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勋章概述

至简

青天白日勋章在中国现代史中名气很大，在民众中知名度较高，不过它的真实面貌却见者寥寥。例如，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证章图录》一书中收录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的臆造品。这枚勋章在另一种国民政府的勋章，一枚景星勋章的章体上贴了一片青天白日徽，居然就混入了图录。虽然是多年前的旧事，但至少表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方面对青天白日勋章还多是只闻其名，连军博的相关人员都没有搞清楚它的真实模样。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证章图录》中青天白日勋章的介绍及照片，其中“印纪局”是印铸局的错误认读。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时代，青天白日勋章的图片已经很容易见到，在影视作品中作为道具也经常现身，但对它的错误认知依然不少。例如，热播电视剧《解放》第15集中有一个场景，蒋介石为激励张灵甫想提前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这个段落错误百出，好像蒋介石官邸的柜子里放着一摞青天白日勋章，可以随时拿出来送人。

电视剧《解放》截屏。

以往对于青天白日勋章的论述多围绕着获勋者展开，本文尝试从勋章的角度进行介绍。

青天白日勋章的设立

1928年底，奉系军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以此为标志，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1929年4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民国十八年以前，所有以政府名义颁发之勋位、勋章，均着一律废止，此令。5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设立青天白日章和宝鼎章两种军功勋章。其中第四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侮，保护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9月27日公布《陆海空军叙勋规则》，详细列出了获得青天白日章的23种勋绩。

1929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的《陆海空军勋章条例》第一页。

青天白日章是国民政府设立的第一种军功章，在中国军功章制度的演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青天白日章的名称最初不是出自军事部门。1929年4月，外交部考虑在外交活动中，赠给他国外交人员勋章是国际惯例；孙中山奉安大典在即，为彰显国威，拟设立用于外交礼仪的勋章，并向行政院上交了提案。在提案中，外交部将勋章定名为“青天白日章”，共分五等。

在《陆海空勋章条例》的早期草案中，计划设立两种勋章，名称分别是“中鼎勋章”和“三五勋章”。中鼎取“中国鼎立”之意，“三五”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缩写。两种勋章都分为一至九等。

估计是借鉴了外交部的提案，草案可能经蒋介石亲笔修改，两种勋章更名为“青天白日章”和“宝鼎章”，其中将青天白日勋章定为“不分等级，自将官以至士兵，凡于……”。“不分等级”是青天白日勋章最大的创新，突破了清末双龙宝星、北洋政府文虎勋章多分等级的旧习，并且将其定为最高级别的勋章，这在旧中国等级森严的军队中绝对是一种创新性的举措。不过，宝鼎勋章依旧分为一至九等。

1929年5月，可能是蒋介石亲自修改的《陆海空军勋章条例草案》。

1935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于8月1日施行，同时废止此前制定的所有勋赏条例和规则。在新条例的行文中，青天白日章、宝鼎章改称为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并增设云麾勋章。条例规定：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捍御外侮，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者，颁给之。

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增设国光勋章，位列青天白日勋章之上，并将原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条件归为国光勋章，而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条件改为“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捍御外侮，保卫国家，战功卓著者，颁给之。”在施行细则中将获勋条件缩减为八条。国光勋章也不分等级，颁授量极少，在大陆时期仅蒋介石、傅作义二人获得。国民党去台湾后，又有周至柔、俞大维、何应钦三人获得。

蒋介石佩戴勋章的戎装照，其中上左国光勋章，上中青天白日勋章。

国光勋章图样。

青天白日勋章的颁授

青天白日勋章是一人只得一章。某人获勋后，即使再有更大的军功，也不再授；而其他分等级的勋章，如宝鼎勋章可以从低到高，累功晋授，但获得一等勋章后，也不再授。

青天白日勋章的颁授可以分为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两个阶段。大陆时期从1930年至1949年，共192人获勋；在台时期，截止到2020年，共20人获勋。

勋章的最高申请机构，1935年6月以前是军政部，此后改为军事委员会。一般程序是，先有军功事迹，在调查核实后，填写调查表，逐级上报，最后由军事委员会报送行政院，再由国民政府核定颁发。辅助执行机构是文官处印铸局和参军处典礼局，印铸局负责制造勋章，典礼局负责举办授勋典礼。

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1930年元旦，6名东北军将领成为首批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其中张学良是首位获得者。

1930年1月1日，《中央日报》刊登的授勋新闻，其中张学良等获得青天白日章。

1930年2月，国民政府第六十四次国务会议决议：主席勋章当然佩戴一等宝鼎青天白日章各一座，由文官处铸造送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获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32年10月31日和1933年1月9日，因一·二八淞沪抗战有功，分两批共12人获勋。第一批8人为，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俞济时、戴戟。第二批4人为翁照垣、谭启秀、张炎、钱伦体。

以上19人是青天白日章，或者说是早期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

其后，因长城抗战，1935年7月17日，宋哲元等48人被授予青天白日章，但未马上颁发。这批人员获得的是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

自1933年长城抗战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因战功获青天白日勋章者越来越多。这些获勋者的颁授命令的起止时间为1935年7月17日至1946年11月25日，期间共155人获勋，其中宋美龄是唯一的女性，另外还有4位美国将领陈纳德、史迪威、魏德迈、马歇尔。

国共内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共18人获勋，其中有董其武、杜聿明、陈明仁、黄百韬等，命令颁授的起止时间为1946年1月1日至1949年7月19日。这些青天白日勋章的颁授与“捍御外侮”的宗旨不符。如作比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剿灭”红军的“有功”人员，获得过多种勋章、奖章，却没有青天白日勋章；不过此时蒋介石为了打赢内战，已经不管不顾了。

192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中，任职师级及以上者占绝大多数，按最终军衔统计，分布如下：特级上将1人（蒋介石），一级上将21人，二级上将43人，中将69人，少将30人，校官10人，尉官5人，士兵2人。另外非军职人员7人，美国将领4人。

虽然按规定，青天白日勋章的级别低于国光勋章，但实际上仍可视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等级军功章或战功勋章，因此多数国军将领皆以能获得此章为荣。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滇缅抗战等等，众多将士浴血拼杀，其中的少数佼佼者胸前都挂上了青天白日勋章。

勋章等级高，其颁发标准应该也高，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有时是不靠战功，而是靠运气，政治意味更浓。甚至可以说，由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最终的决定权，所以勋章的颁授受其对时局的判断，以及个人情绪、好恶的影响很大。其中很多颁授是否公允值得商榷，并因此受到诟病。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无功人员获勋，随意扩大颁授范围。如在长城抗战后，为了鼓舞全军和全民士气，1935年一次性颁授48枚，1937年又增授徐庭瑶一枚。而部分将领根本未参战，只是列入作战序列，有所调动，即获得勋章。

2、战功章转变成资历章。抗战胜利后，很多职级较高的将领，并没有具体战功，只是因为资格老，即获得勋章。

3、颁发给非军方人员。抗战胜利后，一些政府官员对抗战有功，但多体现在后勤等方面，并无具体战功，也获得勋章。

4、变为外交工具。依据条例，外籍有功人员只能颁给宝鼎或云麾勋章。如抗战初期的苏联顾问，及抗战末期，出兵东北的苏联将军多被授予云麾勋章。但是蒋介石与美国交好，所以共有4名美国将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5、基层官兵获勋人数太少，其中战士仅有2人，而将官高达164人。这说明国民政府的勋赏体系还保留着北洋政府的军阀气息，相辅相成，部队自然也军阀作风严重。

6、中共方面无人获得。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战功卓著，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此却熟视无睹，不发一章。当然，共产党人对此也无所谓。

除了以上几点，另一个问题是很多获勋者生平不详。颁发高级勋章须严格审查，获得者的资料应该非常详细。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中有少数中下层军人，但有关资料太少。他们获勋好像只是临时为了鼓舞士气的权宜之计，事后相关机构也未能将个人信息补充完整。

通过对获勋者的了解，可以看出青天白日勋章的颁发对象有很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即便如此，青天白日勋章因有“捍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为背景，依然保有最为荣光的一面。将近现代中国的高等级勋章置于历史进程之中，青天白日勋章的地位远高于其他一些有名的勋章，如晚清政府的双龙宝星、北洋政府的文虎勋章等等。

晚清政府的双龙宝星和北洋政府的文虎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中，还有数人获得过新中国的五五勋章。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仪式。6位曾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是张治中、傅作义、程潜、邓宝珊、董其武、陈明仁。其中前4人因抗战有功获青天白日勋章，后2人因在解放战争中“戡乱有功”获勋：董其武在包头防御战中击退贺龙和聂荣臻部，陈明仁在四平防御战中击退林彪、罗荣桓部。当日，董其武和陈明仁不仅获得一级解放勋章，两位前国民党中将还获授共和国上将军衔，位入57位开国上将行列。这种个人身份的转换，两种勋章的对比，是反映历史重要转折时期的典型人物和事例。

陈明仁将军分别佩戴青天白日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照片。

青天白日勋章的制造和版别

青天白日勋章前后共有三种主要版别，始发时是第一版，1935年之后为第二版，以上两版都是挂在左胸上的襟绶。1980年12月19日台湾当局再次修改《陆海空军勋赏条例》，青天白日勋章添设挂在身上的大绶。这是第三版青天白日勋章，在此不做论述。

台湾学者祝康明所著《青天白日勋章》一书中三版青天白日勋章的配图，其中第一版青天白日章应该是仿品。

第一版青天白日勋章在1929年的《陆海空军勋章条例》及之后的颁发令和新闻报导中，都称之为“青天白日章”。台湾国史馆的档案资料中有青天白日章的正面图样，但没有反面图样。

青天白日章没有找到实物资料的清晰图像，只是在一些历史图片中能见到其模糊的身影。

蒋介石佩章照局部，左为青天白日章，右为一等宝鼎章。

因一·二八淞沪抗战有功，从左至右俞济时、张治中、戴戟三人在南京获勋后合影，均佩戴青天白日章和宝鼎章。

台湾学者祝康明在其著作中提及，俞济时曾告知他，青天白日章的“章面是一国徽，四周没有光芒，其大小如一铜板，看起来并不显眼。”仅从照片看，青天白日章的尺寸比同期的宝鼎勋章还小很多，有些配不上最高军功勋章的定位；如果没有上挂，它与普通的奖章差别不大。

1935年青天白日勋章改款成第二版，也是颁授量最大的一个版别。勋章是银质章体，加了两层光芒，尺寸加大。章面蓝白两色珐琅，做出青天白日徽。

因长城抗战有功，黄维纲将军获青天白日勋章，是第二版勋章第一批获得者之一。他的勋章证书是目前所见最小号，疑似是“第四四号”。

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的图例和说明。

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以厂标划分，依照制造的时间顺序，可以分为印铸局版、府厂制版、无标版。印铸局版又可以细分为早期版（平版）和后期版（凸版），二者的具体划分年限不详。

印铸局版青天白日勋章章背

印铸局版的背面是“一”字螺钉。府厂制版背面有“府厂制”厂标，前后期分为篆书和楷书，章背是“十”字螺钉或圆钉。无标版即总统府第三局制造，是国民党迁台后制造，也称为“台湾版”。勋章背面没有厂标，只有勋章名称和编号，背面是“十”字螺钉。“台湾版”的青天白日勋章存世量相对较多，一些书籍和网络文章的配图以此版勋章为主。

府厂制章背采用圆钉连接章体。

在台期间，制造的无厂标青天白日勋章背图，采用“十”字螺钉。

另外，网上资料还有一种荣安银楼版的青天白日勋章。荣安银楼是从大陆迁台的民营公司，赴台后，长期承接台湾当局的部分徽章制造业务。该章的正面与台湾版相同，但背面有“台北荣安”的戳印。未见到关于民营公司制造青天白日勋章的文字资料。

荣安银楼版青天白日勋章背面有“台北荣安”的戳印。

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的章体由三片组成。最上第一层是银质底板，边缘上翻内扣，像一个小托盘，中心制作出青天白日徽图案，并填入白色和蓝色珐琅。第二层和第三层也是银质，与第一层重叠的部分之外，制作成光芒的形状，填入白色珐琅。第三层的光芒略长。第一层背面中心有螺孔，第二、三层中间有圆孔。三层章体用螺栓从背面拧入连接固定。勋章珐琅部分的纹路俗称“鸡爪纹”，事实上该纹路是在一个顶点外散出5条线，而鸡爪是4指。

青天白日勋章三层章体局部图。

在网上搜索到一枚青天白日勋章的拍卖资料：“印铸局”版174号。该章受损严重，螺栓脱落，三层分离。图片显示第三层正面上方铸有凸起的“上”字，第二层背面则铸有凹下的镜像“上”字，两个“上”字正好吻合。估计第二层正面也有一个凸起的“上”字，而第一层背面也有一个凹下的镜像“上”字。这样的设计方便安装组合，勋章各层之间更加固定，不易松动旋转。

印铸局版174号凸版青天白日勋章的正面和背面。

印铸局版174号：左图是第三层正面，右图是第二层背面。

青天白日勋章不是一次性颁授的勋章，可能是随颁随铸，即利用决定颁发和实际颁发的间隔制造；也可能是某次制造多枚，然后多次分批颁授，授完后再制造下一批。

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仅从外观看差别不大，但仔细对比，可以看出一些工艺变化，即常说的同一版中的变型。印铸局早期版勋章中心的青天白日徽为平面，后期版改进为凸起的弧面，同时直径略有增加，重量增加较多。府厂制版、无标版与印铸局后期版相比，除了螺钉改变外，从外观看工艺无大变化，只是重量起伏较大，应该是不同时期和批次制造时材质配比变化造成的差别。其中，台湾无标版最为厚重。

青天白日勋章的更换

因种种原因，很多获得者的青天白日勋章并不是一成不变，期间发生过更换。

第一次更换发生在1936年初，因为青天白日勋章改版，国民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之前获得者的勋章进行了有计划的更换。以蒋介石为例，下图中他佩戴第一版青天白日章和宝鼎勋章，此后蒋介石全部佩戴第二版勋章。类似的例子还有邹作华、张治中、俞济时。

邹作华因中东路事件，是第一批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六人之一。这张照片中邹佩戴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

张治中佩戴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与夫人的合影。俞济时佩戴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的照片。

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的更换数量很多，主要是因战乱遗失、佩戴受损等情况造成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火纷飞，很多将领的勋章由于存放在战区而遗失损毁。根据台湾国史馆的档案资料，共有十余人因此先后申请补发青天白日勋章，包括黄维纲、戴戟、董升堂、刘嘉树、楚溪春等人。例如，戴戟存放于香港国华银行的青天白日勋章和四等宝鼎勋章，在1941年香港陷落后遗失。1944年初，戴戟致函相关单位，申请补发，获得批准。

行政院致函文官处，批准补发戴戟遗失勋章的公函。

由于青天白日勋章采用襟绶上挂方式佩戴，章体与上衣贴合不紧，身体在活动状态下，勋章晃动摇摆，经常与外物磕碰。比如，多枚勋章同时佩戴时，青天白日勋章表面的珐琅材质并不坚硬，极易损坏。另外，蒋介石本人对佩戴青天白日勋章情有独钟，上行下效，其他获勋人员也经常佩戴。这样的佩戴方式和频率，再加上保管疏忽，造成勋章的损坏率较高。受损的勋章不宜佩戴，因此有了换新的需求。

2017年6月7日，北京银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中，拍卖过一枚背款为“府厂制144”的青天白日勋章。拍卖资料介绍：

本拍品系施觉民将军旧藏，在其渡台后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主管勋、奖章及印信关防等业务。1944年施觉民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组少将组长，系蒋介石亲随。蒋介石在台任“总统”期间公开活动皆佩戴“青天白日勋章”，故下属需充分准备可供其随时更换的替代勋章。

此枚勋章因碰撞致蓝色珐琅略有剥落，遂由施觉民命“总统府印铸工厂”另备新品替换，故此枚标记为第144号的青天白日勋章，由施觉民保存至其卸任后流出，原包装纸上字样为施氏手书，十分难得。

府厂制144号青天白日勋章拍卖截图，出自雅昌艺术网。

这份拍卖资料显示勋章受损后可以申请替换，替换时需将旧章上交，同时发给新章。这种受损换新的情况可能主要发生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因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替换勋章毕竟不是丢失勋章，并非紧迫之事。另外，依照蒋介石的佩戴频率，他是很难做到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佩戴十几年的，肯定有过多次替换。不过他的勋章编号是“特壹”，只能另算。而替换下来的勋章可以有销毁和封存两种处理方式，具体如何操作不清楚。施觉民留存的勋章拍卖，至少说明旧勋章没有全部销毁，有部分流入个人手中。

在台期间，除了受损换新，可能还有另一种新情况，即给军政高层人士重复发放青天白日勋章，相当于原章的副品。这种多发并不是因为他们又立新功、再次获勋，而是为了方便配饰多套服装、在多种场合佩戴。据说蒋介石本人就同时有多枚青天白日勋章，另外台湾国史馆资料中，曾任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的陈诚保存有两枚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的证书

颁发勋章的同时要附带证书，证书由印铸局与勋章同时呈送。国民政府的各种勋章证书通常是统一制式印刷，证书编号、姓名、勋章类别、年月日等处用毛笔填写。早期的勋章证书名称为“陆海空军勋章证”，但这种制式的青天白日勋章证书未找到较为清晰的实物图片资料。

现在从网上找到的青天白日勋章证书资料为1935年之后的样式，证书中间上部盖有“荣典之玺”的方形印章。内容如下：

勋章证书 庸字第××号

国民政府为×××具有陆海空勋赏条例第四条之勋绩给予青天白日勋章一座此证

国民政府主席××

中华民国××年×月×日

目前所见资料，编号最小的证书是庸字第四四号，获得者是黄维纲；编号最大的证书是庸字第二〇六号，获得者是陈庆堃。

青天白日勋章证书第六七号徐庭瑶，此证书中“第三条之勋绩”与其他人证书中的“第四条之勋绩”不同，原因不明。

青天白日勋章证书第一〇八号胡琏。

证书因尺幅较大，外加时局动荡，不易保存。从网上共找到青天白日勋章证书资料近20份，很多图片极不清晰或内容有遮挡。将获勋人数和勋章证书编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后期的证书编号大于实际获勋人数。大陆时期，证书第206号陈庆堃在获勋人员统计中排第192位，也就是说一共多出14张证书。对此现象，有两种推测或解释。1、根据某人战功决定授勋，证书已经制作完毕，但因故取消授勋导致证书作废；不过庸字编号有效，后面的证书仍依次编号。2、某位获勋者的证书因丢失申请补发，获批后，补发的证书按新的序列编号，所以造成证书编号大于获勋者人数。

青天白日勋章的编号和制造量

各国颁发勋章，有的没有编号，如纳粹德国；有的在勋章背面刻有编号，如苏联，并且将勋章编号记录在证书中，做到人、证、章三者高度结合。而青天白日勋章则与众不同，初始阶段，获得者章证同号，但是后来经过一番操作，勋章有勋章的编号，证书有证书的编号，获得者不再章证同号。越往后，则越不匹配，甚至越来越乱，仅凭勋章号码不能按照颁发顺序来推测谁是获得者，必须要依靠其他更为详实可靠的资料才能做出判断。例如庞炳勋的青天白日勋章是87号，但证书编号是88号。按照颁发顺序陈庆堃是第192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但勋章证书排号是206号。

青天白日勋章证书第二〇六号陈庆堃，他是大陆时期最后一位获勋者。

关于青天白日勋章的制造量，也无定说。按照获勋者人数，应该不足200枚。但是，因为有补发、替换、多发的情况出现，所以实际制造的数量及发出的数量要远大于此数。

按照所见勋章号码的资料推测，第二版青天白日勋章的制造量应该不超过500枚。

由于证书和勋章的文字资料不足，实物图片资料也不足，所以还无法对青天白日勋章的编号和制造量理出清晰的头绪。各版青天白日勋章的总数是多少枚？因遗失补发了多少枚？几十位获勋者去台湾后又替换颁发了多少枚？最后库存章剩留多少枚？这些问题目前很难有确切的答案。

青天白日勋章的传世

青天白日勋章现在的情况如何？它们都在哪里呢？

祝康明先生研究青天白日勋章多年，曾亲访50多位获勋者或其家人后代，亲睹过他们的青天白日勋章。2012年时据他说，台湾应有近60枚青天白日勋章、香港有4枚、美国有几十枚。

粗略统计，192位获勋者，除了美国将领4人，1949年以前去世或生平不详者共计48人，1949年后去台湾者共计68人，其中有几人最后去了外国。1949年后去到外国（回国的不计）及香港者共计1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及后来回到大陆者共计62人，其中18人是被俘人员。至今没有见到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有关青天白日勋章的实物资料。据此做一推测，因为在某些时期，带有青天白日图案的物件会成为反动罪证，招来横祸，所以解放后留在大陆的青天白日勋章及证书可能已经全部被毁，能有遗存的概率极小。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青天白日勋章尽管名气很大，但在大陆并没有实物存在。有关青天白日勋章的实物信息多来自台湾和香港。

2012年发生的胡琏勋章被盗事件曾经引起过一次小轰动。1943年抗战后期，胡琏因鄂西保卫战有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败离大陆后，胡琏长期驻守金门。2007年其子将胡琏众多遗物包括青天白日勋章一并捐赠给金门县政府。这枚勋章和二等宝鼎、二等云麾等勋章在金门莒光楼展出。2012年5月初，大陆一游客行窃，将胡琏的青天白日勋章偷走。后在大陆警方的帮助下，很快将其追回送还金门。

左图是在金门展出的胡琏的青天白日勋章，表面破损，版别和编号不详，估计是台湾无标版。右图是胡琏像，佩戴多枚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排第一位。

除了这件事，青天白日勋章更多出现在拍卖会上，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拍卖是在香港。2012年8月，斯宾克公司在香港上拍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背面编号为“特壹”，说明此章是蒋介石生前佩戴，280万港币起拍，但当时对其真伪争议较大，造成流拍。祝康明先生受拍卖公司邀请，做了鉴定，确认该章是真品。

祝康明指出，一般的青天白日勋章，背面刻有篆体书写的“青天白日勋章”，配以号码及厂别。仅颁给蒋介石的这枚勋章背面刻有“特壹”两字、却没有厂别。因此“特壹”是辨别蒋介石勋章最重要的特征。帮助祝康明出版《青天白日勋章》一书的总编辑林达说蒋介石的青天白日勋章可能不止一枚。第二年，这枚青天白日勋章再次拍卖，落槌价600万港币，成交价720万港币，创下中国徽章拍卖的最高历史记录。

被拍卖的蒋介石特壹号青天白日勋章。

从勋章背面的“十”字螺钉，可以判定这枚“特壹”号是台湾版。台湾政坛变更多年后，被拿出来拍卖。按照蒋介石喜爱佩戴青天白日勋章的习惯，一生肯定替换过多枚，所以，如果今后再有青天白日勋章“特壹”号出现，也有可能，但出现早期平版“特壹”号版本的可能性很低。据此推测，其他赴台将领，如果后来仍然身居要职，他们留存的青天白日勋章也以后期版本居多。

近些年，部分青天白日勋章从台湾及海外陆续回流大陆。在收藏品拍卖数据库雅昌艺术网查询，2006年至今，青天白日勋章共有十几条拍卖信息，多为后期的台湾版。民间收藏的信息交流中，青天白日勋章也不时现身。其中目前已知，确认有蔡廷锴的第61号、庞炳勋的第87号两枚早期平版青天白日勋章存世。

相信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力增强，会有越来越多飘散海外的青天白日勋章回到它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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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及图片

1.台湾国史馆档案资料。

2.祝康明：《青天白日勋章》，知兵堂出版社，2011年11月。

3.《国民政府法规汇编》，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35年。

4.古籍善本研究收藏公众号：《青天白日勋章诞生的前世今生》，2019年。

5.王莹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勋章制度研究》，2020年5月。

6.雅昌艺术网网站。

扩展阅读：

国民党勋奖纪章设立时间排序简介

漫谈蒋介石获得的勋章

人民军队军功章的保护、收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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