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长庆二年（822）冬，51岁的新任杭州刺史白居易收到挚友湖州刺史钱徽、苏州刺史李谅寄来的箬下春酒和五酘酒，喜不自胜，开怀畅饮之后，写下著名的《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br>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盏几时同。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br>这是千年以来箬下春和五酘酒最好的广告，一句“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更是让湖州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吟咏不断。 白居易塑像<br>在大唐，诗与酒似乎是一对孪生子，须臾不可分离，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两张文化名片。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同样是大唐诗酒文化的著名“代言人”之一。在这首诗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唐的诗酒繁华和白居易的醉吟人生、钱徽家族的诗学造诣与家学渊源、白居易与钱徽的志趣相投和深厚交谊以及“箬下春”的辉煌历史。 白居易醉酒图 《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中的“钱湖州”即钱徽。钱徽家族在当时声名颇盛，可与白居易家族相媲美。<br>钱徽的父亲钱起，字仲文，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吴郡长城县（今长兴县）人。天宝十年（751），钱起赴长安应试，以一首《省试湘灵鼓瑟》脱颖而出，登进士第，其诗有如神来之笔，尤其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堪称绝唱。 位于长兴台基山遗址公园的钱起塑像<br>钱起中进士后，授从九品秘书省校书郎。乾元二年（759），外放蓝田尉，待了四年多之久。政务之余，与其时隐居蓝田“辋川别业”的王维及名诗人郎士元等交往酬和，创作丰赡。<br>约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初，蓝田尉钱起入朝为祠部员外郎，又迁正六品上的中书省司勋员外郎，后擢拔为从五品上的司封郎中。大历（766～779）中为翰林学士，约大历十三年（778）为考功郎中，故钱起又被称为“钱考功”。<br>钱起长于五言、七言近体，以写自然景物和酬唱赠别为多，间有感时伤乱之作，除《省试湘灵鼓瑟》外，《题玉山村叟屋壁》《归雁》《与赵莒茶宴》也堪称佳作。其诗精工细密、娟秀迂回，又冲淡清丽、含蓄绵邈。《唐诗三百首》录钱起诗3首。<br>钱起在当时为“大历十才子”之首，朝廷公卿外放出京，若无钱起赋诗送别，则为时论所鄙。钱起与郎士元齐名，号为“钱郎”，时人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又与郎士元、李嘉祐、刘长卿并称“钱郎刘李”。中唐高仲武对钱起诗最为推崇，在《中兴间气集》中评道：“员外诗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殁后，员外为雄。”认为钱起的诗与王维一脉相承，是王维之后诗坛第一人。<br>钱徽（755～829），字蔚章或尉章，贞元（785～805）初，进士擢第，从事戎幕。此后宦海沉浮，屡有升降。元和（806～820）初，入朝任左补阙，三迁祠部员外郎，召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811），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八年（813），改司封郎中、赐绯鱼袋，职如故。九年（814），拜中书舍人，知制诰。十一年（816），罢学士之职，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长庆元年（821），为礼部侍郎。后贬江州刺史，再调湖州。又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文宗即位，征拜尚书左丞。大和元年（827）十二月，复授华州刺史。二年（828）秋，以疾辞位，授吏部尚书致仕。<br>《旧唐书》《新唐书》对钱徽做官与为人评价都颇高，“帝称其长者”，“是时，内积财，图复河湟，然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有几件载于史册之事最可见他的“长者”之风。<br>钱徽进士及第后为谷城县戎幕。县令王郢豪爽好客，挥金如土，喜结交三教九流，“以财贷馈”，后案发被革职查办。观察使樊泽查看账簿，发现县衙僚属皆有牵连，只有钱徽一文不取，“乃表署掌书记”。<br>元和九年（814）后，钱徽以干练谋才进入中枢，参与机密事务处理，深得唐宪宗欣赏，但他却不揽权。有次宪宗单独召见询以机密，钱徽说：“其他学士皆高选，宜预闻机密，广参决。”皇帝称赞他是谨慎厚道、谦恭礼让的长者。<br>元和十一年（816），钱徽出为虢州刺史。当时宣武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韩公武想结交朝廷官员，以方便日后提拔升迁，拿出大批银钱送给各衙门的显要们，也给钱徽二十万，被钱徽拒绝。有人说他，你又不是手握大权者，没有必要拒人于外而徒增怨隙。钱徽却正色道：“取之在义不在官。”时称有公望。<br>长庆元年（821），钱徽任礼部侍郎，专门负责科举考试。宰相段文昌受前刑部侍郎杨凭之托，为杨凭之子杨浑之考试说项；翰林学士李绅也去找钱徽求情，希望能够关照其友人周汉宾。尽管二位都是皇帝近臣，都得罪不起。但钱徽不为所动，秉公选录，杨浑之、周汉宾双双落第。段文昌、李绅恼怒之下，反诬钱徽“取士以私”，贬为江州刺史。有为其不鸣者让他将段文昌和李绅写给他的书信呈给皇上看，便可以还他清白。但钱徽却说：“不然。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随即命令子弟将书信都烧了。“钱徽焚书”的典故流传后世，成为一段佳话。<br>江州刺史任上，钱徽依旧以清廉正直自持。地方上盛行请客送礼，地方官往往将这些费用转嫁到农民头上，或动用公款冲抵。江州府有牛田钱一百万，是前任刺史准备用来请客送礼的，钱徽却将这笔钱放回府库，替百姓交纳赋税，江州百姓广为称颂。<br>钱徽与薛正伦、魏弘简关系极好，二人去世后，钱徽抚养他们的遗孤直到长大成人、谈婚论嫁，甚为人称道。<br>大和三年（829），钱徽去世，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br>钱徽的长子钱可复，元和十一年（816）登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凤翔节度副使，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一起不幸遇害；次子钱可及，字方义，官至殿中侍御史、太子宾客。二人俱能诗。<br>钱徽的孙子钱珝，字瑞文，是钱可及之子。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举进士，先后任京兆府参军、蓝田县尉、集贤校理、章陵令等职。龙纪元年（889）官太常博士，善文辞。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由宰相王溥举荐，擢为膳部郎中、知制诰，又升任中书舍人。光化三年（900），王溥被贬，不久被赐死，钱珝亦受牵连而被贬官，“斑鬓入江湖”，出为抚州司马。赴任途中，钱珝写下《江行无题一百首》，传世至今，描写了长江两岸的秀丽风光，同时也对中晚唐时期战争对人民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钱珝像<br>钱珝的诗清丽绮靡，精炼秀朗，既有其曾祖钱起之风，又散发着李商隐、杜牧诗的气息，《全唐诗》录存钱珝诗108首，单独编为一卷。<br>此外，钱起有《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诗，这使得钱起家族与这位“草圣”怀素的关系也格外引人注目。近年，经过有关专家论证，怀素是钱起的堂侄、钱徽的堂兄弟。 根据《白居易集笺校》所注，《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作于长庆二年冬天，此时白居易刚任杭州刺史。又据《嘉泰吴兴志·卷十四》记载：“钱徽，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自江州拜，迁尚书工部郎中。”由此可见，钱徽约早白居易一年任湖州刺史。<br>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白居易与钱徽，不仅志趣相投、秉性相似且经历也颇相同，都曾因刚直任事得罪权贵而屡遭贬谪。前文已述，钱徽因不受段文昌、李绅请托而被诬陷排挤，贬为江州刺史。刚巧，白居易也曾因写下大量讽喻诗而得罪权贵，后以“越职言事”“有害名教”被贬为江州司马三年。<br>白居易与钱徽相互帮助、彼此勉励、诗文唱和，几十年的友谊中，留下了许多美好故事。<br>元和四年（809），白居易与钱徽相约长安安业坊观赏白牡丹，白居易题诗一首《白牡丹》，“唯有钱学士，尽日绕丛行。怜此皓然质，无人自芳馨”。借写白牡丹，表达与钱徽志同道合、特立独行、超然不群、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志向。<br>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路过京山城东观音岩，见石壁上有钱徽题咏诗句，见诗如面，百感交集，情难自禁，欣然写下《吉祥寺见钱侍郎题壁》：云雨三年别，风波万里行。愁来正萧索，况见故人名。江州被贬三年间，与钱徽已久未晤面，命途多舛，无限悲凉之余，对故人的思念让白居易愈感孤独。<br>大和元年（827）十二月，钱徽再次出任华州刺史，华州在唐代有“百郡之首”之称，百姓富庶，地位尊隆，华州刺史多由朝廷重臣担任。白居易为好友得到重用而喜不自禁，欣然写下《喜钱左丞再除华州以诗伸贺》：左辖辍中台，门东委上才。彤襜经宿到，绛帐及春开。民望恳难夺，天心慈易回。那知不隔岁，重借寇恂来。<br>长庆二年（822）十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与钱徽同处浙西，相距不远，顿感兴奋，赶忙写了一首《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谩道风烟接，何曾笑语同。吏稀秋税毕，客散晚庭空。霁后当楼月，潮来满座风。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唐郡，闲忙恰得中。<br>白居易到杭州后，二人诗歌唱和更加频繁。有一天，白居易一边饮酒，一边吟赏钱徽寄来的诗，就来了诗性，一首《小岁日对酒吟钱湖州所寄诗》一挥而就：独酌无多兴，闲吟有所思。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杨柳初黄日，髭须半白时。蹉跎春气味，彼此老心知。白居易想起从青春年少到半老年龄，与钱徽交往半生，相知半生，不禁感慨万千。<br>至此，我们知道，性情旷达的白居易除了与元稹、刘禹锡的旷世友谊外，还有一份与钱徽的长达几十年的深厚情谊。<br>宋代文学家王谠在《唐语林·文学》中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与湖州刺史钱徽等旧交经常以诗相赠，每次都以竹筒盛诗来往传递，往返互通。白居易也在《除官赴阙留赠微之》诗中写道：“从此津人应省事，寂寥无复递诗筒。”竹筒贮诗成为诗坛一时佳话，后来代指文人诗词唱和。由此可见，这首《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应当也是“诗筒”传递而达，这也给这首词增添了一些浪漫色彩！ 湖州长兴自古善酿。《通雅》有记：“秦时，有程林、乌巾二家，善酿……均名‘箬下酒’。”程林氏酿酒之地，据说就在长兴县城州桥一带，极负盛名。《浙江通志》引《西吴里语》说：“秦有乌氏、程氏，各善造酒，合其姓为乌程县。”秦置乌程县，取菰城乌巾、程林二氏首字而名。 清·同治《长兴县志》中上箬图<br>长兴善酿，自然得益于程林等酿酒师高超的酿制技艺，但也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有关。此外，箬溪水也是成就长兴佳酿的重要原因。箬溪发端于长兴西北诸山，溪水清澈、水质上佳。南朝顾野王《舆地志》云：“夹岸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俗称箬下酒。”唐代名诗僧皎然《泛长城东溪，暝宿崇光寺，寄处士陆羽联句》有“箬水青似箬”的诗句。白居易《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说“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可见箬溪水质一流，是酿酒的绝佳之选。明代熊明遇的解释可能更具说服力：“箬水自罗岕、乌瞻、合溪东注，厥色清轻，厥味元冽，水所从来，多炭，洞、砾、涧，无土气，故宜酿。” 箬溪北护城河段（倪满强摄） 箬溪东护城河段<br>长兴箬水所产酒从秦朝以后到南北朝，都极负盛名。邹阳在著名的《酒赋》中，称箬下酒为全国十二种名酒之一，位列第二。三国韦昭《吴兴录》云：“乌程箬下酒有名。”南朝山谦之《吴兴记》云：“上箬、下箬并出美酒。” 箬溪合溪段之合溪水库<br><br>当然，箬下酒最鼎盛的时代在唐宋，尤其是唐代。唐《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湖州》记载：“箬溪水酿酒甚浓，俗称箬下酒。”李肇《国史补·卷下》评天下名酒为“五春”，分别是长城“箬下春”、荥阳“土窑春”、富平“石冻春”、剑南“烧春”、郢州“富水春”，“箬下春”为“五春”之冠。到了宋代，长兴酿酒业依旧发达，酒坊遍布，酒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唐代那些大诗人笔下的“乌程酒”“箬下春”，主要指的就是长兴箬下酒。白居易算得上是箬下酒的忠实粉丝了，除了在杭州任上的《钱湖州以箬下酒相寄》以外，在苏州任上，他以箬下酒和清蒸松江鲈鱼款待友人，也欣然写下了一首《郡斋旬暇命宴》，其中“萍醉箬溪胥，水鲙松江鳞”着实使人馋涎欲滴、酒瘾泛滥。 “箬下春”酒标<br>元明以后，箬下酒不再像唐宋时那样鼎盛，但其赫赫声名却一直在。明代长兴知县熊明遇专门研究录考其酿造技艺，写成《若下酒疏》，所述极为详细。至清代，箬下酒酿制依然兴旺。文人吴溶在《籍溪竹枝词》中写道：“汲泉酿酒酒盈瓶，春社扶归醉不醒。上箬水连下箬水，沿溪飚得酒旗青！”而长兴“沈氏三白”更是名噪一时，入冬后，沈氏以白米、白曲、白水精心酿制“三白酒”，藏之次年，色清味洌，被誉为“冠于江南”。<br>长达二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箬下酒除了“箬下春”这个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名字外，还有许多称呼，比如“箬下三白”“细花烧酒”“蚕沙酒”“福桔酒”，杨维桢称之为“翠水”，小雪造者称“十月白”，以烧酒和以白酒浆，则称之为“蜜淋”。<br>1980年代，长兴酿酒厂根据古籍资料，研究箬下春古法酿造工艺，逐步恢复箬下春酒生产，颇受市场好评。长兴箬下酒，传承二千年，这“江南极品、吴中佳酿”，真是有传奇有故事的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