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愁 邓小民撰文

棋博馆

邓小民简介：

邓小民，1962年3月出生于河北怀安柴沟堡镇，自幼对围棋产生浓厚兴趣。1976年参军入伍。现为海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并兼任党支部书记。

通过学习围棋，逐渐在围棋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不仅在围棋技艺上有所提升，还积极参与围棋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工作。并在多个围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严格的说，我没有乡愁。不是心里没有，而是笔下不能有。因为，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我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想要表达乡愁时，只能看着别人的乡愁而愁，或者，只能为自己没有乡愁而愁。

的确，我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乡。虽然我出生在河北怀安，但因为在军营长大，并且，没有人把军营当故乡。以至于，每每看到别人的乡愁时，便为自已犯起愁来。

说来也怪，每到“八一”节临近，确有一股淡淡的乡愁的情绪萦绕于我，久久挥之不去。我想，这大概就是乡愁了。

谁说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我为什么不能把军营当故乡？无非是有个好名字罢了！我索性给她起个“八一村”的名字吧，有了“村”字，就有了“乡土”概念，这样，不就成了故乡么？这种想法一闪现，倒让我激动起来。

现在，我有了真正属于我自已的故乡了。

其实，对我们“八一村”里出生的孩子来说，家属院就是我们的故乡。尽管这个故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就生于斯，长于斯。虽说我们每个家庭没有一个有辈祖传下来的宅子，都是组织上分配的房子，并且说走就走，说搬就搬，也不知搬过了多少次家。说不定，当天还在一起玩，第二天就天各一方了，甚至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但由于这种事多了，也就习惯了。只是觉得原本玩的好好的，忽然间就要分别了，小小的年纪就生出许多人生感怀来，似有另一番人生况味。不过，大家都如此，也就默默承受了。

我们“八一村”里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爱玩、淘气。周边村子里的娃们说我们是城里人，城里的妞们又嫌我们是“院”里头的，两边都不沾，也就玩不到一块儿了。正好，我们自已跟自己玩。好在各“村”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人又不老少，还能一块扎堆，就自自然然地组成了一帮一伙的。多数情况是，大的不愿带小的，男的不愿带女的，这个“村”的不愿跟那个“村”的玩，总之，多以同性别、同龄人在一起为多，差个三四岁就差了一个辈份。

玩的花样大多以效仿哥哥姐姐们为主。他们从学校或社会上带回来什么，“村”里就流行什么。男的么，大多爱玩弹弓、元宝、弹子球、掷骨子什么的。女的就爱玩那几样，什么跳皮筋、走田字、 捉迷藏、丢手绢什么的。还有，男孩子太淘气，好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扔土坷垃打仗。女孩子大多还是文静，爱玩老鹰抓小鸡、集体跳大绳等，反正都是一群一伙的，很少放单的。

有一阵儿流行起骑自行车来，于是乎，各家各户很快就有了装备，有的是飞鸽，有的是永久。个子高一点、腿长的孩子能溜着骑跨上去，甚至蹬半圈的也能保持平衡。小一点的或矮一点的就困难了，他们的腿短够不着蹬子，就学“掏裆”骑，虽然姿式难看一点，但也算他们的发明。再胆大一点的“男子汉们”，爱“大撒把”，双手不扶把，照样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往前走，而且还能拐着弯儿的走。但也有惨的，突然碾着一块小石头的话，肯定连人带车就摔倒路边了。不过，不论男孩女孩，大都自已爬起来，接着再骑，很少有人哭的。

爱动脑子的“文弱书生”们，他们喜欢把自行车全部拆下来，然后自已琢磨着再装上。有些更捣蛋的家伙们，还常常把家里的收音机弄坏，这样就有理由拆下来去探个究竟，当弄清“原委”后，再动手装回去，大不了上街买个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捣鼓捣鼓还能用了。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谁开始的，“村”里又流行起玩自制火药手枪来。这个玩意有点技术含量，主要是要有好工具。需要先把自行车链子卸下来，分拆开，然后再把每一小节并排纵向串起来，有用七节的，也有用多节的。上一层的眼用一根铁丝穿透固定住，下一层的眼要对正、形成枪管，再用铁丝制成的枪架套上去，以固定外围，要紧的是用皮筋把它勒紧，整体固定好，再在后面插入枪拴，用皮筋绷紧，卡在卡子上，这样，一扣扳机就能打火了，一支假枪也就做好了。孩子们经常用它去打鸟，有的还做得还挺高级。谁离开大院时能得到这么一把枪，那说明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地位不低。

再大一点的男孩子，差不多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常常跑去营区去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什么的，也爱玩器械、跑400米障碍。单双杠是他们的最爱，主要是能练肌肉，以显男子汉的强壮。说来也怪，当时并没教练，可他们一上手，马上就会了，好象无师自通，有的还能做些高难度动作，甚至敢跟连队当兵的比试比试，还不落下风。这让我们看得五体投地。后来我琢磨出味来:原来，他们看战士们训练多了，自然也就会了。

我们“八一村”里的孩子，还有一个对外不好的印象——爱打群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院孩子打群架！”也许是遗传的缘故，“村”里的男孩子们个个胆子都大，有父辈们敢打敢拚的劲头。一到打群架的时候，见啥拿啥，拿啥都敢上，根本不计后果。地方一些单位一听说是大院来的，基本就一哄而散了。对各个“村”之间来讲，他们又天然地组成了“红军”与“蓝军”，基本上是有组织的对抗。很多时候，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他们还学电影里的样子，分成“敌我”两队，然后各自组织攻防。有时候双方也约架，要么在野外，要么在操场，要么在小河边，双方排开阵式，大有兵对兵、将对将的风釆，那架式就是总决战。当然，也有使阴招的，但过后很少有人记仇，正所谓“各为其主”。不过，遇到对外“作战”时，双方又能捐弃前嫌，来个“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很少有吃亏的时候，并为欢庆共同的胜利而言归于好。因为打架，有不少被父辈们下狠手的，唉了不少揍，甚至有被打残了的，但这些孩子们一出门，宁死不屈的劲儿又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照样用铁拳说话。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信条吧。如果是战争年代，又不知有多少豪杰征战沙场呢。但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他们没了用武之地。几十年过去了，相比较而言，好武的不如爱读书的孩子们发展的好。

我们 “八一村”里的孩子，还有一个偏好，就是爱结伙郊游。“满园春色关不住，总有孩子爬墙头。”尽管大院一般都连着营区，占地面积也不小，有部队的训练场、演练场、车场、炮场、靶场、器械场，有菜地、有菓园，有高墙，有铁丝网等，够他们玩的，但也总是挡不住孩子们那颗无拘无束的心。他们攀树、爬墙，偷苹果、打李子、摘杏子，干了不少坏事，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最让大人们操心的，是他们动不动就往野外跑，尤其是一到放假，便三五成群或十个八个约好了往外溜。周遭的山，没有他们不敢爬的，有的迷了路，就地在外过夜，拿根棍子也敢去抵野狼。附近的河，没有他们不敢趟的，他们用“小马过河”的法子，想法子过去，很少有失手的。春天到了，往旷野跑的就更多了。塞北的春，乍暖还寒。他们那时也不懂什么是踏青，只知道在野外天地开阔，心情舒朗。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戏水，想办法到附近的水库去游泳、摸鱼，有的也自制鱼具，钓上几杆。大人们最怕小孩玩水，往往看管很严，但一不留神，就有偷着跑去水塘学狗刨的，当然，也免不了有出事的。但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防也防不住。进入秋季，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稻田地，主要是捉蚂蚱、抓泥鳅，这样对庄稼好，自己也能弄点野味。每次出动，都成群结队，好不热闹，而归来时，个个都喜笑颜开，比蚂蚱、比泥鳅谁弄的多，若要有谁拿出几条小鱼来，那可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冬天是来的快、去的慢，到了三九天，一波一伙地往大沙河上游走，带着自制的“冰刀”、冰车，找冻结实的冰层往下游滑，坐着的，推着的，站着的，摔跤的，什么样的姿式都有，一玩就是一天。那时的孩子玩起来不知累、不知饿。

我们“八一村”里的孩子，唯一的“乡音”就是“普通话”。说来也怪，原本，大院是杂居的，父辈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各地方言杂七杂八，但奇妙的是，很少有人在公众场合说家乡话，谁偶尔说那么一二句，必遭周围人的哄笑。或许是这个原因，大家也就约定俗成，清一色的都讲“普通话”了，久而久之，反而觉得越听越亲切。时至今日，尽管大家又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但普通话却没人改的，有时在外地碰见，认识不认识，一听口音，就能辨别出是不是“大院”出来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同的乡音。

2014年夏秋季节，我回到了阔别25年的老营房，看着过去的营区早已被夷为平地，都盖起了新的大楼，当年的“八一村”，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了的时候，不免生出些许的伤感。虽说国家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国人欣喜，但我隐隐地觉着，我们已渐渐老矣，就象老营房渐渐消失了一样，我们早晚也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眼下，只是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那怕是给我们的灵魂找个可以寄托的地方也好……

今年春节前，有人把我拉入了微信的“发小群”，这让我惊喜不已。突然觉得我们的“八一村”又有了一个新的“集结号”！它象一艘永不消失的航船，又出现在了东方的地平线上，把过去、现在、将来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我们永久的故乡——你可以在这里穿越，也可以在这里快闪，还可以在这里絮叨，甚至可以长久地潜水，但你所感受的，绝不是感伤，而是庆幸:庆幸我们生活在了一个伟大而变革的时代，一个能失而复生的时代，一个能寻回儿时梦的时代。

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已的故乡，有了那可以魂牵梦绕的地方！那个消失了的地平线，带给我的，越来越多的是与日俱增的思乡的愁绪……

我欣慰我有了乡愁了。这算是我的乡愁么？

（2017.7.22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