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水经注》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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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研究《水经注》的成就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术贡献：

胡适晚年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水经注》，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这些成果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60%的篇幅。在郦学研究中，以论文而言实无出其右。

胡适的研究不仅涉及《水经注》研究史，即所谓郦学史上的“戴赵《水经注》案”，而且还包括《水经注》的版本问题和历代重要郦学家的成绩与贡献。

版本研究和评估：

胡适因其在学术文化界的优越地位与崇高声望，得以审检、爬梳众多《水经注》版本，他的版本研究和对郦学家的评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为戴震翻案：

胡适重审“戴赵《水经注》案”，为他的同乡戴震“申冤”“打抱不平”，并标榜明朝哲学家吕坤的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之一天理”。

胡适通过考证得出结论：戴震在四库馆主校《水经注》期间，赵一清本《水经注》虽已进献四库馆，但戴并非得见，因而也未袭赵。

而赵本与戴本的相同之处，胡适认为是属于科学史上平行研究、同时发明的案例。

推动学术发展：

胡适的研究不仅廓清了近两百年的郦学迷雾，整理了现存的全部郦学家当，而且把郦学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郦学有巨大功绩。

治学态度的启示：

胡适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考证《水经注》案，在实际的考证中以“勤、谨、和、缓”治学四字诀贯穿其中，表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后人带来启发。

因此可以说，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治学方法和态度上，也为后来学者树立了典范。

关于戴震与《水经注》的所谓“冤情”，主要是指历史上关于戴震是否剽窃了赵一清《水经注释》的争议，这一争议被称为“戴赵相袭案”。

以下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点——

学术争议的起点：

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其成果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高度相似，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戴震是否抄袭赵一清成果的质疑。

两派观点：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戴震剽窃了赵一清的校勘成果，而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是赵一清剽窃了戴震的《水经注》校勘成果。

这场争论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

胡适的辩护：

胡适为戴震辩护，认为戴震并未能在四库全书馆看到赵本，而且王国维等人认为，戴震抄袭依据的全祖望本，是由王梓材根据赵本和戴本伪造的。

独立研究的可能性：

有观点认为，戴震和赵一清可能是独立研究，但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胡适在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戴赵二人各自独立工作，最终得到了非常接近的成果。

学术规范的问题：

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使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的原则。支持戴震的人试图证明，戴震校勘本与赵氏《水经注释》的相同之处纯属巧合，真正的原因是大典本与赵氏本来就相同。

至今无定论：

尽管胡适和其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为戴震平反，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看法。

一部分认为戴未袭赵，一部分认为戴袭赵铁证如山，还有一部分居中调停，劝存而不争。

此一学术争论表明，戴震与《水经注》的所谓“冤情”，实际上是一场复杂的学术争议，涉及到学术规范、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历史文献的校勘等多个方面，至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