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水河八分场知青文化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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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b>章昭个人简历:</b></p><p class="ql-block"><b>哈三中68届高一、三班毕业,1968年10月28日下乡北安长水河农场八分场。</b><b style="font-size:18px;">1973年经推荐考试离开农场进入哈尔滨电工学院学习,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硕士学位后在北京计算机学院任教,1989年自费留学赴加拿大,毕业后在IBM,北电网络等公司从事IT工作,2001年入籍加拿大。</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2, 126, 251);">长水河八分场知青文化夜校</b></p><p class="ql-block"><b> 1972年部分北京高校神秘地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社会上于是盛传下一年将全面恢复高考。北安长水河八分场的三四百名原哈三中的知青闻风而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未来的经历过“文化革命”的高考,老高中大哥大姐的兴奋刺激着初一、初二的小同学和69届的上海知青,这些“学龄青年”渴望能重新走进课堂,通过系统学习赶上老大哥老大姐。而中学外语是俄语的同学在中美外交解冻之际也迫切希望补学英语。记不清是如何策划,是否经过领导批准,72年春夏之交,在长水河畔金针,百合漫山遍野开放之际,长水河八分场知青文化夜校在小学校简陋教室里热闹开课了。任克雷(现深圳华侨城集团董事长)自告奋勇担当英语教师,王春梅(特级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原哈尔滨69中校长)主讲几何,本人被推举从有理数开始教数学,同时又从ABC开始向任老师学英语。开学时用盛况空前形容决不为过,每次教室都是爆满。虽然是文革后的夜校,教学上我们还是照搬三中老一套,课堂纪律严明,课后留作业,并定期考试.既然是业余学习,都是在工余的晚间和两周一次的休息日上课,有时逢上大雨不能出工,老师便临时备课,临时通知,仓促加课,小学教室没空就把食堂改课堂,有一次考试竟是在露天地的柴禾堆。麦收时节每天4点就下地,8、9点才收工,我们的夜校仍按时开课,批改作业时常拖到半夜,囫囵睡个两三小时就得起床割麦,却一直坚持到讲完解方程,在农场的压力下夜校才结束。20多年后在上海与当年的“学生”重逢,意外地被称做“老师”而不是“战友”,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可她们说这样称谓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回城的招工考试中,就凭在长水河夜校学到的一点优势,获得了较好的工作,得益终身。在文化,爱情荒漠的北大荒,夜校也是青年们少有的能相互接近的场所,讨论课堂中的问题是男女知青自然的交流话题,不会引起误会,嫉妒和违反“三不准”的嫌疑。没有姑娘的情书,小伙子就爬到我的吊铺,翻看女孩交来的作业,品头论足字体的同时,赞美着自己的心仪。女同学对夜校的回忆纯真感人,“劳动再累,想到晚上可以上课就有了盼头”,“回到宿舍,赶忙洗梳,要体面地上课堂”,“劳动第二,学习第一”,“即使一辈子留农场也不能当文盲“。我们在不经意中在长水河农场开办的知青夜校如果不是全国仅有的也是少有的,而王春梅老师由此选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终身职业,并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杰出成就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2px;">组建豆腐房</b></p><p class="ql-block"><b> 72年秋收后领导让我在八分场组建豆腐房,从一盘石磨,一台电机起家,到春节前我们为分场食堂,农户(每家一板即一百块豆腐)和需要上供的林场及PLA勇进农场做足了过节的豆腐。我们还用沾满黑土的土豆拍出了白花花的粉条,每天消化的土豆少说也有五百斤,土豆中的淀粉完全是靠水冲出来的,一个大水槽要六个小伙儿摇几个小时井把才能填满,我当时决定包产到户,随便他们何时上工下工,打满水就行。一个冬天每天只在宿舍睡两三小时,倒不是因为忙,只是用饲料房临时代办的豆腐房五面漏风,如果我睡过头,房间上冻,第二天就没法开工了,尤其是电机皮带挂冰的话,很容易滑落伤人。其实我们屋里很暖和,拍粉条时,几个棒小伙都是“上空”,围在大烧锅旁,汗水滴到锅里,沾到粉条上,要让今天都市小姐看到,就是再香的猪肉炖粉条也一准下不了口。</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2px;">长水河土豆</b></p><p class="ql-block"><b> 长水河到哈三中招人的军代表称,长水河单重一斤七两以下的土豆都是喂猪的,才把我们骗到那永世难忘的长水河。</b></p><p class="ql-block"><b> 中国南方种植土豆由于退化,每年都要来黑龙江采购“土豆栽子”,当年八分场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都是种土豆,每年秋天,南方各省的汽车带着防冻的草袋等在地头装土豆,虽然是在文革期间,这种资本主义的交易从未被禁,八分场人口多的家庭可卖600元的土豆,(600元在70年的意味大家都知道)。农场领导自己也想要现钱,所以从来没有用公家的土豆卖给外地人,我记得八分场来过成都军区和湖南的卡车。</b></p><p class="ql-block"><b>有段时间我们住在八分场菜园旁,近水楼台搞到新摘的豆角,挖几棵土豆,买只出口转内销的“清蒸猪肉”罐头,倒在洗脚(当然也洗脸)盆里熬一锅,是俺的拿手菜,不仅当时倍受青睐,现在同学(如深圳的周光能)聚餐,还不时回忆起来,专门表示感谢。</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没有手机,每次熬菜都会在大院传开,有人会带上白馒头跑一里路赶来分享,常常是连自己都没吃到,只好再煮一锅,第二锅大约只是土豆和肥油了,我估计人们是看我们打一大盆馒头,就猜到有菜了。</b></p><p class="ql-block"><b> 八分场供销社最香的罐头是上海梅林的“四色拼盘”,老好吃!</b></p><p class="ql-block"><b> 八分场的“自留地”实际是集体耕种的,大约一人一垅,地块是铁匠炉西的肥沃岗地,秋收也是机耕队的拖拉机开沟,各家各户自捡自的土豆。 </b></p><p class="ql-block"><b></b></p>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