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核试验基地(下-附五)

郭福贵

蒙冤日记之五-进京到解放军检察院上访.平反(1985-8-1至1987-4-1计608天) 1985年约6月中旬，帮我写进京上访申诉材料的长治市司法局长吴连奇(文革前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给我提出四点书面意见。 应注意的几点 一、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这类问题，不是递一两件材料、一半次上访、两三个月，可以结论的。这就需要有耐心毅力。 二、不论到哪个机关上访，态度要持正。语言要谨慎，态度要文明，使对方听的进，并有同情感。 三、对自己的问题，头脑中要形成一个简要轮廓性的概述。三五分钟即可使接待人听清问题的要害与症结，便于接待人、承办人理解。切不要语无伦次，漫无边际。 四、上访告状也是门学问。这也是当前现实情况。通过老上访户摸渠道、找向导，可以节省不必要的时间，使自已问题解决的更快一些。‘ 1985-8-1午12:43乘长治通往天津的直快，22:00到达石家庄，等了4个小时，换乘36次，於次日早8点抵京。 1985-8-2到武警总部找志刚:同两位老乡出去了。洗了脸，洗了衣。出来吃了一碗朝鲜凉面。下午到总政接待站，不接待。站岗哨兵说\对上访人员、在永定门有一个招待所，乘13路，月坛至厂桥。哨兵告知:每天上午和星期一、三、五下午接待。 1985-8-3昨晚下着大雨，在阜外立交桥下卷宿一夜。早6时到总政接待站。8:30开门，填写了登记卡后，解放军检察院石坚检察长的王本山秘书很快来接待了我。给石检察长的申诉交於王王说:让经济审判处办理。王言:给我路费，让我回去。说到"骗"时，我又哭了一场。王重点问了器材员向大队长汇报、留底一节，还记了“殷诗荣"的名子。 1985-8-4今天星期天，我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站和国务院办公厅接待站驻地，和贵州一个老上访拉了会儿。这位老上访正在给其他上访人写申诉，挣点钱。他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不断上访。他说:打官司，除了有理，还得会写、能说，还得有钱。缺一不可。 1985-8-5上午到最高检，接待号`16`，给了一张条子\证明来此上访过。接待员听了我的申诉说:你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部队往往是根据首长意见办事的。有些首长也不懂法。你找军检，让他们复查。他们作出决定后，你不服、再找我们。给杨易辰检察长的申诉，没接。让逐级找。“吃饭住宿，也找他们"。午饭后，又来到总政接待站。一封信，让张干事转交石检察长。 p4\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由于日益远离生产实践活动，总是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把它绝对化。他们颠倒地考察现实生活，似乎不是劳动者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而是他们为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似乎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而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把精神生活看作宇宙万物的根源。p5\列宁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疆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1985-8-6上午给王秘书打一电话，王还是让回去等。并说:不是个事，给你定上了，就得调查，就得有个工作过程。对你的事，我打算专门向检察长汇报一下。现在开会就是讨论经济案件。王还说\石检察长上任后对申诉重视等。办了张火车票。 1985-8-7上午，买了条短裤、一个暖杯。到八里庄找刘风刚，不在。到永定门，找老上访户拉了会儿话。 1985-8-8还是先回去一个月好，主要是给解放军检察院一定的时间。其次，在京吃、住都不便。一早到车站，6日的证明，8日不给票。只得返回去换。中间来了点小麻烦:新乡转14元，要7元、5元。到莱市口派出所，出示了证件、钱包，出了2元冤枉钱。吃了个面包，杯子又忘在商店。证明换过，却只给慢车票，只得舍近走远，去太原一趟了。冤案压身，我确实感到:简直不能应付周围的一切。买糕点4元、饼干1元、糖快1、4元、方便面0、75元。 1985-8-9石家庄转车，未停半小时，比去时少停4个小时，10:30坐上281次。 1985-8-10早8时多到达长治。鲍海宽主动借给20元，让告状用。给宋雷生(转新疆军区候检察员)寄走一封掛号信。给老战友李志虎寄走一信。 1985-8-22给解放军检察院王秘书发走一封双掛号信。 1985-9-25上午到写申诉的长治司法局长吴连奇家一趟。老俩口均当调研员。吴让一直写信发报追，要回部队得有上级的批件。十天半月一封，不回答就进京。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老大难。其老伴谢院长说:上班好。吴曰:上班怎么办？是干什么！ 1985-9-26老战友李志虎来信曰:复查还得到部队。在家坐等，不是办法。 1985-9-28给军检王秘书发走一信，询问是否已经安排复查？ 1985-10-4接到候信。 1985-10-5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最高检杨易辰检察长、基地许政委分发信一封。 1985-10-10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回执。 1985-10-15随长治市重工局“上海“车第二次进京。 1985-10-16到京，住展览館14号312房间。 1985-10-17上午到总政上访，第一个领了卡片。郭干事给王秘书打电话，不在。经济检察处吴检察员、还有办公室刘书记员，来电话说:我们已经受理，正在看。解放军检察院亲自审理，案卷已经调来。你来信，没法答复你。还有基地、军区，还得会同协商。这里复查，准备要去。得有个过程。既然受理，总要给你个答复。我讲:我进京，就是找真理来了:究竟看看是官大，还是法大？像风钻头、台虎钳、手摇台钻这些东西，到广大干部战士中了解一下，不用说我这个从城市入伍、家在城市的干部，就是农村来的干部，也不会要这些东西。吴还讲:我们也同情。但不能只听你的意见。相信我们会给你个实事求是的答复的。现在，具体的不能一一都给你讲。 1985-10-18上午，将《复查答复记录》交吴检察员。吴说:基地是徐清贤检察员去京送材料。你相信这次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吴问:你们大队领导关系怎么样？吴说:有些我们转下面，有些我们得亲自审理。现在，什么问题也不给你提。如果需要问你，会通知你。查抄了你个人的东西没有？通过你了沒有？你要求太急，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你急于把亊情弄清。你的困难，我们理解。都受到些什么牵连？你也不用问谁办你的案子。昨天，我正在看，你来了。你一直跑，也影响我们的工作。 1985-10-19去总政接待站，呈交历次材料:关于器材问题的内容摘抄。吴不想来接。后给王秘书去电话，刘书记员接住。后，吴出来。给吴谈了基地李检察长和军区董处长的看法。吴对处理过程的月、日，记得很清楚，说9月14号退回起诉。我问用否去部队等？吴答:不要去。部队还要反问\你找他们干啥？你也知道，总还得和部队联系。给基地的申诉，案卷里有。你可以给基地去个信。但不要说\我们说什么来。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至于我们去不去部队调查，你没必要问那么细。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看法问题？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1985-11-25第三次进京。 1985-11-26解放军检察院说:关键看证据。我答:我回部队给你们做提供证据的工作。 1985-11-27直奔济南国防科工委老干部休干所。许中雄在此当军医。当晚:技术总队老参谋长张嘉林谈了责成我统领总队基建等情况。 1985-11-28技术总队老政委(后任基地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候启坤谈了关键是留器材给大队长王成云汇报、王知不知道，其它是基地器材管理上的普遍问题。 1985-12-3郑州，总队器材设备科原科长赵庆军出了证明。 1985-12-4荥阳，总队后勤部原副部长刘春光出了证明。 1986-1-3上年12月10日返回部队，20天之内，取证60份。昨日，安胜奎讲:总队政治部主任殷诗荣於查抄我处前，不过一星期，把他叫到一所。有陈海忠、曹其领在。一一总队新领导上任后，发生一起亡4人的事故，殷在基地第一招待所处理事故。殷说:接到一封揭发郭福贵做家具事，让安写了情况。汪洋讲:殷买钉子，让镇报销。 1986-1-11何副总队长昨天讲:逮捕我，总队常委通过气，是基地的指示。总队报过一个材料。黄5日晚讲:当时总队本想处理一下。可你态度不好，说了使人不信。对于你的器材问题，始终沒有定性。当时，按你说的\算了六、七百元。没见到复查决定。我又专拿给黄看。10日午饭后去给基地首长交材料，遇见秘书小李，让交给他小李说:不要一直乱找。按程序来。那样，对最后处理你的问题有好处。基地也都是等解放军检察院的答复。今早王文林讲:清查时，只是让我跟着去看了看。当时有六、七个人。当时没算，回来算的。(言上山，实送殷。) 1986-1-14上午找李平安检察长，谈及:83年9月4日上午，总队殷、曹(姚是否参加，忘了。)向基地首长(胡政委)、政法领导小组汇报，决定我的案件由总队交基地检察院，并逮捕我。会上，没人提出不同意见。总队有材料(原没交基检，后来要过来的。)，总队首长有签字。要说殷激烈一些，是可能的。其他也是知道的。当时是运动，都是党委、首长直接抓。当时也有会议记录。捕前，并向军区作了请示。复查讨论，殷参加了。家具，交总队处理了。胡政委当场问过:怎么回事？有什么证明？3287元的数字，是总队报的。1月12日上午，曹其领谈的情况同上。曹对数字算后，殷说:还是一笔糊涂账。要分清:哪些是已经要的，哪些是准备要的，哪些是不准备要的。曹说:他不能分。基地公安局王副局长说:“你的事，是胡若嘏的罪恶”。 1986-1-30昨天下午看到王成云给黄副政委的信。王终于说出了“我也有一定印象，在当时，我就应该承认存在汇报这个事实"一句真话。不容易啊，多么不容易！历史就是这样在捉弄嘲笑人。当然，这无疑是我们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我一个人在(总队招待所)屋里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今天早饭后，我的胸中又感不适。不免想起\为了王的一句话，我却付出了多少心酸和泪水。而一些只是为了功名、为了面子而整人的老爷，却也挖空了心思。他们整起人来，不通人情，不顾无辜者的死活，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或\公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高压政策，像牲口一样地漫骂、训斥，采取拉打结合、分化瓦解、孤立一人的战术。或\坐在后台、不动声色，采取文革期间“群众斗群众”的手腕，逼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屈服。为了某种既得利益，不辨真伪、颠倒是非。而王则是被殷某打断了脊梁骨的一条哈叭狗;现在看来，又像是一条做贼心虚的可怜虫。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人民军队里的大团长，竟然害怕一个被开除党籍、贬官为民的"贪污犯"。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我不是那种脆弱者。想起近三年来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一一首先是身心的，伤心之感，油然而生。尽管"哭"，不应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男子汉，应有的行为。但我却认为:这也是一个历尽黑暗痛苦生活、终于看到黎明，而回首往事，难免有的一种动情表现。^ 1986-2-6许政委在基地团以上干部讲评会上说:查出来才说是公家的。连队还去场区领器材。六十多人给郭作证，包括有的团级干部，不坚持原则。5日晚饭前找许政委，要求解决吃住问题。许曰:你怎么能听开会？你到处活动。你取的证有什么作用？不要找我。怎么老跟着？找李秘书。跟李秘吃了一顿饭(刘国璋给饭票)。要李转告首长\在此等到3月底。要回也没钱。找许亲自谈事实。6日晚找黄，言:回忆录，东凑一句，西凑一句。不满我的态度，什么错也沒有。“我不会像别人一样\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你当时说家具上都是好木料，现在又说是罐头箱"。“你就记得那么清楚？" 1986-2-7早同李秘书通电话。李答:找许政委，过节不行。 1986-2-8(农历年卅)到黄家，言:殷为什么整你？那样说是不客观的。我:许政委脑子里是些概念、结论，听殷的一些片面汇报。黄说:那样说是不对的。黄问:立柜用料多少？我答:0、11。黄说:有书。还说\党风上什么都得算。 1986-2-12大年卅晚电视后给许政委打电话，请求过节期间亲自找他谈一谈，安排个时间，谈了我就走。许只说了一句:“你早该走"。就把电话放了。今晚给王成云送走信。王不在，给了其家属。到黄家。黄仍坚持他的观点。还说我当时不老实，态度不好。还说\你们那个办法不行，到处讲，领导之间都有了矛盾。你找李检察长，你讲殷的事，一驳就驳回去了。你能负起那个责任。气得我哭了一场。我气愤地说:你们原来作了错误的判断。现在还这样讲，你们的主观臆断是真的？黄讲:不谈这些了，谈也没用。我不管你的事。到崔副主任家，哭着出来。崔说:基地就是等上面的态度。上面怎么定，基地就怎么办。我说:我就是怕你们这些人退了。崔:退了也不怕。这个事在，就得办。 1986-2-2014日给许发走一信16日同李文、朱双熙、王支旺一同返乡。於20日到家。 1986-3-1(正月二十一)明月斜照窗，梦醒忧老娘。儿冤何日平，尽孝还故乡。 1986-3-4第四次进京。于检察员奉处长之命，转告:承办的吴检察员出差还得几个月。让我回去等着，用信联系。又遇解放军检察院一位说\你的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1986-3-5下午在左家庄邮局给邓小平并中央军委、胡耀邦并中央书记处、乔石并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出申诉、王成云的信和答辩。 1986-3-6上午，给石坚检察长递信。二处田书记员接待，曰:认真重视\以前从未调过案卷。意见一致，态度明确。暂两、三个星期抽不出人来。吴被抽去帮助工作，还得半个月。你给王秘书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基地是不想主动纠的，就等军检答复，如果错了就改。田还说:多渠道做做工作，以便快些解决。 1986-3-7给王秘书打了个电话，信让寄去。下午，又给胡耀邦、余秋里、杨易辰、郭、宋发了信。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制造一起冤案是那么容易。而要纠正他们制造的一起冤案，却又是那么不易。这不也是一种腐败吗？王成云的一句话，差点判了两个人的刑。此事发生在两法公布之后的实事求是年代，这难道不触目惊心吗？ 1986-3-9给胡耀邦发双掛号一封，另给余秋里、杨易辰、石坚、王秘书、吴检察员发。 "安全村一时间倒退了几十年的日子，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也没有人对这种野蛮行径加以制止，人的善良的的天性好像泯灭了，麻木不仁取代了一切"。 1986-3-10上午给解放军检察院经济检察二处处长打了个电话，得知又安排人看材料。让回去等，由基地通知我。下午给王秘书打电话。刘接，曰:意见一致，态度明确，错了，纠。二处已列入工作日程。现在看怎么个纠法:是这里去，还是委托兰州军区？看怎么定。石检察长15号开会完，会议期间给他们讲一下，等几天再说。王成云的信，听说了。给刘谈了我的实际情况。刘说:给王秘书汇报。给陈丕显、杨易辰发了申诉。 1986-3-11给基地许、黄写去信。还给解遂成等发出信。 1986-3-12下午给王秘书打电话。王曰:信收到，已转承办人。你的材料足以说明问题了。什么也不用写了。你放心吧！昨天的电话，刘书记员也整理成电话记录，交承办人了。你回去，整理整理家，听通知吧！我说:谢谢王秘书！王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不用谢我。 1986-3-13给儿子买一大堆书，还有书包:买的大的大，小的小,结果都退掉，又买个18、40元的。下午1时乘305次，到石家庄5:30，夜10时转281次。 1986-3-14上午8时到长治。 1986-3-20给聂荣臻、张爱萍、王兆国寄走申诉。 1986-3-22得知:x等议论\放了就不错了，还闹个啥，至多补一下工资，找个好点工作。新疆一趟，北京一趟，真能跑。这些，我已经听的多了，让别人随便去说三道四吧。我走我的路。不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后悔的。一条:我坚信历史的公正，人民的公正，国法的公正，党纪的公正。目前，除了看些书外，还应不断地催。 1986-3-23锻压厂王庆祥书记来，谈及:追责任，易造成解决问题的困难。目前，对部队领导，借上级态度去压他们。对群众:一是讲明上级态度，二是表示感谢。对北京:一是感谢，二是催办。对中央可申诉，但不必讲理论，也不必"骂"。今天给国防科工委、吴检察员、王秘书寄走3份附件。给张有庆、康汝宁发走信。 1986-3-27给解放军检察院处长并检察长发双掛号一封，催办。 1986-3-28复且大学29岁的政治学副教授王沪宁谈:中国社会正在由政策社会走向决策社会。一个决策社会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富有生气的。因为每一级领导都得开动脑筋，充分发挥自已的才能作出决策，而不是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干，依样画葫芦。……假如一个社会只是上面讲下面干，没有创造精神，必然是一个静态的社会，毫无生气，缺乏活力，死气沉沉。 1986-3-31基於‘自卫`的立场，对某些人的造谣中伤和攻击公诸于世的情况，我们不能不给以应有的回答。是谁首先开始把问题摆在主要的位置上，有意识地掩盖他们整人的真正原因。一些领导人有意迴避问题的实质，他们提出的论点广大干部党员`不坚持原则`，隐瞒自已整人的真正意图，隐瞒广大干战反对他们整人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整人的老爷们只有求于颠倒是非。让殷某人下台转业是因为殷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声和坚定地整人，有可能的是给自已的统治带来不利。一些领导人解释事件的利益时，要使这一解释对自已有利，对于他们来说，每个决定的作出只是在有助于他们坚持“搞错有理"目标时才有意义，随看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不会比现在更倾向于把问题解决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1986-4-2给彭真并人大常委会、人大信访局、杨易辰检察长发走申诉。 1986-4-8给解放军检察院发走一封“急待答复”的电报。 1986-4-9上午9时，给解放军检察院打长途电话，刘书记员接:办案人看了，其他人也看了，意见一致。决定我们去人，本月底、下月初，一次性解决。一共八个人，要分几路出去。石检察长往院。月底再来电话。信、电报，都收到了。电报转二处。上次接了电话，我们都也在为你发愁。你的困难想个什么办法解决一下。还要设想几个方案，遇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出去不只办你的案。广州、沈阳、北京，都要有人。你的案子，时间确实很长了。 1986-4-13今接解放军检察院法纪经济检察处来函一封\郭福贵同志: 来电收悉。你的问题正在处理中，有关问题准备进一步调查。请你耐心等待，不要来京。 此复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法纪经济检察处印章 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 1986-4-14给王成云等十余人去信。 1986-4-24学习竺可桢，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今天有日蚀。 1986-4-28上午，给解放军检察院刘书记员打长途电话。言:分四路下去，南去已走，其余`5.1`后乘机下去。还带有总政任务。最近，函授考试也完。西去，由西往东，正在订票。处长和王秘书都下去。下月10号左右，再去电话询问。 1986-5-4昨天给北京打电话，请求回部队，没打通。 1986-5-6到吴局长家，见谢副院长。曰:一般是当地答复，现在不必去。关键是王成云。只要大家敢说话就行。 1986-5-10往京打电话，一上午没接通。 1986-5-10往京打一天电话，又没打通。 1986-5-13又是一天挂电话，仍未挂通。发走一封“去人查否"的电报。 1986-5-16至2316日接岳母病危的电报和长途电话。17日早，与妻和内妹同往晋城。岳母19:15在南村医院病逝。21日(农历四月十三日)出殡。22日下午开家庭会。共花费1500余元。23曰，与妻回长治。归后，听在家独自生活一周的儿子说:老家来二女人捎信\奶奶有病。儿子也住一天院，一天未上学。由杨家照看。 1986-6-8母亲因跌，大病。回乡9天。兄弟三人，重议养母、备葬大事。姐给60元，二哥给30元。给老母亲放下40元。给妻取偏方一个。 1986-6-11给解放军检察院发走"急待解决"电报一封，信一封。昨天到医院看望老战友秦双魚。遇郭树则、朱双熙。妻言:多次往京打电话，未打通。 1986-6-16上午，给解放军检察院发走一封"急待处理答复"的电报。 1986-6-20两次到吴局长家，均未见人。 1986-6-21昨晚，王庆祥书记来，看信后说:写信催。不要说人家说啥，任何时候不要克了人家。说自已着急等待答复。现在去部队，易引起北京和部队怀疑。不摸解放军检察院态度，不要乱讲，一定慎重。 1986-6-29给志刚发走一信，让其代我询问解放军检察院处理问题的情况。 1986-7-4今天下午接到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法纪经济检察处复函:"你的来函和电报均已收悉。因我处人员少，案件多，对你的问题还一时派不出人去调查。请你再耐心等一段时间，我们尽快处理。 1986-7-22本月14日，全家到太原。下午与戈儿到徐处和晋祠。15日在徐等帮助下，午见山医一院主任刘遥华，赵美永下午拍胸片。16日上午做支气管镜。均正常。到胜利街石处化验，呈阳性。确诊为“植物神经紊乱”。17日晚，替妻到阳泉参加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团体会员秘书长会议，20日晚10时返回太原。18日晚看豫剧《狱卒平寃》，感受颇深。结合现实思考，封建遗毒何其深矣。吴明私自办案(被迫钻空子)也被上枷与知县，知府(`江南明鉴`)被解进京。这是我不能理解的。22日晨3:18回到长治。 1986-7-30到长治师范给老同学张有庆开回一证明，是关于毕业分配时间的: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或十一)日。有2张照片可补毕业证。通过图书館王煜办的。言班主任孙桂月老师到医专组织部。 1986-7-31给解放军检察院和有庆各发走一信。 1986-8-7昨晚任红玉来，言:最好让别人忘掉你。那怕是管三个人，也得我说了算。 1986-8-14昨晚王庆祥书记来，讨论我的官司问题，决定: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86-8-17给解放军检察院发走双挂号信。 1986-8-24给解放军检察院又发走一封双挂号信。 1986+8-26给解放军检察院发走一封"急待答复"的电报。 1986-9-3连给解放军检察院发信3封、电报1封，未见回音。於8月31日，第五次进京上访。9月1日凌晨4时抵京，车站呆一小时，天下着雨，5:30到总政接待室门前。等至8时上班，在警卫室给石副处长打一电话。石言:已经给你回信了，去新疆的人已派出了，因还办其它案子，先到银川，下一步到兰州，然后到基地处理你的问题。大概9月中旬到基地。前一段时间，我们除留一人在家看门，其余都出去了。刚回来，这又西去了。你装着不知道，也不要给基地去信。现在你也不要去基地。去了会把问题搞得复杂化，因为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去基地的事，让基地通知你。基地也肯定会叫你去的。前一段，基地政治部主任来京，我们把你的情况也向他作了汇报。(当我问及`我不用再向中央申诉了`时)。你就是给中央申诉了，还得我们查。石还言: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不调查。我们也很着急。你不要到处跑了，把钱都花在路上了。志刚讲:给王秘书打的电话，王讲\因忙，没顾及我的事。 1986-9-19昨日中秋节，晩借保群小俩口在此，吃了一顿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的丰感饭菜。晚在志全处遇见先虎，得知明贵探亲今日归队。今下午到明贵家，请转交爱良一封信。问及得到什么目的？我言\只能争取。王已下参谋长命令，张还没下政委命令。这批转业档案来到省里。 1986-9-29给解放军检察院发双挂号信一封、电报一封。 1986-10-6给解放军检察院发电报一封。 特别说明:自1986-10-6，至1987-9-1，我的日记中断了。其中原因，看以下记录和回忆一一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告知:1986年9月18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法纪经济检察处处长、一名检察员，还有兰州军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员到达基地，‘找王成云和谢进有作了调查，和基地领导、基地检察院交换了意见，建议基地撤销案件’。大约1986年11月初，我奉基地检察院之命，回基地途中，於新乡车站晚上转乘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172次列车。因那个年代人多车少，车门不开，只能从窗户爬着上车。当我从窗户向上递进小件行李时，小偷提起我身边的装有上访材料的大提包，迅速从车箱底下穿越铁路，当我也跟随从车箱底下穿过追赶时，小偷已从另一列车底下穿过逃走，不见踪影了。为了不耽误行程，无奈，我只得返回爬上列车奔疆了。好在小偷只从大提包里拿走我的一条军发绒裤和20斤粮票，就把提包扔在了车站。车站警察看包内材料，知晓我是8023部队的，于是通知基地在新乡的办事处领回了提包。新乡办事处的主任是山西临汾一位1966年入伍的老乡。他通知了我家属。我於平反之后，返乡途中，在新乡办事处取回了丢失的大提包。好在\蒙冤上访材料一件不少。不然，这段历史，今天就不能如实详细地记载了。 1986年11月18日基地检察院再次复查认为，郭的问题不属犯罪，‘决定撤销郭福贵贪污一案，予以平反’。 　　1986年12月17日基地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郭福贵同志党籍的决定》。 1987年3月26日基地政治部作出‘恢复副营职职务’的决定；并补调行政级别1级，即由行政22级调整为行政21级，新级别时间从1982年10月1日起算。 1987年4月1日，基地政治部批准行政级别由21级调为20级。 1987年4月1日，基地政治部批准行政级别由20级调为19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