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 （五）

芮城老李

《捣练子》

【家书】

呈母信，

恐宜迟，

瓦盏灯明笔一支，

悉数近秋多少事，

竟无一句可告知。

下乡期间，母亲总是埋怨我没给家里写信。

从我记事，父亲身体就不好。母亲有癫痫病。着急、生气、听到意外大的声音，都会昏厥。所以我寄家信从来“报喜不报忧”。又因为真没有什么“可喜”的事情，所以很少邮寄家书。时间太长了，怕母亲焦虑，就写封鸡零狗碎的“闲篇儿”，有时诌几句歪诗哄母亲开心。

母亲对我的信很认真。每次都原封寄回，并用红笔把病句和错别字圈出来，有时还有批语。对我说得含混的事，总要问明白。

好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了，选调不成后，我写信告诉母亲：全县“就一个名额”，哪能到我头上啊。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写了点琐碎的事，凑了两页信纸。

母亲的回信让我意外：第一句就是：“儿子，你过得不快乐。”

我不知道母亲如何从我信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如此信息”。我没感觉我的去信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信中母亲告诉我：父亲结束了“干校生活”，从中学下放到小学，小学也没让他教书，而是进了校办工厂当了一名“业务员”。整天骑着单车跑业务。母亲自己近来身体不好，经常发病，感觉很累很累…。

母亲用一首小诗做了结尾：

读儿来信泪浸腮，

频频发病精神衰，

可怜天下父母心，

每日依床苦哀哀。

这信一改往常。母亲没有把我的信“批改作文”寄回来。也没有一贯的“正面教育”。让我看到了母亲的另一面。不再是那个从不气馁，从不言败，总是说会好起来的母亲。

我心中忽然掠过一丝凉意：

母亲老了。

那首小诗也是此生母亲送我唯一的诗文。那诗和我心中的母亲那么不一样。

“耕读生活”一天一天。

到秋末，我当了生产队正队长

时间不久，我成为了公社级、县级先进知青。几次参加表彰大会。

又作为运城地区先进青年代表，到运城参加表彰会。

…

年末，公社找我“谈话”，我入党了。

我知道，为这事情一定有许多人做了努力，也许有些人为此还承担了责任与风险。

但从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都是谁？

春节前，我回家过年了，我要把这里的事情亲口告诉母亲。

母亲的日子并不舒心。我和哥哥下乡后，父亲也去了“五、七干校”。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了，被别人盯上了。

文革初期“抄家”、“扫地出门”使一批好房子空置了。没多久，军官及其家属搬进入住了。地方官员们也在这里分得一杯羹。一些基层干部也不甘落后，借助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房管站“强强联合”。对所谓有问题和成分高的居民“动员”，迫使他们搬出居住房屋。我家胡同也不例外。文革开始后，许多老邻居不见了，搬进来了一批“新居民”。老的居委会成员全都“清理”了。新居民组成了新居委会。她们是既得利益者，当然继续挤压被他们看上房子的居民。妈妈说经常有居委会成员带一些不认识的人到家里来，说不上有什么事情，屋里屋外转一圈就走了。母亲知道被人惦记了。母亲不收拾屋子了，家里很显破败。对来人只讲屋里如何阴暗潮湿。

居委会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利益让她们之间矛盾重重。这矛盾能让母亲在其间周旋。我能想象出，母亲在她们面前表现的卑屈，甚至谄媚。母亲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等家人回来，有自己的窝。

居委会成员为了话语权，她们之间也攀比。她们不再比出身了，她们都是“红五类”。她们比政治面目，居委会主任是党员。这牌子让她足以碾压一切。其他成员没有这牌子。但她们也有说辞：

“我爷们儿是党员。”

“我爸爸是党员。”

“我哥，我弟都是…”

…

我告诉母亲：如果她们再说类似的话，你就告诉她们：

“我儿子是党员。”

妈呀！你千万别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