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刘树堂——故里人物志（114）

肖泰

与刘树堂的同学，也是真正同学时接触不多，毕业后才逐渐亲密起来的那种。

1972年下半年，我从中八班休学几个月，第二年年初，插入中十班学习，与刘树堂成了同班同学，时间一年。不过，在学校时，虽然是同班，但接触并不多，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交往。

真正的交往，始于毕业后回村参加劳动。开始也不多，我是二队，他是五队；我家在西小村的最东北，而他家在西南，正好相对，差不多有二里路。为什么会与他交往多起来呢？当时，公社下乡工作队住在他家，平时开党团员会议，就在他家。去他家就难免碰面，会经常说起当初在学校里的那些事与那些人，共同语言就多起来。另外，我爱看书，他也爱看书，我俩经常互相换书看。今年前些日子搬家，整理书房的时候，找出一本仇学宝的诗集《金训华之歌》，就是他借给我的。查了查日记，1977年12月27日日记记载：“借到刘树堂《金训华之歌》。”忘记了为什么没有还回去，至今仍然躺在我的书橱里。

促使我们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的，是那一年的高考。1977年，高考在中断十年后重新恢复，这一下子打动了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要知道，当时是不允许人员随意流动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当兵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出路。高考的恢复，给青年人带来了希望，各个跃跃欲试起来，纷纷搜集复习资料，准备参加高考。我与李堪域、刘树堂结成了一个复习小组，每天凑到一起复习。其实，我只是个混水的，因为我连高中都没上过，考大学简直是白日做梦。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硬是滥竽充数，参加什么高考；人家李堪域与刘树堂才是真正摸鱼的，摸得到摸不到是另一回事，起码人家有这个资格。

关于那天参加高考的情形，日记中也有记载：

“（1977年12月15日）早晨三点半起床。母亲给我做饭。五点，与李堪玉、刘树棠骑自行车出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再加上刚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难走的要命。一路上跌跌撞撞，六点多才到大鲁道。上了油漆路就好走多了。到达泊镇时，还不到七点半。弄得浑身是泥水，狼狈不堪。”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统统名落孙山。高考梦破灭之后，我们都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干活，但是，我们三人的友谊并没有结束，经常会凑到一起聊天，谈文学，谈理想，谈前途......1978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就有“晚上与刘树棠在李堪玉家谈诗歌问题”的记载。但是，谈到今后的出路时，谁也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

刘树堂的父母，在村里是有名的会过日子，一辈子省吃俭用，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不过，到了刘树堂这一代却“翻个儿”了，人们背后议论说：“老两口子省吃俭用一辈子，到了这一辈，可该败家了。”人们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始终也不明白。就我与刘树堂接触的过程来看，他固然算不得多么勤劳持家，也绝对算不上败家子。他平时倒是爱干净，不像我，身上邋邋遢遢的，他的衣服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熨熨贴贴，但是新衣服似乎并不多；平时也不喝酒（那阵村里的年轻人都还没有喝酒的“资格”），也没见过他赌博，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上年纪的老人就有些看不惯，说年纪轻轻的，整天叼着根烟卷，好吃懒做，不像好人。还有，平时他上衣袋里老是有口罩，有时候偶尔一戴。对这点，老人们也看不顺眼，觉得戴口罩是嫌弃庄稼人，出洋相。

后来，李堪域通过复习考上了大学，我也走出了村庄，参加了工作，经过磕磕绊绊，最后也吃上了“皇粮”；唯独刘树堂被留在了村子里。最开始也到高中复习过，意图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他没有李堪域的幸运，仍然未能如愿，最后仍然回到村里。有一段时间他当了大队会计，脸上也有了几分光彩。我曾经多次给他捎信，叫他进城来往，但始终没来，也没回信。我回老家时也很少见到他，偶尔碰上了，也只是寒暄几句就过去了，再也没有当年在一起的那股热乎劲儿。对他的冷漠，我始终不太明白，是因为处身环境不一样了吗？

有一次，我在市交通局院里遇见了他。我估计是开小拖拉机进城被抓住扣车，我不好直接问，就问他有什么事吗？他一口否定，我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如果有事，我可以让交通局的朋友给转圜一下的，但他不说，我就没办法了。也许是觉得在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我说：“中午别走了，我请请你。”他说他还要急着赶回去，家里有事。我看我已经无事可做，留下一句：“以后来玩”，就告辞走了。

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诀别：五六年前，突然听说他死了，死在他打工的工地上，心脏病犯了。其时，我与李堪域早已退居二线，开始颐养天年了，而他却仍在出苦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再一想，也好，总算从生活的苦难中解脱了。

好在那本《金训华之歌》还在，一见到它，就像见到了他本人。

202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