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六朝博物馆（二）六朝风采、六朝人物、十朝都会

集敏

六朝风采

公元三至六世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相继在南京建都，南京成为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六朝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承接大一统的两汉王朝，使得中原文化的传统精华在新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条件下得以充分延续和发展，为大唐盛世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特定时空之下应运而生的六朝艺术，以直面人生、张扬个性为宗旨，突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显示出自由奔放、鲜活生动的风采。

宗白华先生曾说，六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玄学盛行，佛道并兴，意识形态空前活跃。人们崇尚自然，注重思辨，形成了超然自得的“魏晋风度”，解放个性的时代风尚，开创了真善美的新境界，激发了六朝艺术的蓬勃成长。书法、绘画、雕塑、文史哲学等等迅猛发展，成就卓越，美不胜收。

六朝艺术创作特别重视人的审美感受，以“传神写照”、“气韵生动”为核心的美学艺术观，不仅体现在顾恺之、王羲之等书画大师的作品中，而且渗透进了青瓷、陶俑、石刻等出土文物中。艺术不再只是宣扬教化、敬天礼神的工具，而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自我释放。艺术家们悉心探求，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之美，向内发现了人格性情之美，这种个性的自觉同时也引发了艺术的自觉，带来了“美的发现”，它深刻地影响到六朝艺术的内涵，矗立起了充满个性色彩、富有情致的艺术殿堂。

在这个专题陈列里，我们将以形形色色的六朝文物为载体，与您一起感受神采飞扬的六朝艺术之美。

第一单元

瓷器里的艺术

青瓷的诞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经过土与火的升华，成熟的青瓷器从长达千年的原始瓷中脱胎而出，写就了瓷器发展史的精彩开篇。青瓷的胎、釉中均含有适量的氧化铁，经高温还原焰烧成，因其釉面呈现出优雅悦目的青色，故称为“青瓷”。唐人有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种来自青山绿水之间的莹润釉色深受世人青睐，人们将青瓷与青绿色的丝织品相媲美，美称为“缥瓷”。这种色调也反映了六朝崇尚自然、明朗沉着的美学趣味。

六朝青瓷以青莹的釉色和丰富的造型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它汲取两汉的艺术精华，不断深化与创新，实现了青瓷艺术的革命。同时，也为隋唐“类玉”、“似冰”的青瓷鼎盛期奠定了基础。从此青色始终是中国瓷器的主色调，流传了近两千年，成为中国瓷器永恒的主题。

青瓷的色彩

青瓷香熏 东晋 南京雨花台区华为工地出土

青瓷的色彩变幻

六朝青瓷以典雅的青色为时尚，并以此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尚青”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六朝青瓷的釉色因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不同，以及烧制时窑内温度和还原气氛的影响，呈现出的青色并不一致。这些不同色阶的青色，由浅入深、由暖到冷，浅绿如春，深绿如夏，青中泛黄者如秋，青中灰白者如冬，仿佛自然界的四季变化。

青瓷点彩器盖 南京集庆路颜料坊等地出土

点彩风情

点彩是一种在青瓷上以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出现于西晋晚期，东晋较为流行。这些圆点褐斑或疏朗、或密集地分布在器物口沿、盖面、肩、腹部醒目处，排列出多姿多彩的图形；也有装饰于器物的突出部位，如系纽、鸡冠、耳或足部，犹如画龙点睛，赋予器物生命活力。

点彩打破了青瓷的单一色调，是人们对青瓷釉色美的进一步探索。在有意无意之间，在人工天成之间，追求色与形的均衡，平添了一分生动，满足了人们审美的多样性需求，也为后来五彩斑斓的彩瓷艺术乃至今天的装饰艺术开拓了新的路径。

整个展厅犹如一个巨大的“奁盒”，其内部空间根据展陈内容具体情况被分割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规则四边形独立空间，仿佛是奁盒中分列的不同小盒。各独立空间富有节奏感地按照顺时针方向串联在一起，使得参观流线通透顺畅。

鸡首壶——青瓷的造型美

鸡首壶也称鸡头壶、天鸡壶，一般指壶身一侧贴有鸡首，另一侧带有把手的盘壶。“鸡”与“吉”谐音，故有吉祥之寓意。鸡首壶是六朝青瓷中的典型器，其用途有酒器、茶具之说，也有明器之说。这种器型的出现，改变了原先壶、罐没有流口，倾倒不便的状况，是最早的执壶。壶上鸡首的造型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有写实，有夸张，千姿百态；壶的把手则逐渐伸长，由条形变为龙形；釉面由单一的青色到加以褐斑点彩，并出现了黑釉鸡首壶。

六朝青瓷作为尚未普及到平民阶层的生活用品，其艺术风貌必然带有士族阶层的审美情趣。从东吴到南朝，其造型的演变一脉相承，在不断的成长发展中，实用与审美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形体由扁矮圆硕到修长瘦俏，轮廓从刻板的圆弧到富于变化的优美曲线……，这些时代特征在鸡首壶的器型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鸡首壶的成熟，极大地丰富了六朝瓷器的造型，为后世唐宋执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鸡首壶残件 六朝 南京集庆路颜料坊等地出土

青瓷狮形插器 西晋 南京江宁谷里出土

青瓷莲花尊，1972年出土于南京东郊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同时出土一对，为南北朝时期同类器物中最大最精美者。造型端庄宏伟，高达85厘米。堪称“青瓷之王”。通体莲花渗透着浓厚的佛教色彩，是罕见的佛教艺术珍品，更是六朝青瓷艺术中的瑰宝。

魂瓶

魂瓶，又称“堆塑罐”、“谷仓罐”，是一种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专为陪葬烧制的明器。魂瓶的形制来源于汉代的五联罐，装饰内容十分丰富，成型工艺极为复杂。集多种题材于一体的装饰风格显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当时人们祈求灵魂升天的观念关系密切。

青瓷魂瓶肩部以上堆塑各种人物、飞鸟、楼阙、亭台，错落有致，姿态万千；腹部贴有简单的模印走兽、人物装饰。上繁下简的独特造型，体现了细节与整体的完美结合，是六朝青瓷艺术中极具特色的精品。

石麒麟

石柱

塑像——面容之美

微笑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六朝人物俑那沉静恬美、悠然自得的微笑，流露着万种风情，充分展现了感人的艺术魅力，仿佛有着余音和回响，显示了人物内在的情感、风骨和神韵。

冠发之美

冠发是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内容。六朝时期，男子多戴冠帽，种类有小冠、笼冠、噗头、情、帽等。女子喜戴假发高髻，发式变化多端，别出心裁，灵蛇髻、飞天髻、丫髻、蝉鬓、鸦鬓……婀娜多姿，美不胜收。

服饰之美

服饰是社会审美风尚的重要表现形式。六朝人崇尚轻松自然、悠闲随意的生活，男子以褒衣博带、宽衫大袖为时尚；女子衣裙线条流畅，疏密相间，体现出一种节奏韵律之美。

青瓷伎乐俑 三国·吴 南京江宁上坊出土

第二单元

塑像里的艺术

六朝时期，思想的活跃催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人”这个一度被漠视的存在，开始成为最重要的被关注对象。人们不仅探求内心，也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上加以欣赏和品评。六朝的人物塑像，突破了追求“形似”的基本艺术要求，更追求“神似”。通过对人物外形的刻画，着力于揭示人格精神的内在美。

六朝时期的人物塑像造型丰富、比例适度，从冠发服饰到面容神态都极富个性。男子多面容端正清秀，神情安详持重；女子则削肩细腰，长裙及地，笑容恬静纯美。心灵手巧的六朝工匠将雕塑、绘画、陶艺三种艺术技巧融为一体，以简洁明快的轮廓线条，勾勒出朴素无华的人物神韵。一尊尊体型匀称、眉目传神的人物俑，组合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向我们传递着六朝人的熠熠神采。

陶男俑 南朝 南京雨花台区华为工地出土

陶女俑 南朝 南京雨花台区华为工地出土

石女俑 南朝 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出土

石男俑 南朝 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出土

书法——书法的线条美

墓志上的书法

六朝墓志书法上承汉代石刻书法艺术传统，同时吸收了南北书派的艺术营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书体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行书过渡融合的状态。有的谨严规整，刻工细腻；有的率意自然，笔画流畅。线条或厚重朴拙，沉静肃穆；或挺秀典雅，舒展从容。这些出自无名书家之手的作品颇具艺术价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书法艺术的盛况。

王兴之夫妇墓志

谢䚠墓志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孔侍中帖》、《丧乱帖》

砖上的草书

六朝以前，草书已普遍流行。到东晋时，“二王”父子将草书推进到了一个空前成熟的阶段。历代兵燹（xiǎn兵火、战祸）使得汉晋草书名迹已成绝响，留存至今的六朝砖刻草书铭文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些即兴创作式的草书砖铭不像墓志铭文需以墨书为稿，颇得自然率真之妙。随意点画之间流畅有力，极富韧性。仔细观察，用笔的轻重缓疾、笔锋正侧也都能一目了然。

关中侯印（东晋）、零陵太守章（东晋）、颜綝六面印（东晋）

简牍上的书法

六朝简牍上的书法以隶书为主，也有楷书、行书和草书。这些沉睡了千年的简牍，墨迹依然清晰可辨，墨色之燥润、行笔之疾涩皆一览无余，结体用字也一目了然，保留了不同的书法风格。它们多出自当时普通书吏之手，与“二王”等名家的作品有着天渊之别，但因其直接以毛笔书写，不需要刻工勾勒，故而得以全面保留了六朝书法真实的笔墨意趣。

石门

2012年出土于南京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墓，根据墓志残存的志文推测，墓主可能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宗室贵族。石门柱正面阴刻神兽及花草纹，内侧面阴刻花草纹及武士像；门扇正面亦阴刻高约1米的武士像。纹饰线条飘逸洒脱，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是迄今发掘的六朝墓葬中唯一保存有纹饰的石门，且纹饰多样，内容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六朝绘画、雕塑艺术的认识，是研究六朝美术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墓室后壁

2006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区陈塘南朝砖石墓。室后壁形制特殊上部两侧向外凸出，形似龛状，中部用画像砖及花纹砖砌成三座凸出的呈品字形排列的塔形结构。这种形制的墓壁在河南邓县画像砖墓、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均有发现，可能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

砖石上的绘画

六朝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名家辈出，各具风范。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并称为六朝画坛“三杰”。“以形写神”、“气韵生动”成为品评绘画作品的新标准。绘画题材有了新的拓展，传统的人物画日臻成熟，佛教绘画发展迅速，稚拙的山水风景画也初露端倪。

从画像砖、墓室石门等遗存中，我们可以尽情领略六朝绘画艺术的风采。这些砖石上的绘画作品构图饱满，少有留白，追求画面的动感，注重情绪的表达。在表现手法上，发展了秦汉以来的绘画传统，强化了线条的表现力，能够收放自如地表现动态和力度，营造画面中流动飞扬的气韵风貌。

错版竹林七贤拼镶砖画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是南朝大型墓葬砖拼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画像主题，这件错版的拼镶砖画并没有拼出完整的画面，是何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线条的丰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衣纹的描绘，还是动作手势的表现，都显得张弛有度，气韵生动。

绘画——绘画的线条美

高古游丝描

高古游丝描，是中国人物画中一种非常细劲有力的画法。所描绘的线条细、挺、劲，似在飞舞、游动，就像春蚕吐出的丝，故又被称为“春蚕吐丝描”。这种描法适合表现丝绢衣纹的轻薄流畅之感，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画法的特点。

人物画中的线条美

在中国人物画中，线条是最易表现个性特征的形式。魏晋时期人物画的线条飘逸婉转，气韵生动，与汉代人物画的图案化大异其趣。顾恺之的人物画意在“传神”，重在以人物的眉目举止表现其内在的性格、气质和精神。他笔下的线条转折一致，相互平行，呈圆弧状并列，紧凑绵劲、匀称圆润，表现了人物微妙细致、变化丰富的形体特征，以及衣裙的飘逸灵动。

山水入画

中国的山水画发端于魏晋南北朝。人们寄情于山水，用笔墨发现山水之美。山水脱离了宗教，而引入了人的精神，这是魏晋风度的渗透，崇尚自然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飞跃，更是美的觉醒。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可以看到峰、石、云、水、树的复杂表现。与顾恺之齐名的陆探微也善写山水草木。当时的山水入画多以人物故事画的分隔或衬景出现，山水画的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完成。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局部）

釉下彩——绘画的线条美

镇馆之宝——青瓷釉下彩盘口壶

青瓷釉下彩盘口壶，通体绘制纹饰，笔墨流畅，气韵生动，是迄今所见以绘画手法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该器精湛的釉下彩绘工艺，改变了人们对釉下彩绘工艺始于唐代的认识，把釉下彩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五百年。壶身描绘了多种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羽人、仙草、云气、神禽、异兽、比翼鸟、佛像、铺首……图案布局繁而不乱，釉下彩画和贴塑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具有独特时代气息、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

盘口壶通体的釉下彩画中描绘了多种生动奇异的艺术形象，鸾鸟气宇轩昂，神禽翩翩起舞，异兽威风显赫，比翼鸟雍容华丽，佛像庄重肃穆，铺首相貌威严，羽人虚幻神奇，仙草、云气栩栩如生，充满了神奇灵异的气氛，呈现出一派飘渺虚幻的天界风光。

六朝人物展

第一单元

治国

公元三至六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群雄纷争、南北对峙的时代，南京第一次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个极盛时期。因其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连续300多年一直是汉族封建王朝中心，统治着中国的半壁江山。

“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从孙吴大帝坐断东南，到晋元帝“五马渡江”：从王导与南渡诸贤“痛哭新亭”，到谢安镇安朝野“围棋赌墅”；陆逊的智勇双全、祖逖的壮怀激烈；王谢大族的诗酒风流、南土四家的文武忠厚……六朝古都南京像一位洞悉沧桑兴废的老人，见证了三百多年的风云变幻。而六朝时代那些立国治世的英雄人物，也为南京的山水城林留下了无数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动人事迹，至今令人悠然神往。

皇图霸业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灾祸连绵。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从此开始了近百年的战乱时代。在军阀割据、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曹魏、蜀汉、东昊政权，互相攻伐，各争雄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

“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六朝历时三百余年，共传四十帝。

坐断江东

孙权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皇帝，也是最早定都南京的帝王。

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同年九月，迁都建业（今南京）。“一代宏图开建业”，孙权规划并建造了建业都城，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权

百年之路

东晋百年的相对稳定与北方五胡十六国的征战不休、杀人盈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永嘉南渡

永嘉年间，西晋王朝开始分崩瓦解，匈奴、鲜

卑、羯（jie)、氐（di)、羌（qiang)五族趁虚而入

周边胡族的大肆入侵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分裂格局，史称“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大量人口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永嘉南渡”。

中原民户迁至长江流域者超过百万，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士大夫和贵族阶层，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人口南迁的高潮。

永嘉南渡为江南地区输入了大量人口，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

东晋建都

司马睿“八王之乱”中依附于东海王司头越。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后采纳王导之计请求移镇建邺，并极力结交江东大族。司马睿重用王导，凡事无不与之磋商。311年，晋怀帝被俘，313年遇害后晋慜帝即位，封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316年晋慜帝在长安被俘，西晋王朝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晋皇室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下称晋王，次年称帝，以建康为都城，是为晋元帝。

刘裕北伐

东晋义熙五年（409），刘裕自建康出发，伐南燕。次年二月，生擒燕主慕容超，送至建康斩首，收复青州、兖州等大片地区，南燕灭亡。义熙七年（411），刘裕回师平定芦循之乱；次年又亲率大军北伐，收复洛阳、长安，擒获后秦主姚泓，送斩于建康，后秦平灭。刘裕北伐是晋室南渡以来第一次消灭北方敌国，是整个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对北方少有的大胜。刘裕本人也借此树立了个人威望，巩固了地位，并为不久以后代晋而兴增添了有力的政治筹码。

寒人掌机要

自刘裕代晋而起，南朝政治版图最为显著的变化当属“寒人掌机要”。所谓“寒人”就是与世家大族相对的中小家族或平民子弟。宋齐梁陈四朝，改变了晋司马氏皇族与王、谢等世家大族共治的状况。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臣辅多选用寒门，掌握实权的几乎都是寒门子弟，在中央政权中，“寒人”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与机密，传达诏命；在地方上，任宗室诸王、领兵镇将的典签，掌握州郡实权，也有的直接担任将帅，统兵一方。寒人掌机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加强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

元嘉之治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继续推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纳才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宋文帝在位期间（424-453），政治清明，经济恢复，文化渐趋繁荣，是人民生活最为安定的一段时期，史称“永嘉之治”。

偏安江南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ao）攻灭北凉，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一统北方。至此，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之一，虽然在军事上相互征战，使得经济发展有所停滞，但南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隋统一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淝水大捷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王苻坚率87万大军南下，水陆并进，意欲一举消灭东晋。谢安派其弟谢石、侄儿谢玄率8万北府精兵前往阻击。淝水决战中，谢玄采用诱敌移动之计，趁对方布阵未稳，一举击溃强敌。秦军溃败奔逃，死者十之七八。

此战过后，大伤元气的前秦走向衰亡。作为胜利方的东晋王朝虽无力统一北方，但却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侵扰，争取到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为江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伐梦想

西晋永嘉末年的中原丧乱，使得大量北方世族和民众南迁避祸。背井离乡的人们，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光复中原、重返故土。因此，整个东晋时期，倡议北伐、收复失地，成为深得民心、具有“大义”名分的重要政治动作。

从东晋尚未正式立国时就有祖逖（ti）北伐，随后庾亮、殷浩、桓温、谢安、刘裕等人都曾有过北伐之举，从而使之成为东晋政治史上的重要一页。

营建都城

东晋建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政权尚未稳定，无力顾及都城建设。建康都城的规模、形制大体沿袭东吴旧制，以宫殿群为中心，周围建篱墙、篱门。平定“苏峻之乱”后，从成帝咸和五年（330）开始，对建康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由内而外分为宫城、都城、外郭城三重，奠定了六朝南京城三层城垣的基本规模和框架。

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时，时任尚书仆射的谢安主持了新一轮大规模宫城建设。每日动用工匠6000人，共建殿堂3500余间。修建后的建康，一改原先的陈旧简陋，成为一座形制规模崇宏的宫城，史称：“江左以来，百端草创，宫室规模，至是始宏。”

依界土断

土断是东晋、南朝时期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主要内容是划定州、郡、县的实际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以便政府统一对编户齐民进行管理和征收赋税。东晋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南朝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的不下十次。土断的实施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也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

侨置郡县

西晋末年，北方人民大量南迁，被称为“侨人”。东晋立国后，政府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这些侨州郡县有的只有名称，并无实土，即所谓“故土虽迁，存旧名”。

在建康设立的侨郡和侨县有二十多个，如侨立怀德县专门用以安置随司马睿从山东琅邪迁来的千余户南渡人口，其中大族就有上百户。其后，侨置广泛开展，“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被安置的侨人有的相对集中，有的居住分散。他们在侨县只做登记，不算正式户籍，也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有的侨州和其所属的侨郡县也不在一处，管理极为不便。

良能将臣

六代兴亡，造就了一批令后世激赏崇拜的公卿将相。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的门阀士族形成了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把持国家政权和经济文化命脉。南渡大族与南土士族的结合奠定了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从晋元帝开始，王、谢、庾、桓四大家族相继秉政，形成了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垄断。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政坛精英们既不像先秦两汉那样热衷于建功立业，机关算尽，也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唯唯诺诺、循规蹈矩。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同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那是真正的名士风范。王导的从容宽厚，谢安的风流潇洒，周处的砥砺自新，卞壶（kun）父子的忠孝双全，都给六朝古都留下了传奇。

社稷之臣

六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了大批成熟、睿智的政治家。不论是出身大族，还是起于寒门，他们都遵循着汉文化传统的治国理念，或纵横捭阖（bai he）、翻云覆雨，或智勇兼备、忠义双全，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

高崧

高崧（？—363），字茂琰（yãn），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东晋名臣，《晋书》有传。曾任中书郎、黄门侍郎，累官至侍中，职权颇重。高氏家族也是东晋名门，高崧之父高悝还曾担任过丹阳尹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最高行政长官。

陆逊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苏州）人，孙策之婿，世代为江东大族。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又一个功绩卓著、声望颇高的将领，他智勇兼备，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多次抵御曹魏和蜀汉。公元222年，陆逊指挥吴军在夷陵大败蜀汉刘备大军，一战成名。夷陵之战也成为战争史上积极防御的著名战例。

张纮

张纮（hóng）（151-211)，字子纲，广陵（今扬岩纮州）人，东吴早期谋士，和张昭一起合称“二张”。孙策平定江东时，亲自登门邀请张纮出仕为官。孙策死后，张纮辅佐孙权，深受信重。

桓温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qiáo）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大族谯国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温是晋明帝的驸马，历任征西大将军、大司马等职。因领兵消灭成汉而声名大盛，又曾三次领导北伐，掌握朝政操纵废立，更有意篡夺帝位，但终因最后一次北伐大败而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两族势力而未能如愿。

温峤

温峤（288-329），字泰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东晋名臣，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曾任中书令，参与机要。温峤是平定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有功之臣，显示了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死后追赠侍中、大将军，谥忠武。

卞壶

卞壶（kun）（281-328)，字望之，济阴冤句（今山东曹县）人。东晋名臣，官至尚书令。不畏强权，以礼法自居。“苏峻之乱”时，叛军进逼建康，卞壶率军奋力抵抗，力尽阵亡。其二子卞胗(zhen)、卞盱（xü)随父杀敌，也先后战死。时人赞道：“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 卞壶葬于冶城（今朝天宫）。

刘穆之

刘穆之（360-417)，字道和，东莞郡莒（ju）县（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东晋末年政治人物，官至尚书左仆射。刘穆之深受刘裕倚重，是刘宋代晋崛起时最重要的谋士。刘裕数次领兵北伐，由刘穆之留守建康总掌朝廷事务。他“内端谋猷（yóu)，外勤庶政”，帮助刘裕治理天下。

庾亮

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yan）陵（今河南鄢陵）人。东晋时期权臣和外戚，大族庾氏的代表人物。历事元、明、成三朝，晋成帝即位初期在朝辅政，“苏峻之乱”后官至征西将军，出镇外地。有北伐之志，但被后赵石虎击败，不久在忧患中病逝。

祖逖

祖逖（ti）（266-321），字士范阳通（qiu）县（今河北涞水）人。西晋末年，为避战祸，摔亲族部曲渡江南下。公元313年逖从宗族部曲中选取精悍士卒，请命北伐。船至江心，祖逖中流击楫，立誓恢复中原，随行将士无不感奋。祖逖所部纪律严明，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进封镇西将军。321年，祖逖因朝廷内明争暗斗，国事日非，忧愤而死，北伐功败垂成。

周处

周处（约236-297），字子隐，江苏宜兴东吴都阳太守周鲂（fáng）之子，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拜文学家陆机、陆云为师，才兼文武，终成一代名将，功业更胜乃父。《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周处除三害”的传说。

檀道济

檀道济（?-436)，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身出寒门，南朝刘宋开国功臣。东晋末年，随刘裕攻灭后秦，屡立战功，官至征南大将军。后宋文帝忌惮其为前朝重臣，功高震主，诸子皆善战，下诏以谋逆罪处死。史载，檀道济被捕时怒不可遏，痛斥：“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消息传到北方，北魏将领额手相庆，称从此南方再无可惧之人。檀道济死后，北朝屡次南征，南朝在军事上转入守势。

风流宰相谢安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是南迁大族中的佼佼者，少年时即有重名。他思想敏锐，风度优雅，年轻时隐居东山，盘桓山水。四十多岁时“东山再起”，入朝为相，设邸建康乌衣巷。谢安当政之后，先是挫败了权臣桓温篡权的图谋，又调和政权内部矛盾，在面临前秦大举进攻之时坐镇建康指挥军事，大败前秦于淝水。在这场战役中，谢安临危不乱，举重若轻，充分显示出过人的胆略和儒将之风。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足以与琅邪王氏相提并论的世家大族，合称“王谢”。

王谢登高

王羲之与谢安同登冶城山，谢安悠然遐想，有超脱世俗的志向。王羲之认为国家危难之时，清谈废弛政务。谢安则不以为然，答曰：“秦孝公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不也两代而亡，难道是清谈造成的吗？”这个典故表现了谢安“风流宰相”的名士风采。

东山高卧

谢安年轻时无意仕途，对于朝廷的征辟一直推辞不就。隐居于会稽东山（今浙江绍兴），与王羲之、孙绰等名士徜徉山水，谈诗作文。直到四十多岁时，谢氏家族在朝廷中就职的代表人物或病逝或被黜，为保住谢氏家族地位，谢安方才出山从政。谢安“东山高卧”、隐居不仕的潇洒风度颇受后人称颂。

一代名臣——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士族，少时便知名当世。其时王导分析天下形势，“潜有兴复之志”，倾力推奉司马睿，并助其笼络江东士族人心。西晋亡后，以王氏为首的世家大族力推司马睿为帝。王导因功拜丞相，深受元帝倚重，为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琅邪王氏是六朝时期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至两晋之际逐渐兴盛，历东晋南朝，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遥指天阙

东晋初立，百废待兴。由于国力所限，建康都城还是沿用东吴规制，无力重修。传说晋元帝想在建康南门外修建标志性建筑“双阙”，王导并不赞成，但又不好直言拒绝，于是就指着远处牛首山的两座山峰说：“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元帝欣然打消兴建双阙的念头，牛首山也从此多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别名——天阙山。

王与马，共天下

公元318年，王导、王敦兄弟力推司马睿为帝。王导位高权重，运筹帷幄，政令己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由于在东晋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氏家族在司马氏政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氏子弟在朝廷中占据了众多高位，权倾一时，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吴会风靡

西晋末年，琅邪王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因名望尚浅，江东士族对他比较冷淡。为争取当地大族的支持，王导建议司马睿礼聘南土士族的代表人物贺循、顾荣，以结人心。王导亲自登门拜访，邀请贺、顾出仕，二人欣然同意。有了贺循、顾荣的榜样，南土大族纷纷表示了对司马睿的支持，史称“吴会风靡，百姓归心”。司马睿威望日增，逐渐稳固了在江南的统治。

思辨

六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人们逐步从“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个性觉醒、注重思辨成为时代潮流。

思想及学术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官学、私学教育蓬勃兴起，教学内容突破儒学的藩篱，涉及广泛。诸学并兴，儒、玄、道、释各种思潮既互相兼容、又彼此驳诘。玄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逐渐渗连到社会生活之中，人们重视生命价值和个性解放，向往返朴归真。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东汉末年道教从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这两种宗教在六朝分裂动荡的特殊时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儒学、玄学等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扬。多元思想的交汇，使得六朝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准备了丰厚的思想文化积累。

玄学思潮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出自老子的思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李泽厚评价：“人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构建，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玄学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郭象、裴颜、嵇康、阮藉等。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皆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常聚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境内）的竹林之中，饮酒清谈，纵情歌咏。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然，率直任诞，重视自我而蔑视礼教，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饮酒、服药、清谈、歌咏和纵情山水是名士们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魏晋风度”作为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也成为后世文人欣赏倾慕的对象。

无神论者范缜

范镇（约450—515），字子真，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

这个场景表现了范缜“西邸论辩昀价形齐，帝永明七年（489），竟陵王萧子及在妈笼山西邸举办集会，宣扬佛法。范缜在会上舌战群雄，“盛称无佛”，与萧子良就因果报应展开辩论。数年后，范缜写成《神灭论》，对有神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道教振兴

六朝是道教史上的一段重要转折时期，逐渐从早期原始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以及寇谦之、陆修静创立的北天师道、南天师道等分别从道教理论、神仙系统、修炼方法和宗教仪式等不同方面为道教之振兴做出了贡献。

山中宰相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道教上清派代表人物。

陶弘景在医药、炼丹、天文历算、地理、兵学、铸剑、经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尤以药物学成就最大。编写了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第一部药学专书《本草经集注》。梁武帝对陶弘景十分尊崇赏识，除了送给他大量的布帛及应用之物，国家每有大事，无不前来咨询，世人称之为“山中宰相”。

真灵位业图

陶弘景所据的《真灵位业国》，一作《灵宝真灵位业围》，全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国》。是一部最早为种灵叙分峰级次序的道书。总共收录了近700位神灵的名讳称号，以国谱的形式一一列出。该书首次对道教庞大的神袛作系统化的分工，使得道教神仙信仰向前迈进了大步，为以后道教神仙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道教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虎溪三笑图

传说东晋诗人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相携拜访在庐山修行的高僧慧远，归途中三人谈笑而行，送客的慧远不觉间跨越其自我禁足的虎溪，三人因之大笑而别。这是有关儒释道三教相契的故事。

抱朴之士葛洪

葛洪（283—363），字稚川，号抱朴子，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思想家。葛洪兼通儒道，学识广博，著有《抱朴子》内外篇共70卷，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道教理论著作。其中《内篇》全面汇集了自战国特别是魏晋以来流行的神仙方术，并详尽记述了各种丹药的炼制方法，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化学、制药知识的掌握程度。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察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目数如前，无不成也。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

风水鼻祖郭璞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晋书·郭璞传》

初，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其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

——《晋书·王导传》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道学术数大师、文学家。博学多才，爱好古文奇字，精通阴阳、算历，洞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郭璞被奉为中国风水文化之宗师，选地葬母与为王导卜居的故事广为流传。玄武湖边至今有郭璞的衣冠冢，名为“郭仙墩”。

道教宗师陆修静

陆修静（406-477），宇元德，南朝前期道教代表人物。学识渊博，声名远播，在建康受到宋文帝、明帝礼遇。他是早期《道藏》的编辑者，所撰《三洞经书目录》是道教史上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为道教经典的编纂创立了体例和原则。陆修静也是南朝道教斋戒与仪范的订立者，在他的改革和完善下，南朝道教由民间宗教发展成为正式的官方宗教。

弘开净土

六朝是中国古代佛教传播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自孙权为康曾会建建初寺以来，在历朝皇室和大族精英的倡导和推动下，佛教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南朝时达到鼎盛。

南朝都城建康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僧尼如云、梵刹林立，出现了许多名垂后世的名蓝大寺。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崇佛礼佛蔚然成风。帝王兴资建庙，大族舍宅为寺，富人捐款修刹，达官以寺为家的现象十分普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人杜牧的诗句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盛况。

康僧建初

康僧会（约3世纪），祖籍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长于印度。他“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是著名的大德高僧。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来到东吴都城建业，向吴主孙权宣扬佛法，并显示神迹，献上感应舍利。孙权惊叹之，为康僧会修建佛塔、佛寺，允许其传教，江东佛法从此大兴。孙权为康僧会所建之寺，取名“建初寺”，为江南佛寺之始。

瓦官佛光

瓦官寺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364），是南京地区除建初寺外最古老的寺庙。东晋南朝时期，朝廷崇佛，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瓦官寺的兴盛。寺中供奉有顾恺之所画维摩诘像、戴速所造佛像五尊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赠玉佛，人称“瓦官寺三绝”。史载萧梁时期的瓦官寺巍峨壮观，是文人墨客登临题咏之佳处。

顾恺之与瓦官寺

瓦官寺修建之初，僧人设会请众士大夫前来为修寺筹钱。顾恺之慷慨许诺捐一百万钱。僧人大惊，以为是空口大话。及寺庙落成之后，顾恺之告知僧人在寺里准备好一面素白的墙壁，并在此墙上画下了维摩诘的像，即将完工之前，顾恺之对僧人说，第一天来看壁画点睛完工的人，请他们募交十万钱，第二日可交五万钱，第三日随意布施。果然，前来看顾恺之完画之人踏破了瓦官寺的门栏，为寺庙筹集了百万之钱。

杜甫咏维摩话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游金陵，并对顾恺之的维摩诘像赞叹不已，他向朋友祈求观看该壁画的图样，并留下了《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图样》一诗：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译经传法

译经是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方式。六朝时期，古印度的诸多佛教经论纷纷传入南方。在外来名僧和中国高僧的努力下，佛教经典得到全面的翻译和弘扬，形成了各家佛教师说精彩纷呈的局面，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思想家创立中国自己的佛教流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支谦:约东汉末～三国吴 西域大月氏江南最早的佛经翻译家。翻译《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大小乘经典29部，还注解了自译的《了本生死经》。

法显:约337-422，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到过印度和斯里兰卡。翻译多部佛经，所著《佛国记》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历史、地理、风俗的重要资料。

竺道生:东晋中期～南朝初，巨鹿（今河北平乡），师从鸡摩罗什译经；提出“顿悟成佛”说，是涅槃学派的先驱。

僧祐:约445—518，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雕塑家、佛教文献学家。奉敕监造光宅寺大佛：精通律学，著有《弘明集》等。

宝志:南朝齐梁年间，金城（今甘肃兰州），修行禅业，言行神异，被视为善萨化身，梁武帝萧衍以师礼敬之。

宗派纷呈

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融合。在多元文化、思想交汇融合的大背景下，对佛教思想和典籍的不同解读与偏重，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

在中国古代佛教史上，汉传佛教有八大宗派之说。各宗派虽然形成的时间各有先后、传承情况也各有不同，但究其源流，都可以上溯到六朝时期。作为六朝都城的南京，也或多或少地与佛教各宗结下了不解之缘。

达摩与禅宗

达摩（？—536），南天竺（印度）人，被推崇为中国禅宗初祖。南朝梁普通年间（520-527），达摩自海路至广州，游历各地，传授禅学。抵达建康时，梁武帝萧衍亲自乘车驾出郊相迎。梁武帝笃信佛教，建寺甚多，自认为功德很大。达摩却道：此乃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达摩见萧衍不能领悟，认为他不通佛理，遂不辞而别，折芦苇化为小舟，渡江北去。入魏后，在嵩山少林寺静修数年，修学卡进，创禅宗一派。

僧朗与三论宗

僧朗，南朝齐梁年间僧人，三论学派之鼻祖。曾居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弘法。僧朗被称为江南三论宗初祖，栖霞寺也以三论宗的祖庭而名扬天下。三论宗是中国隋唐时代一度盛行的佛教宗派，因据印度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三部论典创宗而得名。

栖霞开窟

南齐永明二年（484），明僧绍父子舍宅为寺，在摄山（今栖霞山）开窟造像。在皇室的支持下，至梁天监十年（511），窟群初具规模。此后历代多次增刻修茸，形成“蜂房鸽舍”般的奇观。栖霞山千佛岩是中国南方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造像雕刻圆润细腻，风格典雅秀丽，有“江南云冈”之美誉。

栖霞寺开窟

时晓色熹微，与霁色接，溪流暴涨，不绝声。然所过诸岭多童，至中凹处，忽得苍松古柏之属，是为摄山。趋驰道数百步，得寺曰栖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传明隐君僧绍者。隐君故栖此山，已舍宅为寺，人主贤而志之。碑阴“栖霞”二大字，雄丽飞动，疑即唐人笔也。稍东，摄级而上曰山门，江总持一碑卧于地，拂而读之。复前为门，四天王所托宇焉。摄级复上，杰殿新构，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颇逼侧。……探所谓千佛岩者。其阳为石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刚力士像于四周，颇巧致。此塔隋文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

【明】王世贞《游摄山栖霞寺记》

舍身同泰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古代最崇佛的皇帝之一。公元527年，同泰寺建成，规模空前，巍峨壮丽。萧衍每日晨昏亲至寺中礼忏，讲议佛经。为表虔敬，他先后四次在此“舍身”出家，由群臣出钱将其赎回。他撰写的《断酒肉文》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中国汉族僧侣素食的传统。在他的倡导下，佛教寺院数量激增，江南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梁武帝的四次舍身:

大通元年（527）第一次舍身同泰寺

中大通元年（529）第二次舍身同泰寺

中大同元年（546）第三次舍身同泰寺

太清元年（547）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风雅六朝之六朝科技文明

六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数学、天文、立法、医药学、化学、生物学等古代理论科学领域中，在制瓷、冶金、机械、水利工程、造船、航海等应用技术领域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祖冲之、何承天、葛洪等科学家。六朝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长江流域继黄河流域之后成为又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心。

记里鼓车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南朝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等方面均有所造诣，最杰出的贡献当属计算出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是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他创造《大明历》、设计制造水礁磨、指南车、千里船等，一生成就斐然。

六朝科技人物及成就一览表

文艺

六朝是中国古代文艺史上的繁盛时代。江南经济的长足发展，为华夏文明在南方的传承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的稳定，思想的活跃，使得文化艺术异彩纷呈，举凡文学、史学、绘画、书法、雕刻、科技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后世隋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

六朝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双双繁荣，在各自的领域都产生了一批雄视古今的作家和理论家，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壮观景象。史学也在六朝时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良臣竞相涌现。绚丽多彩的诗歌、迅猛发展的笔记志怪小说、交相辉映的骈散文赋、百花齐放的文学批评、严谨工整的史书典籍，都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艺术方面，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二王”的书法、“三杰”的绘画、戴氏父子的雕塑，都成为令后世高山仰止的不朽传奇。

文艺批评

六朝文化在挣脱汉代儒学独尊的僵化模式之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基础材料。在文学、诗歌、书法、绘画等诸多领域，都涌现出了高水平的文艺评论家，他们提出的许多理论、方法和准则，都被后世奉为圭臬（nie），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

刘勰（xie）（约465—532），字彦和，南朝最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崇尚儒学，文学见解卓越，深受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学家沈约器重。其传世名作《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结构细密，说理透彻，词采华茂，代表了六朝时期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世文坛影响深远。

昭明太子与《文选》

萧统（501—531），南朝梁武帝萧衍长子，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自幼聪慧好学，遍读经典。不仅自己能诗善赋，文采过人，而且喜好结交士人，广结英才。他编纂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选取上自战国、下至南朝梁共38类700余篇各种体裁风格的优秀作品，按体裁分别编入各类目中。《昭明文选》是对周秦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大总结，对后世研究这一段的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钟嵘与《诗品》

钟嵘（约466—518），字仲伟，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生活的时代，骈（ pián)俪之风盛极一时。为廓清诗坛清与浊的界限，钟嵘对当时的诗风提出批评，撰成《诗品》一书，对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做了全面的系统总结。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评论专著，也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杰出的文学批评著作。

诗歌

六朝时期，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诗人之多，诗作之丰，诗风之多样，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诗歌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世界方面更加自由和深入，诗歌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也更加丰富。诗歌体例初步完善，完整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已经出现。佳作云涌，名然如潮，为盛唐时代诗歌的成熟鼎盛期奠定了基础。

田园诗

田园诗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多以农事、田舍、牧人、渔父等为题材。东晋时的陶渊明被公认为第一位田园诗人，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以及“平淡自然”的诗风，把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

永明体

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这种诗体强调声韵格律，诗风清新秀丽，对偶工整，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注重声韵格律为主要特征。沈约、谢眺（tião）均是有名的永明体诗人。

玄言诗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以玄理入诗，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等。

赋

左思《吴都赋节选》

历史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约531—591），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少时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萧绎赏识，为右常侍。侯景之乱时，颜之推被俘，囚于建康。萧绎登基后，颜之推备受信用。公元554年，西魏大举入侵，元帝被杀，颜氏一家被俘，驱入关中。后谋返故国无望，滞留北方，先后入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一书，是南北朝后期重要的散文作品集，也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学术著作，极具史料价值。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扛鼎之作。后人评价:“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

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刘宋史学家。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当属其穷20余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这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资料翔实、文采横溢，在体例和内容上多有创新，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著作，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在当时就受到赞许。但叙事过于简略，一些重要史事语焉不详，且时有脱漏。

公元429年，裴松之奉宋文帝诏命为《三国志》作注，以拾遗补缺等为宗旨，博采群书，注文较陈寿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史注新法，大大增加了《三国志》的史料价值。历代以来，“陈志”与“裴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沈约与《宋书》

沈约（441—513)，字休文，南朝齐梁间文学家、史学家。公元487年，沈约奉敕编撰《宋书》，全书篇幅浩大，是记述刘宋历史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文献价值极高，对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记载极其重要。

小说

汉魏六朝小说是中国小说的萌芽。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只言片语。它们大多文字简古，缺少艺术的虚构，但文简而事丰，用极简练的文字生动地叙说引人入胜的故事。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品。

干宝与《搜神记》

干宝（？—336），字令升，东晋著名史学家、小说家。在建康任散骑常侍期间，撰有志怪小说集《搜神记》。这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搜集了四百多个故事，人物形象之鲜明、描写之细腻生动、文笔之质朴简洁，均值得称道，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刘义庆与《世说新语》

刘义庆（403-444），南朝刘宋皇族宗室，袭封临川王。爱好文艺，喜结交文学之士，所撰《世说新语》流传后世，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极好的辅助材料。《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文笔简洁隽永，刻画细腻生动，全书涉及人物五六百人，士族名士风流自赏的情态跃然纸上。

绘画

六朝时期，绘画艺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依附于经史神话到面向现实人生，从稚朴粗略到精美雅致，六朝绘画艺术充满了迥异于秦汉的新鲜气息。绘画题材大大拓展，技巧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画家，并产生了第一批有深度的画论专著，奠定了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基本构架。

历代名画记

顾得其神 张得其肉 陆得其骨 象人之美

顾得其神——顾恺之

顾恺之，东晋著名画家，无锡人。博学有才气，工诗能书，尤善绘画。人称“才绝、痴绝、画绝”，谢安赞其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顾恺之作画最重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摹本有《女史箴（zhen）图》、《洛神赋图》等。

张得其肉——张僧繇

张僧繇（yóu），南朝萧梁时期最有成就的画家，苏州人。善肖像、山水、花鸟，尤工写真，擅长画龙，有“六法精备，万类皆妙”之誉。相传天监年间，张僧繇为建康安乐寺所画白龙点睛，白龙破壁飞去，这一带有神异色彩的传说即是“画龙点睛”成语的由来。

陆得其骨——陆探微

陆探微，南朝宋明帝时的宫廷画家，苏州人。擅肖像、人物，兼工蝉雀、马匹，亦写山水草木，后人将他和顾恺之并称“顾陆”。据传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陆探微推崇备至，认为陆探微的作品已远远超越了外在形式的完美，将其置于上品之上，列为第一品第一人。

落笔成蝇——曹不兴

曹不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东吴画家，被称为“佛画之祖”。相传孙权为康僧会建建初寺，曹不兴看到西方佛像，便据以绘之，从此佛像盛传天下。传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时，误落笔墨，他便顺手绘之成蝇。孙权以为是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弹之。“落笔成蝇”的故事反映了曹不兴纯熟的写生技艺。

书法

六朝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楷书、草书、行书等书体竞相发展，书法理论的盛行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在六朝艺术中，书法的光辉最为璀璨夺目，以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成就为标志，名家辈出，影响深远。

王羲之

王羲之（约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人，后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书法博采众长，诸体皆精，后世尊为“书圣”。他的字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妍美之感。代表作有《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远宦帖》、《丧乱帖》等。

东床快婿

东晋时期，太尉郁鉴遣门生去王家挑选女婿。王家子弟一听到有信使来，都竭力保持庄重，显得不自然。只有王羲之一个人坐在东床上，袒腹而食，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我要选的佳婿。”随后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这便是“东床快婿”的由来。

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吴兴太守、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书法兼精各体，尤擅行草，变王羲之行书为行草并用，有“破体”之称。其风格流利豪迈，与其父齐名，并称“二王”。代表作有《鸭头丸帖》、《保母帖》、《中秋帖》等。

雕塑

六朝时期，佛教造像与陵墓神道石刻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彼此辉映，相互媲美，显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出成就。佛像雕刻以东晋的戴逵、戴颙（yóng）父子和南朝的僧祐成就最为突出；分布于南京郊区和丹阳地区的南朝陵墓石刻，气势恢宏伟丽，艺术风格豪迈，其规模与技艺均超越前代。

造像圣手——戴逵父子

戴逵（约325—395），东晋雕塑家。博学多才，能文善琴，工书画，善雕佛像，有“造像圣手”之称。他运用古老的髹（xiu）漆工艺，首创的夹伫（zhù）雕塑法流传至今。他为建康瓦官寺所造五尊佛像即属夹红技法，被誉为瓦官寺“三绝”之一。戴達之子戴颙继承了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音乐

魏晋六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带来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江南地区出现了清商乐、吴歌、西曲等丰富多彩的音乐、歌曲形式。涌现出大批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嵇康、阮籍、阮威、恒伊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

笛上三弄——桓伊

桓伊，字叔夏，东晋音乐家。善吹笛，常吹奏蔡邕（yong）所制柯亭笛，时称“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相传著名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依其笛曲《三调》改编而成的。晋太元中，桓伊作《怨诗》歌谏萃武帝司马曜（yao），含蓄地讽谏孝武帝应信重谢安。“音悲声厉，满堂皆涕”，谢安深受感动，孝武帝也面有愧色。

十朝都会

东吴 222年—280年

吴，三国之一，也称“东吴”、“孙吴”。

222年，孙权称吴王，建元黄武，229年，孙权于武昌（湖北鄂州）称帝，以吴为国号。同年迁都建业（今南京），开辟了南京十朝建都的新纪元，以建业为中心的六朝历史也由此发端。东吴统治区域为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控制人口多达230万人。280年，末帝孙皓为晋所灭。历4帝，52年。

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并于今清凉山一带筑石头城，加强防御。229年，孙权迁都建业，开始大规模都城建设。“以建康宫地为苑，其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建业城分宫城和都城两重。宫城在都城中间偏北，主体为太初宫，还有南宫、苑城等。城南辟有宣阳门。宣阳门至朱雀门之间为长约五里的御道，是建业城的中轴线。

东晋 317年—420年

东晋，六朝之一。316年，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室，次年称帝，史称东晋，这是历史上第二个立都于南京的封建王朝。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疆域大体上局限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南，西抵云南，南至越南中部。420年，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取代。历11帝，104年。

东晋建康城的规模、形制大体沿袭东吴旧制。从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开始，“作新宫，始缮苑城，修六门”，对建康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由内而外分为宫城、都城、外郭城三重，奠定了六朝南京城三层城垣的基本规模和框架。

南朝·宋 420年—479年

宋，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定都建康，史称“刘宋”。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王朝，其强盛时北抵今秦岭及黄河以北，西至四川大雪山，南至云南南部和越南中部。宋也是南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权，共历8帝，60年。

宋时建康城仍沿晋之旧制，“元嘉时始于台城东西开万春、千秋二门”，开始城市建设，“兴景阳山，置华林园”。孝武帝时，又兴建了多座宫殿；“大明五年，初筑驰道，自闾阖抵大航”。

南朝·齐 479年—502年

齐，南朝之一。479年，萧道成代宋称帝，国号齐，定都建康，史称“南齐”、“齐”。南齐疆域同刘宋后期。南齐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政权，历7帝，24年。

都城建设方面，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开始对城墙进行全面改建，“一改晋宋旧观”。根据现在的考证，城墙采用内部夯土，外包城砖的方法建筑而成。

南朝·梁 502年—557年

梁，南朝第三个朝代。502年，萧衍代齐称帝，国号梁，定都建康，史称“萧梁”。萧梁疆域大于南齐，盛时一度占领淮北和汉中。侯景之乱后，国土大为缩小。557年,梁为陈所代，历4帝，56年。

萧梁时，建康成为当时世界罕见的大都市，人口不下百万，都城建康得以翻修重建，台城规模宏大，“宫阙壮丽，城池坚固”。萧梁“初作宫城门三重，及开二道。宫城三重自梁始”。

南朝·陈 557年—589年

陈，六朝的最后一个朝代。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定都建康。陈朝疆域东、南至海，北临长江，西抵湖南、广西，版图为南朝之中最小。589年，陈为隋所灭，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宣告结束。陈朝历5帝，33年。

陈朝建立后，宫城建设与往日豪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年），“起临春、结绮、望仙等三阁”，“以沉橙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珠翠”，奇珍异宝，香闻数里。陈朝灭亡后，建康城邑宫室被夷为平地，繁华了近三百年的六朝帝都不复存在。

五代十国·南唐 937年-976年

南唐，五代十国之一。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南京地区先为杨吴军事重镇，937年，徐知诰（即李昪）废掉吴工杨溥，自立为帝,939年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并改金陵府为江宁府（今南京），定其为国都。南唐经历三代帝王，共39年，据守江淮以南，背依江南平原的鱼米之区，最盛时幅员35州，地跨江苏、安徽淮河以南、江西、湖南、湖北东部、福建，人口约500万。

南唐建都南京使隋唐以来一度受冷落的南京城进入复兴时期。从杨吴到南唐末年，金陵城经过数次修建，面目焕然一新，“城周三十五里，比六朝都城近南，贯秦淮于城中”，奠定了明朝南京城的基础。

明 1368年—1644年

明，第一个以南京为首都的统一王朝。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改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式以南京为都，称京师。南京历3世3帝，作都城54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在南方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初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西北至新疆，西南达云南，南到南沙群岛，东到台湾。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明亡。

明代南京城因形随势而建，“城周九十六里，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于内外”。至1393年，明代南京城完成了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修建。南京矗立起一座举世无双的城池。

太平天国 1851年-1864年

太平天国，晚清时期在南京建都的农民政权。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城（今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势力波及18省。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政府恢复原来的统治机构，南京仍为江宁府治，两江总督衙署仍设在南京。太平天国历2天王,14年，其中在南京12年。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古都，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史称“六朝”；加上之后定都南京的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计十朝（政权）定都于此，因此南京又被称为“十朝都会”。南京历史文化丰富多彩，惠及深远。近2500年的建城史和近450年的国都史，既积淀了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其蒙上浓厚的帝都文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