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陵峡口飘来的那朵云

草言

　　伫立在宜昌绵羊山观景台上，向西北方向远眺，可以看到由西向东涌出西陵峡口的长江，在南津关急遽向南舒展开来，并由此展现出的峡口神奇壮阔景观。此景观与葛洲坝如绿岛般的江心分流堤、如孤帆远影般的轮船相伴在一起，更显旖旎多姿。每当雨过天晴的早晨或斜阳西下的傍晚，总可以捕捉到一朵朵白云久久地萦绕在西陵峡口、继而向下游不远处蔓延开来时的良辰美景。这时的白云或雾霭仿佛一层薄纱轻轻地覆盖在雄伟的葛洲坝及其船闸之上。

每当这时，我总是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但旋即又会被拉回现实，拉回眼前。我看到，就在我所站在的这座山下，有一条长长的蜿蜒的下坡道路，一直通向船闸转盘处，再沿着上坝公路向南延伸，拐向清波路，直到机关大院西办公大楼。在这条路上，曾有一个人来来回回走了整整15年。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否也像我一样，偶尔也会停下他行色匆匆的脚步来欣赏远处的风景？

（长江西陵峡南津关口风光）

我父亲蒋豪去世后，遗留有大量的文稿。它们包括文章手稿、专题讲义、书稿的章节、大纲与目录、文献摘抄、资料卡片、会议记录、工作笔记、文史随笔以及日记等。此外还有很多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分类存档的文件、历年粘贴的剪报等。尤其是日记，内容非常详细、完整，记录了家庭和工作的真实情况，反映出他的所思所想。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翻看这些手稿，总有“予每阅之，如见翁面，如闻翁声，如伺翁之讲席”的感觉。

编纂葛洲坝志书是父亲多年的心愿。他搜集了很多的资料，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被返聘到葛洲坝工程局局志办以后，他更加全力以赴地来做这项工作。他承担了编纂葛洲坝工程局局志（以下简称“局志”）的大部分前期工作，使这部书稿有了它的雏形，同时他参与编辑大事记和年鉴等日常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局志编纂最终没有完成，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所留下的业绩，所展示的精神，或许就像西陵峡口飘来的一朵云，虽时光短促，虽痕迹不落，却给人留下了无限美好的意象和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葛洲坝人的心路历程。

以下的记述，主要依据父亲的文稿以及笔记和日记中宜于公开的部分内容（包括他参与编纂局志和年鉴的主要过程，也包括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思想和方法），再结合我所了解的情况来展开，主要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进行。“父亲”即指“我的父亲”。自然，这些记述如果能够为葛洲坝史志编修过程提供一些史料，一点记录，也是我这个曾经的“葛洲坝人”很愿意看到的。

（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在葛洲坝三江船闸前留影）

心向往之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二十年风风雨雨的葛洲坝人有了记述自己历史的强烈意识。

1992年7月的一天晚上，葛洲坝工程局办公室张汉生副主任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绵羊山上的葛洲坝党校家属区，走进了我父亲的家。寒暄几句后，张副主任说明来意，想邀请我父亲参加局志编纂工作。之前，于1990年退休的父亲已经被葛洲坝党校返聘任教，期间也参与了由工程局局办牵头的葛洲坝史志编纂的一些工作。但这次不同，局办已经跟党校校长李家凤通报了情况，要求我父亲在不影响党校教学的前提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史志编纂方面。

张副主任谈了局志编纂的初步想法：先以三个月时间修订1992年之前的《葛洲坝工程局大事记（1970～1991）》，再以三个月时间修订《局志编写大纲》，最终用三年时间完成局志撰稿任务（约80～100万字的篇幅），再用半年时间统稿、半年时间出书。目前已经聘请了另外三位老同志参加到这个队伍当中。他们是谭至前、王秉鑫、孙必国。每人每月120元作为报酬（也能享受局办的部分福利待遇）。父亲那天很感动。他觉得，葛洲坝早就应该好好地修志了；修志是总结葛洲坝建设经验的一件大事。当即答应了下来。

自来访后的第三天，父亲便到党校的资料室查找有关方志的资料。他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时的局志编纂工作已经搭起了架子，下发了文件，成立了机构，但仍处在草创期。例如，各二级单位及机关处室的建制还不健全，人员不落实等。但眼下的工作总得进行，包括立即召开全局撰稿人员会议（这里要说的是，工程局的史志编纂工作前期是由局办牵头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派人到已经编出志书或在这方面有成功经验的武钢、武锅、湖北省水利厅、长江水利委员会，以及水电十局、三门峡枢纽管理局等兄弟单位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

“文章千古事”

鉴于局志办的工作包括大事记的修订（整理）、志书的编纂、年鉴的编辑和出版、对外撰稿（如向省里和地方以及行业年鉴提供撰写的条目）等许多方面，涉及到志书和年鉴等不同门类，因而有必要先说说史书、志书和年鉴三者的区别。

它们三者都属于“史”的范畴，都是记述过去的、已经发生了的事物或事件过程，但仍有很大的区别：史书通常记述的时间较长，有所谓“隔代治史”一说，而志书的时间相对较短，为数十年一修，所谓“当代修志”。至于年鉴则以“年”为时间单位，记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史书，如“通史”、“编年史”，以“时间”为经，从“纵”的方面记述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结规律，探寻利害得失，有较深厚的积淀；志书，如地方志，则以“事（事类）”为经，侧重于从“横”的方面，即以某一事类（如自然、经济、文化、人口等）为对象，记述其沿革，探寻其本末。诚如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言：“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但由于志书兼有史书的特点，其内容更加丰富。年鉴主要是编写年度性的资料和统计数据，属工具性资料汇编。

史书侧重于著述性，可史论结合，个人或集体皆可编写；志书以记述为主，“述而不论”，侧重于编纂或纂辑，但亦可寓少量议论于记述当中，因而也有（点评性）著述性，也需要有一定的观点。史书可写得有文采些，而志书与年鉴则要求简洁和质朴。所谓“简为文章尽境”（清人刘大槐语）。志书与年鉴一样，历来是“政书”、“官书”，通常由集体编写。

年鉴是志书的基础部分，它为后者提供资料，但它代替不了志书。志书需要编写者数年或十数年的积累，编写难度较大，自然其史料价值也更大。我国历来有修志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伟人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喜欢查找和阅读当地的县志，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方志就是一座资源宝库。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明》这部巨著中，就大量地参考和引证方志里面的原始资料。他说：“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

企业志不像地方志那样全面而详细，具有“专”的特点。但考虑到葛洲坝建设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企业与社会的许多方面，因而葛洲坝局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周恩来总理生前所说，葛洲坝是要载入史册的。原国家副主席李先念于1978年10月2日在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职工的信中也指出：“葛洲坝这样的大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是第一个。” 所以，葛洲坝志书是一部“大书”，值得大书、特书。

在1993年3月3日召开的局志编纂委员会会议上，工程局局长乔生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局志比大事记详细一点，比史书简略一点，然而它还是属于“史”的范畴；修志就是修史。这个观点与史学界“以史统志”、“志中见史”，把“史”看作志的灵魂的观点，是一致的。乔局长在会上告诫大家，修志、编年鉴，不是临时拉拉差的，要长期干下去。在相关工作会议上，副局长黄华平也明确要求，编好葛洲坝志书，能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服务、为将来的三峡工程建设服务，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信史。

对于上述所言，我以前分得不太清楚，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热衷于编纂局志。自从看了他的笔记、给学员讲课的讲稿以及工程局主要领导对于修志的讲话精神后，方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是的，人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可是没有人来记录或书写历史，历史也将淹没于往昔的烟尘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们说，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写历史。

“退休正是笔耕时”

在还没有退休时，父亲就在筹划写葛洲坝建设史，并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这毕竟是个人行为。自从被返聘到局志办以后，其工作的目的性更强了，热情更高了。

按照既定的时间要求，父亲于1992年12月底便拿出了《局志编写提纲》以及《编写篇目》。经过会上的讨论，得到了局办分管领导的首肯。在第二年2月份，他起草并提交了《局志编修（纂）体例》；参与将在3月10日召开的局志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为副局长黄华平起草讲话稿；为即将举办的业务培训班准备讲稿（讲稿的题目是《方志与方志学概述》）。

　（父亲起草的葛洲坝局志篇目手稿）

起初，局志办考虑将列入计划中的建设篇（上下）、管理篇和科技篇的编写任务全部分摊到有关职能部门，但父亲考虑到，将这些重要篇章“甩”出去，固然省事，但在目前职能部门人员不落实、有的缺乏专业训练和基本素养、日常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任务难于落实。与其这样，不如立足于编辑部，由现有专职人员分头撰写，而由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给予相应的配合。在他看来，局志编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下定决心，我们这些人是能写出来的。用一句老话来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啊。

经过考虑，父亲主动承担了建设篇（上）的写作任务，并且说干就干。从5月份开始，他就为集中编写志稿而有计划地采集和阅读资料，包括了解建国后党和国家制定的水电建设方针政策、水电建设事业的成就以及葛洲坝建设的基本情况；阅读《林一山治水文选》等书籍，从而为撰写“兴建葛洲坝的决策”制作资料卡片；在局志办向同人介绍《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强调实行志稿资料征集和编撰的责任制；参阅章学诚的《修志十议》、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方志今议》、《湖北省志审稿条例》等，起草《葛洲坝局志审稿条例》；考虑给《葛洲坝论坛》撰写文章，以普及方志学方面的知识；多次到局工程处找罗贤玉谈志稿撰写事宜。他总是给自己安排得满满的，但还是担心照目前这种状况难以出高质量的志书，二、三年后不好向上级、向职工们交代。

这期间，他读到《经济参考》上的一篇题为“退休正是笔耕时”的短文，其中有“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句，深有感触，觉得自己身体还行，正是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父亲把志书编写与科研结合起来。撰写了《周恩来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此文发表在《湖北日报》上）、《尊重别人：毛泽东的交往原则》（此文入选湖北省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并被评为优秀论文）等文章。

　编辑《湖北文史资料》（葛洲坝专辑）

1994年5月，在史志编纂前期工作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展开的同时，父亲接手了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应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要求，在《湖北文史资料》上刊出一期葛洲坝专辑。局志办要求父亲负责此专辑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但时间很紧迫。

为了做到胸中有数，父亲首先翻阅1970年至1989年的《长江葛洲坝报》。6月3日即起草征文通知，拟定出一批组稿选题，经局志办修改审定后，开始找人约稿。在父亲看来，约稿的对象应该放在关键人物和主攻单位上。为此，他在工作笔记上记下了重点要联系的工程局领导、“三总师”、二级单位负责人、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以及局党办、宣传部、报社、党校、《江河文学》系统的“笔杆子”的办公室电话（有的还包括他们家里的电话），以备联系时所用。

我注意到，他在工作笔记中记录的已经交谈了的人的名字：包括工程技术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如岳荣寿、孙瑞兴、徐鸣琴、傅志安等，有作家齐克、记者邓芳祖等。除了电话联系、跑机关处室外，他还深入到基层单位。如，先后到了一公司、机电建设公司、拌合厂、二公司、砂石分局等单位，与这些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分管的领导（如一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何道华）等进行面谈。这种面对面的交谈，很快就收到了把问题讲清楚、把要求提明白的好效果。不久，有30多人答应撰稿。

一次，从单位约稿回来，路遇大雨，父亲整个裤腿都淋湿了，但他觉得今天没有白跑，有收获，心情很愉快。不过，身体不争气。6月下旬的一段时间，父亲肠胃炎和气管炎先后发作，肚子痛，腹泻，咳嗽不停，睡不好觉，需要不停地打针吃药，但他仍坚持到办公室办公。在7月1日这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这天“编好了四篇稿件”。7月2日的日记是：“编稿。这些天真可以说是带病坚持工作。不这样不行啊，因为时间限制。”

对不断增多的来稿进行修改和反馈意见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必须认真对待。许多时候，对一些不符合要求的稿件，要作新的调整；对一些需要修改的稿件，则与撰稿人共同商量如何修改稿件。为此，对于有的稿件，他不得不进行多次的返工和修改。

到7月底，经过局志办同人的共同努力，稿件大体准备就绪，约15万字。看着圆满完成的组稿工作，局志办傅楚武主任给予我父亲以充分的肯定。他在局志办例会上说，蒋老师在那么短的时间组织了那么多的稿件，靠的就是两条腿和一部电话机。他以此敦促大家“沉”到基层去。到8月份，最终经过压缩、修改定稿的稿件送到省政协文史办。文史办的负责人和编辑看了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看了你们的文章的题目，不用看文字内容，就可以断定水平比某水利水电同行的专辑强多了。甚至可以说，他们与你们不在一个档次上。

第一本年鉴出炉

顾名思义，局志办就是编纂局志的办公室，但实际上，局志办除了编纂局志外，还包括编辑和出版年鉴等大量工作。实际上，局志办的工作重点不久就转移到后者上来。这有多种因素的考虑，既有志书编辑的难度，又有现实的工作需要，还与人们对志书重要性的认识有关。从短期来看，年鉴的编辑出版很容易产生看得见的成果，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那时，工程局处在企业转型时期，对外招投标、获得利润成为头等大事，年鉴也要发挥其相应的功能。

在此情形下，父亲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全力以赴编年鉴。他认为，编年鉴，我们当中谁也不是行家里手，但我们可以边学边干。他开始系统地阅读《年鉴学概论》，边读边摘抄。根据所学到的新知识以及在志稿编纂前期工作中掌握的方法和积累的经验，提出了“大事不漏，要事突出，新事不丢，错事不讳，琐事不收”的原则，强调要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年鉴工作，要能反映客观事物，从而使年鉴真正起到工具书的作用，以便能够很好地让人们查询资料，为领导决策服务。这些想法为年鉴同行所认同。

他还建议，在年鉴的框架结构安排和分类中，应当转变观念，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中跳出来，把原来按照计划管理原则设置的分类结构改为符合市场需要的分类结构。例如，随着工程局工程管理处的成立，过去那种按计统、调度、施工进行分类的结构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强调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分类，突出宏观管理、“工程承包施工”这个主题；相应地，要把工业处、商管处和企业总公司放在一起，增设“管理机构与体制”的二级目，等等。

他注意到当下年鉴条目撰写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概况”之类的记述追溯过远，与志书没有区别；综合性、大的条目过多；有的只讲成绩而不写缺点，客观性不够。或者偏向另一极：过于琐细的条目式、记账式记述，将一个完整的事物分隔在不同的条目中，让人不能看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再就是，条目的内容满足于部门工作总结样式，缺乏社会调查与思考的深度。例如，青年问题，基本上写成了共青团的工作汇报形式，对一些问题的分析缺乏社会学的思考深度。此外，不少稿件较多地采用新闻报道的写法。

作为年鉴的责任编辑之一（共两位责编），父亲处理来稿的原则是：尽量保留条目、少删他人来稿内容；帮助撰稿人发现线索，作进一步的挖掘；对经再三修改仍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则亲自翻阅资料、重新编写。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熟悉业务或不负责任，送来的稿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为了确证某个事实，常常要做些“擦屁股”的工作。对于同行而言，修改他人的东西或提出不同意见，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了增加工程局首本年鉴的分量，按照局志办的要求，父亲于1994年6月份专程到北京拜访了原水利部副部长、工程局原党委书记刘书田同志。为了使这次访谈有收获，父亲事先拟定了一个提纲，内容包括很多方面——那时父亲把志书编纂的重点放在葛洲坝工程论证、决策上马以及工程建设诸方面。那次的访谈他感到收获多多，还获得了刘书田专为年鉴写的题词。此外，还与林一山的夫人取得联系，想从林老那里获得一些有关葛洲坝建设的口述史料，但造访未果。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从北京回来后，因为年鉴出版时间逼近，局志办的工作更加繁重。父亲除了编辑年鉴日常工作以外，还承担有约写年鉴专文（例如约请副总经济师张崇久写专文）、对汇编成册的书稿进行审阅、联系出版单位以及对即将出版的《葛洲坝工程局大事记（1970～1991）》的封面图案和葛洲坝枢纽设计图进行选定等工作（这需要多次往返于印刷厂）。

由于长时间的劳作，9月上旬，父亲病了，咳嗽、头晕、神志有些不宁。9月10日在党校医务室打完吊针后即回到家中，坚持把手头的稿件处理完毕。他想到的是，9月中下旬，所有稿件将要全部送到武汉的出版社，耽误不得。9月19日，父亲在身体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与局志办傅主任一同前往武汉。

这次出差，父亲在后来的日记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以下文字根据记载的内容写成：

19日，父亲与傅主任二人搭三峡旅游号火车，经过一夜的行程于20日到达武昌。下车后即乘出租车直奔省志办。为了工作的方便，省志办的接待人员安排他俩在附近的浠水县招待所住下。由于这天是中秋节，许多单位下午放假，办不成事。父亲因头天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好觉而打算先休息一会再起来编审稿件；但躺了一下，睡不着，索性起来处理稿件：把目录重新审查一遍，编好了页码（共92页）；对第三产业的几个附件的次序重新作了调整；对漫湾分局的稿件进行了改编。做完这一切已是下午近5点。这时，天下起雨来。他冒雨到外面吃了一碗牛肉面。晚上睡觉，床上的小虫、蚊子不少，房间里还有老鼠。结果又是一个难眠夜。

21日一早，省志办的马处长和李主任开车来，陪同他们到湖北新华印刷厂联系工作。没想到车一进厂，父亲就呕吐了。在与印刷厂商谈完后，中午厂方邀约一起吃饭，并用车将他们送到硚口区宝丰路的西陵大厦。下午两点后，他们马不停蹄跑湖北人民出版社联系书号。再次回到西陵大厦，父亲又吐了。然而，晚上，他强打起精神，与傅主任一道对版面进行了一番修正。忙完这一切后，傅主任有事离开宾馆回他在汉口的家。不久，父亲感到头晕、浑身酸痛，很不舒服，又不停地咳嗽，吐痰，气喘。整个夜晚翻来覆去，恶梦不断。

22日清晨，父亲自感病情加重：气管炎发作，发热、乏力，起不来床。一直躺到八点钟，勉强起身步行走了一站的路程。而这段路程他歇息了数次。终于，来到硚口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医生给开了药。回到西陵大厦，躺了一整天，什么也不想吃。傍晚，强撑着到外面走走，想买碗稀饭吃，没有；后在小摊上花3角钱买了一个烧饼，带回到房间吃。晚上，电视不想看，躺着也睡不着。——我此刻想，父亲那会儿是多么的难受和无助！

23日一早，服药后的父亲感觉好多了。傅主任独自办完了所要办的事情。在汉办，父亲遇到了刘义华主任。刘主任亲自向宾馆的工作人员交代帮父亲和傅主任订购返程火车票等事宜。办完这一切后，父亲到汉办对面街的饭馆里喝了两碗绿豆稀饭，吃了一个豆沙包，一个盐蛋——总算吃了一顿饭。其时，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佐高和三峡艺术团团长李承华一行也正在吃饭。他们很客气地代父亲一起结账。

到11月份，长约80万字的年鉴第三校任务经过局志办全体人员的齐心协力而终于完成。不久，葛洲坝工程局历史上的第一本印制精美的年鉴新鲜出炉。看到这本厚重的年鉴，人们称赞道，年鉴是工程局迄今出版的、内容最丰富、装帧最美观、篇幅最大的书。

　　工程局局长乔生祥看了后立即给编委会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看了后，欣慰已极。今后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一年一本。

对于局志办来说，这是他们勇担责任、付出心血的劳动结晶，是对他们工作的最高奖赏。父亲在日记中写道，1994年是最为紧张的一年。

“钩玄决疑”

对于修志来说，大量的工作其实就是收集资料；丰富的资料是写作的史料来源，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也是进一步考证和决疑的依据，而要真正做到钩玄决疑还需要大量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好的志书（也包括年鉴）是以充分而详实的史料取胜的。我以为，父亲的做法主要是如下三步：

一是广泛搜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文献资料。包括基础性的文献和专业文献两大类。根据教学和更新资料库存的需要，局党校资料室不定期地会处理一些旧书。每当这时，父亲总要前往“淘书”。一次，他选购了48本旧书，花费不多，也就44元。这些旧书包括翦伯赞、范文澜、周谷城、吕思勉等名家的历史论著，而一本《古代罗马史》让他高兴了好一阵子。他认为，读这些书能够增强“史识”，即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准确地判断和选择史料。这是一项基本功。

关于葛洲坝的历史文献，他主张，不妨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有时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葛洲坝。例如，在他汇集的有关三峡工程论证的学术性和普及性读物中，就包括了葛洲坝的各种资料（如各方知名人士对葛洲坝的评论）。他在把所有这些资料梳理一遍的基础上，将其做成一目了然的索引，以便日后加以利用。在我看到的他的文件档案袋里，装满了他所蒐集来的公开发表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文论著等。这些作者的名字包括钱正英、林一山、陶述曾、曹应旺、张光斗、魏廷琤、曹乐安、沈鸿、陈赓仪、潘家铮等。记得我那时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与决策过程也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对这些书，父亲看了，是如获至宝。

　　1996年的一段时间，父亲整天“泡”在局工会图书馆里。那里有他在丹江口工程局宣传队共过事的管理员小赵和小孟。因关系熟络，她们给予他很多方便。一次，他翻阅1985年以前的《人民日报》，从中看到了1985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葛洲坝工程是成功的杰作》原版，非常兴奋。

二是查阅档案。多年来，父亲为了编辑文稿、核对事实，经常往返于局档案室、有关单位的资料室等地方。在这些地方，面对着一排排的书稿，一摞摞的报纸，一袋袋的文件，他的眼睛会放出光芒，就像一个饥饿的汉子看见面包那样扑向它们。可是，查阅档案、翻阅报刊是一件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来出于保密的要求，必须在档案室狭小的空间内阅览，而这些旧文档、旧报刊上沾满了灰尘；二来面对如山的文档和报刊，有时候不知从何处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持续不断地查找。为此，有时候一待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如此连续一周或更长的时间，重复这些单调而乏味的工作，而长久地待在狭小、闭塞的空间里，常让人呼吸不畅、头晕目眩。尤其是在夏季里，气温高，空气流通差，做这些工作需要极大的忍耐力。见到如此情形，同行中有朋友好心提醒：没必要拼命，过得去就行；这些东西即使搞出来，也不是你一个人得名。但父亲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既然自己是责任编辑或“总纂”（1995年被任命为年鉴总纂。见集办（1995）123号文），那就要切实负起责任。

三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史实方面的不准确、错讹，小心求证，绝不含糊。关于周总理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名言的出处的考证，就是一例。有人认为，它是周总理专门针对葛洲坝工程说的。依据是原长办主任林一山的《周总理带病主持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中说的话。但父亲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会议记录文献指出，周总理的这句话确实是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会时说的，但其含义是针对包括未来三峡工程在内的高坝建设而说的，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一点，父亲后来从《新华文摘》上找到两份资料加以佐证。他认为，组织整理的会议记录一般来说比个人回忆性的著作，更具可信性。实际上，在一些名人写的回忆性文章中，常有主观臆测、随意发挥的地方，这些往往造成了一些混乱。有鉴于此，有针对性地把一些问题讲清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史志编纂的首要责任。

又如，在辑录《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人物名录》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劳资部门提交的统计数据与当时已经公开出版的《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之间，有很大的出入：仅高级工程师的统计数字中就有27人对不上名字。为了确保专业技术人员名录的准确性，父亲根据手头得到的几个聘任文件号，到档案室通过查找文件进行核对。从5月8日起到6月29日，他一直呆在档案室里，把局［党字］1970～1991年文件全部查阅一遍，并迻录下全部人员名单，直到完全弄准确为止。

在核实先进人物名录过程中，由于档案室中有几年的档案查不到一些先进人物的名字和事迹，父亲直接找来曾在报社工作过的张文楚编辑在调离葛洲坝工程局时留给他的一套《三三0战报》（后改为《长江葛洲坝报》）合订本，将其全部浏览了一遍。最终查到从1972年到1991年所树立的399人（次）标兵的数字。

　　对于其中的省部级和国家级授予的荣誉称号，他同样发现局工会提供的先进模范人物系列资料，相互间不尽一致。例如，关于“杜国辉”，工会女工部提供的资料说他是工会副主席，1978年的湖北省先进生产者，而生产部又说他是劳动模范。经与局干休所、物资公司有关部门了解得知，杜国辉获得称号的时间不是1978年，而是1976年。理由是，当年有人原本通知他去开会的，后因毛主席去世而没去成。尽管有人证，父亲还是专门到档案室查阅，以进行确认。在所摘抄的局［党字］1976年第152号《关于授予一九七六年度红旗单位、模范单位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的文件中，有“杜国辉，工程局工会主席”的记载。同时根据其他档案材料还证实，周日山、钱光义等人的荣誉称号也不是全国劳动模范，而是全国电力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

关于这一点，我当年采写的关于浇筑分局浇三队钱光义师傅先进事迹（发表在1980年2月12日版的《三三0战报》上）的报道，也可作为证明。

坐不暖的“冷板凳”

搞创作的人都知道，文学这碗饭不好吃；在单位写材料的人都知道，爬格子是个费脑子的活儿；而搞历史的人都知道，编志书多与“故纸堆”打交道，单调乏味，难出成果，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

在大事记和年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校对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用“繁重”二字来加以形容。1993年，父亲在完成了《葛洲坝工程局大事记（1970～1991）》中1987至1989年的修订与全书的统稿工作后，又承担了1974至1983年十年大事记样稿的校阅工作。他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校订完毕，纠正了其中的不少错误和不确切的提法。接着，花了三天时间校阅了1984至1989年这一阶段的样稿，同样发现了一些错误。如1986年，葛洲坝工程安装的5台机组（62.5万千瓦时），此装机量被误记成占全国新增容量的600万千瓦时的73%。经查证，此数据是从旧版本上直接抄下来的。实际的情况是，葛洲坝当年的装机量占全国新增水电机组装机量80万千瓦时的73%。

在父亲看来，在编辑和校阅过程中，文字方面的遣词造句乃至语法和修辞固然很重要，但这方面终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倒是在涉及到工程技术和施工管理方面的专业术语、数据和背景资料时，容易出现问题。为此，在第一本年鉴校对过程中，他主动承担“承包工程施工”这一部分，不仅比对打印稿，而且比对手写稿。对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改正。如纠正隔河岩坝体项目“日均升高14米”之类的明显错误。在对他人写的文稿以及校对的文稿进行再次校对和修改的过程中，难免与原稿作者或原校对者发生争论。对此，他做到心平气和地沟通与协商，但又“锱铢必较”。他还以自己亲身的体会，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大家称赞父亲校对认真，看得细致，不愧为是负责任的编辑。

　　誊抄稿子也是很苦的事。以前没有电脑，誊抄稿子是纯“手工活”。比如，父亲在完成了所承担的大事记（部分）修订任务后，便对37000字（357条记事）的草稿进行誊抄。硬是抄了十二天（仅星期天休息了一天）。期间，我母亲也帮着抄写，直抄得脖子僵硬疼痛。又如，1995年8月份，父亲承担了编写年鉴综述部分的“概况”初稿的任务。在写作过程中，他边搜集资料边修改，难度比较大。共写了九千余字。写完后即进行誊抄。这次誊抄时值夏季高温酷暑时节，时间又不等人。为了完成任务，父亲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抄完。期间两个周末都没有休息。

（父亲誊抄的稿件）

誊抄和校对是一项很费眼力的工作。长期的誊抄和校对工作，使得父亲的视力明显下降。1996年底，他坚持完成了“企业管理”（8.8万字）的一校任务。1997年，除帮忙对部门来稿进行修改、撰写重要条目、整理“企业管理”概述外，承担了约12万字的校对工作。有一次，我到西大楼办事，在一楼遇见父亲的老同事、档案处的吴成贵处长，他调侃地对我説：“你父亲不再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模样喽。”

1995年前后几年，我儿子还小。我因工作、学习任务较多，经常把孩子“甩”给父母带，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而父母亲从来都是毫无怨言，仿佛子女们的工作和“事业”才叫工作和“事业”。平常我们也是经常回家吃饭，而父亲总是亲自下厨，要忙好一阵子。回过头来看，那些年正是编纂局志和年鉴工作繁忙的时期，父亲有大量的编辑、科研和校对任务等待着他。现在想来，作为子女很是惭愧。

　“多少事，从来急”

站在1995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首望去，原来预计的三年写成局志书稿的想法，没有变成现实。但父亲没有气馁。他在与同事的讨论中总结道，比较成功的志书一般都历时8～10载，且数易其稿方成。从这一点来看，最初的设想确实过于乐观了，有些“轻敌”。但另一方面，也不可畏葸不前。虽然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队伍不够完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但只要上下重视，采取得力措施，正确处理好写志书与编年鉴的关系，还是可以在现有基础上“重整旗鼓”的。为此，他多次向局志办的傅主任谈了自己的想法。同时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一番力所能及的“发动”或“呼吁”工作。包括重新编纂用于局志编写的《资料选编》等。

1996年1月，局志办召开会议，再次明确安排父亲负责局志编纂工作。这次安排要求先从“摸清家底”开始，把已经收到和撰写完的志稿进行清理登记，然后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部分进行修改和补充。经查，志稿的总字数计已经有32万字（包括少数资料性的内容），但是作为志稿主体部分的工程建设、科技与管理的内容仍显薄弱。为此，父亲从狠抓志稿主体部分的组稿工作入手，并决定将自己酝酿已久的《葛洲坝兴建的决策》一稿尽快拿出来。

为了能够完整地反映葛洲坝历史，使志书内容更贴近现实，父亲向局志办建议志书的下限由1991年延至1994年葛洲坝集团公司组建这个时期。他还认为，在增加书稿中经济、管理、工程和科技部类的同时，不可忽视人文（包括人物）部类的内容。因为志书的人文部类，是志书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果一部志书，没有人文或人物篇，那是不完整的。在这方面，父亲主张，应当突破“生不立传”的“行规”。这当中可以不写人物的生平，而只记其事迹；可以对立传人物进行评论，但不对其评功摆好，必须一切以事实为准绳，就事论事，做到“事信言文”。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却也是一个过于书生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主动承担新增加的“人物”或“人文”篇的写作任务。实际上，受章学诚志书中“三书”之一的“文征”类的启发，他很早就在采集有关葛洲坝的“人所共好”的诗文，以作为志书文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初步辑录整理出一本《葛洲坝诗词选》。

然而，工作进展不尽如人意。父亲心里很急，觉得光靠自个“单打独斗”不行；找领导谈想法，是“非谈不可”的了。他打算找总经办张汉生副主任陈述心迹。看是否能增加人手，或让他集中精力编写志稿，尤其是编写其中的工程篇和人文篇。10月18日，他找到张副主任专门谈局志编纂事宜，说年鉴工作再重要也代替不了写志书；资料汇编终究不是著述。更何况，当年张副主任委自己以重任，现在工作进展缓慢，是有责任及时上报的。他最后向张副主任表示，只要加大重视力度、解决人才引进问题、调整工作思路等，是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完成任务的，时间上也不会推迟得太久。不仅如此，他还瞅准机会找总经办欧阳廷亮主任谈，建议成立专门班子，再聘用两位老同志。如此专心致志地搞，定能够出成果。而欧阳主任告知，老同志现在多不愿意编写志书。

1997年，局志办新年新景象。1月2日，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太平同志正式调到局志办工作。上岗那天，一同而来的张副主任在局志办座谈会上说，这次调李太平来局志办工作，是给你们编写局志增添新的力量。他勉励大家要坚定信心、抓紧工作，要编一部与集团公司相称的志书。由于共同的知识背景，父亲与李太平有了较多共同语言。趁着这个热乎劲，他随即向李太平、涂方萌和高建华三位同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我父亲与傅楚武（中）及涂方萌（最左）高建华（最右）等在三峡工地合影）

这还不够，4月28日，父亲又给张副主任写了一封信，再次具体谈到局志编纂的想法和建议。他建议：为了加快工作进度，一是要提高认识；二是借鉴其他单位的经验，分别成立局志和年鉴两个班子；三是实行目标控制管理，提出最后的期限不超过2000年。张副主任在收到信后，夸赞父亲雄心壮志可嘉。兴许是发出信件后收到的效果，到9月份，局志办召开会议，专门布置局志编纂工作。会上，父亲又提议，在各单位发展一批特约撰稿人，以编写专业性较强的篇目等。

1999年1月，眼看着局志编纂没有明显起色，经再三考虑，父亲决定给欧阳主任写封信，呼吁重视修志工作。他重申了过去的观点，并进一步表示愿意为修志作出个人最大的努力。为了显得郑重，他特意通过葛洲坝邮局发出了这封信。信发出后，父亲耳里曾听到“修志打算实行公开招标”，以及因集团公司经济困难而不打算再修志的各种传闻。但情况似乎并未那么糟糕。父亲继续做着志书编修和编辑年鉴的日常工作。2000年元旦刚过，局志办仍然通知他继续上班。

到2000年10月份，湖北省经贸委转发了省修第二届地方志的文件精神。局志办傅主任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决定让父亲根据上级精神草拟一份《关于重新启动集团志编纂工作的报告》。13日，父亲草拟报告完毕。很快，交上去的报告获得主管部门——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的同意批复。在上报给集团公司党委分管领导的批复中，传来好消息：批复要求在四年内完成局志编纂工作。因此按照这一目标要修改上报的方案。这一下子父亲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在搞完所承担的年鉴编辑工作后，立马阅读一直想读而没有时间阅读完的《省志编纂学》、《葛洲坝水利枢纽》志稿（长委编纂）、林一山与杨马林合著的《功盖大禹》等书，并梳理近年来已经整理出来的志书文字稿，有一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

然而，出乎意料，形势急转直下。2001年1月，在提交到集团公司党政联席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那份报告，最后被否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的原因包括当时认为各水电工程局“新一波”的修志工作基本上“流产了”，有“前车之鉴”；对历史中的有些事件和人物不好写、不好评价，既如此还不如不写等。

1月15日（星期一）这天的日记，父亲是这样写的：“实际上，修志的话，我们的压力都很大。之所以希望把志修起来，完全是一种历史责任感使然。”

不同的“含金量”

转眼到了2002年。父亲在局志办工作已经整十年。当年一起工作的老同志都已隐退，年轻人也多有改行。经过十年的努力，年鉴编纂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已经出了八本年鉴了。这期间，其主管部门已经由总经办转到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2002年7月，年鉴编辑部与《葛洲坝论坛》编辑部合并。此时的年鉴工作成为打造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十年，沉浮与沉寂交错。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让岸上的人们纷纷下海经商、炒股、兴办实体。许多人沉浮于商海的峰谷之间，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人自甘寂寞地匍匐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辛勤耕耘，为自己偶尔徜徉于落日余晖下的海滩边、拾得一两枚贝壳和晶莹剔透的小石子而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伴随着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包括年鉴编辑部在内的文化机构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这对年鉴工作多少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随着集团公司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父亲的聘金由1993年的160元/月，到1995年的260元/月，到1997年的350元/月，再到2001年的400元/月，是在逐年增长的。但是就聘金而言，比起其他单位和行业（专业），还是明显偏低的。例如，在某效益好的央企大单位，同样是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返聘人员，在1992年，其聘金就是225元/月（还不包括同时享受聘用单位职工一半的奖金、编稿费和生活福利等）。再就是专业的差别，社科文字类的人员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有较大的差距。如，在1995年左右，某退休后被聘为某企业财务顾问的技术人员，其聘金达600元/月。到2000年时，据说退下来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其聘金一般可达几千元/月，甚至更多。这反映出，由于行业（专业）的不同，其“含金量”也不同。这些父亲都很清楚，但他认为不必太计较，专心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即可。

那年头，凡事都讲究个效益，作为“清水衙门”的年鉴编辑部也不例外。随着年鉴的出版发行以及在集团公司的影响，年鉴也成为一种媒介，也开始做广告。从此，年鉴编辑部的人员就多了一项业务，即拉广告。但由于年鉴发行量少、受众面比较窄，广告页面并不多，版面费也比较少。不过，也有不少单位出于对年鉴工作的热心支持而积极登载广告。一天上午，父亲到五公司党委宣传部谈及广告事宜。宣传部长胡芳龙很热情地接待他，说很早就认识他，说父亲在黄龙滩时就是他的老师。他们谈得很投入、很畅快。末了，胡部长爽快地答应说，等总经理回来后即向其汇报。不久这笔“生意”就敲定了。那一天，父亲还顺路到了易普力公司。说明来意，办公室副主任杜志明答应向领导汇报以后再给予答复。没想到下午就接到对方电话告知：他们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做一个页面广告。当然，也有不少经济效益不太好的单位，一听说是来做广告的，便面有难色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父亲与工程局三峡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向阳合影）

作为编辑部的“老人”，从2001年到2004年，父亲继续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为年鉴工作出策出力。例如，执笔草拟了有葛洲坝特色的《年鉴编纂手册》（共有四个部分的内容）；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向部门负责人建议撤出“承包工程施工”中“投标签约”分目，将其中的“概况”和“集团公司市场开发”等合并在一起，放到“企业管理”这个大部类中，再设置其下的“市场开发”分目。之所以要如此，一是过去的承包工程施工分目是按照施工项目设置的，比较乱；二是从2002年开始，集团公司进行了机构改革，即按照流域设置项目，突出了流域开发，突出了水电主业。

由于年鉴工作专业性强、工作量大、繁琐，对质量的要求极高，而这期间年鉴部门调整了负责人，又加入了不少“新手”，父亲总担心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会出质量问题。他主动承担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同时还以年长者的身份协调人员关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

2003年，他主动承担了大事记的编写、校对任务，编写1.7万字（用葛洲坝报社的信笺誊抄了43页）；撰稿3万多字（包括以“黎江”的笔名）。2004年全年，同样撰写了3万余字文稿（特别是写综述花了很多精力）。他感觉，这两年编撰任务多、工作繁忙，因而也是最辛苦的两年。然而也正是这些年当中，葛洲坝集团年鉴连续两次获得国家级的奖项。包括2002年在全国第二届年鉴评比中获得综合二等奖。为此集团公司批了8000元奖金给年鉴编辑部作为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员，父亲工作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遗憾的是，父亲明显感觉2004年是他自己的视力和听力衰退得最为严重的一年（这一点，我从他的笔记和日记中可以看到：以前很工整的蝇头小楷变成了潦草的大字）。于是，他提出请求，不再干了。

再次“出山”

时隔两年，父亲再次“出山”。此时年鉴编辑部主任兼总编是年轻的肖泉女士。

2007年4月13日下午，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程少人、肖总编等驱车上党校来访。他向我父亲介绍了新闻中心改革的情况，谈到了年鉴工作的现状，恳请我父亲出来编年鉴，当然主要是带一带，可以不到办公室坐班。没想到，已年近八旬的父亲欣然答应。但那天他仍心有不甘地问，是否还能把志书编起来，哪怕编本能反映集团公司发展历史的论集也行。程主任当即回答说，我们可以把您的意见向领导反映。

新组建的机构和领导班子行动迅速。从抓队伍入手，着力培养人才。5月17日，新闻中心的三位领导都参加了在清江隔河岩电站举办的年鉴编撰培训班。这期的培训班，父亲作的题为《条目编写规范化》的报告，一如既往地得到好评。晚上9点钟，新闻中心主要领导送我父亲回到绵羊山。夜幕下，绵羊山上，星光点点，一片沉寂。在党校门口，程部长下车，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很郑重地说道：“蒋老师，年鉴就拜托您把关了。”我父亲也爽快地回答道：“我会尽力的！”

　　（父亲在清江隔河岩宾馆。李京钟摄于2007年5月17日）

针对年鉴工作中，新手经验不足、原有规程规范掌握不够等问题，父亲主张当下的工作：一是调整部类，二是改变版面，三是严格按照条目体例进行编纂。在调整部类方面，他根据杨继学董事长在集团公司职代会上的报告精神，起草了年鉴部类设置方案。该方案强调突出三大主业（建筑、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房地产）并以此来设置年鉴的部类。后来他又建议把“承包工程施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部类，以适应集团公司拟建成跨国公司的战略需要。对于父亲提的建议，新闻中心领导和年鉴编辑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接受了。

由于工作处在新老交接的茬口上，肖泉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许多时候只见她一个人忙出忙进的身影。她不畏艰难，工作积极主动。但父亲认为，作为年鉴负责人，她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提纲的编写和阶段目标的管理落实方面，而不是过多陷入具体事务当中。但实际的情形是，人手不够，许多具体工作还得人去做。于是，父亲便协助她主动承担了年鉴综述的撰写，企业管理、企业改革、承包工程、投资开发、科技、成员企业等类目的编辑，以及对外投稿等具体工作。虽然不必像以前那样到办公室坐班，对于编辑部送来的需要阅读、整理和编写的书面材料，他从不推辞。

年鉴编辑部的同事也给予了我父亲很大的关心和照顾。聘金已经达到每月800元。同时，他们经常送来大米、食用油以及各种食品（如端午节送来的盐蛋和粽子）。父亲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很多年以后，已是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肖泉在回忆中写道：“他儒雅整洁、谦和有礼，对我这个后辈非常爱护包容，教我从零开始学习。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和编辑，视力已经严重衰退，于是我们商量了工作机制：我将收到的材料草稿打印成纸质送给他，他按部类修改整理好再交给我，我再在电子版上修改了发印刷厂。至于那些要重新写的文字，比如结构框架、编辑说明、关键条目，则需要他大段大段地手写，由我输入为电子版发印刷厂排版。

当我编辑的第一本年鉴新鲜出炉后，真有点第一次做母亲的感觉。它那么好看，起拱、烫金、烫银的封面，淡黄的蒙肯纸，洋气的排版，而且它在中国年鉴质量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我兴冲冲地拿去给他看，他一下子笑开了花，说这是公司从1994年开始出版年鉴以来第一次获一等奖。我们相视而笑，享受别人不能懂的单纯的快乐。”

这里有件事是需要特别记述一下的：2008年3月20日这天上午8点，父亲在俱乐部门前搭上了去往远安县办培训班的车。这次他给学员们的讲座题目是《年鉴编纂的创新与规范》。下午4点钟，父亲在新闻中心期刊部主任叶萍和电力公司一位女学员的陪同下，搭中巴车返回宜昌。这时天下起了雨。六点到达宜昌，赶上交接班时间，他们在路边一时拦不到的士，而雨越下越大。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搭上的士。这期间，叶主任原可以搭公交车回去的，我父亲也催她先走，但她坚持不离开他，说“一定要把蒋老师送到家，我才回去”。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她的行为真让我感动……以后即便不干了，只要他们需要，尽义务也要帮忙，帮助他们把年鉴办好。”就在这一天，当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7点，母亲已经睡了。父亲立刻查看冰箱里的东西，发现为她准备的饭菜丝毫未动。也就是说，母亲这天连中午饭也没有吃。父亲顿觉，这些年有些老年痴呆症状且一直需要照顾的母亲，真的一刻也离不开人了。

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以及年事已高，一直衰退的视力每况愈下。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工作父亲都是在深夜或凌晨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视力要强一些，同时需要悉心照料的母亲已在睡梦中，不会打搅他。其中，年鉴、大事记的编辑，从头到尾都是在放大镜下完成的。2008年4月1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凌晨4点起床，最后把2007年大事记抄完。约一万字，总共抄了34页稿纸。这个大事记编得很吃力。”到2008年的最后两三个月，父亲所承担的校对工作，也是借助于放大镜完成的。他感叹，协助编好这本年鉴，恐怕是自己这辈子完成的最后一个工作任务了！

“千树万树梨花”

像看到无数个悄然而至的雪景让心情为之一振那样，这天一早，父亲又被窗外耀眼的洁白的光芒所吸引。他兴奋地打开窗户，深深地吸了口冰天雪地里飘进来的新鲜空气。他想起了1954年从广西富川朝东街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后在武昌商业学校教书，再后来“转战”到丹江口、黄龙滩、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地，以及举家搬到绵羊山葛洲坝党校后，每每看到雪景时的情景，一幕幕，一幅幅，如影片闪现，如过往云烟，不胜感慨万千。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无比深情地写道：“昨晚，窗外桂花树上的积雪化了，一树嫩绿的枝叶显得格外清新；今早，枝叶上又铺了一层厚厚的雪，给人一种沉郁而敦厚的感觉。……我喜欢雪，在武昌商业学校时，我冒着纷纷大雪出外观赏雪景，……可这回心情有点变化，大概是因为老了吧！这么好的时代，可惜老了，什么都没用了。”

父亲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从他青年时代的求学，到当教师、当记者、当政工干部等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环境，有些想法难于变成实现，一直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觉得可以在编纂志书方面有所作为，可以对人生有个交代，而最终志书没有编写完，确实是有些遗憾的。但他不知老之将至，克服诸多困难，重拾方志学，钻研年鉴学，全身心地投入到葛洲坝志书和年鉴的编纂工作当中，从中获得了知识的乐趣，让自己的晚年有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人生的付出有所“附丽”。 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