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之–虞朝

香滨墨客

文/李恒(香滨墨客)

对于那些对华夏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朋友而言，皆知我国历史上首个封建王朝始于夏朝。然而，考古学的诸多发现却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为久远的秘密：在夏朝之前，或许还存在着一个被称作虞朝的朝代。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上古代文明的认识，也为探索中国早期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华夏文明的漫长岁月中，虞朝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虽未被史书记载得详尽，却在传说中熠熠生辉。据传，虞朝是夏朝之前的古老朝代，由贤明的虞舜在继承唐尧禅位后所创立。其都城设于蒲阪（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这片土地见证了虞舜治下的太平盛世。“虞朝”之名，源自虞舜姚重华，他出身于有虞氏部落，因此所建之朝代亦称“虞朝”。虞舜以其仁德治国，赢得了万民的爱戴，他的事迹被后世传颂，成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禹继位后，感念虞舜之恩，将虞舜之子商均封于“虞”地（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建立虞国，承袭“有虞氏”之号。虞国虽小，但其后代子孙繁衍昌盛，影响深远。春秋时期的陈国、战国时期的齐国（田齐）的历代君主，乃至西汉末年的新朝建兴帝王莽，皆为虞舜之后裔。虞舜的血脉，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

图为虞字

国号

陶唐王朝，乃上古时期唐尧所创立之辉煌王朝，其德政与虞舜之治并称于世，史书美其名曰“唐虞”。此二朝代，皆为后世所传颂，象征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鼎盛与和谐。

图为有虞氏部落图

虞朝历史

尧初登基时，国家尚未形成完备的政治体系，仅是部落联盟的松散结合，难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待尧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后，他着手构建国家政治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举措便是根据不同的政务需求设立官职，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政治架构，为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被后世誉为陶唐王朝。《论语·泰伯》中记载：“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史记·汲郑列传》亦云：“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言：“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宋代刘过在《沁园春·寿》中写道：“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郭沫若在《星空·孤竹君之二子》中感慨：“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

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还流传着关于帝尧武略的故事，文治武功兼备，才成就了尧作为古代圣王的地位。《吕氏春秋·召类篇》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他曾亲率大军征讨南方部族，彰显其军事才能。《淮南子·本经训》中描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派遣大羿射落九日，斩杀诸多危害百姓的猛兽，民众因此对尧感恩戴德，尊奉他为天子。尽管羿射九日的故事带有神话色彩，但其中蕴含的对尧“兴利除害，伐乱禁暴”之功绩的赞誉，无疑彰显了尧治国有方，不仅文治卓著，且武功显赫。

图为虞朝地图

尧帝最为人称颂的，是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产，而是选贤与能，最终禅位于舜。在位七十年间，尧帝深感需要选定一位合适的继承者。他深知自己的儿子丹朱品性不佳，难以胜任，因此与四岳商议，寻求贤才。四岳推荐了舜，称其孝行卓著，家庭和睦，能感化家人，使其向善。尧帝决定先对舜进行一番考察，再做定夺。

尧帝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通过她们来观察舜的德行，看他能否治理好家政。舜与娥皇、女英居住在沩水河畔，言行皆合礼仪，二女对其倾心不已，恪守妇道。尧帝又命舜负责推行德教，舜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臣民皆乐于接受他的教诲，普遍践行“五典”。尧帝又让舜总揽百官，处理政务，百官皆听从舜的指挥，政事井然有序，无一荒废，且显得格外有条不紊。尧帝还让舜在明堂四门接待四方诸侯，舜与诸侯相处融洽，使诸侯之间和睦友好，远道而来的诸侯宾客皆对他敬重有加。最后，尧帝让舜独自前往山林之中，接受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仍能保持方向感，展现出极强的生活能力。

经过三年多方面的考察，尧帝认为舜无论言语还是行动，都表现出成熟可靠的一面，且能建树功绩，遂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正月初一，尧帝在太庙举行了禅位大典，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帝位。尧帝退位后，二十八年而终，百姓哀痛，如同失去父母，三年之内四方无人奏乐，以表达对尧帝的深切怀念。

图为唐尧帝

唐尧去世后，陶唐王朝随之落幕，虞舜正式登基，创立虞朝，史书将唐尧禅让后二十八年的时光誉为“唐虞之际”。虞朝承袭了唐尧留下的政治遗产，无论是人才选拔还是国家体制，均沿袭唐尧时期的制度，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尧帝驾崩后，舜帝在政治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前虽已任命禹、皋陶、契、弃、伯益、夔、龙、垂、益等贤臣，但其职责尚不明晰。舜帝遂重新分配职位：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命弃为后稷，掌管农事；命契为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为“士”，执掌刑法；命垂为“共工”，管理工匠；命益为“虞”，监管山林；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礼制；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与教育；命龙为“纳言”，传达政令并收集民意。舜帝还规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政绩，依据三次考核结果决定晋升或罢黜。经过这一系列整顿，“庶绩咸熙”，各项事业焕然一新。尤其是禹，在治水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开山疏浚，最终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当时，“四海之内咸戴大禹之功”，“天下明德皆自大禹始”，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明景象。

舜与尧一样，均为先秦时期儒家与墨家共同尊崇的古代圣王。而舜对于儒家而言，更有其独特意义。儒家学说强调孝道，舜的故事亦以孝闻名，因此他的形象成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高度赞扬舜的孝行，并鼓励人们效仿舜，追求成为像舜一样的孝子。孟子曾言：“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构想，若舜为天子，而其父瞽叟因杀人被捕，舜虽不会滥用权力破坏法律而赦免父亲，但定会秘密前往监狱，背负父亲逃离至海边，享受天伦之乐，宁愿放弃天子之位。由于儒家的广泛传播，舜的传说故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图为虞舜帝

舜帝暮年之时，觉察其子商均才德不足以承大统，遂选贤举能，立威望卓著之禹为接班人，委以治国重任。相传舜帝在尧帝驾崩后，执掌天下三十九载，终因南巡至苍梧之地，逝于斯土，安息于江南九疑山，世人尊称其陵寝为“零陵”。

图为虞舜帝

后世影响

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不仅象征着两位贤明君主的光辉形象，更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治世。《论语·泰伯》有云：“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这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赞美，更是对后世治国理政的典范。《史记·汲郑列传》中亦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可见，唐虞之治成为了衡量后世政治清明与否的标准。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这表明唐虞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刘过的《沁园春·寿》词中写道：“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将当世比作唐虞盛世，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郭沫若在《星空·孤竹君之二子》诗中也感叹道：“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更显唐虞之治的永恒魅力。

时间的长河中，唐虞作为上古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治世，被众多史籍所记载和传颂。《论语·泰伯》中记载：“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史记·汲郑列传》中亦有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宋代刘过在《沁园春·寿》词中写道：“平章处，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这些记载和赞颂，不仅反映了唐虞时代的辉煌，也表达了后世对这一理想治世的无限向往。

图为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书法

后世考证

经最新版《永济地方志》考证，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任蒲州知府的杜崧年在《续补永济县志序》开篇即言：“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英杰，历代层出不穷，其事迹昭然于史册，使河中之地成为人文荟萃之所。”由此可知，虞帝不仅被视为一位历史人物，更是象征了一个辉煌的朝代。

上古时期有虞氏乃上古时代的一方诸侯或部落，亦是夏朝之前的独立王朝。古籍中记载的圣王舜，正是有虞部落的领袖。据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夏朝之前的确存在虞朝，这一说法在当时广为人信。然而，随着春秋之后文献的散佚，关于虞朝的史料大量遗失，至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虞朝故事多被诸子百家所改编，其真实性已大打折扣。

图为山西省运城市舜帝遗迹分布图

近代辨伪思潮兴起后，古史辨派学者们大胆质疑，将虞代从信史中剔除，将夏以前的历史视为“神话传说时代”。如今，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普遍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起点，这不仅扩大了虞非朝代说的影响，还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融合。因此，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起源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虞非朝代说的证据。

春秋以前，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其第一层含义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同堆积木一般，后来者居上。最初，顾颉刚先生认为孔子时代已有尧、舜的记载。然而，他的弟子们后来修正了这一观点，指出《论语》中提到尧舜的章节并不可信，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追溯古史最早只到夏禹，周以前的朝代仅有夏、殷两代。他们认为，虞代是墨家为了宣传禅让说而虚构的，尧、舜实际上是“上帝”的化身，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战国以后，古史辨派进一步断定，春秋以前人们心目中的朝代概念仅限于夏、商、周三代，而不存在“虞夏商周”或“虞夏商”四代的概念。古籍中凡是将虞视为朝代的记载，均被认为是战国以后的晚出之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尧舜视为“上帝”的化身显然混淆了历史传说与神学的界限。断言虞代是战国人的创造更是过于武断。

由于吴国亦称虞国，因此这个虞国被称为北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周武王克殷后，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统治吴国，于是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之北的夏墟，即今河南虞城至山西夏县一带，称为虞仲，列为诸侯。然而，刘晓景等人根据金文及相关资料论证，公元前655年，虞国君主因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借道给南下伐虢的晋军，结果晋军在灭虢回师途中，顺手牵羊灭亡了虞国。也有人认为，虞国是陕西省陇县地区西周时期矢国的后代。

春秋时期，晋献公欲扩张势力，借口邻近的虢国侵犯晋国边境，计划讨伐虢国。然而，晋国与虢国之间隔着虞国，必须通过虞地。晋献公询问手下大臣如何顺利通过虞国。大夫荀息建议：“虞国国君目光短浅，贪图小利，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必定会同意借道。”晋献公有些犹豫，荀息解释道：“虞国与虢国唇齿相依，虢国一旦灭亡，虞国也无法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最终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夏商周

《左传》与《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并称的记载屡见不鲜，且多出自春秋时期人物之口。我们不应因这两部典籍成书于战国时代，便全盘否定其中春秋人物对话的真实性。更何况，“三代”这一概念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春秋时人基于西周已亡而东周尚存的历史背景，在讨论周朝兴衰时，便分别使用了“夏商周”与“虞夏商”两种不同的“三代”表述。

皋陶六德

《皋陶谟》乃《尚书》、《虞书》之一篇，皋陶为舜帝重臣，掌管刑狱。谟，即谋议之意。《书·皋陶谟》云：“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此处“六德”即“九德”中之六种，分别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皋陶提出“九德”，作为官员的道德准则。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亦言：“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明代唐顺之《廷试策一道》曰：“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分之以三德、六德，皆以广知人之旨也。”

左传记述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史墨之言尤为典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此处“后”指君主、天子，“庶”则指平民。所谓“于今为庶”，意指这三位先祖曾在周朝之前贵为天子，其姓氏亦为正统，如今却因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民。春秋时姬姓仍为正统，“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莫属。夏商两朝均为独立王朝，为何独独虞朝例外？事实上，虞朝与夏商并无二致，因此西周建立后，对虞朝后裔亦给予优待，“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并称“三恪”，同享周人宾客之礼，足证虞、夏、商三王地位等同，虞夏商三代之说早在西周初年便已确立。若非如此，周人何以不遵从后世儒家所谓“尊贤不过二代”之说，将陈排除在外而仅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及封于蓟的尧后纳入其中，合称“五恪”？

相关记载

春秋时期，有一诸侯国名为吴，因其亦称虞国，故有“北虞”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周武王克殷后，寻访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为吴君，遂封之。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周之北，即古夏墟之地，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此地即今河南虞城、山西夏县一带，乃周初武王所封虞仲之国。公元前655年，虞国君主因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借道给南下伐虢的晋军。晋军灭虢后回师途中，顺手牵羊，灭亡了虞国。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虞国实为陕西省陇县地区西周时期矢国的后裔。

那么，虞朝是否真实存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呢？或许，未来的考古发现将为我们揭开这一历史谜团。无论虞朝是否存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化，始终如一，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