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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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胡耀邦及“80年代”的永恒价值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王明远

作者简历

王明远，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改革开放史研究学者。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

“80年代”虽然在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上，它并不完全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将来时。01何谓“80年代”？它的特殊性和内涵是什么？人们经常缅怀“80年代”、赞颂“80年代”；人们在谈论中国现代化的很多重要问题时，也喜欢从“80年代”去追溯原点、寻找可借鉴的经验。那么，何为“80年代”呢？笔者认为，“80年代”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80年代”被大家约定成俗地赋予了以下内涵：它代表着早期改革中所蕴含的宽容和自由，代表着理性和深邃，代表着社会的朝气活力，代表着敢于突破和创新，代表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80年代所展现的突破、开放和个性和大胆表达

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站在严肃史学的角度描述“80年代”呢？首先从价值和目标上讲，80年代的改革，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封闭保守，只有拥抱世界，才能发展进步；主张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而不是单单追寻某一方面的现代化；主张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要实现国富兵强，还要实现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其中最后一点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主张实质是一致的，也与马克思的本原出发点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要初心。其次从主要缔造者和参与者来讲，“80年代”是一个参与者年龄、阶层、行业跨度都很广泛的，全社会参与的启蒙浪潮。既有1910年代、1920年代出生的“两头真”老人，也有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既有体制内大批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学者、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法律工作者等。参与者背景、年龄的广泛性，是80年代的魅力所在，也是虽然遭遇低潮挫折，但是在低潮过后又被发扬光大的原因。再次从世界的眼光看，“80年代”是全球改革浪潮的一部分。中国的改革史往往更多从自我革命的叙事出发，其实中国改革与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全球新转折不无关系。这时候，人类开始普遍性地反思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低效问题和对私权的被侵犯问题，放开经济管制、缩小政府权力、重新划分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尽管在不同国家的改革叫法不一样，但是内在价值趋向是一致的，就像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罗斯福主义的趋向都是加强干预。（到2010年代中期后，以自由化为趋向的历史浪潮出现了全球性的退缩，这同时体现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再次体现了世界演变的联动性。）同时中国改革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分，如果横向比较当时种种新政的话，虽然不乏国家达到了改革目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但是没有一个改革成就堪与中国相对比，中国的变革不仅对自身讲是划时代性的，对全球而言也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重塑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此外，“80年代”也并非单指1980年至1989年这种时间刻度的80年代。笔者认为它向上可以追溯到“9·13”后社会就开始的对政治经济模式的反思，1976年的悼念周恩来运动以及1977年“两个凡是”所遭遇强大抵触，都是这股隐藏于表面以下的力量的体现。向后可则延伸至21世纪，尽管新世纪之初的思想再启蒙与80年代存在时间断层，但是两者参与群体是高度重叠的，可以视为“80年代”的延续。或许可以这么说，即便是一百年后、二百年后书写中国历史，“80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闪耀坐标，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启蒙，带来了个人的空前解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让我们的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到初步现代化的蜕变。毕竟人类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沉闷的，甚至是黑暗的，我们应该为曾经经历这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而感到自豪。02胡耀邦无疑是“80年代精神价值”的灵魂人物在改革初期，胡耀邦并非是最有权力的领袖，他只不过是一线工作的负责人，然而大家每当谈起“80年代”，都会约定成俗将其与胡耀邦联系在一起，把他当做这个时代、这股浪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80年代的泛改革阵营固然颇为庞大，但是大家的主张和目标又有不小差异。多数人更多从实现国家强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层面来考虑，或者说局限于实务需求层面，对于现代化最核心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围绕这个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制度的综合改革问题，是缺乏考虑或者是趋向保守的，这就是现代化与现代性之区别。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张显然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并且他一直在呕心沥血，为现代价值之普及尽量争取空间。从80年代领导人风格来看，胡耀邦也俨然是最喜欢进行理论思考的之一。就拿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耀邦文选》与《邓小平文选》来比，胡的文章更喜欢对意识形态本源问题做系统探讨，并且都是胡本人写的，这一点胡耀邦有点像毛泽东，而邓的文章比较口语化、篇幅短，多数是他平时谈话记录稿的整理，即便是有几个长篇大论的，也都是他本人列提纲，然后由几个理论家执笔。具体来讲，胡耀邦是现代思想价值启蒙的点火者。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毫无疑问始于他发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讨论不仅仅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否定了维护文革的“两个凡是”，也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各种现代价值的提出，几乎都是始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短暂宽松、觉醒时期。甚至很多讨论禁区的突破，是通过胡耀邦所创办的《理论动态》，或者他示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予以开绿灯。 胡耀邦亦是现代思想价值的保护者。思想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新旧冲突，新的理念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胡耀邦的“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确为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第四界文代会、 “歌德”和“缺德”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清除精神污染等事情上，胡耀邦都发挥了让知识分子感到温暖的角色。平心而论，在80年代，很多自诩为“思想先锋”的言行是幼稚的、偏激的、甚至是可笑的，胡耀邦作为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老革命不是不清楚，但是他秉承一个原则：我即便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应该允许大家有权去表达；我们可以通过辩论去证伪，让人民自己做出选择，而非用权力去禁止。换句话说，他抱着高度的“理论自信”。所以，他去世后，诗人邹友开写下了《好大一棵树》来纪念他，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声。

或许有人说，这恰恰是胡耀邦的短板或历史原罪，他的这些做法对于国家是不利的。站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我们不敢说当年胡耀邦的所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本上毫无疑问是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强大的。改革开放何以行稳致远？归根到底靠的是思想启蒙带来的人们对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世界潮流、人类趋势更清晰的认知，为改革开放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靠的是思想启蒙，让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主要指脑力）得到充分发挥。

胡耀邦更是现代价值的积极践行者。比如在经济改革上，他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认为执政党有责任让老百姓吃饱饭，更强大的道德驱动是天然认为人民具有获财产的权利，于是率先支持包产到户；以及人民生来具有经营的自由，所以他率先提出可以经营个体工商业，废除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等罪名，还给大家自由。再比如，他在1984年至1986年底之间，推动中央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践行全面改革理念，以及在这个理念支配下，他对基层自治和教育改革都抱着宽容，允许试试看的态度。 总之，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化探索，胡耀邦是最重要的枢纽，是以，胡耀邦虽然在职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影响力远远超过他所掌握的权力，从权力上讲，胡耀邦是一个二等人物，但是从影响力上讲，他又是一等人物。03“80年代”的当代价值和未竟使命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达14亿的超级大国，转型使命必然是复杂的，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过去经济增长要素的红利逐渐耗尽，以及国际局势陡然变得不友好，社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国家应该走向何处？现在出现了很多种声音，既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有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还有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全盘自我否定的西方附庸主义等等。笔者认为，综合各家观点，“80年代”所探索的现代化方案，仍是较为科学认识中国国情，以及全面吸收全人类及现代化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让中国以最小成本、最大可能性实现民族全面复兴的一个。这是在40多年来，经过正反经验反复验证过的。从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市场机制不完善、贫富差距、民企缺乏安全感、思想文化创新乏力等等，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过去经济改革走得很远，而其他改革相对迟缓滞后，抑制了各类要素潜力的发挥。未来社会成长进步的发力点，仍应充分参考80年代主张的全面改革和全面现代化的思路，只有补齐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国第二波腾飞的动力，以及建成一个更有弹性、创造力、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正像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第一章节就指明的，全面深入改革是当下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从国际竞争上来讲，我们在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如何获得更多的竞争话语权也是一个挑战。赢取世界领导权终究不能只靠经济，经济实力固然是基础，但更为关键的是看中国能不能创造一个多数国家都认可的制度方案和文明价值体系。纵观全球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影响力和繁荣。所以大国崛起，一方面是国际战略问题，另一方面还是内政问题——自己的文明、制度走向何处，决定了世界对你的接受、承认程度。“80年代”的世界观、文明观里面，既有对人类共同文明价值的承认，又有对传统文明的自我革新，与主流世界存在着最低共识，同时在外交上非常务实、灵活，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接纳认可程度大大提高（这种国际关系上的成功，也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对我国未来进行高水平战略外交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因此，可以这么讲，“80年代”虽然在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但是在精神价值上，它并不完全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在中国发展任务更加艰难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和继承那一代群体的智慧、担当、责任，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赓续下去。做号不易 贵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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