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医老红军院长王太钧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2024年11月28日

　　王太钧1932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红军卫生学校军医班第七期毕业，1944年11月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抗日战争时期，任豫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1948年12月，由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总医院院长，调任中原大学医学院院长。1950年任河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军区后勤部政委。

1951年首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1956年任中共河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卫生厅厅长。1959年任河南医学院院长。

1956年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王太钧被评定为行政十级（厅局级正职）干部。

王太钧（1951）

　　1914年5月29日，王太钧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双坑村一户贫穷的家庭。双坑村就在兴国县城旁边，与县城隔了一条潋江河。在那个连吃一顿饱饭都非常奢望的家庭，王太钧的父母无暇记住孩子准确的出生日期。解放后为了便于填写个人信息表，他就选择了农历5月初5端午节这一天好记住作为自己的生日，以致一些史料中出现和身份证上（1915年7月15日）的信息不统一的状况。

王太钧自幼家境贫寒，仅有两间破草房。父亲王有倬靠给一户小地主打长工为生。父亲憨厚老实，善良淳朴，年长日久博得东家信赖，东家给了他四亩薄地作为嫁妆，遂将女儿许配给他。

过习惯了家底殷实生活的地主大小姐，出嫁后农活、针线活都不会干，没几年光景陪嫁的四亩薄地也变卖光了。穷的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母亲陈氏在幼子王太钧七岁那年，抛下她的三个孩子就离家出走了。

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穷苦人家的日子越过越难。为了让三个没娘的孩子有口饭吃，父亲忍痛把长子王太锡和次子王太鉎送到兴国县城黄烟厂当学徒。幼子王太钧年龄太小，就卖给了城里一家小银匠店当仆童。

名义上说是仆童，其实就是童工。王太钧过的是乞丐不如的日子，没日没夜的辛苦干活，还要忍受那刻薄店主的打骂。在银匠店干了才几天，王太钧就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偷跑回了家。父亲见状大惊，拿起竹板一边打一边骂“欠人家的债咋还？”王太钧一边哭一边倔强地说“欠人家的债，等我长大还。”父亲扔下竹板抱头痛哭，家中无米断炊，为了活命只好携儿去逃荒要饭。

叔父王有俊，看到幼小没娘挨饿的侄子王太钧实在太可怜，就把他要到身边当上了放牛娃，总算有了口饭吃。天刚蒙蒙亮就要赶着牛上山放牛，等到太阳落山后再赶着牛入圈，一边放牛一边拾粪，小小年纪，却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生活苦痛，饱尝人间冷暖。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一军团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县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建立红色政权。王太钧的大哥和二哥先后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王太钧也扛上了红缨枪，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每天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送信、盘查路条。

1932年5月，年仅18岁的王太钧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告别故乡，投身中国革命那汹涌澎湃的洪流之中。

伫立在历史的风口，回顾战争岁月，遥见当年23万人口的兴国县，9万有志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在这片红土地上冲锋陷阵，挥洒热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的背后，是一处处深深的革命足迹。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兴国县孕育出5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是他们支撑起新中国不朽的脊梁。

王太钧参加红军后，在距兴国县城20公里的鼎龙圩茶岭村红军后方总医院当看护员。医院附近的李氏宗祠，驻扎的是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3月，红军军医学校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10月卫生学校迁至江西瑞金，王太钧调入该校第七期军医班学习。

红军卫生学校讲义（1933.03.15）

　　学习半年多的时候，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红军卫生学校也由此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办学历程。11月王太钧转入中共党员。

参加红军的战士大都是出身于穷苦人家，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行军途中，每个红军战士的背包上挂个识字牌，上面写着上海、北平等大字，战士们边行军边识字，每天认三个字。王太钧说他就是这样在长征途中边走边学，边走边记，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会了认字，从文盲一步步学会识字知书。

长征前夕，考虑到中央纵队人员庞大，负重多行动缓慢，会影响到作战部队的行动，红军卫生学校进行了整编。把学员分散到各军团医院，即减轻了掩护非战斗人员的任务，同时也充实了作战部队救治伤员的能力。王太钧分配在红三军团，先后在营、团任卫生员。为躲避敌机轰炸，红军往往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

1935年1月6日，红三军团突破乌江天险。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终于甩掉了几十万国民党的追兵，还迎来了转折性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不仅为红军在今后的长征中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整个中国革命奠定了战略基础。

攻克遵义后，王太钧接到红军卫生学校召回学员通知，即从红三军团奉命到遵义城省立第二中学复课。因战事迭起，复课不到一周，学校被迫停课，被召回的学员重新返回到原所属军团。王太钧被重新分配到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干部团，先后任连、营的卫生员，团部卫生队卫生长、看护长。

红军干部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斗团，而是由红军大学整编而来的团，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的部队。通常行军序列是干部团担任前、后卫，中间是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是长征中唯一一支戴钢盔的红军队伍，同时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

王太钧跟随干部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过近四个多月的转战，终于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

1935年6月12日，王太钧随干部团到达川康阿坝，长征途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行程的序幕。面对海拔四千多米白雪皑皑，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鸟都飞不过去的雪山，个头矮小衣着单薄的王太钧，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吃几捧积雪，实在冷得不行，就几个人靠人挤在一起，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终于爬过了雪山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休整月余，中央决定将两支部队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8月下旬，王太钧所在的干部团跟随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的右路军行动，从四川松潘县毛尔盖出发继续北上。

翻过雪山就是荒无人烟，浅处没膝，深处没顶的沼泽泥潭和茫茫草地。一不小心掉入沼泽泥潭则会越陷越深，不少骡马因陷入沼泽坑内而拔不出来，多少战友就这样被永远夺去了生命。8月底，缺衣断炊，褴褛不堪、瘦得皮包骨头的王太钧终于走出了草地。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的艰难历程。

王太钧讲给子女说：“爬雪山过草地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吃野菜草根、煮皮带充饥，打满血泡的双脚缠着干树皮。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饥寒交迫，使得雪山和草地行军十分艰难，不少战友因此冻死或饿死在了雪山草地上。

1935年11月，干部团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在瓦窑堡王太钧接替了红军卫生学校学员周洪生（曾任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贵州省卫生厅厅长等职）在长征途中看护王稼祥的工作，负责护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照顾他的日常医疗保健。

王稼祥在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因当时不具备手术的条件弹片未能取出。在瓦窑堡红军卫生学校王斌校长（1909～1992.06.13，四川兴文县人，延安时期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常来给王稼祥主任治疗伤痛，王太钧按王斌校长的医嘱进行护理。1937年6月，由于王稼祥伤情恶化，远赴莫斯科治伤。

1936年2月，红军卫生学校在瓦窑堡召回跟随右路军行军分散到各部队所剩不多的第六、七期学员复课。王太钧经请示王斌校长同意，调回卫生学校复课。

1936年6月下旬，因国民党军进攻瓦窑堡，红军卫生学校又随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7月初，王太钧所在的军医班第七期，在由瓦窑堡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移途中毕业。

王太钧毕业后分配到军委卫生所当医生，不久又调到位于保安县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1936年1月成立，1937年9月撤销）卫生所任医生。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延安很快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西方很关注中共，外界渴望了解延安，中共也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和立场。党中央对历尽艰辛、不辞劳苦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国际友人极为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对外宣传联络和统一战线工作。美国记者斯诺，就是第一位来到边区的外国记者。王太钧在外交部卫生所期间，担负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这就是传说的王太钧当过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生的由来。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后，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三边、神府三个特区。1936年2月下旬，关中特区被国军“围剿”，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撤离。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习仲勋等返回关中，恢复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此时，王太钧奉命调任关中特委卫生所所长兼医生。他随队先期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居住半月后奔赴淳耀县（淳化县、耀县两县毗连的解放区）槐庄子、淳化县桃渠塬开展医务工作。1937年2月又随关中特委迁往新正县（现旬邑县）马家堡村。

王太钧年轻时期（1937）

　　王太钧自从参加红军踏上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离开家乡已经五年。到达陕北后总算安顿下来不再行军打仗，写份家书报个平安，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放心。中央红军长征后，家乡被国民党军侵占，残酷屠杀红军家属，实行白色恐怖。出于安全考虑王太钧选择了穿便装，拍照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邮寄给父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太钧调回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卫生处任医生。时任抗大卫生处处长孙仪之（1906～1986.06.18，安徽省六安县人，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是王太钧在红军卫生学校时的病理教师，之后孙晋升教务主任，王太钧非常尊敬孙老师，师生关系融洽。

一天孙处长找王太钧谈话“抗大第三期的学生大队（知识青年大队）缺少医生，你去三大队一个人要担起所长、校医、司药三个人的工作，你有什么意见？”王太钧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完成党分配的任务。”

为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身背简易行装，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一时间，“到延安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每逢新学生到校时，队部就会通知王太钧给新生体检。面对大城市来的女生体检，刚23岁的王太钧感觉很难为情，于是他请来卫生处两位女看护帮助体检。鉴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称体重，查视力，看是否有皮肤病，询问病史，填写体检表。青年学生脱下了西装、旗袍，换上了八路军灰色粗布军装。王太钧就把学生们换下来不要的服装，送交到学生会留做以后演出当道具用。

为解决学员住宿，抗大罗瑞卿教育长就率领号召教职员工和学员扛起铁锹和镢头挖窑洞。没有教室就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没有桌子就拿块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写字。陕北的冬季寒冷干燥，没见过雪的南方女生耳朵，手脚和脸部冻的红肿，王太钧只能给她们一些冻疮药膏涂抹。

据王太钧回忆，延安圣地吸引着数万爱国热血青年潮水般地涌入，宝塔山下红旗招展，延河两岸歌声嘹亮。时隔多年，王太钧仍然清晰地记得每次开大会前，各队之间拉歌声彼此起伏，掌声雷鸣。“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阵阵嘹亮的歌声慷慨激昂，响彻天空。

　　佩戴“抗大”领章的王太钧（1938）

　　红军时期，红军军装衣领子上缝有两块红布领章。抗战时期，除少数中共高级将领和在国统区的办事处、通讯处工作人员外，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上是不佩戴领章的。唯独延安抗大师生员工佩戴红底金字，缀有“抗大”两个字分列左右的铜制领章。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4月王太钧转入第四期继续做校医。是年冬，王太钧调到瓦窑堡米粮山，在苏振华任大队长，胡耀邦任政委的抗大四期第一大队卫生所任所长。一大队有教职员工2000余人，卫生所仍然是“光杆司令”他一人，忙的拉不开栓。王太钧向第四期队列科科长邓富连（邓飞，1912.01.10～2006.01.15，江西省兴国县人，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提出增加医务人员申请，邓科长同意他在抗大第四期学员中挑选人员。他拿着队列科开具的介绍信，查阅各大队学生入学简历表，从中选挑出在奔赴延安之前中山医学院尚未毕业的学生张同久（广东人），在沦陷区做过医护和西药房工作的王静修（上海人）、黄俊（云南人）、李克（东北人）四个学员名单，经队列科谈话批准后，分配到卫生所工作。

瓦窑堡属于安定县管辖，当时国共合作各有一个县政府。一县两治，矛盾冲突自然经常不断。国民党的县长田杰生（1901～1996，陕西省耀县人）是个反共顽固派，并拥有一支百十号人的县保安队，不断向驻地的抗大一大队挑起摩擦冲突事件。他声称“抗大”不到前方打仗，到这里来与民相争，游而不击，下令不许老百姓给“抗大”腾房子。学生们高呼“团结抗日，不打内战”。一大队既要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治大局，又要不断平息国共冲突。

据王太钧讲：“当时抗大一大队约有2000余人，教职员队有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区队（相当于连建制），配备有武器，个别支队配有轻机枪。平时枪支和手榴弹用于学员队军训使用，遇到突发事件自卫还击。”

一天苏振华大队长，胡耀邦政委找王太钧谈话“如果仗打起来，伤病员你有法医治吗？” 王答“请大队长、政委放心，休养所有百十张病床目前都是轻病号，如果战斗打响，轻病号都可以上战场，腾出的病床接纳伤员，卫生所的医生和看护员有能力完成救治伤员任务，请两位首长放心。两位首长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好。”

王太钧追求进步，曾多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均未获批准。1938年12月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后，胡耀邦政委终于同意他1939年春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学习。培训班学员400余人，学期5个月，多数来自沦陷区的地下党员。王太钧在培训班聆听过中组部部长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懂得了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党风党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出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办学。同时决定以第五期的第一、二、五大队各一部和总校部分教职员为基础，在延安组建抗大第三分校。王太钧培训班结业时，原所在的第一大队已经东渡黄河迁往晋察冀。王太钧找到已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胡耀邦副部长请示工作分配问题，胡耀邦指示他仍然要回到抗大工作。1939年夏，王太钧到由许光达任校长的抗大第三分校报到，任卫生科医务主任。

三分校卫生科科长叫翟宪文（1882～1962，上海人，后任抗大医务所主任），是当时延安医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比毛主席还年长10岁。1942年毛主席为翟宪文60寿辰题词“老当益壮”时，落款尊称翟宪文为翟老同志。

王太钧到抗大三分校报到时，校部领导交代他：“卫生科长翟宪文年纪较大，整天看书看病，不管科里大小事，全科20多人，你到任后要多管一些事”。翟科长经常拄根拐棍到延安各机关为首长看病，凡他外出时王太钧经常晚上去看他是否回到宿舍，询问吃晚饭没有，身体能否吃得消。

王太钧说他自己名义上是医务主任，其实很少有机会看病，科里的日常事物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还要分管三分校下属政工队、直属一队(参谋训练队)、直属二队(东北干部训练队)卫生所的业务。

卫生科里有一个20岁出头的济南姑娘叫陈恺。她是1938年5月入抗大第四期三大队五队的学员，是年12月四期毕业后，分配到抗大总校卫生处任护士、司药。1939年9月组建三分校时，她被分配到王太钧所在的卫生科任科员兼司药。

陈恺（1934.09）

　　王太钧和陈恺由于在一起工作的缘故，又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彼此从陌生到认识，到熟悉，渐渐地王太钧对她产生了好感。在与她共同工作交往的过程中，渐渐了解到她的身世和她背后显赫富贵的家族。

陈恺原名陈振禧，禧字是幸福，吉祥的意思。走进延安，一种红色革命的气息扑面而来。告别旧时代，开启新生活，她决定改名，同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情调的“禧”字自我决裂。“恺”字表示快乐，意喻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快乐成长。

1918年10月，陈恺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大户人家。祖籍山东平阴县，清末民初时陈父陈官弼曾做过山东历城县县长（现济南历城区）。在济南黑虎泉东约500米的位置，买了十亩荒地，用石头作围墙，种菜，建奶牛场和豆腐坊（现山东省农业厅位置），并建起了一座拥有百余间房屋庞大的庄园（现十亩园小学东面位置）和后花园（现山东省军区宿舍位置），取名“十亩园”。吴法宪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济南，居住在十亩园街一号院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里安度晚年。

1934年7月，陈恺在济南齐鲁中学初中毕业后，9月考入位于济南阁子后街的省会警察厅第一届助产学校，1936年7月助产学校毕业，8月，她到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做见习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陈恺立即终止见习，参加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义务讲战伤急救课，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运动中。

1937年10月，经助产学校校长（警察厅卫生科长兼）介绍，陈恺和同学到驻扎在济南的由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为基础，1937年8月刚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伤兵医院，做义务护士工作（无薪金只管饭）。韩复榘力求自保擅自下令军队撤出济南城，陈恺和同学们随军退到泰安、济宁、巨野、曹县，一直退到河南漯河、舞阳。

韩复榘不顾国家安危，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堑，擅自撤退，一枪不放让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执行枪决。之后，伤兵医院被蒋介石的国军收编。陈恺和助产学校的陈素韵、周传玲、曹和静四个女同学，还有齐鲁大学毕业在伤兵医院义务医生李德温、杨建衡等人，考虑到济南已经沦陷，山东老家是回不去了，便乘收编混乱之机离开了伤兵医院，直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2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把陈恺一行，介绍到距西安北50公里的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村。云阳是八路军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驻地，云阳镇北约6公里的安吴堡，是安吴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驻地。陈恺一行在安吴堡参加了第四期青训班为期20天左右的抗日救亡教育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后，被输送到延安。

4月到达延安后，陈恺被分配到延安抗大第四期三大队五队学习，11月光荣入党，12月抗大四期毕业后分配到抗大总校卫生处工作，1939年9月份配到抗大三分校卫生科，在王太钧的领导下工作。

话说王太钧在一大队卫生所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向首长提出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事均未获批准，到了三分校后他仍然不死心。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王太钧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厚厚的积雪步行5公里，来到时任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饶正锡（1911.05.14～1998.06.22，湖北省钟祥县人，开国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办公室，再次要求去中央党校或八路军卫生学校（原红军卫生学校）学习。

说了半天饶部长仍不批准，王太钧耍赖地说：“你不批准，我不回去，就在你办公室睡觉。”饶部长望着比自己小三岁的战友如此渴望学习充满同情地说：“不是不批你，而是没有人接替你的工作，只要你找到人接替就可以去。”王太钧听后怀揣着激动之情不放心的再次问道：“真找到人你放不放？”饶部长用坚定地语气说了声“放”。

王太钧等的就是这句话。王太钧说：“他听说从新疆回到延安一批西路军干部住在军委招待所，其中就有原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一所所长肖邦宁（1916～2010，安徽省金寨县人，1955年授海军大校军衔，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就去找肖邦宁商量，结果他愿意接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再到卫生部找到医政科长刘夕青(1914～1985.08.17，福建省惠安县人，建国后任铁道部卫生局局长)，告诉他我找到顶替我工作的人了。经刘科长考察后报请饶部长批准，同意我去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

1939年冬，王太钧终于如愿以偿重返阔别多年的母校上学了。由于学员来源不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员编成两个预科班，分别进行数理化、生物和外语的教学。1940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批准，八路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更名后学校对学制进行了调整，原军医班一年半学制改为四年制。10月，通过考试按成绩将其学员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王太钧考试合格编入军医专业高级班第二期。1941年9月高一期改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五期，王太钧所在的高二期改为第十六期。在校期间，王太钧曾任十六期党支部书记，年级期长，校党总支委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二排左1为王太钧在中国医大听课（1940）

　　在这所被誉为“红色医生的摇篮”的大学里，王太钧亲眼目睹了毛主席1941年7月为即将毕业的军医专业第十四期同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从此，这句话深深印刻在了他的心坎里，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左2为王太钧在上解剖课（1940）

　　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吸引了一代热血爱国知识青年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湘雅医学院毕业生谭壮（1916.07.23～1992.09.26，湖南省隆回县人，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长子，建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生陈应谦（1912～2006.12.08，江苏省吴江县人，建国后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河南医学院院长，宁夏医学院院长，首都医学院院长）等许多知识分子，前来中国医科大学执教。

陈应谦在延安时给学生上课

　　1940年4月，王太钧和原抗大三分校的同事陈恺，在延安柳树店村中国医大校园里偶然相遇。望着昔日的女同事他内心百感交集，一年来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情感羁绊又被触动，心中泛起阵阵涟漪，那些美好的回忆如海水一般涌入脑海。是缘分让他们彼此相遇，这不仅仅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陈恺一起来中国医大上学的还有尹醒（1917～不详，江苏省江都县人，建国后公安部队医科学校校长）同学，日后谭壮和尹醒结为夫妻。

中原大学医学院庆祝毕业典礼欢送渡江大会（1948）

前排左起：张凯、尹醒（教务长）、李世东（解剖）

后排左起：可君（药理）、傅以新（核医学）、鲁协、郑戈（公共卫生）、伍忍（生理）

谭壮校长，尹醒教务长夫妇（北京）

　　1948年10月，谭壮、尹醒这对夫妻随太岳军区第四纵队挺进中原来到开封，在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原址上，收编了留守开封的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教职人员，开办了中原大学医学院，谭壮任副院长，尹醒任教务长。1950年初，谭壮、尹醒夫妻随解放大军挥师南下。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延安迎风招展的红旗，一张张斗志昂扬的青春面庞。中国医大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训，字字催人奋进。

1944年11月，尚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毕业实习的王太钧，响应中共中央“挺进河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号召，提前毕业报名南下中原。在将要与同窗四年的陈恺分别之际，出身卑微，不敢高攀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难以逾越横在双方家庭贫富差距悬殊鸿沟前犹豫徘徊的王太钧，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我爱你”！王太钧和陈恺一生中最浪漫，最美好的时光，是他们在中国医大学到了知识，也收获了爱情。

王太钧和陈恺结婚照（1944）

延安洞房结伉俪，妻子送郎上战场

　　王太钧在结婚照背面提笔对新婚爱妻写下了情深深，意浓浓的眷恋：“爱的甜蜜生活暂时留在分别——之后过！前线上需要我去。恺存念。

44年11月23日，你的钧”

1944年11月底，王太钧泪别新婚妻子，随王树声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战士，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雄壮豪迈的抗日歌曲，从延安南下直奔中原。于1945年2月到达嵩山抗日根据地，与1944年9月先期到达豫西，皮定均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胜利会师。王太钧先后任豫西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副部长等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树声率部南下，10月在桐柏山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师后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王树声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王震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部驻扎在桐柏县城，王太钧任一纵卫生部副部长。不久，中原军区分别向大别山挺进，王树声率领一纵抵达河南息县和光山县。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试图将中原野战军包围歼灭，我军只有突围才能保存有生力量。中原军区决定，6 月25日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由二纵司令员王震率领向陕南突围。南路由一纵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由广水越过平汉铁路（现京广铁路）西进，渡过汉江进入武当山区向鄂西北突围。这次突围被称之为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王太钧随南路一纵突围到湖北郧阳（现十堰市）花果村后，因病缠身行动不便，为了不给部队增加累赘，因此请求批准离队回解放区疗伤。经请示副政委刘子久（1901～1988，山东省广饶县人，建国后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吕振球（1901～1947，江苏淮安人）同意，王树声司令员批准，王太钧和359旅第718团卫生队队长龙辉（1915～2010，江西省永新县人）结伴一起回解放区养伤。

去解放区要经过敌占区岗哨盘查，王太钧便化名马学成，假扮成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人，在湖北郧阳开中药铺的郎中，父亲去世回老家奔丧。龙辉化名刘子良，假扮成陕西省甘泉县人，在湖北老河口兄弟俩一起开药铺，因世道太乱关门回老家陕西。

王太钧变卖了钢笔和手表，加上组织上给的路费，便于携带折换成5个金戒指。又买了一些粗布、棉花做了身棉衣和单衣。一个半新的薄被子包成一个包袱，一把半新的雨伞，盖有郧阳县花果村乡公所印章的路证，身穿便衣上路了。经山阳县、商州北上，向西安进发。

他们两个人一路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途径敌战区，穿越封锁线，到处都有国民党和民团设置的哨卡和岗哨盘查过境行人。他俩因人生地不熟，又不是当地口音，一路上尽管四处躲避还是被抓。遭遇民团搜身盘查，并捆绑毒打，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最后连棉衣也被搜去。

一天国民党匪兵抓住王太钧和龙辉后，用藤条把他俩绑了起来，推到山上时已经黄昏，龙辉发觉匪兵准备向他开枪时，毫不犹豫地跳下山崖，王太钧见状没容敌人反应过来也跳下山崖。待苏醒后发现捆绑双手的藤条在山坡上滚落过程中挣断了，王太钧爬起来撒腿趁着夜幕就拼命的跑，草鞋跑丢了，双脚被划破却浑然不知。天快亮时看见地里有个看庄稼的草棚才进去歇脚。龙辉跳崖后生死不明。

龙辉于上海（2004.11.12）

　　建国后才知道龙辉也大难不死，历尽艰辛回到了延安。建国后曾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卫生处处长、海军后勤部卫生处长、海军408医院院长、海军秦皇岛办事处副主任等职，离休后居住在上海市政立路海军干休所。

王太钧后在老乡的指引下，在陕西省商州杨家斜（现杨斜镇）终于遇到了新四军的队伍，是新四军二纵13旅的部队。被带到13旅部后，王太钧见到了吴世安旅长（1911.11～1984.08.04，湖北省红安县人，开国少将、武汉军区副参谋长），肖元礼副政委（1909～1998.03.21，江西省万安县人，开国少将、广州军区副政委）和曾焜副政委（1955年授大校军衔，1957年晋升为准军级）。王太钧汇报完路途经过后又汇报了一纵中原突围时的情况，并请首长给一纵发份电报说他已安全脱险。

曾焜原是一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调13旅任副政委。在一纵时他与王太钧熟悉。曾焜1958年军队转业后，任河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1946年12月底，王太钧跟随13旅转战到了卢氏县横涧镇。在横涧遇上从太岳军区来护送军饷的两个连，完成任务返回太岳时，王太钧等20余名干部跟随护送队伍返回。一路上边走边战，成功穿越敌占区，于1947年1月辗转到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3月，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由河北邢台迁移至武安县阳邑镇西井村，王太钧因伤病住进西井村和平医院治疗。

陈恺与战友武安合影（1945.12）

陈恺（二排右二）与战友宋玉兰、朱玉芝、刘培珍、黄玉珍、乔凌新、冯×瑜、×杏峰等战友，在武安县晋冀鲁豫军区和平医院留影。

1945年10月，陈恺由延安奔赴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军区党校卫生所当医生。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她由内科医生转为战伤外科医生。如扩创术、取弹片异物、截肢、阑尾炎术她都做过。她之前在济南时干过助产士，部队女同志从孕期卫生到分娩接生，都由她一人承担。她说有一个月她接生了28个婴儿。由于部队不设儿科医生，连小儿常见的肺部疾患、肠道疾患她也学会了治疗。

王太钧与妻子陈恺新婚一别已经两年半，自延安别离后，彼此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虽相隔遥远，惦记从未间断。当王太钧打听到妻子陈恺中国医大毕业后不久也挺进晋冀鲁豫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病情稍好后就由武安县转入妻子陈恺所在的河北省临清县（1952年划归山东省）冀南军区和平医院养伤。此时的陈恺经过几年的临床磨练，已于1947年上半年晋升为主治医师。

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兼冀南军区卫生部部长鲁之俊（1911.10.24～1999. 04.10，江西省黎川县人），是王太钧和陈恺在中国医大上学时的外科学教师，又是他俩在延安和平医院毕业实习时的院长。之后鲁部长娶了王太钧和陈恺中国医大第十六期的同班同学汪丝益（1912.12.19～2008.09.14，上海嘉定县人），此时汪丝益在冀南军区重伤医院当医生。

1947年6月，王太钧、陈恺接到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的调令，调他去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总医院任副院长，陈恺任科员。他伤病未愈就同妻子陈恺一起到河北省馆陶县赴任。巧的是该院的院长，就是1935年王太钧在瓦窑堡接替长征途中看护王稼祥主任的周洪生战友。之后周洪生离任后，王太钧接任院长。

当时为了战争需求，军区后方总医院成立了医训队。抽调优秀的护士长经过一年半集训转为医生。陈恺担任了部分教学工作，负责讲授解剖学、内科学、妇产科学课程。10月陈恺调该院直属所任所长。

陈恺、王太钧在晋冀鲁豫边区（1948年初）

　　1948年3月，王太钧和陈恺的第一个孩子王建中在馆陶县降生，给家庭带来无尽的欢乐。孩子生下后没有母乳，饿的婴儿哇哇叫，王太钧和警卫员就抱着婴儿走村串户到处给孩子讨奶水吃。王建中说“如果没有冀中老百姓，他就活不到今天”。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上半年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秋季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8月，王太钧奉命带领中原野战军后方总医院3000余人从馆陶县出发。骑马行军途中遭遇敌机轰炸，马受惊狂跑，怀抱儿子的王太钧摔下马，当他看见儿子安然无恙后开心的哈哈大笑。

11月初，前进到安徽省毫州县，选择南门大街有大小庭院数十座，房屋数百间的姜公馆（现亳县人民医院）安营扎寨，参加淮海战役。

王太钧、王建中、陈恺（1948）

　　从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到1949年1月全歼杜聿明集团，王太钧带领全体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的抢救伤员，没有时间休息，顾不上喝水和吃饭，一些医生下了手术台一坐下来就睡着了。院长王太钧和政委吴钊统（1913～1991.12.28，河南省信阳市人，开国少将）则日夜守候在电话旁边值班，指挥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分配转运到总院辖属各分院，收容伤员达三万余人。王太钧以前是抽烟的，淮海战役攻坚阶段他一个星期没合眼，全靠抽烟提神，结果他却抽烟抽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从此后他就戒烟了。

1948年11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纵队卫生学校从河南省临汝县迁入河南省会开封，在原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旧址上，以四纵队卫生学校和河大医学院留守人员为基础，成立中原大学医学院。中原军区卫生部长齐仲桓（1910～1970，辽宁省法库县人，建国后任中南卫生部长，卫生部部长助理）任院长，四纵队卫生部长谭壮任副院长。

1949年1月29日是大年初一，春节过后中原野战军后方总医院整编扩充，改编为十个分院，为渡江战役做准备。这时王太钧却因积劳成疾倒下了，经中原军区卫生部批准，2月被送往后方已经解放的河南开封治疗。

此时，王太钧夫妇在延安中国医大上学时的老师谭壮，在开封中原大学医学院任副院长。谭壮副院长的夫人，即王太钧夫妇的同学尹醒，现任开封中原大学医学院任教务长。

王太钧夫妇在晋冀鲁豫军区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鲁之俊，已改任中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鲁部长的夫人，即王太钧夫妇的同学汪丝益，现任开封中原大学医学院白求恩国际和平第一分院（郑大一附院前身）院长兼党支部书记。

王太钧从前线下来后，即送到老同学汪丝益当院长的和平一分院治疗。延安一别已五载，在开封王太钧、陈恺、尹醒、汪丝益四个老同学喜重逢，畅叙当年同窗情。1949年3月，汪丝益院长随解放大随军南下。建国后任北京广安门医院副院长、顾问，1983年8月，行政12级干部离休。

1949年2月，陈恺陪同丈夫治疗一起来到了河南开封，安排她在开封国际和平三分院（河大医学院妇产科医院）任副院长兼中原大学第五部（助产班）主任。3月，陈映（女）院长随解放大军南下，陈恺接任院长。

3月，中原军区发布命令，宣布将豫西军区、豫皖苏军区、豫鄂军区、桐柏军区各一部，合并组成河南军区，王太钧改任河南军区卫生部长，高长喜（1920～1997.07.17，河南省固始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上校军衔）任副部长。高长喜长女高平1946.03～198×年，1968年河南中医学院毕业，1972年7月调河医一附院消化内科医师。

4月21日，中原大学医学院齐仲恒院长、谭壮副院长奉命南下过江，王太钧兼任院长（任期1949.04～1949.07）。

7月，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由苏州返汴，与中原大学医学院合并，不久更名为河南大学医学院。白求恩国际和平第一分院、第三分院，相应更名为河南大学医院、河南大学妇产科医院。

8月，解放军四野46军卫生部长卢长山（1916.08.24～1981.11.26，河北省吴桥县人）接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

开封和平三分院留念（1949）

中排左起：陈恺、××、王霞、杨瑞甫、××

陈恺接手和平三分院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添置设备，聘请人员，安排医疗和教学任务，开办助产士班，开设病床45张。她定期查房，参加疑难病症的会诊，组织讨论，偶尔也参加接生和妇科手术。短期内使和平三分院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向繁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陈恺一家人就居住在开封寺后街和平三分院后院的两间平房里，她的长女王建华、次女王建人和三女王建民，都先后在三分院出生。

陈恺与她的搭档政治协理员王霞（1925.02.208～2001.07.30，河北省清苑县人），助产士长杨瑞甫(1919.08.02～2011.09.08，河南省淅川县人)， 她们共同的志向、理想和价值观，三人结为交情深笃的好朋友。

陈恺的子女70年代参军不在家的时候，去粮店买面，到煤场拉蜂窝煤等体力活，都是王霞的儿子李分田就像干儿子一样帮助老俩口打理。

陈恺和王霞离休后每次去北京，都会专程去看望她们的老姐妹杨瑞甫。“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我跟爸爸（杨中有，1927.04.29～2009.04.01，河医一附院药剂科）出差去过两次北京，我都是住在紫竹院附近姑姑杨瑞甫家。姑姑对我很亲，带我游玩煮好吃的给我吃。

周恩来总理签署王太钧任卫生厅长任命书（1951.01.05）

　　1951年1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成立，王太钧任首任厅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11月，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成立，王太钧任治淮总指挥部卫生部长。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打响了一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治淮工程建设。百万挖河筑坝民工齐上阵，住的是庵棚，睡的是地铺，卫生防疫，伤病救治任务严峻。在王太钧指挥协调下，保障了信阳、潢川、淮阳等六个专区治淮指挥部卫生防疫和药品供应。并在全省每个专区建立人民医院和卫生学校，方便当地老百姓看病就医，卫生防疫，为新中国培养大批卫生技术干部。

军委总政电报摘要：

邓谭陶：

一月十七日电报悉。同意：

同意王太钧改任河南军区后勤部政委。

……

军委总政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注：邓谭陶指邓子恢、谭政、陶铸

1953年，为集中收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王太钧厅长积极运筹下，整合平原军区后方医院，在新乡（3所）、洛阳（1所）、郑州（1所）先后建起五所康复医院和一所新乡荣军医院，其中康复五院1958年合并到河南医学院（现郑大三附院原址）。

结婚十周年纪念（1954）

　　1949年，陈恺走马上任河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医院院长时，医院仅有徐邦凤（1909～2000.03.09，河南大学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一名副教授。为了提升医疗技术水平，1951年1月从杭州聘请来了早年同济医学院毕业，年近六旬的褚通爵教授。陈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动让贤，让褚通爵任院长，自己甘当副手任第二院长。1952年妇产科医院发生医疗事故，身为副职的陈恺又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受到行政记过处分（一年后撤销处分），其高尚风格可见一斑。

列宁雕像前合影（1956.06.06）

　　1956年6月，王太钧参加了中央卫生部部长助理齐仲桓率领的中国卫生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考察。学习吸取苏联先进的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体制、以及医疗制度等先进经验，改进了河南省的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模式。也为他今后执掌河南医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至1957年，王太钧任中共河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卫生厅厅长 。

中年时期的王太钧（1956）

　　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工资制。王太钧被评定为行政十级（厅局级正职）干部。陈恺被评定为行政十四级（处级副职）干部。

1957年6月，一场全国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拉开了序幕。一时间，知识分子惊魂未定，人人自危。河南省卫生厅在厅长王太钧、副厅长高长喜、陈辑五（1916～1978.5，河南省范县人）的领导下，机关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2月，卢长山被错误免去河南医学院院长职务，张静吾副院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院长职位一直空缺。8月，王太钧在延安中国医大上学时的老师陈应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调任河南医学院院长，还未上任即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劳动改造。11月，王太钧调任河南医学院副院长。

河南省人民政府任命书（1959.07.11）

　　1958年8月，中共河南医学院第一届党委会成立，王太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程耀吾任党委第二副书记，任期1958.08～1959.06。1959年7月，王太钧升任院长（任期1959.07～1967.10）。

也许是流年不利，也许是命运多舛。王太钧自从卫生厅来到河南医学院任职后，就没有赶上好的时机。1958年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医学院组成钢铁医疗队上山下乡。1959年 至 1961年又遇上三年大饥荒，基础部教学楼、大礼堂因资金短缺，只能降低建筑工程标准。1958年8月医学院由汴迁郑时因资金困难，无力承建职工家属住房，一部分职工家属只能几代人在建筑公棚“八排房”里蜗居。像1942年1月就到本院工作的绘模室林富斋（1908～1980.12）等老人，在“八排房”一住就是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离开过“八排房”老宅。

因为住房紧张，迁郑时规定单职工家属和子女留汴不能随迁郑州，造成许多夫妻天各一方有家不能团圆。许多单职工家属只能在医学院附近的菜王村，兑周村租赁民房。一些单身职工就三五成群居住在教学楼实验室和门诊大楼顶层空房。

王太钧《整风思想总结》（1959.05.25）

　　王太钧到河南医学院任职时，“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反右”运动刚刚偃旗息鼓，大炼钢铁运动的号角又吹响了。他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是一项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王太钧在1959年5月25日《整风思想总结》中，对大炼钢铁运动是这样表述的：“1958年8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认识上好似也知道炼钢的重要意义，可是炼钢执行上，就有了问题。开始医学院是几吨，后来每周任务是25吨，我到高炉那看到用的吹风机十多个，钢板自制的转炉两个，马达也有了，事实上在郑州的高等院校中，我院设备最多，而又是最好的。10月炼钢进入紧张阶段时，又觉得教职工们昼夜不睡，有的两三天没有睡觉了，就认为过分。为什么我会如此呢，我是否没有经过这样的锻炼呢？不是的。淮海战役整天整夜不吃不睡，行军作战，在红军长征时代更是如此。当时在我思想上可能得出这样的解释：那是战争时代，红军长征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淮海战役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现在是和平时代能比吗？”

王太钧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农村孩子求学不易，深知教书育人才是一名教师的天职。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人才，立德树人，而不是让教职工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炼钢劳动之中，他痛惜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炼钢产量。

王太钧遇到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迁校郑州。1958年8月之前，河医一附院、部分教学人员和高年级学生已经迁郑州新校区。因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尚未全部竣工，徐东升（开封校区基础部主任，后任总务处处长）领导的第一教学办公室所辖基础部各教研室的教职工和28期学生，1959年还滞留在开封上课。

一天“省文教部党若平（1913～1988.02，河南省唐河县人，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医学院革委会主任）副部长亲来我院对我指示工作，要医学院留在开封的人员，在59年暑假迁到郑州。我提出了基建经费给医学院少，基建材料没有把握，房子建不起来不能搬家。党部长说钱就是那么多，有些房子可以暂不建，迁郑是一定要迁的。我当时说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尽管王太钧有一肚子意见，仍然按时于1959年暑假期间留汴人员全部迁郑。

1959年8月，庐山会议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机”，要求在全党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程耀吾为河医反右倾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王太钧为副组长。“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医学院党委认为王太钧没有抓好整风运动，撤销了王太钧副组长职务，继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遭受批判。

为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河南医学院为了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停办了护校、卫生系、儿科系，撤销了河南省儿童医院（原址现郑大三附院），接收了被裁掉的洛阳医学院4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使刚刚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困境的河南医学院，因为教室和住宿问题，陷入雪上加霜的境地，只能在纬五路原河南省卫生干部学校租赁教室和学生宿舍临时过渡。

1962年6月，陈恺由河南省卫生厅妇幼处处长调任河医一附院副院长，主管门诊部，后期教学和临床科研工作。

年逾半百的王太钧

　　1962年3月第三届党代会，1965年7月第四届党代会，王太钧任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任期1962.03～1966.08）。

1965年8月，河医一附院抽调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在医学院副院长程鹰、河医一附院副院长陈恺带领下，分赴西峡、淅川、镇平、内乡和邓县，开展巡回医疗。医疗队踏遍了南阳地区数千个村庄，为农民防疫治病，培训乡村医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破四旧，立四新”口号下，“红卫兵”试图要砸生物物理教研室1963年购进的河南省唯一的一台电子显微镜，王太钧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职工学生保护显微镜，终使仪器免遭破坏。

8月8日《十六条》发布，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斗争矛头指向医学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程耀吾，程鹰、杜葆林。党委陷于瘫痪，校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河医“东方红”和“红卫公社”造反派夺权罢官。

10月，西藏军区生产部到郑州二中招收知识青年，支援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王太钧16岁的长女王建华，河医武装部副部长杨喜柱（1922.08.16～1972.01.02，河南省南乐县人，1939年1月参加革命）17岁的长女杨席渝（母席宝凤，河医党办干事，1948年2月参加革命），这两位热血青年在革命父母的支持下，义无反顾地踏上“支边”西藏林芝高原的征程。在雪巴农场开荒、修路、盖房、种田，屯垦戍边15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雪域高原。

1967年初“六二六”病房刚成立时，凡事都是以身作则，躬身践行的陈恺，她深入基层和医护人员一起值夜班，一起做医护工作。6月，为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一支由陈恺副院长带队，60余人组成的医疗队再次到南阳西峡县巡回医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手把手地辅导“赤脚医生”。

欢送省医疗队离别留念（1967.09.08）

前排左4郭克惠（外科），其余不详

二排左起：××、××、××、××、王立兴（传染）、××、孟玉葆（核医学）、××、王文晋（中医）、范魁生（妇产）、井富增（耳鼻喉）

三排左起：××、××、张生荣（传染）、××、石爱梅（口腔）、××、高明云（耳鼻喉）、马花云（手术室）、高裴文（生物）

后排不详

这是陈恺最后一次带队履行副院长的职责。9月初医疗队返回郑州，10月26日河南医学院“革委会”成立，11月14日河医一附院“革委会”成立，厄运袭来陈恺即被打倒。12月，王太钧长子王建中参军，离别家的时候也没能见到父母一面，他说“不知道河医“二七公社”造反派把他父母关押到哪里了”。

“文革”中尽管王太钧有老红军和周总理保健医生这两块护身符保佑，为他遮风挡雨，没有像医学院的“二程一杜”（党委书记程耀吾，副书记程鹰、杜葆林），基础部的“二王一杜”（主任王明波，总支书记王子乾，副主任杜百廉）和河医一附院的“刘顾陈”（党委书记刘序宜，院长顾栋林，副院长陈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遭受残酷批斗和迫害。却因为妻子陈恺是河医一附院被揪出的“走资派”，造反派抓住他在中原突围中曾被国民党匪兵抓获过这件事，怀疑那段时间他有变节。最后通过外调证实他中原突围中没有叛变革命，仍然没有逃脱被批斗、被殴打、被抄家的厄运。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王太钧自从“反右倾”遭受批判后，变得处处小心谨慎。“他很少参加党组会，很少发言，办公室会议也很少参加”。怪不得“文革”中贴他的大字报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报告内容不上纲上线，革命意志衰退，工作干劲不足，在党委会上不发言，别人问他处理意见时，他说你们咋决定我咋执行。他与二程一杜之间虽有一定矛盾，但矛盾的实际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而是走资派的争权夺利，在根本利益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等等。

一次在大礼堂开批斗会，台上“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坐飞机，挂牌示众。台下有群众就喊，王院长他是老红军对革命有功不能坐飞机，却仍被河医一附院收发室年轻工人聂某用报纸裹着的铁棍来砸他，王太钧手疾眼快一把抓住铁棍，幸免躲过。后在他背上捶了几捶，王太钧急火攻心导致吐血。

“文革”对陈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她被罢官后分配在门诊二楼和三楼打扫卫生，拖地板，倒纸篓，打扫厕所。50多岁的人了，劳动一天劳累下来累的胳膊肿的都抬不起来。早晨她把14岁的三妞王建民带到门诊，帮助她打扫卫生，晚上孩子们还要帮着妈妈提着浆糊桶去大字报栏贴检查。即便如此，她仍然咬牙挺着，她坚信自己一生清白，正直磊落。

在河医阶梯教室批斗，一次次坐飞机，遭受拳打脚踢，揪她的头发连着头皮被拽掉一片片。生性强势，秉性刚强的她，回到家望着渗血的头皮，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就放声大哭。她无法忍受屈辱，有了寻死的念头。

全家福（1965）

前排左起：陈恺、次子王胜利、王太钧

后排左起：三女王建民、长女王建华、长子王建中、次女王建人

“文革”爆发后，王太钧家由高干楼（14号楼）被赶了出来，搬到医学院动物园南边的10号楼东一单元。这里临近郑州四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文功武卫”愈演愈烈，不时四中方向有子弹打到家里的窗户上。夫妻俩不愿让子女看到母亲被批斗的惨状，也为了孩子的安全，避免她们卷入红卫兵“大串连”的行列，就把剩在家中的次女王建人，三女王建民和小儿子王胜利送回江西老家躲避。

六七十年代是“票证时代”，粮食和副食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陈恺残疾的姐姐唯恐家里的粮票、布票、肉票、豆腐票、蜂窝煤票等票据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就把这些票劵缝在棉鞋帮里面藏起来。粮食定量供应，只能凭粮本或者粮票到粮店购买，购粮本可以说是一家人的生命本。

有次她家的保姆去粮店买粮食，买后感觉数量不符就问粮店，粮店说粮本上的粮食已买过一次，保姆说这家的粮食都是我买，这月我就没有买过。回家后径询问，才知道是陈恺救济河医一附院一户孩子多，生活困难的职工用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央精神，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2年5月，王太钧“三结合”到河南医学院“革委会”任副主任。11月，陈恺调任附设在河南医学院的河南省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现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1972年，在陈所长的领导下，先后从河医一附院和基础部抽调了一批早期资深主治医师和讲师（见附表），建立了气管炎、肝炎、药理、肿瘤研究室和电镜室。开创了国家肝病药物临床研究基地，食管癌现场综合防治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她还多次深入林县，指导食管癌早期诊断研究。

医科所初期人员：

1. 呼吸内科：

郭骏明，1919.12～2016.12，安徽省界首市人

李玉珍，1925.04～2001.06.01，河南省宝丰县人

2. 传染科：

熊诗松，1936.06～2016.03，湖南省岳阳县人

买 凯，1931.11～2006.10，河南省洛阳市人

3. 生物物理教研室：

张国霖，1926.11.22～1998.12.09，浙江省杭州市人

胡仲廉，1928.03～2004.04，河南省开封市人

焉晋绚，1933.12～，辽宁省丹东市人

朱金凤，1936.01～2021.09，安徽省合肥市人

查世钦，1939.01～2017.02，河南省开封市人

4. 药理教研室：张覃沐，1928.08～2010.12，江苏省江阴县人

5. 病解教研室：裘宋良，1932.07～2023.01，浙江省宁波市人

医科所全体欢送陈恺所长离休（1982.12.25）

医科所全体欢送陈恺所长离休（1982.12.25）

　　1982年12月，陈恺享受厅局级待遇离休。她终于告别了繁忙的工作，不再过问工作之事，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夫妻俩踏上了回江西老家的旅程，登上星星之火从此燎原的井冈山。重温毛主席“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雄伟诗篇，感慨万千。

老年春秋

　　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家庭出身”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身上，阻挡他们上学、参军和工作的道路。出身不好的人要想进步，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陈恺的家庭，是一个拥有十亩庄园的“城市资产阶级”成分的家庭。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倡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年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大家都在眼盯着她的表现和立场。1958年济南老家来信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性格刚直，正容亢色的她憋着一言不发，把所有的委屈埋在心底，硬是没有回去给老人家送终。她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因为世事可畏。

鉴于自己的家庭出身，所以她处处模范带头 率先垂范，拼命努力工作。晚年她懊悔自己1958年在当河南省妇产科医院院长时思想“极左”，遇到按比例调整工资，自己发扬风格带头不涨工资就算了，也要求其他人都不涨工资，节省下来的钱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革”后对于右派摘帽，她仍认为有反必肃。

全家福（1975）

前排左起：陈恺、王太钧

后排左起：次子王胜利、次女王建人、长女王建华、三女王建民、长子王建中

让老俩口感到欣慰的是除长女“支边”外，其余子女都继承了父母的军人传统全部参军，报效祖国。

陈恺（1918.10～1985.05.27）

　　可惜好景不长，陈恺离休才两年多，一场大病袭来，她未能看到为之奉献一生的“河南医科大学”挂牌，便撒手人寰。从此，与相伴40年的结发夫妻阴阳两隔。

陈恺去世时，急诊室职工苗富荣（丈夫原河医附小副校长张力）伤心地痛哭流涕。她说：“她有四个孩子，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粮食不够吃，吃了上顿愁下顿，是陈院长慷慨救济给她粮票，才使她家渡过难关”。住院处谷向华护士闻讯陈恺去世后也说“陈院长也拿饭票钱救济过她家”。洗衣房一个女工孩子多负担重，经常去血库卖血补贴家用。当陈恺了解情况后，批准互助会救济金50元，帮助她渡过难关。

陈恺不但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还关爱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琐事和恋爱婚姻。开封河大妇产科医院有一名1947年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毕业留院工作的护士魏文兰（1931～2018.11，河南省镇平县人，妇产科护士长），她聪明伶俐，备受陈恺院长喜欢。当她闻讯小魏护士谈恋爱后，立马就来打探消息，不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就是要替她亲自把关，简直比亲妈还操心。

陈恺关心爱护年轻医师，呵护他们健康成长，为年轻医师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文革”前某一天，耳鼻喉科有一名年轻医师郑广文（1938.02.07～2019.10.24，河南省西华县人）来找她，说有一个耳鼻喉科专业的学术会，会议通知早就发来了，不知道什么环节出差错他才收到，会议有他的论文宣读，他很渴望参加这个学术会，只是会期临近怕赶不上了。陈恺听完汇报立即批示乘坐飞机去。

60年代飞机可不是有钱就能随便坐的，必须是达到一定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才有此待遇。其他因公出差人员凭县团级以上单位介绍信，才有资格乘坐飞机。这件事让郑广文深受感动。20多年后他已经当上河南医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提起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仍然不忘陈院长的滴水之恩。“受人之恩，铭记于心”。

1971年12月，林晓（1920.11～2018.10.05，河北省魏县人，曾任河南省人大代主任、党组书记）由南阳地委第一书记调任河南医学院革委会主任后，王太钧因年龄关系只“挂名”“革委会”副主任，不再担任党内职务，不再为繁忙的工作操心，不再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头疼。接踵而来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河医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

欢送内科王书均医师援非洲几内亚（1972.05.19）

前排左起：刘序宜（医院核心组）、李继昌（消化内科）、林晓（学院核心组）、王书均（呼吸内科）、工宣队、王太钧（学院革委会）、军宣队

中排左起：××、段芳龄（内科）、连志鸿（党办）、刘桂田（行政）、郝文澜（医院革委会）、工宣队、周喜莲（外科）

后排左起：××、军宣队、张以哲（行政）、李加飞（院办）、顾栋林（核心组）、贾振声（革委会）

校、院领导欢送援藏医疗队（1973.08.15）

前排左起：王静英（妇产）、徐静君（口腔）、周喜莲（外科）、王建国（人事处）、贾振声（医院革委会）、王太钧（学院革委会）、刘鼎业（门诊）、刘序宜（医院核心组）、刘敏（政工组）、谢翠峰（妇产）、马琪（妇产）、程风琴（妇产）、郝文澜（医院革委会）

中排左起：××、××、顾栋林（医院核心组）、左铁臣（骨科）、杨俊生（麻醉）、刘东峰（检验）、谢志徵（普外）、聂世荣（放射）、郝继光（药房）、张继功（耳鼻喉）、晏国勋（整形）、王汉卿（内分泌）、赵志平（血液）、叶学祥（普外）

后排左起：盛智仁（行政）、朱喜贵（后勤）、申增兰（财务）、刘桂田（行政）、孙瑞广（麻醉）、××、张以哲（行政）、××、苏寿恒（普外）、王永虎（药材）、左宗孔（肿瘤）、吴增田（门诊）、张治公（科研处）、李加飞（院办）

1977年12月，党若平由焦作矿业学院“革委会”主任，调任河南医学院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闲逸多年的王太钧一天去找到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说：“我一个工农干部在高等院校这都呆20年了，想换个地方”。戴苏理说“老王呀，拨乱反正平反许多老干部都要工作哪有你的位置”。王太钧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弄个计划生育机构，你批准就行了”。

1978年1月，王太钧白手起家，从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办公没有桌，到机构编制、人员配备，办公和住宅用房，筹建起了河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并任党组书记、主任，兼任河南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开展全省计生干部培训、指导工作。

1983年4月至1985年5月，选为第六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5年12月，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离休，1987年提高到享受省级医疗待遇。

王太钧离休后，仍然关注河南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河南省抗癌协会1986年3月20日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王太钧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2000年12月，聘请王太钧为第四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2005年9月，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王太钧院长签发的毕业证（1959.09.01）

　　这张毕业证经历了65载岁月的漫长洗礼，纸张已经泛黄，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它是父辈们心中难以忘却的最美时光，藏匿着父辈们的青春芳华。院长王太钧鲜红的印章依旧清晰，年轻的刘鼎业青春绽放，毕业证上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河医的前尘往事，寄托着人们对历史的追思。抚摸父辈们留下的宝藏，感受着那份来自岁月的沧桑，铭记那段经时间沉淀愈发璀璨的记忆。

王太钧（1914.05.29～2008.06.04）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病床上弥留之际的老院长，在病痛中仍然牵挂着地震灾区的人民，临终前嘱托子女缴纳5000元特殊党费捐给灾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老院长铭记一生的座右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交上最后一笔特殊党费，完成一位有着74年党龄老红军的最后遗愿，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在老院长追悼会上，家属为完成老院长的遗愿，再次缴纳了一万元特殊党费，捐给地震灾区，完成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后心愿。

我们这代人，从小听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成长。如果没有王太钧院长这些老红军为我们负重前行，哪有现在繁荣昌盛的祖国，哪有我们的岁月静好，长征精神传承给我们的是信仰。

多少代人的更迭，换来今日河医的绽放。历史不会遗忘，历史终将铭记为河医做出过贡献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