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下）

卫新

2，《货殖列传》中的商业定律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邪？”。人们遂利，使商品流通向水一样自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认知，能够听得见炮声的人，去决策，最科学，不需要召唤，更不需要管理。不分昼夜。这就是道！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这就是受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市场价格的基本逻辑。“源泉”丰富的物资就富裕；“源泉”细小的物资就短缺。农、工、商、虞（开发山林湖海的人）都是人们衣食的源泉。物资短缺有些事情就无法进行了。现代社会靠市场配置资源应该能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但是在特殊时期和特定的条件（比如战争等），某些战略物资显得特别重要。缺了这些物资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崩溃。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弄清巿场上什么多什么少，就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贱。一种东西价格贵到极点就要变贱，同样贱到极点就要变贵。当价格变贵时就要像粪土一样及时的抛出。这就像今天抄股票一样，这个度的把握太难了。抛出去又涨了，老是后悔，下次就变得贪婪了，失去了机会；当物价变得很贱时，像珍宝一样的买入。还有一个原则是易腐变质的食物不能久留，不能追涨。做商业流通，手里不要放很多钱等。

　　3，《货殖列传》中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物产民俗。

夫山西饶材（木材）、竹、穀（穀技，一种木材）、泸（布）、旄（牛）、玉石；山东（太行山以东，河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歌儿舞女）；江南出楠（木）、梓（木）、姜、桂、金、锡、连（铅）、丹沙、犀（角）、玳瑁、珠玑（珍珠）、齿革（象牙）；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这些物产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可少的东西。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自舜和夏禹以来上等的土地向朝廷进贡；周朝时祖先公刘，由戎狄迁至邠州（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接着太王、王季又迁至岐山。周文王迁到了丰，周武王迁至镐。就是丰、镐（西安附近）。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先王的传统，爱农业、种五谷，乡土观念强，不轻易为非作歹。到了秦国，秦文公、德公、缪公建都与雍（陕西宝鸡一带），这里是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货物集散地，商人很多。秦孝公、秦昭公建都咸阳。后来汉朝在这附近建都。使长安和周围成了交通枢纽，地少人多。使得这里的百姓们越来越会玩弄巧诈手段从事商业活动了。巴蜀也是广阔肥沃的土地，物产丰富，除了卮、姜、丹沙、石、铜、铁之外，还有竹器、木器。张骞在出使大夏时发现了邛竹杖，是从印度传到今天阿富汗的。关中平原以西的天水、陇西、北地（今天张家川及往北的庆阳一带）、上郡（再往北到宁夏了）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结合的地带，非常富有。张骞此时已经凿通丝绸之路，但是大规模持续的长途贩易的粟特商人还没有出现，还是以短途贸易为主。由于有此便利条件，使关中地区以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却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财富。成就了周、秦、汉、唐这样大的政权的中心。

河东、河内、河南（山西、陕西与河南交界、河南），是尧、商、周的中心，历代帝王交替建都的地方，每个朝代都存在几百年到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而且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诸侯小国。所以这里民风俭朴，善于经营。

种挹、代县（河北西北部），与匈奴相邻，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这里的人讲究侠义，任性好斗，不愿从事农业商业活动。

邯郸这个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在漳河与黄河之间。这里的人们比较稳重，讲究气节。

洛阳人向东可以和齐、鲁人做买卖，向南可以和梁楚两国做买卖。芒山、砀山以北，鸿沟以东，一直到巨野泽，是过去梁国、宋国的地面。陶县、睢阳（商丘）是这一带的重要城市，当年尧在成阳建都，舜在雷泽捕鱼，汤在这里的亳县居住。这里的民俗至今仍有先王遗风，朴实厚道，有很多君子，喜欢农业，通过节衣缩食，积累家财。

齐地以泰山和东海为边界。中间沃野千里，适合种植桑麻。临淄也是大海和泰山之间的重要城市。这里的人们性情宽厚豁达，有智慧，乡土观念重作战不勇敢。却勇于击刺，不少人靠抢劫为生。临淄居住着士、农、工、商、贾各行各业的人。

邹国和鲁国的人，这里的人生性好儒，礼数周备，行为拘谨。出桑麻，缺山林水泽，地少人多，俭朴吝啬，害怕犯错，守正避邪。到后世衰败，热衷经商，比洛阳人还厉害。

颍川（今天河南禹州）、南阳是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朝人崇尚忠厚朴实，这一带保留着夏朝的遗风。这里的人好经商，有侠义之士。

楚越地区（湖北、湖南、广东），地广人少，吃稻饭和鱼羹。物产丰富，不用钱很容易获得食物。人们普遍懒惰，家里没有什么积蓄。

… …

各地的物产多什么少什么，影响各地人的生活习惯，山东（峭山以东）的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也各自出产盐。

山川地理、历史传承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进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最终来适应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历史传承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从长时间看，地理决定论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资讯非常发达，交通便利，尤其是高铁和飞机，改变了人们地理认知上的障碍。二千多年的历史，地域的特点还能不能在现代人身上找到呢。应该还是有的。

　　4《货殖列传》中财富创造者的故事

姜太公被封营丘（齐国最早的都城），那里土地盐碱贫瘠，人口希少，姜太公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提高工艺技能，齐国的鱼盐流通到各个诸侯国，于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投奔了齐国。东海和泰山之间许多小国去齐国朝拜。后来齐国一度衰败，待管仲执政，重新修明国政，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又一度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匡正天下。而管仲个人的家庭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正是如此，齐国的富强持续到战国时代的齐威王、齐宣王。以后历史上说到的齐国，注重工商业，五业并举，倍受称道，称之为“齐俗”，客观讲中国历史朝代注重五业并举的发展时期并不多，不如周边的游牧民族更加重视商品的流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姜太公可比做造富一方的先驱。

范蠡与计然的故事。当初越王勾结被吴兵困于会稽之上。任用了范蠡和计然。计然说的核心观点是要想赢得战争，平常就要做好准备。要想随时会用，平时就要了解这些东西。首先能够预测丰收和饥荒年，干旱的年份准备舟，发大水的年份就要准备车。粮价过贱伤农，过贵也打击了商人，价格在合理的区间，农民、商人获利的同时，国家也有税收。商人储存货物，一定要买好的。把握市场供求规律，使货币向流水一样流通起来。越王勾践按照计然的策略，实行了十年。国家富裕，重赏士兵，士兵们冲锋陷阵，像是渴极了的人得到水一样，灭掉吴国报了仇。最终成了“五霸”之一。后续的故事是范蠡用计然的策略进行商业买卖上，改名换姓，为陶朱公。在宋国陶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从事贸易。在陶邑釆买储存货物，看准时机买进卖出。三次积累千万，分给穷人和亲朋好友。到子孙继承他的事业从事商业活动，积聚上亿家产。所以人们一提到富豪都会说“陶朱公”。

　　孔子的学生子贡，学成归来在卫国做官，他囤积货物，在曹国、鲁国之间做买卖。孔子的七十二个学生，子贡最富有。高头大马，前乎后拥；厚礼聘问诸侯，所到之处，诸侯国君与之分庭抗礼。让孔子名扬天下的原因，是子贡活动的结果。而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原宪穷的连糟糠都吃不饱，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势力越大，名声越响”吧？

白圭，周国人。白圭的理念是注意观察时机，人家不要的东西大量购买；人家抢着买的东西大量抛出。丰收年头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而蚕丝上市的时候他又大量收购蚕丝，抛出粮食。利用季节差带来的产品供求关系进行买入卖出，首先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还要需要仓储条件，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可以获利，但是不一定是较高的利润。白圭预测，岁星运行到卯时，粮食丰收。第二年必有灾荒；岁星运行到午时，天气干旱，第二年一定丰收；岁星运行到酉时，粮食丰收，第二年一定有灾。岁星运行到子时，天下大旱，第二年丰收，雨水多；岁星运行到卯时，如果囤积货物一年之间利润必能翻一翻。白圭节衣缩食，忍住自己的喜好，与自己家的奴仆同甘共苦，而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孟虎苍鹰发动袭击一样迅速。他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姜太公用计谋，象孙子、吴起用兵法，还能像商鞅的执行力”。因此如果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敢不能当机立断，仁爱不能合适地决定取舍，刚强不能坚持原则，这种人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不会教给他”。天下经商做买卖的都以白圭为祖师爷。白圭所讲的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于今天来说也是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猗顿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靠盐池起家。南有陶朱，北有猗顿。原来一直认为是靠养牛起家。看来还是要靠资源。

郭纵靠冶铁起家，在今天的邯郸，还有一阵推广邯钢经验。这里有两千年的冶铁历史。

乌氏倮靠畜牧，应该在汉羌之间的甘肃一带，对于秦他卖牺畜，买丝绸。再把丝绸偷偷运出境外给戎王，可能是张骞之前的丝路短途贸易的一种形式，靠戎人转运或者自己使用，戎王出十倍的价格。而且是以牲畜来支付，牛马多的以山谷计，秦始皇对乌氏倮以诸侯的待遇，与列臣共同进京拜见皇帝。

巴郡的寡夫清，祖上发现了一个丹砂矿，经过几代人的开采，财产不可计数。清，作为一个寡妇，能守住自己的家业，用财产来保卫自己不受外力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节女子，为她筑怀清台。

乌氏倮是边境地区的牧民头领、清是一个穷乡的寡妇。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货殖列传》的历史背景。

货殖列传强调“商”的重要，从尧舜、夏禹、周秦一直到汉兴。姜太公管理齐国，并使其强大，后来管仲接过来，持续很多年。成就齐桓公的春秋“五霸”，离不了商业，但前提是五业并举。没有人的勤劳，没有五业并举，重视农业的同时，不排斥商业。也就不能强大；计然为越王勾践剑献策，使越国强大。可以有实力重赏士卒，消灭吴国，越王勾践也称“五霸”。秦始皇虽然国祚短短十几年，但是之前的秦从赢非子开始为周王养马，从一个非华夏主流的小诸侯国，一步步由大堡子山，走到雍，到咸阳灭六国，除了商鞅变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戎狄的竞争中强大起来，靠盐井之利，靠与戎人的贸易往来不断发展，包括象乌氏倮这样的游牧头领受到秦始皇的重视。也是秦强大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写的主要年代，是战国、秦、汉朝初年的时代。之前文景之治三十年，一方面结束了战国诸侯割据的各自为政，同时又去秦人苛政，但制度上还是延续下来—汉随秦制。国家成为统一的整体，“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大大促进了人员和商业往来；另一方面国家用道家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包括货币铸造发行也可以放开（淮南国的货币最坚挺），互相竞争。形容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穿钱的绳子在仓库里都腐烂了。

司马迁与桑弘羊认为商业很重要，但汉武帝重农抑商，同时“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对商人在各个方面进行打击，将盐铁垄断。使商人们失去了获利的空间，后世的帝王承袭了商鞅的思想。今天人们怀念，如果统一天下的是齐人，就不再是重农抑商，而是五业并举。

今天谈的最多的是丝绸之路，中国古代是农业文明，内向型文化，是依托土地形成的生产方式，不可移动是它的特点。形成了我们厚实的历史，以农为主，本乡本土，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没有向外部索取物质文化的要求。无论是张骞、郑吉完成的是丝绸之路的对接（代表官方）。我们承担的不是文化的传播者，而是接受者。通过东西交流，将西亚文化带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角是粟特人和游牧民族，但是起点是在中国。造成这种局面的起点应该是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

我们今天提丝绸之路、高质量开放，给很多国家免签政策，都是为了互联互通。没有走向世界，何来的世界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