四色，图案分内外区。内区涂绿色，以云水蔓草衬托，绘四朵花卉。外区以朱红色为地，绘狩猎、车骑、迎宾、宴饮等，间以林木花草。

这面彩绘人物车马铜镜色彩保存之良好，图案之清晰，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绘画技法娴熟灵动，人物、车马表现生动。是一件造诣颇高的艺术品，是研究西汉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西汉直裾素纱禪衣】，国家一级文物，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现藏于湖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件素纱襌衣为交领、右衽、直裾，袖口较宽。除衣领和袖口边缘用织锦做装饰外，整件衣服以素纱为面料，没有衬里，没有颜色，故称之为素纱襌衣。它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以单经单纬丝交织的方孔平纹而成，丝缕极细，轻盈精湛，孔眼均匀清晰，通身重量仅49克，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素纱襌衣色彩鲜艳，纹饰绚丽，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是目前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衣服，汉代絲织艺技令人惊叹！

　　【西汉黑地彩绘棺】，西汉漆器。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出土的四层木棺椁的第二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棺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高114厘米。内髹朱漆，外髹黑漆为地，在棺盖和四壁上的朱漆地上，彩绘出流动奔放的云气，云气间有一百多个形态各异的神仙和怪兽穿插其间，构成一个奇幻的世界。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熟练的技法，是研究当时绘画艺术极为重要的资料。在工艺上，该棺使用了堆漆法，以凸线勾边，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且每个面的纹饰图案都不相同，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中国漆器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亦是研究当时工艺美术极为重要的资料。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时期佚名创作的绢本设色画作，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出土时为覆盖在汉墓的锦饰内棺的盖板上，其应为出丧时作为“遣车”先导所打的“幡”，它表达的是引魂升天之意，体现墓主对羽化登仙的渴望。

帛画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长205厘米。整个画面和协自然，色彩浓烈多彩，富丽华贵，庄重典雅。画面分为三部分：

最上端画的是天国现象。正中人首蛇身的女子是上天的主宰神女娲，左右两画有五只神鸟，右上角绘有扶桑树，树梢有一轮红日，里立有太阳神：金乌树枝间还有八个小太阳。

中段为人间世界。在华盖下面，画一老年贵夫人拄杖而立，她就是墓的主人，利仓的妻子。在她的前边有两位着刘氏冠的男子在跪献某物，后有三婢女相送。中段的下端，玉璧垂磬，彩帛帐幔分飘左右，其下有七个着刘氏冠的男子分左四右三拱手而坐，中间有鼎壶等食具，画面最前边还陈置了一排鼎壶，表现了“列鼎而食”的奢侈场面。

下段为地下。一未着衣男子双手托起象征大地的平板，脚踏双鱼，空白处还画有青白二龙，左右各画一龟，背驭猫头鹰（也叫鸱龟）巨人前面还有一些水族在游弋，古时认为大地是浮于海上的，故地下部分多画以水族。

这幅画以纵横驰骋的想象、奇妙精巧的构图、生动传神的形象、细腻多变的线条和艳丽丰富的色彩，是为前所未见的绘画杰作。不仅在汉代，并且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西汉漆器，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西汉墓，现藏湖南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漆奁高21厘米，长48.5厘米，宽25.5厘米。盝顶式长方形，木胎，奁身满布凸起的云气纹作装饰，其作法是先以白色沥粉勾出高起的线条轮廓，再用朱、绿、黄三色漆勾填出色彩灿烂的云气纹，其髹饰手法和风格与同一时期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黑地漆棺上的云气纹技法相一致，均具有立体效果，富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奁上凸起的线条称作“识文”，“识”有高起之意，阳识和堆起都是在器面上堆出花纹作装饰，统称为“堆漆”，此器是目前发现此种技法的实例之一。这表明此种漆器技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即已出现。

　　【黑漆朱绘六博具】，西汉，1973年底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完整且最精美的博具。放置在边长45厘米、通高17厘米、盖高4.5厘米的漆盒内，包括1件方形髹（xiū）黑漆木博局，带有用象牙条嵌出方框和曲道；12根象牙箸状长筹码，30根象牙箸状短筹码，12枚象牙大棋子，18枚小棋子，1件小木铲，1个象牙削刀和1件环首角质刻刀；此外，还有一件发现于博具盒之外的骰子，系18面体。该博具制作精美，保存较为完整，并能与同墓出土的一份“遣策”相对照，对于研究汉代的六博游戏、工艺美术、文化及礼乐制度乃至生死观念等，有较高的价值。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西汉，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与其它27种帛书一起出土。原盛于一漆盒内。现藏于湖南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帛书《周易》高约85厘米，宽约48厘米，墨书，其文字与今本有较大差别，可能是《易经》正式定本之前的传抄本之一。有经传及经文，六十四卦完整无缺，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为研究易经等先秦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齐王墓青铜方镜】，西汉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80年出土于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铜镜呈长方形，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铜镜。

　　【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西汉，1965年出土于河北定县三盘山西汉墓，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长26.5厘米，直径2.6厘米。圆筒竹节状，中空，由中间分为两段，以子母口套接，为古代车上的伞铤。以金银错出纹饰，用黑漆填补空隙，磨错光平，并以菱形绿松石和圆形宝石镶嵌其中，色彩辉煌。纹饰依竹节分为四段：第一段以人骑象为主，山石间有奔驰的马、鹿、兔、熊，以及飞翔的仙鹤、雁、鹰等。第二段一骑士反身引弓射虎为主，山峦间有熊、鹿、羚羊、野牛、猿猴，还有飞鸟等。第三段以一人骑骆驼为主，辅以虎噬豕，以及熊、兔、立鹤、飞鸟等。第四段以一正在开屏的孔雀引颈长鸣为主，辅以虎捕牛，以及熊、鹿、猴、鹤、飞鸟等。四段纹饰主题不尽相同，但都描绘了生气盎然的大自然景象，以及人类的狩猎活动，构成了一幅既富于神话意味又源于实际生活的精美画面。这件伞铤工艺精湛，装饰华丽，是一件难得艺术珍品。

　　【茂陵石雕】，西汉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群，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石雕位于茂陵霍去病墓墓前及四周，共有16件。这些石刻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6件石雕中，人和动物造型的石雕14件：为“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卧马”、“伏虎”、“野猪”、“怪兽吃羊”、“人与熊”、“石人”、“卧象”、“蛙”、“鱼”（一对）、“蟾”；石刻文字“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各一件。

　　16件石雕中，以第一件“马踏勾奴”最为精致，最具纪念意义。石雕高168厘米，长190厘米，战马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一个战败的匈奴仰面倒在马下，手持弓箭，呈恐惧状，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

　　【西汉铜屏风铜构件（五件）】，西汉青铜器，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南越王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近千件文物，这五件铜屏风构件就是其中较为精美的部分，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朱雀屏风铜顶饰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全高26.4厘米，朱雀双翅宽24.5厘米。朱雀昂首展翅，站立于方座之上，形态逼真。整个饰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另外，朱雀头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推测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位于屏风顶部上方中间位置，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仅4厘米。整器通体鎏金，造型精美，整体呈双面兽形，两面造型一致。铜兽形象逼真，双目圆突，张口露齿。铜兽的头顶伸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铜兽的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同样为插入雉羽作为饰品。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整器通体鎏金，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为典型的南越人装束。尤为突出的是力士口中咬着一条两头蛇，双手也各操一蛇，双足跪坐夹住一条，五条蛇相互绞缠，形象逼真。这件器物的造型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再现了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

　　蛇纹屏风铜托座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整器由套筒和支托两部分组成，套筒呈“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

　　蟠龙屏风铜托座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两件铜托座造型基本相同，均由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组成。蟠龙半蹲在托座上，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还各卷缠着一只青蛙。整件器物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组成一件造型精美的文物。

　　【西汉角形玉杯】，西汉玉器，于1983年出土于广州市南越王墓，收藏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西汉角形玉杯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壁厚0.2～0.3厘米，重372.7克。杯形如兽角，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它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杯口呈椭圆状，由杯口至杯尾逐渐收拢，在杯尾卷曲处形成飞卷的浪花，看上去颇似一只犀牛角。

此杯是首次发现的西汉角形玉杯，外壁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多种技法，经历二千年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充分显示了汉代的琢玉工艺水平。西汉角形玉杯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罕见珍贵的汉代玉器精华，在玉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汉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宝。

　　【滇王之印】，西汉金印，1956年11月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滇王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印面阴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西汉时期滇国贮放贝币的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现藏云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高21厘米、口径24.5厘米、盖径31厘米。器身腰部一周，有线刻人物。器盖上铸造立体群雕，表现一祭祀广场上的礼仪建筑、器用设置，及其人物活动。计有1碑、1表、2铜鼓、52人（男22人 、 女29人 、 幼童1人）、1猪、1犬、筐篮17、罐11（篮、罐由17名妇女分呈）、布帛5匹（由5名男子分执）、纹锦1幅（幅面有连珠纹带，由1名妇女展示）、鸡1只 、鱼2条、薪当三捆， 以及主祭者（职主，也即神主和尸主）乘坐的肩舆1部，施用于刑徒的栓桔、绳索，执法者佩戴的长剑、盾牌、盔甲等物。贮贝器上的人物高约3厘米，然而形象具体，动作鲜明传情。 整个场面布局井然有序，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礼仪传统。是研究古滇国历史、宗教、民俗不可多得的物件。

　　【诅盟场面贮贝器】，西汉时期滇国贮放贝币的青铜器，于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M12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表明祭祀既是神圣的祈祷，也是各阶层生活的交汇，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

　　【东汉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为东汉青铜器，国宝级文物，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昂首嘶鸣，疾足奔驰，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奔马三足腾空、右后足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飞鸟回首惊顾，显示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其体形不大，却是“文物重器”，于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在中国的马类文物中是最为出名的一件！

　　【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东汉中晚期的一件毛织袍服，国家一级文物。1995年出土于新疆尉犁营盘遗址汉墓晋地十五号墓，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罽袍其衣长110厘米，双袖展开长185厘米，下摆宽100厘米。为双层两面纹毛织物。它是由红、黄两色经纬同时织出平纹组织的表里，开成重叠的上下两层，两层组织在花纹的边缘处接结换层，形成两面花纹相同但颜色互异的效果，表面以红色为地黄色显花。交领，右衽，下摆两侧开叉至胯。用红地对人兽树纹罽作袍面，淡黄色绢作里衬，左下襟接缝一块狭长三角形“卷藤花树”纹罽，两袖下半截接缝彩条纹罽。

罽面纹样布局对称规整，每一区由上下六组以果实累累的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人物（四组）、动物（牛、羊各一组）组成，每一组图案均呈二方连续的形式横贯终幅。各区图案又以上下对称布局。每区图案中几组人物形象一致，各组人物均手持兵器，形成不同的对练姿态。每两组人物间隔一组对牛或对羊。

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面料高端，色彩鲜明，图案对称，画面栩栩如生。织工技艺高超，是一件充满浓郁西方特色的珍贵文物，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物证，为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五星出东方”护膊】，为汉代织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境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古墓中发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锦上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除去文字之外，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汉式典型的图案：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方寸不大内涵丰富。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占星用语，其含义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上空，有利于中原作战。”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着有趣的契合，堪称中华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完美结合。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东汉时期的玉器，1969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陵头村43号汉墓（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现收藏于定州市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玉座屏。在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美术史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玉座屏高16.9厘米，长15.6厘米，宽6.5厘米，由4件乳黄色和褐色玉雕琢而成，由两侧支架座及中间上下两层雕刻玉片组成。玉座屏上雕刻有“西王母”、“东王公”、巫女、日月、凤鸟、麒麟等吉祥图案。日、月、东王公、西王母被分雕刻在二幅画的高高之上，在云雾缭绕中，雄视八方，前有凤鸟、麒麟开道，左右巫师翩翩起舞，飘带飞扬，景云出、祥瑞呈。

　　【东汉摇钱树】，1990年出土于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是国内现存摇钱树中最高大、保存最完整、工艺最复杂的一株，以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古蜀地域特色图案而闻名。现藏四川绵阳市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树高100厘米左右，加基座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29种部件衔接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干用青铜浇铸。树冠分7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等图案；下部4层插接24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干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

　　六、20件魏晋南北朝文物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与战乱的时代，也是多元思想涌入的时代，这一时期有20件文物入选禁止出境展览之列，绽放出魏晋南北朝独有的人文光芒。

　　【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三国（吴）漆器，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墓主为三国时期吴国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现藏于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贵族生活图漆盘为陪葬的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制成，古朴典雅。盘内用黑、红二色绘制贵族宴饮、出游、娱乐、梳妆情景，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四人两两相对跽坐宴乐，中有一件漆木食盒或食豆。中层五人，一人对镜梳妆、二人对弈下棋、二人驯鹰，中层与上层之间有一位侍女、身型小于周遭人士，似乎是在侍奉宴乐中的四人或梳妆中的一人。下层是宴乐、梳妆、对弈、驯鹰之后的出游图。一人骑马，一人侍奉于后，前后均有山岳。画面用笔简练，线条流畅，用色讲究层次和轮廓的勾勒，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是三国时期漆器彩画的代表作品。

　　【朱然墓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三国时期的漆木器，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现收藏于安徽省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漆盘底部标有“蜀郡造作牢”款识，是中国现存的具有断代依据的三国绘画史料。

漆盘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圆形，浅腹，局部残缺，原口沿饰有鎏金铜扣，髹红、黑两色漆为地，彩绘装饰花纹，盘心绘春秋时吴国的季札在徐君冢前挂剑致祭的历史故事。左方绘出坟和树，树上挂一把宝剑，季札穿红袍向树而立，两手举于胸前，哀婉悲伤的神情被描绘的淋漓尽致，身后有两随从。画面上部绘有山峰，山中也有两个人在悄悄对语，两只相互逐戏的野兔为肃穆的气氛增添了几分生气。故事画面外装饰白鹭啄鱼、童子戏鱼及莲蓬等图案，盘边缘饰狩猎纹一周，盘背绘红、金二色云龙纹。

　　【朱然墓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一对）】，三国东吴漆器。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现藏于安徽省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杯长径9.6厘米，短径5.6厘米，高2.4厘米。皮胎，椭圆形，平底，月牙形耳。杯口及耳镶鎏金铜扣。正面黑漆花纹不显著。背面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旋转自如，有行云流水之势。

犀皮漆为一种在漆胎上调制出接近犀牛皮质感的工艺，该耳杯是我国最早的一件犀皮漆制品。有关犀皮漆的文献,尚未查到早于晚唐者，此杯的发现，把这一漆工艺提早了 600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朱然墓漆木屐】，三国时期的漆木器，1984年6月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郊的朱然墓，现藏安徽省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漆木屐的屐板和屐齿由一块木板刻凿而成。屐板呈椭圆形，长20.5厘米，宽8厘米，厚0.3厘米。屐齿为前后两个，穿孔有三个。木屐主体刻凿完成后，工匠又在木胎上打灰腻，一面髹黑漆，漆面光泽，另一面在灰腻中镶嵌细小的彩色石粒，然后上漆，磨平，露出点缀其间的彩色小石粒，使之呈现一定的美感。

三国漆木屐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而且还轰动了日本，在三国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三国漆木屐证明木屐源于中国，于唐代东传到日本的。

　　【“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三国时期吴国瓷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5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赵史岗吴墓，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器高15.7厘米，长20.9厘米，口径4.8厘米。胎质灰白，释青釉。器身呈蚕茧形，圆形器口倾斜向上，器背上有兽形提梁，器底有四个兽足。器身一侧靠下部位，有十三字铭文 “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记载了它的制作年代及工匠的名字。是目前所见带纪年铭文瓷器中，年代最早（公元251年）的一件，也为三国时期吴国瓷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佐证。

关于“虎子”的用途，曾经有不同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古代男子的“便器”，现代人使用的“夜壶”，也是从虎子演化而来。

　　【“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时期吴国瓷器，1937年出土于浙江省绍兴某东吴墓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器上有铭文记载制作于三国吴永安三年，也就是公元260年，为东吴景帝孙休时期，距今已有1700多年。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纪年意义，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谷仓罐高46.4cm，口径11.3cm，底径13.5cm。谷仓上半部堆塑多种饰物：三层崇楼居中，一层两侧各有一条狗把门，楼檐之上有栖息的鸟和觅食的老鼠。崇楼两侧各立一亭阙，阙下有八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乐曲。谷仓顶部堆塑五只相连的罐子，大罐居中，一鼠正从罐口爬出。四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围簇拥着引颈觅食的雀鸟。下半部为一完整青瓷罐。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题材的立体雕饰展现了1700多年前江南吴地庄园五谷丰登的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罕见的陶瓷雕塑精品。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三国时期吴国瓷器，1983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五号墓），现收藏于南京六朝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壶通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胎上通体绘有褐彩纹饰，笔墨流畅，气韵生动。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是用褐黑彩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罩透明青釉，入窑经1300℃的高温烧成。它的出土，证明中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具备烧制釉下彩瓷的先进工艺。将中国釉下彩制瓷工艺出现的时间，由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唐代提前到三国时期，提前了大约四百年，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是中国以绘画技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也是三国、西晋时期惟一的、最完整的陶瓷绘画艺术实物资料，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

　　【西晋神兽纹玉樽】，西晋时期（另一说法为东汉时期）的玉器， 1991年出土于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玉樽高10.5厘米，口径10.5厘米，玉质受沁呈粉白色。直筒形，器身纹饰被三道凹带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设一对铺首衔环作器耳，其余浮雕螭、虎、龙、仙人乘云等纹饰。下部纹饰分为三组，分别以仙人与龙、虎与螭、龙与熊相对争斗为题材。器底以三熊足支撑。器表纹样繁密，神人情态怡然，瑞兽的形态变化多端,，或引颈昂首，或怒目对峙，翻转起伏，其间以流云作衬托，气势生动。是我国最精美奢华的玉容器之一，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晋玉雕工艺的代表之作，有“玉樽王”之称。

　　【西晋青釉神兽尊】，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为浙江越窑瓷器，1976年出土自江苏宜兴周墓墩4号墓，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尊高27.9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16厘米，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遍体内外施青釉，棕色胎。器底外部刻有“东州”二字。

该尊的传神之处是器表的神兽，器表由肩至腹堆塑面目狰狞的神兽，兽首昂起，双眼突出，鼻孔朝天，张口含珠，吐舌露齿，颌下长须垂至腹部；四肢紧贴前胸及下腹，前肢上举，后肢伏地蹲坐，两侧刻划双翼纹，背后有耸起的脊毛五撮。显示了高超的雕塑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尊胎质厚重、釉色莹润、釉层均匀、制作精细。代表了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瓷器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六朝青瓷中罕见的艺术珍品。

　　【西晋《平复帖》】，《平复帖》为晋代文人世家陆机的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23.7×20.6cm ，9行84字。书写于公元289—303年期间，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东晋《伯远帖》】，东晋书法家王珣的行书书法作品（王珣为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伯远帖》是作者写给堂兄伯远的一通信札，纸本行书，纵25.1厘米，横17.2厘米，其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的典范之作。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而又通篇和悦，自然一体，有如天成。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东晋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传为王羲之作）、《中秋帖》（传为王献之作）并称为“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亦被列为“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行第四。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模印砖画】，南朝模印砖画，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墓，为南京、丹阳一带出土的同题材砖画中最完整的一组。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两幅对称安置于墓室两壁。南墓壁描绘的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的画像，高78厘米，长242.5厘米；北墓壁描绘的则是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的画像，高78厘米，长241.5厘米。8个人席地而坐，以不同姿态体现了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姓名，彼此之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相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出土，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又称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为北魏漆屏风，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漆屏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第一、二块藏于山西博物院，另三块藏于山西大同市博物馆。

漆屏风上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其中第一、二块绘有《有虞二妃》《周室三母》《鲁之母师》《班妃辞辇》等故事，板面先遍髹朱漆，分 4层彩绘人物故事，衣冠器物与传世的顾恺之《女史箴图》颇多似处。画面色彩艳丽,线条清晰，绘画艺术和油漆工艺都有很高的水平，既是魏晋时期的漆器珍品，又是北魏绘画史上的佳作。漆画上有大片题刻题榜文字，字体秀丽遒健，用笔和结字已近楷法，是晋隶向唐楷过渡的典型，是不可多见的北魏书法珍迹。因此，该屏风是集北魏书法、绘画及漆器之大成的艺术珍品。

　　【北朝红地云珠日天锦】，北朝时期平纹经锦，1983年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原吐番墓，首批禁止出境文物，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该所的镇所之宝。

红地云珠日天锦为锦幡残片，长48厘米、宽28厘米，组织为1：1平纹经锦。该锦色彩保存完好，为红地黄花两种色彩，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该锦全幅由3个圆圈连接而成，太阳神圈居中，另两个圆圈表现的都是狩猎和战斗场面。主圈中的太阳神坐在一辆由六匹翼马拉动的车上。手持定印，头戴菩萨冠，身穿尖领窄袖紧身上衣，交脚坐在宝座上。

红地云珠日天锦为青海丝绸之路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

　　【北魏剌绣佛像供养人】，北魏时期刺绣，1965年甘肃敦煌莫高窟125-126窟间缝出土，现藏敦煌研究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绣品长49.4厘米，宽29.5厘米，为北魏广阳王元嘉供奉的刺绣佛像残片，虽残损严重，但仍可见一佛、一菩萨、五位供养人以及各式纹饰。绣品以绸为底满地施绣，佛坐于正中莲台之上，右侧菩萨侍立。莲台下左右分列四女一男，身穿胡服，衣服上绣忍冬和卷草纹，身旁一侧还绣有名款。图案最下方为发愿文，残存有“广阳王慧安（元嘉）造”等字样，由此可知该绣品年代为公元487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刺绣。

该绣品在针法和色彩的运用上都比汉代刺绣更加进步。绣工以单行锁绣勾勒边缘，双行锁绣绣出轮廓，再以多行锁绣大块填充，同时辅以正反变化的锁绣针法突出纹饰的立体感，技艺高超。绣品色彩以浅黄色为底，将红、黄、绿、紫、蓝等色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所绣佛像人物图案生动，面部表情端庄，配色为二晕色，是研究中国刺绣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北齐瓷器，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北齐封氏家族墓，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莲花尊口径15.1厘米 底径18厘米 高54.4厘米。喇叭形口，长颈，丰肩，腹饱满，高足。莲瓣纹盖，盖顶正中有堆塑的覆莲捉手。颈肩之间安六个双泥条系。颈中部有三道凸起的弦纹，弦纹上部堆贴模印的团龙纹，下面堆贴兽面纹。肩部至底足装饰6层不同形态的莲瓣，肩部堆贴的两层双瓣覆莲，莲瓣圆润舒展；第三层莲瓣凸起的瓣尖恰在腹体中部，采用深雕技法刻出，棱角清晰锋利，每瓣的根部还加饰一片模印菩提树叶；第四层仰莲贴在下腹部；高足上的覆莲亦用深雕技法刻出。通体饰青釉，釉色青绿。这件器物形体高大，造型古朴，气魄宏伟，繁缛华丽，采用浅刻、深雕、模印、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是北朝青瓷的代表性作品。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北齐瓷器，1971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淬墓，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瓶高22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7厘米，侈口，细长颈，鼓腹，浅圈足，底部微凹，颈肩相交处有一道弦纹。器饰白釉，白釉泛青。腹部有翠绿色彩带，色彩鲜明。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早期的瓷器均属于青瓷系统，白瓷的生产要晚于青瓷。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白瓷器之一，它的出现标志着制瓷工艺的巨大进步，它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以后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瓶白釉施绿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它是单色釉向彩色釉发展的重要一步，为色彩斑斓的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

　　【北齐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北齐娄睿墓壁画，1979年出土于太原市郊区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之墓，墓中原有壁画400多平方米，现保存下来的有200多平方米，生动地描绘了墓主人生前出行、筵宴等奢侈的生活和死后升仙的景象。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壁画采用长卷式构图，分成若干段，每段前有二骑作前导，后面八骑跟随，描绘了墓主人出行游骑之情景。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色彩鲜艳；所绘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突出体现了单线勾勒、重彩填染的中国传统绘画特点，传承汉魏六朝绘画技艺，开唐代中国绘画创作之先河，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北朝方格兽纹锦】，北朝时期丝绸，1968年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锦长18厘米、宽13.5厘米，由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成的经锦，经线分区牵入，每区仅三色，其中绿、黄经丝轮流用来织制纹样地色，形成了绿白、黄白相间的纵向宽条纹。横向则以红、白、蓝经丝作细条，把纵向的宽条纹隔成方格状，在每块方格纹内织出一只兽纹（狮子、宝象、牛等）。此锦花纹区别于汉代织锦的特点是图案有较强的稳定性，以长方格构成织物图案框架，格内填饰牛、狮、象、人物和伞盖，给人以规矩大方的美感，体现了佛教、中原及西域文化的交融。

　　【北燕鸭形玻璃注】，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鸭形玻璃注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由水晶玻璃制成，呈淡绿色，半透明，体横长。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放得稳，造型生动别致，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的珍品。

据推测此注原产于受罗马文明所辐射的黎丸特地区（今叙利亚），经由絲绸之路传入北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物资料，是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七、隨唐时期的37件文物

隨唐是中国进入社会繁荣、国家强盛、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大时代，洋溢着开放与浪漫的气息。入选禁止出境的37件这一时期的文物（其中唐代32件），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不仅数量为各朝代之最，且品类齐全又多姿多彩，蕴含了不少独创和先锋思想，充满了精工巧思的设计，采用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材质，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潮。

1、瓷器、金银玉铜器（14件）

　　【绿玻璃盖罐】、【绿玻璃小瓶】，隨代玻璃器，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李静训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李静训，这个一千多年前的九岁小女孩，有着多重高贵身份。她是北周皇帝的外孙女，隋代开国皇帝杨坚的曾外孙女，隨代光禄大夫李敏的爱女，一直在宫廷中过着小公主的生活。九岁时因病去世，被厚葬于皇家尼寺，陪葬了大量物品，其中这两件绿玻璃瓶、罐尤为珍贵。罐高4.3厘米，口径2.8厘米。瓶高12.5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4.9厘米。器物壁极薄，透明度、光亮度极好，最引人注目的是瓶、罐清澈的绿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让人非常舒服的绿，皆因其透明和晶莹程度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

　　【隨代双莲龙柄传瓶】，隨代瓷器，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传瓶高18.5厘米 ，口径5.2厘米 ，底径2.5厘米， 腹径11厘米。盘口，单颈，双腹相连，连接处有两个环形系。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入瓶口内。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由此得知，这个瓶子的名称应为“传瓶”。此传瓶胎细质坚，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白釉下施有白色化妆土，釉未挂满，腹部下端有垂釉流痕。

相同造型的瓶子还有一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隋白釉龙柄双联腹传瓶），与天津博物馆所藏瓷瓶尺寸相若，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件出土于隋李静训墓，然而却无刻款，因此天津博物馆这件更显珍贵，瓶子本身透露的信息更具有直观的说服力。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器身刻有其名称，在古代陶瓷中较少见，为研究古代器物的名称提供了实物资料，代表了隋代白瓷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是隋代稀有的瓷器精品。

　　【青釉凤首龙柄壶】，唐代瓷器，出土于河南汲县，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壶通高41.3厘米，口径19.3厘米，足径10.2厘米。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

壶通体青釉，造型奇特，纹饰新颖，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疏密有致，十分协调，富有美感。此壶釉质、釉层较为凝厚，青绿色中略泛有黄色，有玻璃质感，光滑圆润，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为唐代青瓷中的典型器物，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唐代瓷器，国家一级文物，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衡阳市司前街水井，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壶高16.4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9.9厘米。壶小口卷唇，鼓腹。肩部两侧各有一双轮系，前有多棱短流，后有一双轮执鋬。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流下为一女子袒胸披纱，站在蒲团上婆娑起舞，这种舞被称为“胡腾舞”或“胡旋舞”。隋唐时由西域传入内陆，后几乎遍及中国。左为方形塔建筑，右一立狮。

长沙窑瓷器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釉下彩的工艺，用彩料在胎体上画出图案，形成独具一格的长沙彩，表面上釉后烧制而成。视觉上若近似远，犹如水中之月，营造出一种朦胧玄妙的效果。二是模印贴花工艺，把胎泥用模印制成各种花纹，再粘贴在器物胎面，施釉入窑烧制。这种工艺手法让图案如浮雕一般有立体感，同时又可以大量重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瓷器装饰艺术领域的一场革命。这件贴花壶正是长沙窑印模贴花制品中的精美者。

　　【长沙窑青釉褐兰彩双系罐】，唐代瓷器，1974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现藏扬州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双系罐高29.4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9.5厘米。器施釉下彩绘，用褐彩和绿彩相间的联珠纹组成卷云和莲花纹，装饰奇特。直口，短颈，圆肩，鼓腹，平底，肩部饰对称模羽贴花双耳（耳残），肩部饰两圈褐蓝彩连珠纹，双耳下腹部饰花朵，呈三角形均匀排列，腹部还绘有时称的三方连续梅瓣形纹饰，罐体用一组粗细不同的釉下彩螺旋形图案来装饰。螺旋纹底部是飘带状的两组线条组成的图案，由下飘向罐的肩部，在飘带和莲花之间的空隙是挺拔向上、亭亭玉立的另一枝莲花，花苞刚刚绽开。花纹构图不拘一格，莲花占据罐壁上面大部分位置，花的尖部越过罐肩直伸颈面。

该罐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在中国釉下彩彩绘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唐代越窑瓷器，1980年出土于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901年）吴越国首位君主钱镠之母水丘氏墓，现藏浙江省临安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炉通高66厘米，口径36.5厘米，底径41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炉盖呈头盔状，纽为荷状，盖纽镂刻莲花状气孔，盖身都镂刻蝙蝠状气孔。炉身绘有阴线、云纹，下部五个支撑足均装饰虎首兽。虎首露齿吊眼，面目凶狞，额上还阴刻正楷“王”字。底座为环状须弥座形，圈壁为八个等距壶门，底座绘褐彩云纹。炉通体施釉，其中炉盖成色最佳，青翠通透，器身和底座色泽稍逊于器身。

该炉器形罕见，形体高大，造型端庄，采用堆贴、彩绘和镂雕的装饰技法，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为明确纪年墓葬出土，保存完好，加之越窑的釉下彩绘瓷较为罕见，故此炉弥足珍贵，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1970年10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兽首玛瑙杯做工精湛，选用极为罕见的缠丝玛瑙制成，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光鲜润泽。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玉师在玉材的小端雕琢出惟妙惟肖的兽头，把纹理竖直的粗端雕琢成杯口，而口沿外又恰好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天衣无缝。作者巧妙用俏色技巧，将兽眼刻画得黑白分明，形神毕肖，真正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头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

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唐代金银器，1982年元旦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现收藏于镇江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高34.2厘米，筒深22厘米，龟长24.6厘米；通体银质，花纹鎏金；龟座刻画逼真，银龟昂首曲尾，作匍匐之态，四足着地以支撑整件器物；以龟为座，背负一有盖圆筒，宛如龟背上竖立一支金色蜡烛；筒身正面錾一开窗式双线长方框，方框内刻“论语玉烛”四字。

筒内有鎏金酒令银筹50枚，这些酒令筹的形制大小相同，均为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每枚酒令筹的正面刻有行酒令的令辞，令辞上半段采自《论语》语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体内容，包括“自饮（酌）”、“伴饮”、“劝饮”、“处（罚）”、“放（皆不饮）”、“指定人饮”六种，分别规定了六种饮酒的情况。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意思即朋友来了，大家都高兴，酒筵上的贵客都喝半杯酒，而主人不用喝酒。酒筹上有3分、5分、7分、10分、40分之说，3分是小半杯，5分是半杯，7分是大半杯，10分则一满杯。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集儒家、道家思想于一体，为研究唐代的酒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景云铜钟】，唐代为景龙观所铸之青铜钟，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该钟原名“景龙观钟”，开元年间改景龙观为迎祥观，故又称“迎祥观钟”。后曾悬挂于西安钟楼。因铸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今称之为“景云铜钟”或“景云钟”。

钟高247厘米，腹围486厘米，口径165厘米，重6吨。钟用铜锡合金铸成，铸造时分为5段，共26块铸模，钟体可见铸模痕迹。钟形上锐下侈，口为六角弧形。钟身有可调节音律的“蒲牢”形钟乳32枚，钟声纯美优雅，清脆洪亮。钟身周围铸有纹饰，自上而下分为3层，每层用蔓草纹带分为6格，共18格。格内分别铸有飞天、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图案，四角各有4朵祥云，显得生动别致。

钟身正面有骈体铭文一段，共292字，字体为稍参篆隶的楷书。此铭文由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是李旦传世极少的珍贵书迹，故此铭文为研究书法史者所珍视。

景云钟为存世唯一由皇帝撰文书写、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铸工技巧娴熟，雕工精细，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钟声清晰宏亮，音质优美，显示了唐代高超的冶铸技术，被称为“天下第一名钟”。在1964年于日本举办的世界名钟展览中，景云钟凭外形和声音取得了第二名的佳绩，被推选为世界名钟。

　　【鲁山窑黑釉兰斑腰鼓】，唐代瓷器，1977年从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鲁山窑遗址出土了一些黑釉花瓷腰鼓碎片，经鉴定其特征与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黑瓷兰斑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故宫的这件腰鼓为鲁山窑制品。2013年被确定为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腰鼓两头粗中腰细，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施黑釉，在匀净的釉上点缀以几十块蓝色彩斑，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优美、静穆而典雅。

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属花釉瓷器，又称“花瓷”，是在黑釉、黄釉上再飾以天兰色或月白色釉料，形成大小不同的斑纹，是唐代制瓷工匠在继承两晋时青釉褐斑装饰技艺基础上的发挥与创新。故宫博物院的这只腰鼓则是这类瓷器中的精品，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窑变釉瓷器。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盛唐时期三彩釉陶器，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俑高58厘米，长43厘米，施蓝、绿、黄等单色釉。骆驼昂首直立于长方形座上，张口嘶鸣状。驼背铺有带花边圆形垫子，其上搭一平台，用刻花毯子覆盖，其上有七个男乐俑盘腿朝外坐于平台四周，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正在演奏，中间立一体态丰腴载歌载舞的女子。此俑造型新颖，器形硕大，骆驼健壮，人物表情丰富，形象逼真，陶塑艺术精湛，色彩艳丽，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有主唱、有伴奏的巡回乐团。是一件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稀世艺术珍品，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唐三彩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反映了唐代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气概和蓬勃的生命力。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提供了宝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骆驼载乐舞三彩俑】，唐三彩陶器，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南何村鲜于庭诲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骆驼载乐舞三彩俑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在一峰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5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站立在四人中间的是一人髯须浓密、眼睛圆睁、穿翻领绿袍的胡俑，右手前抬，左臂低垂，嘴正张开，似在合乐而舞并伴以歌唱。表现的是一个由西域胡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巡回演出的场景。

该俑的骆驼和乐舞俑均独立塑制，然后组装而成，既复杂又严谨，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的见证，代表了唐三彩的较高水平，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代表作品。

　　【舞马鎏金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银器，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壶为白银质地，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腹长径11.1厘米、短径9厘米，壁厚0.12厘米，重549克。整体造型仿照游牧民族储水用的皮囊，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提梁位于壶身上部，提梁之前是斜向上的小壶口，壶口上倒扣莲花瓣形壶盖，盖纽上系有一条l4厘米长的麦穗式银链，套连于提梁的后部，以防止壶盖脱落遗失。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标示了该壶的重量。银壶的腹部两侧以模压手法各锤出一幅凸起的骏马图像，马口中衔有一只酒杯。壶的提梁、壶盖，壶身的骏马，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银白色的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

这件银壶不仅造型别致，而且极具实用价值，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独运。是唐代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是盛唐时期工艺品的典型代表。

　　2、雕塑、壁画、宗教用品（11件）

　　【昭陵六骏】，国家一级文物。是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一作特勤骠）”“青骓”“飒露紫”。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在1914年时被盗，辗转于文物商之手，最后流失海外，后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于200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昭陵六骏石刻是为纪念六匹随唐太宗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的。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唐昭陵六骏石刻每件宽约204厘米，高约172厘米，厚约40厘米，均为青石质地。每屏上方一角原刻有由欧阳询书丹的唐太宗亲题赞语，现已风化不存。

昭陵六骏石刻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该雕刻线条流畅，刀法圆润，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是一组集历史、考古、艺术视赏、社会价值于一身的石雕艺术珍品，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国力最强盛时期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充满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物质载体。

这就是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

　　这就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二骏：唯一刻有人像的飒露紫和身中9箭的拳毛騧。

　　看到遍体伤痕的六骏，想到六骏分离的命运，无不为一百多年前的中华国运伤感！期待有朝一日六骏能在故乡团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石碑，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镌刻家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中国古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称最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为“景教”。公元七世纪唐代初期，景教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中为碑身，上有盘龙浮雕之碑额，下有龟座。碑质为黑色石灰岩，顶呈半圆状，上部较尖。碑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记录了景教的教义和传入中国的过程及一百多年的发展。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侧，还刻有许多叙利亚文。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该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证物，且具有唯一性，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早期传播必不可少的考据文献，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见证了唐王朝对景教等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文化艺术交流的珍贵资料。碑中的古叙利亚文为研究当时东罗马传教所用文字，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证价值，因而西方国家也将其视作基督教的神圣之碑。碑文及额题均为楷书，书法秀丽而劲健，用笔灵动而不失庄严肃穆，结构疏密得当，艺术水平很高，为研习书法的上好范本之一。

　　【唐涅槃变相碑】，唐代碑刻，国家一级文物。该碑原为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为唐天授二年（691年）所作，1921年该寺被毁，石碑经辗转于1957年移至山西省博物馆（今山西博物院）收藏，现藏于山西省艺术博物馆（纯阳宫），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碑身以佛祖涅槃变相为中心，雕饰佛祖涅槃前后情景和佛传故事。碑身正面中央浮雕为佛祖涅磐之时众弟子举哀情景，上部分雕“纳棺”“临终遗戒”“荼毗”“送葬”四图；下部为难陀供养图，碑额部雕众弟子将之护持须弥山，下层刻施主姓名。背面为母说法、焚棺和双足显圣、天界起塔。整部作品布局严谨，构图紧凑，雕工细腻又不失飘逸之风，颇具隋唐时期雕刻的圆润华丽之风，为唐代碑刻中之精品。

　　【常阳太尊石像】，又称常阳天尊石像，为道教上仙太上老君的造像。唐开元七年（719年）雕凿而成，现藏于山西艺术博物馆（太原纯阳宫），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石像高1.5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所刻文字有隶书、楷书，都十分考就，整座雕塑造型丰颐，形象优美，线条圆润流畅，技法娴熟，具有典型的唐代造像风格，是研究道教、古代雕塑及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唐代盛行厚葬，在皇親贵族墓中发现了诸多珍贵壁画，尤以唐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唐永泰公主墓宫女图、唐章怀太子墓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最为突出，均位列《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唐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唐代壁画，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长子，于大足元年（701年）与其妹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杖杀，年仅19岁。此幅阙楼图，位于懿德太子墓墓道西壁，高305厘米，宽298厘米。反映了王宫阙楼建筑的形象。雕梁朱栏，青砖灰瓦，高脊翘椽，以门阙构图为主体，以一座母阙、两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形式，阙楼砖砌台基及雕刻花纹、阙楼的挑檐及斗拱、鸱尾等都描绘得清楚可辨。楼阁背景为气势磅礴的山脉，山石层层，草木分布。通过颜色浓淡变化表现山石明暗。线条坚实、犀利，营造山石的突兀挺拔。在山峦、树木之景的衬托下，更见阙楼气势恢弘。

此图为雍容典丽的初唐界画，展现了唐代壁画中罕见的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楼，是唐代建筑绘画之佳品，亦是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十分珍贵，为研究唐代建筑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唐代壁画，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绘于前墓室东壁。共两幅，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李仙蕙(公元684—701年)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嫁给武后的侄孙武延基。公元701年李仙蕙和其兄李重润同被武后“杖杀”，年仅十七岁。原葬于洛阳，中宗复位后由洛阳迁葬长安与其夫武延基合葬，并追封为“永泰公主”，陪葬乾陵。墓道及前后室两壁都绘有场面宏大的壁画。

这幅《宫女图》绘在前室东壁，全长384厘米，高187厘米，在墙面的红柱两侧各绘一列宫女相向而行，左侧一列七人，右侧一列九人，两列宫女均由头梳高髻、手挽披巾的宫女率领，其后的宫女有的端盘，有的捧方盒，有的拿蜡烛，有的执团扇，有的持如意。右侧的宫女群，其中手捧高足杯的少女蛾眉娉目，身材苗条，头梳高螺髻，上身穿淡绿色窄袖短襦衫，淡绿色的披巾绕过两肩垂在袒露的胸前，绿色长裙曳地，同心结缕带由腰间下垂，神采照人，呼之欲出。在她的前面是一个背向外的宫女，内穿白色窄袖短衫，外穿红半臂，披巾和长裙均绛色，双手托方盘，头微微抬起，似在与回首的人交谈，她宛曲的发辫画得非常细腻而有质感。虽是背影而形象极为生动。

此二幅宫女图是唐代壁画中的精品。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绘画风格上，足以称为唐初仕女画的代表作。尤其人物的装束，服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唐代历史、绘画、服饰等文化艺术诸多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唐代壁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1971—1972年从陕西省咸阳市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了54组壁画，400余平米，《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是其中之佼佼者，为研究唐代皇室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位于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全长8.2米，南面高1.7米，北面高2.4米。画面共有20多匹马，骑马人身着各色窄袖袍，着黑靴，戴幞头。最精彩的画面为五人骑于马上，正在争打地上的球。图中人物身着两种颜色的服饰，左手执缰绳，右手执偃月形鞠杖，其中最左侧马匹前蹄腾跃而起，球手身体后仰，双手挥鞠杖，反身击球，人物马匹的表现极富动感，通过这一瞬间映射出比赛的激烈程度，随后的四位朝马球奔驰而去，绘画者通过对人物姿态、动势的把握，将马球比赛中的速度与力度表现得十分到位。图中还表现出在崇山峻岭之间，两名骑手正风驰电掣般奔赴球场，前者戴黑色幞头、白色圆领袍衫，骑黑色马匹，后者则着绿色胡服，红领外翻，骑于棕色马上。全图疏密相间、错落有致，非常成功的呈现出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图中无论是人、马的细部描绘，还是山石古树的粗狂勾勒，都能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美感。这幅图真实反映了唐代马球比赛实况，为研究唐代马球运动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

　　【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高1-2米，宽8.9米。此画画面以原野为背景，在画面的最前方以两名探路随从为先导，两侧是执旗的卫士，稍后左右数十骑紧紧跟随，有的携带猎豹，有的臂上架鹰。中间簇拥着一位骑高头大马，身着蓝色长袍、神情自若的骑者，这可能就是狩猎出行中的主人。最后是两匹辎重骆驼和马队奔驰在山石和树林相间的大地上。

狩猎活动是唐代绘画的重要题材，可惜年代久远，这些名画今已失传。此壁画场面宏大，气势雄伟，用笔简约明快，构图疏密相当，将不同人物的各种姿态及情绪和盘托出，再现了当时皇室生活的真实情况。代表了唐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可补画史不足。

　　【唐八重宝函】，是唐懿宗赐赠的用于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宝函由八层构成，故称“八重宝函”，其最外面一重出土时已残朽，现仅存七重。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87年5月5日发现于宝鸡法门寺地宫，收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

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己残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

这是第一重：由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和塔座组成，是佛指舍利藏立之所。塔高105毫米，塔顶为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身四壁刻满纹饰，并有四扇小金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为纯金方台，中立一11毫米高的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

　　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以珍珠装珷玞石磨制而成，周身以雕花金带为边，镶嵌珠宝花鸟，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纯金雕铸，函身镶满红宝钿、绿宝钿、翡翠、玛瑙、绿松石等各色宝石，并镶嵌宝石花朵，函盖顶面和侧面红、绿二色宝石镶嵌成大大小小的莲花，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

　　第四重：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重1512克。函盖雕有双凤及莲蓬，盖侧有瑞鸟四只绕着中心追逐，正面为六臂如意轮观音图，左侧为药师如来图，右侧为阿弥陀佛图，背面为大日如来图，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

　　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钣金成形，纹饰鎏金。函件正面有如来，四周有两菩萨，四弟子，二金刚力士，二供奉童子，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通体光素无纹，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

　　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函体以平雕刀法刻画“护世四大天王”像，正面有一金锁扣和金匙，“盝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之一，呈四面坡，中为四条平脊相围的平顶。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用一条约50毫米宽的绛黄色的绸带十字交叉紧紧捆扎。顶面錾两条行龙，首尾相对，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面均錾双龙戏珠，底饰卷草。

　　唐八重宝函是迄今为止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是十分罕见的稀世珍宝！

　　【唐铜浮屠】，又称鎏金浮屠，唐代金银器，首批禁止出境文物。1987年5月10日出土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现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阁）。

浮屠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拢，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棺内存放第四枚佛指舍利。

　　【唐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首批禁止出境文物，敕造于唐咸通十四年，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收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杖长196.5厘米，重2390克。金银打造，用金2两，用银58两，通体金光闪烁，熠熠生辉。由杖身、杖首、杖顶三部分组成。杖身中空，呈圆柱形，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为四股双轮十二环，是佛教界最高权威的象征，属佛祖释迦牟尼。錾有流云纹的银丝折成垂直相交的四股桃形轮，象征四谛：苦、集、灭、道。每股轮幅上套置三个满饰缠枝蔓草的扁圆锡环，共十二环，代表十二部经。杖顶是象征佛所在的两重莲台，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正如《锡杖经》云，“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此锡杖比日本正仓院藏1.75米的白铜头锡杖更长更精美，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堪称世界“锡杖之王”。

　　3、书法精品8件

唐代书法上承晋书之遗风，又开创了辉煌璀璨的文化盛世，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都出现自成一派的书法大家，留下了众多书法艺术精品，其中有8件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唐人《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唐人书画，辽宁省博物馆藏，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帖以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当朝宰相王方庆（王羲之十世孙）进献的王氏真迹为底本勾填摹成。唐时称《宝章集》，宋时称《唐摹王方庆万岁通天帖》和《唐抚王氏书》。帖中现存王羲之一门七人书翰十通，时代上自东晋，下至萧梁。该帖书心纵26.3，横253.8厘米，跋尾纵26.2，横110.4厘米。硬黄纸，双勾填墨。从帖中可看出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及在王氏门中书法承传的紧密关系，为我们研究东晋书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书翰首段——王羲之姨母帖：行楷书六行，计42字。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字体端庄凝重，代表了王氏早期的书法特点。

书翰第二段——王羲之初月帖：草书八行计61字。字体结构严谨，笔划端秀，风格娴雅。

书翰第三段——王荟疖肿帖：草书四行，计23字。书史称王荟擅书，善行草。此帖笔墨质朴，俊逸典雅，纵横自如，疏密和谐统一。王荟乃王羲之堂弟。

书翰第四、五段——王慈郭桂阳帖，草书十二行，计72字。此帖纵横取势，气贯神全，倾欹侧媚，清劲豪迈。王慈为王羲之第五代族孙。

书翰第六段——王徽之新月帖：行楷书六行，计61字。此帖字体稍偏斜，用笔圆润秀劲，其中夹杂行草书，使人感到既富遒润流便的韵致，又蕴藉醇厚的气质。王徽之是羲之第三子，擅正、草书。

书翰第七段——王献之廿九日帖：行楷书三行，计30字，字法端劲，风神潇洒。献之为羲之幼子，年最小，天资又高，承父训，基础深厚，兼擅多种书体，尤工草、隶。

书翰第八段——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行书四行，计33字。此帖结体匀称适中，古朴厚重，凝重中寓以潇洒秀逸之态。王僧虔(426—485)，王羲之第四代族孙，自幼习书，善行草，尤擅隶书，时人以比王献之。

书翰第九段——王慈得栢酒帖：草书十一行，计56字。此帖双勾技术之精，有真迹一等之誉，堪称精摹墨迹。

书翰第十段—— 王志一日无申帖：草书六行，计37字。此帖奔放秀劲，疏密有致，并寓王献之韵味。王志为僧虔子，王羲之第五代族孙。

　　【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唐《梦奠帖》】，又名《仲尼梦奠帖》，是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为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本帖无款印，纸本 25.5×33.6厘米，78字，书法笔力苍劲古茂，用墨淡而不浓，且是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带清昕，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为欧阳询晚年所书，清劲绝尘，诚属稀世之珍。

　　【唐杜牧《张好好诗》卷】，是一卷唐朝时期杜牧著写的书稿，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张好好诗》卷，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162厘米。是唐代诗人、书法家杜牧的仅存墨迹，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该卷用硬笔在麻纸上书就，笔法劲健，多叉笔，颇具唐代书法的用纸、笔法的特点。表明杜牧不仅诗写得好，书法也如此精进，该卷被誉为“晚唐巨迹”！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

张好好是一名歌妓，容颜娇美，才华出众。杜牧的这首五言长诗，就是为她而作，并对她的不幸寄以无限同情。诗载杜牧《樊川集》中，墨迹的末二句，因伤残缺“洒尽满”、“一书”五字，然不伤书诗的整体精神。

　　【怀素《苦筍帖》卷】，唐代大书法家释怀素所书，上海博物馆的镇館之宝，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中最小巧的一件。

释怀素，为玄奘三藏法师之门人，俗姓钱，长沙人，以草书驰誉天下，与张旭齐名，以“颠张狂素”闻名于世。《苦笋帖》是怀素留给友人的“便笺”。绢本，纵25.1厘米，横12厘米，全篇仅两行14字：“苦筍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白。”此帖用笔偏向瘦劲，结体疏放，有纵拔之姿，参差历落，呈现一派飞动景象。犹以第二行“乃可迳来怀素白”七字，连笔连字一挥而成，自有奔流直下，一气呵成之势。全帖气势磅礴，字字珠玑，神采焕发，最充分地表现了怀素草书的艺术特点，是传世怀素墨迹中的代表作。

　　【《善见律》卷】，是唐贞观廿二年（648年）十二月十日由一位名叫国诠的经生手抄的佛教《善见律》。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卷纸本，纵22.6厘米，横468.8厘米，全文260余行，4400多字。经书书写工整，点画均匀秀劲，结构谨严优美，使转灵活生动。卷末上端书“善见律卷”，下署“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国诠写”。全文一笔不苟，整齐匀净，表现了书者虔诚的心境与深湛的功力，实为唐人小楷上乘之作。此卷为千年传世之本，首尾俱全，十分珍贵。

　　【唐《刊谬补缺切韵》】，是一本唐代音韵学的重要韵书，由王仁昫撰写，长孙讷言注解，裴务齐正字。它是《切韵》的增订本，保留了大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异体字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目前存世的唯一全本《刊谬补缺切韵》，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因卷末有明代宋濂的跋，故也称宋跋本，业内称其为“王三”‌。此外，还有两个传本分别是王一和王二，其中王一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但已残损；王二则是故宫所藏的另一版本，称“内府本”，但内容与“王三”不同，已被学者认为是他人改作‌。

《刊谬补缺切韵》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异体字资料，还反映了中古音时期的音韵系统。它是研究音韵学和汉语语音系统的重要文献。此外，这本书的装帧形式为龙鳞装，这种装帧形式始于唐朝，用于北宋，是古代皇家才能享受的阅读体验‌。本书为龙鳞装仅存的装帧实物，是研究中国古籍装帧的重要资料。

　　【《神仙起居法》卷】，唐末五代初书法家杨凝式书，纸本，手卷，纵27cm，横21.2cm。草书8行，共85字。此本现存有二，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真迹），二在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摹本）。

书法由唐到宋，杨凝式是一承唐启宋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此卷是杨凝式七十六岁时的作品，似随意点画，不假思索，用墨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书字的结势于攲侧险劲中求平正，且行间字距颇疏，在继承唐代书法的基础上，以险中求正的特点创立新风格，尽得天真烂漫之趣。此书是杨凝式行草书传世作品的代表作，对宋代书法影响较大。

　　4、绘画

2012年国家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境的文物中，有20件绘画作品，其中，隨唐代4件、五代7件、宋代9件。众所周知，书画作品十分脆弱，极难保存。隨唐时期的四幅画经历了一千多年风云变幻仍存留至今，可谓弥足珍贵，更为今人“观隨睹唐”提供了遥远而真切的视野。

　　【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绘画作品，绢本设色，纵43厘米，横80.5厘米，青绿设色，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画面展现了水天相接的情形，上有青山叠翠，湖水融融，也有士人策马山径或驻足湖边，还有美丽的仕女泛舟水上，熏风和煦，水面上微波粼粼，岸上桃杏绽开，绿草如茵。画家用青绿重着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让人从中感受到唐人游春时的消遥和自在，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成为中国山水画承上启下的代表作品。

该画是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挥扇仕女图】，是中国唐朝画家周昉创作的一幅国画，绢本设色，纵33.7厘米，横204.8厘米。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挥扇仕女图》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全卷所画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5个段落似离还合，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各种心理状态。在画中，作者通过对嫔妃的生活的描绘，表达出她们寂寞、沉闷、空虚、无聊、幽恨暗生的心情。画面结构井然，线条秀劲细丽，赋色柔丽多姿，艳而不俗。画作既把唐王室宫殿繁华的物质生活张扬得重彩艳丽，让人目眩神摇，又把宫中女人们奢华背后极度贫乏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该画高超的艺术水准和魅力！

　　【五牛图】，又名《唐韩滉五牛图》，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五牛图》中的五头牛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俯首吃草荆棵蹭痒，一翘首前仰缓步前行，一纵峙而鸣，一回首舐舌，一络首而立。整幅画面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外，没有其他的背景，因此每头牛可独立成章。

《五牛图》宋代曾藏于宫庭，元代时经赵伯昂、赵孟頫、元太子等人之手，明代项元汴等收藏过，入清被乾隆收入宫中，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后被香港企业家吴蘅孙买下。20世纪50年代初，在周总理的关切下，将其从香港购回。名画虽然回归祖国，但经历了颠沛流离，画面上蒙满了尘垢，伤痕累累，更有大小洞蚀数百处。1977年被送到故宫博物院修复，名画终于重新焕发新春。

　　【高逸图】，又名《竹林七贤图》，是唐代孙位创作的一幅彩色绢本人物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画名“孙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该画作刻画了魏晋士大夫“高逸风度”的共性，又刻画出了他们的个性。现存《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图中只剩四贤。最右边的是山涛，身披宽襟大袍，上身袒露，双手抱膝，体态丰腴，倚着华丽的靠垫而坐，眼睛像是盯着正前方，眉宇间流露出矜持、傲慢的神色；第二个手执如意作舞的是王戎，眼睛也平视前方，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第三个捧杯纵酒的无疑是唯酒是务的刘伶，他蹙额回首，作欲吐状，小童则手持唾壶在身旁跪侍；第四位是手执尾尘的阮籍，他身着宽大的衣袍，似面带微笑，悠然而坐，旁边的小童端着杯几，俯首侍候。画中人物彼此之间以蕉石树木相隔，使气氛静穆安闲。尚缺嵇康、向秀、阮咸3人。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八、不足百年的五代乱世，竞有十件禁止出境文物

五代是一个分裂的、争战十分剧烈的时代，给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在一片乱世中，中华文明仍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火药的运用，印刷术的推广，词的兴起，画坛人才辈出，无不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坚靱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五代不足百年的时期中，竞涌现出十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1、五代时期的7幅稀世画作

五代十国的画作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连接了两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重屏会棋图】，是五代时期南唐画家周文矩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纵40.3厘米，横70.5厘米。原作已经失佚，现存为宋人摹本，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形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图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逖会棋情景。四人身后立一大屏风，屏风上有白居易“偶眠”诗意画：一老翁斜卧床榻上，其右站一妇人，另有三名侍女手捧被褥待侍。床榻后立一屏风，屏风上又画有一幅山水画。形成了一幅画中有两个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的构图，故画名曰“重屏”。这一构图为周文矩首创，后人效仿者从，该画也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史上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为了表达出人物衣着的质感，画家自创了曲拆颤动的“颤笔”划法，给人以苍劲的古拙之感。

整幅画构思奇巧，画中有画，设色古雅，人物刻画细腻准确、富有个性，不仅是五代时期重要的肖像画作品，更是研究南唐历史和绘画艺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名画。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现存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名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即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整幅作品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色彩绚丽清雅，构图富有想象力。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尤其敷色更见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照。此画代表了古代工笔重彩的最高水平，在美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时期写实性较强的代表作之一，其内容丰富，涵盖了家具、乐舞、衣冠服饰、礼仪等方面，是研究五代时期服饰、装饰等艺术风格的重要参照物，对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传统服饰、民族音乐以及古代人文生活艺术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也绘有一幅《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已失佚。

　　【勘书图】，是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唯一的传世真迹，绢本设色，纵28.4厘米，横65.7厘米。此画原名“挑耳图”，宋徽宗赵佶收藏后在该画右上角用瘦金体书上“勘书图”字，又在画的左侧题有“王齐翰妙笔”，为此画锦上添花，此后便称此图为“勘书图”。现收藏于南京大学，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画面中刻画了贵族文人在山水屏风前宽衣解带、于披卷勘书之闲暇时掏耳的自娱自乐的悠然神情，画中屏风三叠，屏风上绘有青绿山水，田园、茅屋、山林、桥梁、轻舟分布错落有致，崇山叠嶂、烟云迷雾。屏风前有一长案，上面放着书籍、册页、画卷等等。右下角放有一书案，放有笔砚卷轴，书案后面坐一人，白衣长鬓，解衣般礴，坦胸赤足，右脚拇指微微上翘，左手扶椅子，右手上举作掏耳动作，面向右侧稍微仰视，左眼微闭，一种掏耳屎获得的快感跃然素绢之上。旁边有一黑衣童子立在屏风侧面，手持茶具，正欲端茶走来。

该图构思十分精密，合适有度，描写手法高超，形神兼备，当属五代画作之精品。

　　【卓歇图】，是五代后唐画家胡瓌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纵33厘米，横256厘米，画卷上“神完景肖”四字为乾隆所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画为契丹族部落酋长率部下出猎后歇息宴飲的场景，分为三大段，第一、第二段，一群密密匝匝的人马占据了画面的大半部分。主要是画狩猎归来，人马嘈杂的场面，骑士虽然众多，且占据了大半画面，但并不是画中的主角。画卷最后一段描述宴饮的场面才是真正的主角，画幅中的契丹大汗正端坐在地毯上饮酒观舞，他的妻子阏氏着汉装于右侧相陪，二人面前有一侍者跪立奉盏，还有一侍者挥动衣袖，翩翩起舞，以助酒兴。佩戴弓矢的彪悍侍卫和纤纤玉立的侍女站立在汗王与阏氏的周围，全神戒备，细心侍候。充分显示了画家处理大场面中人马动静、聚散的艺术能力，充满了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气息。

《卓歇网》的构图匠心独运，图中人物有37人，马约24匹，但画家处理得错落有致，疏密跌宕，又有条不紊。浑然一体。笔法古健雄劲，线条准确有力，“虽繁复细巧，而用笔清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体现了当时北方画派的特色和契丹画师的独特画风，展现了画家娴熟的创作技巧。

　　【高士图】，是五代南唐画家卫贤创作的一幅绢本淡设色中国画，该画作是年代最早的传世卷轴画中以界笔“植柱构梁”的建筑画迹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画作是卫贤的代表作品，为卫贤所作《高士图》组画之一, 原图共六幅，画有黔娄先生、楚狂接舆、老莱子、王仲孺、于陵子和梁伯鸾，但前五幅已佚失，仅剩下描绘梁鸿与孟光的这幅。梁鸿字伯鸾，所以此图又名《梁伯鸾图》。本幅无款识，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标题“卫贤高士图梁伯鸾”。

此图纵134.5厘米，横52.5厘米，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清泛的溪水环绕着一座庭院，梁鸿端坐于室内榻上，面前一竹案，书卷横展，孟光恭恭敬敬地双足跪地，举着盘盏，递向案上。道出了“举案齐眉”的典故，是全画的重点。上部以远山巨峰为中心，挺拔峻厚配以群峦平远山岭，既道出人物所处自然环境，又暗喻人物气节高迈。上、下两部分之间以中景山脉斜坡由近至远有机相联，浑然一体。该画作集山水、人物、建筑画为一体，手法准确精细。是五代画作之精品。

　　【夏景山口待渡图】，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水墨设色画作，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夏景山口待渡图》描绘江南夏季的山水景色，只见峰峦层层远去，河面碧波荡漾，远处草木蒙茸，水气若蒸，岸边芦苇丛生，近处岸坡错落，绿树成荫。在河流旁，一渔翁肩扛鱼网和鱼篓沿岸徐行。江面一渡船行至江心，而垂柳纤纤的渡口，二客官在等候待渡，对面渡口之凉亭也隐隐若现。整个画面宁静中见动势，既和谐又统一。绘画技巧极为精妙，沙滩、山坡、近山、远山的画法有别，近树、远树、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的画法也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组合有节奏、有变化，又十分的和谐，真可以称作一首视觉的“交响曲”。是中国山水画笔墨、意境两向分离的源头，董源也被奉为江南画的始祖。

　　【写生珍禽图】，五代十国画家黄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是黄筌画给儿子黄居宝作习画范本用的，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写生珍禽图》纵41.5厘米，横70.8厘米，画有昆虫、鸟雀及龟类共二十四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然后赋以重彩。这些动物的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每一动物的神态都画得活灵活现，富有情趣，耐人寻味。两只麻雀，一老一小，相对而立，雏雀扑翅张口，嗷嗷待哺的神情，惹人怜爱；老雀低首而视，默默无语，好像无食可喂，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下端一只老龟，不紧不慢，一步步向前爬行，两眼注视前方，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画家的写生功夫在这幅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黄筌“用笔新细，轻色晕染”的特点。

此画标志着中国画中的花鸟画从早期的粗拙臻于精美，已经具备完善的写实能力。对宋代花鸟画的工笔重彩画风产生很大影响。五代虽是传统花鸟画走向成熟的时期，但传下来的珍品极少，所以此写生画具有珍贵的价值。

　　2、3件五代名瓷匠心闪耀

五代时期的耀州窑闪耀着科技与创新的智慧，天青釉创制成功使其一跃为全国顶级瓷窑。【摩羯形水盂】和【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便是其佼佼者。

　　【耀州窑摩羯形水盂】，五代时期耀州窑瓷器，1971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水盂高9.3厘米，长14厘米，宽7.4厘米，胎体纯白，胎质细致坚硬，器内外均施青釉，釉色清淡，晶莹素洁。通体作龙鱼形，龙首鱼身，鱼腹下为平底圈足，以定器身。龙首口部特大，略显夸张，上唇卷起，塑贴俩小原点作眼，眼上贴勾形独角，对龙首面貌是作了艺术性的简化处理。鱼身雕满鱼鳞，双翅伸展，尾部高扬，尾鳍开张，全身弯作“U”形，于平衡中呈现优美姿态。翅膀和尾部周边塑贴小圆珠，暗示龙鱼正从水中翻飞而起。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展示了五代制瓷工匠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青釉晶莹素洁，胎质细腻坚硬，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此器出土于辽代早期贵族墓葬，时间为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初期，它为耀州窑青瓷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器，也为研究历史上中外及中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状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又称青釉提梁倒注瓷壶，五代时期瓷器，1968年出土于陕西彬县，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壶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足径8.7厘米。该壶造型新颖别致，纹饰繁缛华丽，壶盖与器身连为一体，通体施以淡青釉色。壶身为圆形，造型像一个倒置的团柿，腹部雕有三朵盛开的牡丹，其下有仰开的莲花瓣。壶盖形似柿蒂，为虚设，实际上与壶把、壶身连成一体。壶把是半圆形，好似一只飞翔中的凤凰，凤首高翘，轻轻地落在了带有莲花的壶盖上。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母狮张口为流，其牙齿清晰可见，母狮腹下还有一头正在吸吮母乳的小狮子。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

此倒流壶在设计构思上与众不同，极富创造性。在壶底的梅花型注水孔上连接了一根与壶身等高的导管，从壶底小孔注水，水流通过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从导管原路流出，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出水。如此新颖奇特的没计，使该壶集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可谓巧夺天工，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是十分珍贵的耀州窑孤品文物。

　　【越窑莲花式托盏】，五代秘色釉瓷器，1956年出土于苏州市虎丘山云岩寺塔，现藏苏州博物馆，是苏博的镇館之宝，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整器由碗和束腰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和盏托可以分开。碗高8.9、口径13.9、盏托高6.6、口径14.9、底径9.3、通高13.5厘米。器形敦厚端庄，比例适度，线条流畅，丰腴华美，通体恰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周身有七组各种形态的莲花装饰。它光洁如玉，清澈碧绿，正如唐陆龟蒙《秘色瓷器诗》中描绘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目千峰翠色来”，犹如“一泓清漪的春水”。

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始烧于晚唐，盛于五代，宋代逐渐没落。秘色瓷代表了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有着如冰似玉、无水似水的特点。如冰似玉是指秘色瓷的胎质细腻釉面晶莹，无水似水是指俯身观看秘时，碗中无水，却仿佛始终有着一汪清水在其中一般。

1995年，上海召开了“国际秘色瓷研讨会”，全国各地“秘色瓷”精品云集上海，苏州博物馆的这只莲花碗被专家一致认为是五代越窑青瓷精品中的代表作，秘色瓷中的稀世珍品，成为秘色釉瓷器的标准器。

　　九、宋代的29件无价之宝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产生了许多光燿中华的文物，其中有29件收入禁出境之列，数量上仅次于隨唐时期。

　　1、领略中国绘画的高光时刻——9件宋代画作。

　　【宋人摹阎立本《步辇图》】，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画作经鉴定多数专家认为是宋朝摹本，但其绘画水平是很高的，故列为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今西藏）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该画为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画师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步辇图》记载了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是汉藏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纵46.2厘米，横429.8厘米，是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弥足珍贵。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画卷是李公麟奉旨摹唐代韦偃的《牧放图》，右上角有篆书自题：“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本幅、后隔水都有清乾隆皇帝御题，拖尾有明太祖朱元璋跋，钤有北宋“宣和中秘”、明“万历之玺”、清“蕉林藏书画印”等近40方印玺。

画中展现了皇家牧场的浩大场景：马倌赶着拥挤的马群在丘陵中鱼贯出现，马匹在平川上散开，自由自在地吃草、奔跑、嬉戏、翻滚。全卷共描绘马匹1286匹，牧者134人，几乎无一雷同，千姿万态，有聚有散，有虚有实，构思非常巧妙，场面也极为壮阔，显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和精到的概括能力。

《临韦偃牧放图》画好后，宋徽宗将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与韦偃的《牧放图》一并存于宫中。抗日战争中，韦偃的《牧放图》不幸流失日本，毁于战火，故李公麟的这件杰作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既能使今人间接地探知唐代韦偃的艺术成就，又可感受到李公麟的岂术魅力，弥足珍贵。

　　【江山放牧图】，北宋画家祁序的绢本设色画，纵47.3厘米，横115.6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祁序就是北宋时期画牛的代表人物，曾创作过二十多幅关于牛的画作，而《江山放牧图》是流传下来独本。此画描写江南水乡儿童放牧水牛的情景。画面上，江面开阔，山坡平缓，草木茂盛，十多头牛散布于江畔与江水之中，饮水、觅草、闲步、涉江，姿态不一。牧童们或牵牛吹笛，或拍板唱和，或围坐弈棋，或放飞风筝，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远处阡陌纵横，田畴连绵，农夫们荷锄而归。整幅画布局疏朗有致，虚实变化丰富，用笔工致秀润，设色清丽淡怡，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芦汀密雪图】，北宋画家梁师闵之遗世瑰宝，绢本设色，纵26.5厘米，横145.6厘米。为梁师闵唯一传世之作，其艺术价值不可估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画中，严冬凛冽，沙渚平川尽披银装，坡石之上，竹枝低垂，皆被皑皑白雪温柔覆盖，宛如时间静止，万物归宁。丛丛芦草，虽干枯而韧性犹存，于晦暗天色下若隐若现，更添几分萧瑟与清寂。就在这寂静之中，一泊湖水悠然未冻，宛如冬日里的一抹温情，两只鸂鶒于沙洲之上，相依相偎，暖意融融；一对鸳鸯则在寒波中游弋嬉戏，它们的欢愉与周遭漫天密雪的荒寒形成鲜明对比，恰似冬日里的一抹亮色，诗意盎然，成就了一幅山水与花鸟和谐共生的湖天小景典范。整幅画作，用笔细腻入微，皴法简练而不失力度，水墨为主，略施淡雅赭色，大片留白之处，恰是中国传统绘画“无中生有，妙境自成”的至高境界，将江南湖山雪景的清冷与空灵，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元人赵巖于卷后题诗赞曰：“江天雪意暮萧萧，望外寒沙半落潮。鸂鶒双眠看画里，潇湘极目梦魂遥。”乾隆帝亦御笔亲题：“鸳鸯两两相随逐，不为严寒异故心。”此二诗，不仅点明了画作寄情山水、游心物外的主题，更为此画添几分文化底蕴。

　　【渔村小雪图】，北宋画家王诜所绘的设色绢本山水中国画，上有宋徽宗的瘦金书题“王诜渔村小雪”六字（“王”字已残），并钤徽宗诸玺。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渔村小雪图》纵44.4厘米，横219.7厘米，描写冬季小雪初霁的渔村山林景色。图中雪山奇松，溪岸渔艇，峰回路转，步移景易，整个画面意境萧索，笼罩在一片空灵、静寂的氛围之中，虽有渔夫艰苦劳作，但反映的却是文人逸士向往山林隐逸生活的雅致情怀。

《渔村小雪图》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画面的中间山峦跌宕，绵延起伏。前景石崖之上两颗苍松俯仰相和，崖下雅士泊舟浅酌，自得其乐。中景溪谷中策杖老者亦步亦趋，仆人携琴紧随其后。远景群峰屏立，苍润雄伟，山势直冲画外；崖间流水萦同，飞瀑流泉。画面右边部分溪塘芦柳，渔舟叶叶；有渔者或舟上垂钓，或塘间布网，一片忙碌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画面的左边部分：平江远眺，寂静渺渺。前景中数棵虬曲古树，盘根错节。远景低山垂幕，孤桥斜径，尽显孤寂之意。

《渔村小雪图》的构图以深远法，巧妙安排近、中、远景，给人咫尺千里之感。画法融诸家之长于一体，兼有李成、郭熙水墨山水画的特点，又融李思训、李昭道金粉勾勒技法。山石皴擦以卷云皴兼刮铁皴，师法郭熙。寒林松树为“蟹爪枝”，行笔清润挺秀，则学李成。松针用笔尖锐，骨法清朗而不刻板。杂树叶子以水墨点簇而成，随意而生动。二折悬瀑皆两旁皴染，使之阴凹明暗尽显，山峦水口巧于变化。树头、沙脚、峰顶、岚尖，纯用粉笔烘渍，天空弹粉，以现雪花飞舞情形，山林间勾以泥金，又以破墨晕染，表现雪后初晴之浮光。整个画面寒汀疏林，薄积小雪，渔民小舟，张网垂钓，与寒林中形成妙趣。当代画家惠孝同以“刻画严谨，笔墨精练，气象浑成，韵致深远”赞之。是宋代画作之精品。

　　【千里冮山图】，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宫庭画师王希孟用了半年时间，绘成《千里江山图》，时年18岁，不久英年早逝。《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的“千古绝唱”。王希孟则凭借《千里江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以一幅画而名垂千古的天才少年。

该画绢本，青綠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是宋代青绿山水画中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作品为长卷形式，全卷画面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画中山石先以墨色勾皴，后施青绿重彩，用石青石绿烘染山峦顶部，显示青山叠翠。江河勾出水纹，与没骨色彩形成反差对比。全图既壮阔雄浑而又细腻精到，是青绿山水画中的一幅巨制杰作。

　　【清明上河图】，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国宝级文物，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清明上河图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绘有人物814位，牲畜83匹，车船只29艘，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房屋楼宇30多栋，树木180多棵，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该画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后赤壁赋图】，南宋画家马和之的绢本水墨画，纵25.9厘米，横14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后赤壁赋图》是马和之山水人物画的代表作，描绘北宋文学家苏轼夜游赤壁的故事。作品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舟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据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对岸赤鼻矶断岸千尺，矶上杂树丛生，矶下水落石出。布局简远，景致清旷，笔法秀逸而流畅，设色淡雅，人物生动，别具一格。画面通过俯瞰的开阔视角、精妙的笔法与墨色、悠远苍茫的意境，表现出了苏轼深刻的人生体悟，展现出对沉浮荣辱的豁达。纵观整个画面，景色空旷渺远，笔法飘逸随性，很有文人画讲求意境的意味。

此图引首处有南宋高宗赵构的“太上皇帝之宝”的朱文印章，画幅后有宋高宗草书《后赤壁赋》全文。

　　【万松金阙图】，南宋画家赵伯骕创作的绢本青绿设色画，纵27.7厘米，横136厘米，是赵伯骕唯一存世的画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图绘南宋都城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画中的金阙周围有许多仙鹤和瑞禽，皇家宫阙掩映在万松之中。在万松的尽头，是钱塘江畔，在潮起潮落之后，是一片宁静，一轮初升的太阳映照山川，其画意在于祷祝宋室江山如松林常青、似日月永年。

这件山水长卷的超越前人之处在于摆脱了自六朝以来青绿山水以钩廓填色的艺匠手法，有机地融进了一些文人意笔，将青绿与水墨、勾勒与填色、皴擦与渲染、工笔与写意融为一体。其笔法清细随意，格调柔丽雅洁，毫无匠气，意味着南宋青绿山水画的崛起。标志着宋代山水画的表现对象从北方雄浑的山川转移到江南的青山绿水。是北方山水雄壮之气势美向江南清雅之自然美转变的代表作品。

　　2、书中自有中华文明——12件国宝级的宋代书法及书籍

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是名家辈出，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其书法作品各具特色。宋徽宗赵佶独创的瘦金体，挺拔秀丽、飘逸犀利，独树一帜。二是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表达，形成“尚意”书风，不受法度拘束，张扬个性、表达性情，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个人情感与生命活力，对后世影响深远。三是行书和草书在宋代取得新突破。四是将书法的笔墨情趣融入绘画，开创一代新风，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发展。

　　【文彦博《三帖卷》】，文彦博是北宋中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50余年。《三帖卷》是其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是文主政河南府时的“公牍批语”，属于他晚年作品。此卷为三帖（护葬帖、定将帖、汴河帖）联装，中间有宋印骑缝，可推断宋时原装即此。现藏故官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帖纸本长卷，纵43.6厘米，横223厘米。第一帖，《护葬》，行书，7行56字，字体苍秀精到。第二帖，《定将》，行书，3行11字，每字均如拳大，笔势沉着，墨色枯湿变化强烈，体现了文彦博书法远学二王，近师颜真卿、杨凝式的风格，此贴被认为是文彦博传世墨迹第一。第三帖，《汴河》，行书，21行，245字，此贴笔法前后起伏，用墨也不讲究，将一句话写完才迅速添墨，可见作者明显将注意力放在构思文章上，并不断涂抹修改和删添，因此应是一份公文的草稿，但也由此更具历史价值。

全帖通篇率性挥毫，用笔爽健清劲，将篆籀笔意融入行草，墨色枯湿亦变化强烈。加之从《三帖卷》中，可见北宋的公文行书、官场生态、新旧党争和经济财政。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韩琦《楷书札卷》】，由北宋名臣韩琦手书的《信宿帖》和《旬日帖》组成，是韩琦唯一存世的墨宝，国家一级文物，现藏贵州省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卷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宿帖》和《旬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宿帖》为韩琦致欧阳修之信，素笺楷书，约作于曙祐八年(1063)，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相州昼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漶不清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骨力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苟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旬日帖》与《信宿帖》刚好相反，用粉笺纸。惟乎粉墨剥落，漫漶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看，书法“多极苍劲端谨，全学颜体”。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北宋王安石的书法作品，纵29.9厘米，横119.0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卷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自署"余归锺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

《愣严经指要》每个字仅如指尖。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墨色淡雅，点画清劲，字体虽小却字字有力，墨色虽淡却点画清晰，通篇布局有“横风疾雨”之势，虽然行与行之间很紧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无缭乱的感觉。如果仔细品尝作者的用笔，看起来好像漫不经意，而闲和的韵味就在锋毫中露出来，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罢相后，生活处于一种安逸舒适的状态，成就了休闲之中一代名相书法家的美名。

　　【赵佶《草书千字文》】，是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徽宗赵佶的书法作品，该作写在一张纵31.5厘米，长1172厘米的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上，狂草11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作书写的内容为南朝大臣周兴嗣创作的《千字文》。在保证线条质量的基础上，写得很迅疾威猛，汪洋恣肆，神通六合，气势浩荡，一泻千里，有“舍我其谁”之势。在气象上神满气足，全篇浩浩荡荡，有如奔腾之水顺势而行，笔跃气振，跳动不息，毫无倦笔。在这样一幅作品面前，观赏者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风流天子的得意及张狂，整幅作品比例相宜，疏朗灵动，气脉贯通，章法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如同一首优美奔放的交响乐以书写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草书千字文》写在长达11.72米的整张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上，这种纸张是宫廷特制，需要上百道工序，制作方法已经失传。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生产这样长度的无接缝纸张，可能要在江边把船舶排列成行，然后浇上纸浆，使之均匀，待自然干燥而成。纸上的描金龙纹则是画师用金粉手工一笔笔描绘出来的。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长的无接缝宣纸。

　　【林逋《自书诗卷》】，北宋名人林逋的墨迹，是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5首诗，除第2首是五言诗外，其余均为七言诗。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年），林逋时年57岁。纸本，手卷，纵32cm，横302.6cm。行书34行，6段接纸。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与时人李建中风骨俊整的书风极为接近。诗后又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无年款，据徐邦达先生考证可能是元祐四、五年间苏轼（时年约54岁）第二次到杭州作刺史时所书。此书藏锋敛锷，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后纸有乾隆皇帝用苏轼原韵四次御题七言诗及题记一段，又有明王世贞、王世懋，清王鸿绪、董诰四家题跋。

这是林逋《自书诗帖》局部及苏轼、乾隆题跋。

　　【黄庭坚《诸上座帖》】，是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所录写的五代金陵（今南京）僧人文益的语录，纸本，草书，纵33厘米，横729.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书学怀素的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在《语录》后黄氏又作大字行楷书自识一则，结字内紧外松，出笔长而遒劲有力，一波三折，气势开张，一卷书法兼备二体，相互映衬，尤为罕见，是其晚年杰作。

　　【米芾行书《苕溪诗》】，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于元祐三年（1088年）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纸本墨笔，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35行394字，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苕溪诗》的内容是米芾从无锡去往苕溪（今属浙江湖州）时所作的六首诗，是他的经意之作。《苕溪诗》通篇八面生锋，笔力雄浑老辣，潇洒自然，创造了一种天真活泼、激越昂扬的意境。文中多有出人意料之笔，如“好懒难辞友”的“友”字宛如全篇文眼，似用无锋之笔刷出，“洲”字则纯用枯笔，异常显眼，苏轼赞之为“元章书如快剑斫蒲苇”。

《苕溪诗》是米芾行书代表作品之一，用笔上下提按，大起大落，点画或粗或细，反差极大，笔势通畅自然，映带自如，如“风樯阵马，快剑斫阵”。结体则“不作正局”，左右倾侧跌宕多姿，疏密有致，堪称一绝。反映了米芾中年书法的典型风貌，与《蜀素帖》并称米书“双璧”。

　　【蔡襄行书《自书诗》】，本卷收录蔡襄作于宋仁宗皇祜三年（公元1051年）的自书诗11首。纸本墨笔，纵28.2厘米，横221.2厘米，74行，884字。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篇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诸体皆备。通篇流畅自然，沉稳端丽，婉约淡雅，蕴藉清隽。作品起首行中带楷，十分用意，渐次流畅不拘，溢而为行草，最后挥洒为小草，越到后来越潇洒自如，所以后人评为：“此公第一小行书”。因属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的功力。

卷后有宋代杨时、张正民、蒋璨、向水，元代张雨、张枢；明代胡粹中等人题跋。并有贾似道、梁清标、永琰等人鉴藏印。

　　此诗卷最珍贵的是同卷拥有蔡襄、欧阳修、杨时三位书法大师的墨迹。在第三首诗《题龙纪僧居室》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语。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的题跋中也指出：“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况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泽乎？” 杨时的题跋同样字体端庄、格式严谨。难得一见的宋代“三英荟萃”，造就一代国宝。

　　【《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汉代《西岳华山庙碑》的原石宋代拓本。《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是拓本艺术的巅峰。拓本采用剪裱装，共38页，每页3行，每行6字。纵22.25厘米，横12.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禁止出境文物。

《华山庙碑》于延熹八年(165)四月建于陕西华阴县华岳庙，毁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4)关中大地震。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6字，碑文隶书22行，行38字，内容为历数历代君王封禅祭天地的礼仪和时任弘农太守袁逢主持重修华岳庙碑之经过。现存《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共四种，宋拓长垣本(现藏日本东京上野书道博物馆)、宋拓华阴本和明初拓四明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小玲珑山馆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除拓于明初的四明本为整装挂轴式外，其余三种宋拓全部是剪裱式。

四种拓本中犹以宋拓华阴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且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围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因明时该拓本藏于陕西华阴人郭宗昌家，所以称“华阴本”。该本剪条装册，明代装裱，碑额3页，碑文35页，每页3行，行6字。纵22.3厘米，横12.8厘米，此碑书法结字匀称严紧，富于变化，用笔遒劲秀丽，点划波磔之间，抑扬得法，俯仰有致，具有装饰性和韵律感，是汉隶中工整一派的代表作之一。

　　碑拓虽能将厚重金石上的信息转化为轻薄的纸片，但中国传统的信息载体毕竟是书本。只有雕版印刷真正普及后，中国历史才迎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

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末五代，大盛于宋代。北宋印刷书籍虽多，但经靖康之变，汴梁书籍损失殆尽，今人用“一页宋版一页金”来形容宋版书之珍贵。现存宋版书多是南宋麻沙本，北宋古籍存世极少，且大多数还在日本，因此国内每一本都是国宝。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是其中的佼佼者。

　　【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范仲淹为北宋名臣，也是著名文人。他去世后，其文稿由几个儿子整理刊行，好友苏轼为其作序。自北宋时期就开始被整理刊刻，到清末有多个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套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范仲淹文集传世文本，也是历代刊本中的最佳版本，是校勘范仲淹作品的重要底本之一。2013年，被纳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单。堪称“稀世之珍、国之瑰宝”。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二十卷《范文正公文集》，已经不是北宋完本。其中苏轼所作序和第一卷是从其他版本中全文抄录，其余卷内也存在一些抄补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名言警句，全都出自《范文正公文集》中。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宝山”，人们不仅能从范仲淹的文集中，找到努力成才、教育子嗣的办法，还可以找到让民族生生不息，事业蒸蒸日上的秘籍。

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稀缺的孤本资源，以及厚重的文化蕴藏，成为特级国宝，绝对是名至实归的！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北宋《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选派内侍张从信前往成都督造大藏经，后世称其为《开宝藏》。印刷使用精品黄麻纸，此纸以黄染色，不仅漂亮光滑而且防虫。开宝藏，是我国首部木刻墨印大藏经，也是我国首部木刻墨印丛书。

《开宝藏》总共480函，以《干字文》编号，约5000余卷，现在中国、日本、美国等8个收藏单位共有12卷。其中中国各机构共藏7卷，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卷轴式，每版22行、行17字，有“都化缘报愿住持僧鉴峦”施经供养题记。

2018年7月，在西泠印社春拍上，两页《开宝藏》残叶拍出了240万元的天价，刷新宋版残叶拍卖的最高纪录，“一页宋版一页金”之说由此而生。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991年9月，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掘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之珍贵、需要用很多的“最”和“唯一”来形容：唯一经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木活字版印本、西夏文佛经中的绝世孤本、国内仅见的蝴蝶装西夏文佛经、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

《本续》全本5卷，现存三、四、五3卷，其中第三卷为残本，共9册约10万字。半页10行,每行22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经学者考证，此经翻译自藏文经书《真实相应大本续》，这也证明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兴起以前，就曾在西夏境内广泛传播。

此经书印刷于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 经书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3、五大名瓷精彩缤纷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瓷器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涌现出“汝、钧、官、哥、定”五大瓷种，瓷器品类繁多，器型多样，釉色优美，工艺精湛，留下不少稀世珍品，有6件入选禁止出境文物之列。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北宋汝窑瓷器，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7.8厘米，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目前所见传世者有三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以外，另两件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

此樽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仿古逼真，釉色莹润光洁，浓淡对比自然。直口，平底，口、底径度相若。外壁近口及近足处各凸起弦纹两道，腹中部凸起弦纹三道。下承以三足。外底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里外满施淡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

汝窑存世时间仅20—40年，传世瓷器不足百件，且多为小件，像天青釉弦纹尊这样的大器十分罕见，弥足珍贵！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宋代钧窑瓷器，高32.6cm，口径26cm，足径21cm，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风格古朴、庄重。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

在宋代钧窑瓷器的传世品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则较少。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官窑弦纹瓶】，宋官窑瓷器，瓶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穿带。颈至腹部有凸起弦纹7道。瓶通体以青釉为饰，釉层肥厚，呈粉青色，釉汁莹润，具有凝厚深沉的玉质美。

此瓶体仿汉代铜壶式样，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官窑贯耳尊】，北宋官窑瓷器，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

此件贯耳瓶古朴圆浑，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该器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圈足露胎，颈部饰两组双道弦纹，弦纹间堆塑对称贯耳。通身施青釉，釉质匀净，釉色似拂晓的天空，幽蓝而深邃，自然开片更添韵律。

　　【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北宋定窑瓷器，1969年在河北省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现藏于定州市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净瓶通高60.9厘米，腹径19.1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10.1厘米。瓶为细长颈，鼓腹，龙首短流。颈上部饰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肩部刻覆莲纹三重，上腹刻缠枝花卉一周，下腹刻仰莲四重。肩部一侧塑龙首流，龙头高昂，额突耸，角上扬，目圆睁，张口露齿。瓷胎细白坚硬，釉色莹润，乳白泛灰，略有垂釉痕。该瓶的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暢，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強，具有浅浮雕效果。

北宋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形体高大，造型隽秀，装飾华丽，是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也是定窑白瓷艺术的瑰宝和定窑白瓷分期断代研究的宝贵资料。

　　【登封窑珍珠地划花虎豹纹瓶】，宋代瓷器，1962年出土于河南登封县曲河村登封窑遗址，现藏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瓶高32.3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9.5厘米。瓶形似橄榄，圈足。胎为灰褐色，施白色化妆土。瓶身刻划二虎，一站立，一行走，呲牙翘尾，均矫捷凶猛, 搏斗于草丛中，衬以洞石、芭蕉，近底处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

此瓶是登封窑的代表性作品，制作规整，线条流畅，色调和谐，绘画生动写实，笔法苍劲有力。褐色地剔划白花的工艺，精美异常，在其他窑址从末见过，为该窑独树一帜的代表之作。其釉质滋润，构图精美，反映了该窑瓷艺的高水平，为研究登封窑的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4、其它文物2件

【宋真珠舍利宝幢】，是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制作的一件珍贵的佛教艺术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1978年犮现于苏州瑞光塔，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宝幢通高122.6厘米，主体由楠木制成，自下而上由须弥座、佛宫、塔刹三部分组成。

须弥座呈八方形，包括底座，须弥海及须弥山。须弥海、山通体描金， 海面四周升起八朵描金木雕祥云，云头分别站立木雕的四大天王和四位天女。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托起一根海涌柱，上面即为须弥山。一条银丝鎏金串珠九头龙盘绕于海涌柱。须弥山上面分别站立着佛教传说中的 “八大护法天神”，天神由檀香木雕刻而成，形态夸张，神态逼真，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护法天神中间所护卫的，即为宝幢的主体部分——佛宫。佛宫中心为碧地金书八角经幢，经幢中空，内置两张雕版印大随求陀罗尼经咒，以及一只浅青色葫芦形小瓶，瓶内供奉有九颗舍利子。

华盖上方即为塔刹部分，以银丝编织而成的八条空心小龙为脊，做昂首俯冲状，代表着八大龙王。塔刹顶部有一颗大水晶球，四周饰有银丝火焰光环，寓意为“佛光普照”。

　　宝幢造型优美、选材名贵、工艺精巧，可谓璀璨夺目，举世罕见。制作者选用“七宝”（水晶、玛瑙、琥珀、珍珠、檀香木、金、银）为材料（仅珍珠就4万多颗），运用了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金银皮雕刻、檀香木雕、水晶雕、漆雕、描金、穿珠、古彩绘等十多种特种工艺技法精心制作。可谓巧夺天工，精美绝世。17尊檀香木雕像更见功力，每尊雕像高不足10厘米，雕刻难度极大；然而，天王的威严神态，天女的婀娜多姿，力士的嗔怒神情，佛祖的静穆庄严，均被雕刻得出神入化。

真珠舍利宝幢显示出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美术的繁荣和精美，展京了北宋时期吴人高度的审美水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灵鹫纹锦袍】，北宋时期的一件织锦袍服，1953年出土于新疆若羌县阿拉尔墓地，是中国出土最完整的织锦袍服，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北宋灵鹫纹锦袍身长138厘米，两袖通长194厘米，袖口宽15厘米，下摆宽81厘米。袍半掩襟，交领，窄袖，后身开禊至高于臀部处，领口、袖口、衣襟外缘羊皮“出凤”。袍身用料为三枚左向斜纹纬棉，图案为宋代流行的毬路纹，纹内饰一对灵鹫相背而立，并以花树装饰。以龟背、方棋、联珠纹、小团花装饰毬路纹相联四角空白处。融合了中西方装饰艺术特点，具有波斯民族风格。

这件锦袍，出土于丝绸之路上，是中西贸易往来的见证，为研究宋代中外丝织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十、元朝的4件禁止出境文物

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我国辽阔的版图，多民族国家的国体进一步巩固，在162年的时间中为我们留下了4件禁止出境文物（3件瓷器，1件龙钮玉印）。

　　【元青花肖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代瓷器，1950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瓷器三绝之一。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高44.1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腹径28.4厘米，口径仅为5.5厘米。胎质洁白细密，青花呈色稳定，白釉纯净，透明度极高。无盖，小口，口沿平厚，颈短而细，平肩，肩以下收敛，胫部瘦长，近底部外撇，平底。造型端庄挺秀，腹部绘制“萧何月下追韩信”历史故事，萧何、韩信和艄公的形象绘制的富有个性，并以松、竹、梅、芭蕉、山石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画面之外配有五组纹饰带，纹饰带布局疏密有致。

整个梅瓶装饰繁缛，造型优美，线条圆润，雍容华贵，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幽雅，给人以凝重的美感。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元代景德镇瓷器，扬州博物馆于1978年从北京举行的文物汇报展览中购得，现藏于扬州博物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高43.5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4厘米，最大腹径25.3厘米，梅瓶口小，颈短，肩丰。肩以下逐渐收敛，至近底部微微外撇，浅底内凹。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质较为完美的被直接运往京城，施青白釉。主纹刻划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象浮动的珊瑚枝一样的四朵火焰形云纹。巨龙威武、雄壮、悍猛，腾空飞舞于万里蓝天之中，颇有叱咤风云之势。

目前国内外收藏有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一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另一件藏于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而扬州博物馆的这件梅瓶比前两件高出约十厘米，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代表了元代瓷器的最高水平，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元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瓷器，1974年在江西省景德镇凌氏墓出土，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院，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该瓷仓为重檎庑殿顶楼阁式仿木结构建筑，气势雄伟，其造型为前代所无，后世不现，仅此一件。瓷仓通高29.5厘米，长20厘米，宽10.3厘米。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禾黍丰而仓廩实”“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凌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背面仓板上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四年（1338年），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是中国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楼阁式瓷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

仓中18尊瓷俑体量微小，身高仅3—5厘米，细部雕塑更显灵巧，人物衣饰清楚发可辩，容貌姿态生动，真可谓栩栩如生。充分展现了制作者的高超技艺。

谷仓集釉里红、红釉、青白釉、青花四种高温釉于一身，在元代瓷器仅此一例。也是最早的一件纪年红釉瓷。其雕塑精微，栩栩如生，是元代瓷器雕塑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是世之珍品，国之瑰宝。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元代授予具有统领全国佛教权利的大元国师的官印。现藏于西藏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此玉印上有龙纽，故又称龙纽玉印。印文为八思巴文的"大元国师"四字。印呈扁方形，高12厘米，边长12.2厘米，由青玉制成，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配红色丝绶带。该印雕琢粗放，造型庄重古朴，是典型的元代官方重器。

1234年蒙古灭金后，窝阔台（成吉思汗之子，第二代蒙古大讦）命次子阔瑞进军西南，在凉州与萨迦派首领萨班、八思巴商谈，确定吐蕃（今西藏）向蒙古归顺纳贡，从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八思巴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赖与喜爱，先后于1260年和127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和元朝第一任帝师。八思巴以此身份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政教事务，在忽必烈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枚国师印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十一、明朝的2件禁止出境文物

【明九龙九凤冠】，明代皇后凤冠。1958年在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了4顶凤冠，分别为万历孝靖皇后的“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皇家凤冠实物，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其中，九龙九凤冠最为精美，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凤冠的制作方法大致相同，均为漆竹丝胎、金口圈，只是龙凤数目不同。九龙九凤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镶嵌着115颗天然红宝石和4414粒珍珠。凤冠以漆竹扎成帽胎，丝帛织成面料，冠下有博鬓。冠前部装饰9条口衔珠滴的金龙，下方8条点翠金凤，后部1条金凤，共九龙九凤。放眼望去，凤冠上金龙升腾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在珠宝花叶之中，金龙、翠凤、珠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显尽皇家威仪。

　　【明曹全碑初拓（“因”字不损本）】，是汉代《曹全碑》正面碑文最早、最原始、最完整的明代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曹全碑，是东汉中平二年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所立的功德碑，追述曹全的家世及为官政绩。于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郃阳莘里村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全碑共1165字，由隶书写成，风格秀丽典雅，风韵古朴，且章法整肃。周至县举人赵崡等人抢先拓走了碑文拓片。在石碑转移到县文庙途中，不慎将石碑碰损，碑文中的一个“因”字从此残缺不清，而赵崡等人抢先拓下的拓片，也阴错阳差地成了“绝版”，被称为“因”字不损本。说来也巧，这个缺损的“因”字竞是个错字，其因字中的“大”错写成“士”，这也成为鉴定该碑文拓本真伪和碑拓时间的要点。

“因”字不损本拓片目前有两份，一为沈雪庐藏本，现藏曰本大阪汉知堂；另一份在清末被收藏家顾文彬倾尽身家购得，顾家后人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件文物是现存中国汉代碑帖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其结字匀整，用笔方圆兼备，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是全面了解和学习汉隶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文中记载了曹全的家世及为官履历，还涉及到郃阳的历史及对黄巾起义、张角起义征伐疏勒等历史事件，为研究中国东汉末年及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195件禁止出境文物，按品类分以青铜器最多，共42件；陶瓷（含唐三彩）次之，39件；金银玉器、漆器及水晶象牙制品37件；绘画、壁画、雕塑等艺术品34件；书法作品、书籍、竹简28件；其它15件。

　　195件禁止出境文物时间跨度上下达7000多年。地域分布以中、东部地区为主，分别收藏在24个省、市、自治区，收藏数量前五名的是：北京70件，陝西23件，湖南12件，江苏11件，湖北10件。

　　195件禁止出境文物收藏在57家博物馆（院）或图书馆中，收藏数量最多的五家博物馆（院）是：故宫博物院39件，中国国家博物馆25件，湖南博物院11件，陜西历史博物馆10件，湖北省博物馆9件。

　　19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已介绍完毕，从这些国家宝藏身上，我们看见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和灿烂，领略了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见证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更体会到我泱泱大国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五彩斑斓、瑰丽辉煌、生动形象的中华文明史。

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骄傲吧！让我们为灿烂的中华文明自豪吧！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成千上万件国宝仍流落海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任重道远！努力啊，同胞们！

我爱你——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