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78年，也就是国家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二年，在保留各公社原有高中的基础上，我们项城县开始试办重点高中。为了便于汾河南岸各公社学生就近上学，首届重点高中除了在县城水寨设置校区，还在老城设置了一个校区。水寨校区设在项城县二中，即现在的市一高老校区，主要招收汾河以北各公社的学生，招生规模为四个班；老城校区设在项城县五七学校，主要招收汾河南岸各公社的学生，招生规模为两个班。然而1978年底位于老城的项城县五七学校改为项城师范学校，此后的重点高中学生则全部集中在水寨校区就读。不过设在五七学校两个重点高中班继续留在原校区就读，直到1980年7月高中毕业。如今40多年过去了，很少人还记得项城教育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届上没有师兄师姐，下没有师弟师妹，独一无二的特殊学生群体。我甚至查阅过项城县志、教育志等官方史料，均没有记载。但对我们而言，五七学校那段特殊的学习经历却是一生无法磨灭的记忆。因为这里是我们追逐梦想，开启人生新征程的关键一站，同时也见证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发展百废待兴，项城教育不断改革和探索的光辉岁月。1978年9月，我和汾河南岸六个公社的90名同学一同走进位于老城的项城县五七学校。记得小时候来这里玩，学校有两道门，大门朝北与老城高中南大门相对，进门是学校操场，不仅有篮球架，操场上还有一个大铁环，据说这是测试飞行员用的器材，常见有人手拉脚蹬站在铁环中间，然后上下滚动，跟孩子们爱玩的“车不愣子”差不多，很是刺激好玩。在操场的西侧还有个二道门面朝东，里面则是教学区，在那里我还看到过几个师生合练的民乐演奏，一个叫扬琴的乐器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们正式成为这里的学生时，学校大门已从原来的位置向西移动了百米左右，坐南朝北的大门正对着文化路，可以直通到西大街。走进学校大门，沿南北主干道左侧是学校卫生室，右侧一眼望去有四排灰色砖墙平房，每排四个教室和学生宿舍。再往前不远往东有一条东西路，将几排带连廊的房子分成南北两个院落，这里是学校老师办公生活用房。校园最南面坐南朝北一排稍显低矮的草房子，是伙房和校工用房。操场还在校园最东部，学校向西有一个不常打开的小门，北侧是学生厕所，厕所前面是个小水坑。当时，诺大一个校园只有我们两个班的学生。我们的教室安排在靠近南北主干道右侧最前面的两间教室。教室的前面是食堂，后面就是宿舍，可以说学校的核心地段都给了我们。因为当时初中读的是两年，我们这批学生大都在15岁上下，有些个头小的看上去跟小学生差不多。但是别小看了这群娃娃，他们中除了当年中考成绩拔尖的学生，还有在全县数理化竞赛中的获奖者。90名同学分别来自汾河南岸六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15个人。笔者所在的老城东小属于师资和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结果初中三个毕业班考取重点高中的也仅有六个人。开学后，来自乡下的同学都吃住在校，只有城关的几个同学走读。当时不像现在有自行车或电动车代步，不管远近，基本全靠两条腿。比如说我们几个走读的同学，每天上午下午，早晚自习，八个往返。其中我离学校最远，因为我家住在老城的东北角，与西南方向的学校之间恰好形成一条对角线。有时为了赶时间，还要上上下下跨越几乎干涸的虹河河道，不久我就吃不消了，时常感觉小腿疼痛。当每次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看到的总是班主任严厉的目光，只好小心翼翼溜进教室，此时教室里早已书声朗朗，心里既愧疚又无奈。我那个时候就深深体验了家里不是“学区房”的苦。与平日住校的同学相比，我们走读生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后来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与同学挤被窝不回家。随后我和松林又想出了解决午饭的办法。我们各自从家里带来了搪瓷茶缸或铝制饭盒，将事先准备好的大米淘净放进去，再交给伙房2分钱，让厨师蒸馍时放进蒸笼里一起蒸，等馒头熟了，一份香喷喷的米饭，就可以就着咸菜吃了。其实与那些来自乡下的同学相比，我们吃的并不差。他们每天吃的主食是纯红薯面蒸的小黑馍，热的时候如嚼橡皮泥，凉了以后又像石头蛋一样结实，咬都咬不动。有人特意做过实验，将吃剩的冷馒头砸在门上当当响。有些农村同学看见我们吃的好，心理上就很不平衡，私下里就叫我们“街痞子”，虽然这是一种明显的“地域歧视”，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城乡差别也增强了他们刻苦学习的源动力。1978年11月，我们入校第一学期还没上完，五七学校改为项城师范，校园里走进一批通过高考的中等师范生。两个不同的群体，同在一个校园里，伙食形成强大的反差，这对正在苦读的高中同学又是一种刺激。萧主任和诸位老师经常以“前排到后排，黑面变白面”鼓励大家。主管我们高中班的萧梅春主任五十多岁，身体稍胖，性格豪爽，做事果断。事后知道他就是我小学时最喜爱的班主任熊国计老师的丈夫，在教书育人，敬业爱岗方面俩人真可谓一个胜过一个。每天起床铃一响，萧主任一边大声招呼同学们起床，一边抡起大扫帚哗哗扫地，我们当然不敢怠慢。他曾给我们讲，学习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要想考上大学，你做完的试题摞起来起码要达到二、三尺高才可以。李国庆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身体消瘦，但精力充沛。他讲课声音不高，逻辑性强，丝丝相扣，引人入胜。作为班主任，李老师即便不上课，也会在教室附近走动，或找学生们交流谈话。课外活动时间他也会与同学们一起奔跑在篮球场上，缓解紧张的学习压力。教语文的范绍武老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温文尔雅，他上课时常胳膊下面常会夹着好几本书，像个老教授。他学识渊博，引经据典，充满激情。范老师朗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字正腔圆、慷慨激昂，其声犹在耳畔，令人回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听范老师讲课，就像文中所说，“此乐何极”也。不过他被错划右派受害多年，难掩胸中愤懑，讲课的时候忍不住就扯到“江青那个老娘们儿”，然后话题越扯越远，眼看一节课时间所剩无几，才会打住转入正题，于是拖堂成了家常便饭。数学老师王金铭原来在老城高中教书，家在南街住，是我小学同学王大鹏的父亲。那时候有一句话比较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王老师为了鼓励我们学好数学，曾告诉我们：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还是我们所有老师中唯一使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讲课抑扬顿挫，富有激情，带出了一批数学迷。英语老师刘瑞章是辉县人，196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大概是因为政治运动，分配来到我们项城落户。他黑黑的、壮壮的，好像一年四季都穿着他那件掉了色的绿色军装，只是夏季才会偶尔换上白色圆领汗衫。朴素的外表难掩刘老师炯炯有神、充满睿智的目光。他讲课生动有趣，思维敏捷，收放自如，不落俗套。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书写自然流畅，赏心悦目。改革开放之初，英语师资非常紧缺，能遇到像刘瑞章老师这么好的英语老师，真是我们的幸运。化学老师赵永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讲课很有特点。有人说化学属于理科中的文科，他讲课时常常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室外，而不是紧盯着学生，所以我们听赵老师讲课总像是背课文。相对而言，赵老师的实验课给大家留下更深的印象。二班班主任兼历史课的是黄振东老师，同样属于摘帽右派。他五十多岁，个头不高，讲课通常是两手摁在教桌上，不时盯一眼教案，偶尔转身板书，留下一串潇洒俊朗的字体。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他讲授历史知识的时候，时常穿插一些历史典故，让我们总感觉像是在说大鼓书。政治老师刘锡领不到30岁，方脸平头，络腮胡子，厚厚的嘴唇，沙沙的嗓音，讲起课来也是滔滔不绝，他板书时把“社会主义”等词组缩写为社的左偏旁+义，像是一个字，也算是独创的速记法，后来知道刘老师还是一位舞文弄墨的书法高手。体育老师周峰，刚到而立之年，洁白的牙齿，得体的穿着，为其增添了几分精干利落，虽然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但并不影响他的帅气。他同时也是学校团委书记。我入团的时候找我谈话，看到我表上家庭住址填的老城东风街，他说他家也是东风街，看我一愣，他马上解释说，只不过他家是水寨的东风街。在同学们眼里，周老师代表的是一种青春力量，我们没有不喜欢体育课的。不久班上下来几份通知书，麻克堂、卫冰、张林虹三人被录取到周口卫校，吴继文、吴继勋二人被录取到石家庄铁道学校，因为入校时中专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所以只能先上着高中，不致影响学业。他们几个都是中考成绩十分突出的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去上了中专。这几个同学上中专走后，学校又从周边几所普通高中补录了五名学生，以填补他们空出来的位置。后来我们又进行文理分科，一班只有师满堂、范建国和我三个人选择去二班读文科，而二班选择读理科的有二十多个人。结果一班理科班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二班文科班则空出半截教室。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后来文科班又补充了一批成绩较好的复读生，才算填满了教室。再后来，文科班又分离出一个英语专业班。其他科目还在一起上课。一班理科班主任还是李国庆老师，二班文科班主任则是从孙店新调来的赵汝忠老师，而教英语的刘瑞章老师等于协助赵老师代管英语班。赵如忠老师还兼任文科班的地理课，历史则是由贾岭调来的阎至斌老师接替。赵汝忠老师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手腕上戴着一块铮亮的手表，显得稳重而自信。他带班风格与之前的黄老师明显不同，同学们比较怕他。赵老师早年毕业于开封师院地理系，业务能力很强，他的地理课也是让人赞不绝口。阎老师中等身材，举止温文尔雅，言谈间流露出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对学生的关怀和鼓励。他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不急不躁，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临近高考，理科班人数也控制得没那么紧了，部分老师子女也先后插班学习。当时高中学制还是两年，所以时间过得飞快，1980年7月全国高考如期而至。1980年全国高考河南省包含大中专学校的录取率是8.4%，而我们五七学校这届高中班的录取率起码在40%以上。我所在的英语班19个人，挂上重点线1人，本科线5人，专科线5人，中专线2人，最终录取率达到惊人的63%。当年我们这届高中班同学录取到较好的院校有武汉测绘学院、湖南财经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北京商学院、杭州商学院、郑州大学等。即便当年没有考取，此后的两三年还有不少同学通过复读拿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合计下来，粗略估计，我们这届五七学校高中班高考总入学率应该在80%左右。当然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有些同学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选择了自主创业，或扎根基层，在不同的岗位上也创造了不俗的业绩，他们同样是我们的骄傲。</p><p class="ql-block">凡事以稀为贵，所以我们这届空前绝后、不可复制的高中同学不同于一般的同学感情，艰苦的求学经历，特殊的学习背景，凝结了我们至深至纯的同学情、师生情。四十多年来，大家不管分离的时间有多久，走得有多远，飞的有多高，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和那个共同的名字：项城五七学校重点高中班。所以我们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p><p class="ql-block"> 近一两年因为年龄原因，我们这届同学先后告别了职业生涯，但回顾过去，我们五七学校高中班无愧于当年家乡和学校的培养，涌现出一批为社会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时代精英。比如在高等教育及学术界有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全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三秀；中山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宝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务英语学院教授、硕导侯香芹；原长安大学传媒系主任、教授曹盛斌。还有原中原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谷景立。除了上述同学，还有高国峻、董莉萍、邓同炜、袁洪领、朱明等十位同学成为全国各大院校的教授、副教授、高级讲师。在党政机关、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国有企业等领域同样是群星闪耀，人才辈出。比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范太兵、主任护师，硕导，河南省护理学会健康教育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林虹、原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卫红超、周口市中心医院原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高明等。在政界我们这届同学还为社会贡献正副厅级干部三名，处级干部六名；在基础教育界产生中学高级教师及中学校长达十余名，此外还有旅居海外二人。在中铁、安钢、中海油、洛阳矿山机械等大型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担任领导及管理岗位的经理、行长、技术人员十余人。也有多名顺应改革开放政策，自强不息，自主创业的商界精英若干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