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十个共产主义小组

刘传成

中共一大：时间：1921.7.23-31地点：上海、浙江嘉兴南湖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尼柯尔斯基（苏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单位及相关与会者：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刘仁静、③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④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⑤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谭秋、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博、⑦南京共产主义小组：郭青杰、⑧徐州共产主义小组：陈亚峰（陈家安）、⑨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东京）：周佛海⑩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未参加单位：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巴黎）主要成员有周恩来、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等 1921年全国各地及旅居海外的十个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共有十个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他们分别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南京共产主义小组、徐州共产主义小组以及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在会议召开前，大家在讨论会议议程和纪律时，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郭青杰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紧密的革命政党于是在会议正式召开前便拉着徐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陈亚峰（陈亚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经过深刻的检讨后被批准入党。二战时期在新加坡被杀害。）退出了会议。所以最终在中共一大只有7个共产主义小组参会。当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虽然未能派人参会，但也被认可为我党建党前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所以党史认可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义只有这7个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主义小组与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全国各地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共选派13名代表，他们代表全国58名党员云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转移到嘉兴的一个游船上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但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开天辟地的大时代随之开启了。那么，参会的13名代表分别是谁？他们是：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一说包惠僧从广州来，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周佛海；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 这13个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生于1876年，年龄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这些人可谓当时的青年精英，那么谁走到了最后？他们每个人的结局如何呢？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走到开国大典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主席的革命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历“四起四落”：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会议他因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却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党内职务。这一决定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9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停止了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连鬼都不上门”，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重新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往往作为正确的一方，却无法被人理解，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表示“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就回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的格局和胸怀。 董必武：一大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带动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后来走出了20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毛主席身边，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两名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壮志未酬血洒疆场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参会者，一大召开那年，他已44岁。一大后，他与毛泽东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陈赓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他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因年龄原因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在转移过程中被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终年58岁。邓恩铭：一大之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回国后，他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他于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底，由于叛徒告密，他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1岁。陈潭秋：1923年2月，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后赴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抗联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赴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于1939年5月回国，并担任中共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终年47岁。陈潭秋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 由此可见，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场无形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已经开始了。正式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建党元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务必做到仅吸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而不是盲目的扩大组织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浪潮中始终可以团结一致。在我党的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党章，在吸收新的成员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坚决杜绝革命信念不坚定，信仰不纯的人混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不仅一直保持着组织的紧密性，同时自建党以来一直坚持群众路线，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参加中共一大的徐州支部代表：陈亚峰（陈家安） 张国焘：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不久，他加入“军统”，但并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前，他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49年，他转居香港。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1979年，他病故于加拿大一养老院。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明大会的方针，并简要地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今天是党的第一百零一个生日。在101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全国各地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共选派13名代表，他们代表全国58名党员云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转移到嘉兴的一个游船上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但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开天辟地的大时代随之开启了。那么，参会的13名代表分别是谁？他们是：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一说包惠僧从广州来，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周佛海；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这13个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生于1876年，年龄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这些人可谓当时的青年精英，那么谁走到了最后？他们每个人的结局如何呢？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走到开国大典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主席的革命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经历“四起四落”：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会议他因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却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党内职务。这一决定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9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停止了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连鬼都不上门”，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重新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作为共产党员,毛泽东往往作为正确的一方，却无法被人理解，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表示“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就回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的格局和胸怀。董必武：一大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带动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后来走出了20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毛主席身边，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两名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壮志未酬血洒疆场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参会者，一大召开那年，他已44岁。一大后，他与毛泽东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陈赓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他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因年龄原因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在转移过程中被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终年58岁。邓恩铭：一大之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回国后，他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他于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底，由于叛徒告密，他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1岁。陈潭秋：1923年2月，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后赴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抗联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赴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于1939年5月回国，并担任中共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终年47岁。陈潭秋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他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等学校任教，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但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他被桂系军阀作为“赤色分子”杀害，终年37岁。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李达：一大召开时，李达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他主持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丛书。1923年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因而离开党组织，此后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8年11月9日，毛泽东曾给李达写信，“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他于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王尽美：面见列宁，英年早逝王尽美：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1922年他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1月，他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共四大。同年2月，他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19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病逝世。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刘仁静：刘仁静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他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他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的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担任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的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0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曾任国务院参事，并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一大代表。1987年8月，他在北京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很快的公交车撞上，不治身亡，终年85岁。包惠僧：包惠僧由陈独秀指定出席党的一大。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他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党，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安排下，包惠僧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叛变陈公博：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会场遭密探骚扰，惊魂未定的陈公博立即“逃会”。他于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政权要职。1944年11月起，他作为汪精卫的继任者，就任伪行政院院长、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逃往日本却仍被押解回国，于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时年56岁。周佛海：周佛海是唯一从境外回国的一大代表。27年11月初，他返回日本改入京都大学，之后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他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并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1938年12月15日，他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为汪精卫的投敌立下“头功”，却仍与蒋介石暗通款曲。后蒋迫于全国舆论压力，于1946年3月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并判处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