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上堃与参谋长的不解之缘

一泓

过去军队有一句老话：“参谋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就是说既使当上一个连级参谋、营级参谋，还不如当个连长、营长来得痛快、来得实在。带长不带长，完全不一样。

那么参谋带了长，“打屁“就一定响吗？这也未必，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在部队当个参谋长，地位还不如在所属部队当个主官，这与和平年代的参谋长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参谋长和部队的副职是同一个级别，从实际权利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副职。

据说杨上堃是最不愿意当参谋长的，却偏偏以后在多个不同岗位上当过参谋长。人生际遇往往如此，有时你喜欢的，但总是不能如愿以偿；有时你越不喜欢，却越是如影随形。真可谓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我们在梳理杨上堃的军旅生涯中，显示他曾经有过6次担任参谋长的经历。其中抗战初期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有2次，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有2次，大军南下在江西又有2次。

下面对他6任参谋长的情况，做个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1.1937年10月任晋察冀军区1分区1团参谋长

1937年8月红军云阳改编，红军各部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其中115师由原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组成，115师独立团由原红1师改编而成。之所以称独立团，是由于当时国民党限制我军番号，按丙种师编制，每师下辖两旅，每旅下辖两团，在这种情况下，红1师只好改编成没有编制的独立团，军饷、装备等完全靠自己解决。虽然独立团没有编制，但独立团直属师部管辖，把头等主力“隐身”起来，这也算是一种煞费苦心的保存实力吧。

也正是由于编制的原因，当时红军干部普遍降低一至二个级别，例如红1师师长杨成武低就115师独立团团长，杨上堃同样由红1师红1团团长，改任115师独立团第3营营长（当时原3团改称1营，1团改称3营）。

杨成武是杨上堃在长征时红2师红4团的老领导，到达陕北后，杨成武从红2师升任红1师政委（师长陈赓），从红大一期毕业后，仍回红1师改任师长，从这时起杨成武由政工干部转任军事干部，开始其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在此期间东征胜利后，杨上堃和杨成武一样，经过红大一期学习后也调任红1师红1团团长（之前的红1团团长分别是杨得志，陈正湘），而且杨上堃是夹持长征英雄连长的赫赫战功获得破格提拔，直接从红4团的连长晋升为红1团团长。

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素有“双一”之称，号称是中央红军的嫡系。那么加上红1师红1团则翻了倍，由“双一”成为“四一”，可谓是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

不久115师五台分兵，一路由聂荣臻开辟华北敌后根据地，另一路由陈光、罗荣桓挺进山东。杨成武的独立团是聂部的主力，当时聂荣臻只有3千人马，杨的独立团则有1700余人，而且最具实力。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有4个军分区，独立团所部为第1军分区，也是当时发展最好的分区，杨成武任1分区司令员。

以后1937年10月底，115师独立团在蔚县恢复师的建制，当时部队发展很快已有7000余人，改称独立第1师（并兼晋察冀军区1分区），原1、2、3营改为1、2、3团，1团为老1团，团长陈正湘，团政委袁升平，团参谋长即是杨上堃。

关于他就任老1团参谋长的情况，杨上堃生前回忆：“大龙华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团转移到了松山一带驻防休整。接着上级命令我到一团当参谋长，当时我思想上不太通，不愿意当参谋长，愿意当营长。”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从一开始就是不愿当参谋长的，而且这种想法，不是一时一地之想，而是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执念。



2.1939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1分区支队参谋长

杨上堃生前回忆：黄土岭战斗结束不久，“上级决定一分区成立两个旅，我们一团为第一旅，还有二十五旅。旅成立后，上级决定叫我当第一旅参谋长。陈正湘同志当旅长，袁升平同志当政委。从此，我的思想上更加不通，本来团参谋长我都不愿意，现在又要我当旅参谋长，那个时候参谋长不好当，加上当参谋长要有一定文化，许多事情都要参谋长去处理解决，再加上参谋业务也不熟悉等，思想上越想越感觉当不了这个参谋长。”

杨说的旅即支队，这个说法也没有错，开始是准备称旅，后来被国民党知道后抗议，说违反当初的改编协定，为了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也为了减少招摇，于是改旅为支队。但就是这个支队参谋长的任命，最终酿成后来影响杨上堃一生的“出走”事件。

当时杨上堃作为老1团参谋长，是和团长陈正湘、团政委袁升平同时上任的，实际上这个支队班子就是老1团的整体升格。原来杨上堃是期望接任团长的，他曾当过红1团的团长，现在团长位置又空缺了，他以为他会留下来当团长。可是由于杨成武偏爱宋玉琳，结果却让下面的第2营营长宋玉琳当上了代团长，致使杨上堃的愿望再次落空，也正因为如此，杨当时才26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1分区侦察科长袁彪、侦察股长罗昭辉（杨任营长时的副营长）的唆使怂恿下，做出了让他命运发生逆转的令人遗憾的极端事件。

杨上堃这次意外“出走“，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上面已经讲了，主要是对任职不满；客观因素有1分区司令杨成武在如何使用干部方面的一些缘故。

杨成武当年号称“白袍小将”，少年得志，年轻气盛，有一个参照，他和杨上堃同岁，都是14年的，还小杨上堃半岁，但他已做到了师长兼司令，55年授予开国上将，他是最年轻的5位开国上将之一。

我们不妨说一段杨成武和黄永胜的往事，115师刚成立的时候，黄永胜被任命为685团的团长，与团政委邓华是搭档。结果两人搞不到一起去，黄永胜调走。当时一共就4个团，已经没有空位了，黄永胜只好调去没编制的独立团担任副团长。

黄来到独立团后，他和团长杨成武两个都属于是个性极强的人，互相不卖账。于是黄找个理由拉了一支小部队出去打游击。黄一直对政工干部有一个偏见，认为杨成武也是政工干部出身，对打仗不怎么在行，他认为，在红军长征时红4团取得的战绩，主要是靠两个团长耿飙和王开湘。

黄永胜的这个行为，激怒了聂荣臻司令员，最后看在他带一个连出去，带回一个团的份上，没有追究，放了他一马，只是又平调黄到3分区当副司令。当时3分区的司令是陈漫远，陈也是政工干部出身，去了没多久，黄与陈漫远也有矛盾，最后只好陈调出，黄转正当3分区司令。

杨成武在1分区时，有个“福建佬小团伙”，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这“两发“都是杨的正宗闽西龙岩老乡，有时一些不方便说的话，他们3人常常一起用龙岩土话嘀嘀咕咕。除了上面讲的杨上堃和黄永胜外，1分区还有好些人对杨成武有看法，包括政委邓华，以及陈正湘、徐德操、罗文坊、曾保堂、肖峰等，这些人都是老红军干部，大都资历深厚，战功显赫，后来都先后离开了1分区另谋他就了。



3.1945年11月任吉林敦化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成立南下广赣干部大队，任命陶铸为大队长兼政委，杨尚奎为大队副政委，一直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杨上堃也随队出发。他们的队伍来到晋中的交城和文水一带的时候，忽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立即挥师北上，奔赴东北！

45年11月初，杨尚奎带着罗孟文、袁功庭、危秀英、杨上堃等20多名延安来的干部，从长春乘两辆敞篷大汽车来到吉林市。

当时，吉林省委下设永吉、延边两个地委，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杨尚奎为地委副书记兼敦化县委书记。敦化县委委员由危秀英、韩容鲁、杨上堃、刘建平组成。危秀英任组织部长，韩容鲁任宣传部长，刘建平任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杨尚奎兼政委，杨上堃为参谋长。

其时敦化匪患十分严重，杨上堃他们在敦化的任务主要是剿匪。刘建平曾是东北抗联的师长，以后退到苏联是远东国际旅的上尉连长，苏军出兵东北随苏军进驻敦化。真正经过战火锤练的老红军干部只有杨上堃，杨在敦化经历了一起由于改编部队叛变的历险，当时叛军他们叫嚣要两个姓杨的头（一个是杨尚奎，一个是杨上堃），叛军中有个姓吴的副连长偷偷告知杨上堃，部队要叛变，杨上堃随即要这个吴副连长带他们出去。

杨上堃生前回忆：“当时尚奎同志也在我房子里，他听了后，还不想走。当时我严肃的对尚奎同志说：平时听你的，现在你要听我的，今晚我们必须赶回敦化去，同苏联红军司令商量，要苏军帮助我们消灭这些叛变部队。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就是等死，我们回去了，手中有两个大队，苏军协助我们可以把叛变部队消灭掉。否则，什么也办不成了。就这样，尚奎同志才同意我的意见走出来了。”

如果说杨上（曾用上名）奎对杨上堃有老乡之谊，那么杨上堃对杨上奎则有救命之恩！他们“两杨“脱险以后，上级派了邓克明的25旅来协同杨上堃共同剿灭叛军，以后无论是两杨，还是邓杨，他们的合作从东北战场一直延续到了南下江西，延续到了江西省军区。

就这样杨上堃刚刚踏进东北，事隔5年后又一次成为参谋长。由于这次是随挺进东北的干部大队抢占地盘，一杆子插到县里，所以只是担任了敦化县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主要执行的是剿匪任务。杨上堃雪藏5年后的首次出山，居然又是担任参谋长，而且是地方上一个县（团）级的参谋长，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心理是有落差的。但只要能够重新复出，他也不会再计较这些了。事实上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又打出了一个新天地，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生开挂。



4.1949年3月任吉林南下干部大队副参谋长

南下江西前，杨上堃已当到独11师副师长，围困长春以后又调任吉林市警备副司令兼吉林军区警卫团长。有一次召开军事会议时碰到李作鹏，李当时是43军的军长，李了解到杨的情况后，要杨回归到主力部队，到43军来，何况43军有杨的老部队（所属127师379团的前身是红4团）。正当杨准备上任之际，又有了新变化，让他到吉林南下工作团（即吉林南下干部大队）担负警卫护送任务。

关于他为何到吉林南下干部大队，杨上堃生前回忆：辽沈战役后，“东北部队为第四野战军，把原来的纵队都改为军的番号。此时，四野有百万大军之称。我接命令，要我到四十三军当副师长之职。当时，我马上准备前去服职。不知怎么搞的，又不让去了。我即问上级，“为什么又不叫我去？”上级说：“请示东总，叫我到南下干部团当参谋长，说干部团尽是地方干部，没有军事干部，入关南下时，沿途还有敌人，给一个加强营随同地方干部团南下到江西。”当时，我内心不愿到地方干部团当参谋长南下，我还想到四十三军去当副师长。但是，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军人，不服从命令不行。后来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为何？要我到地方南下干部团的呢？后来我才知道，是陈正人、陈奇涵等同志请示总部的。既然上级定了，只好服从分配，再讲价钱你就不好啦，因还是处在战争时候，到了江西再说。”

当时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尚奎任吉林南下干部大队的大队长兼政委。杨上堃带了一个加强营担负了吉林地方南下干部团（大队）的整个警卫工作。从东北南下的2000多名南下干部都是由杨负责护送到江西的。

在南下途中，杨上堃回忆：“火车继续向江西开进，可是到了玉山县境的渎口山峡处火车头突然出轨，不能前进了。此地十五里的地方还有国民党保安团据守，如敌人知道我们火车出轨，很可能会来袭击我们。因地方干部打过仗的不多，有些害怕，提心吊胆。当时，我只有同大家说明，不要怕，我们有一个加强营在火车上，国民党是败兵，不敢来袭击我们的。从最坏的方面着想，敌人敢来，我们也不怕，我手中有兵，怕什么？你们尽管在火车上休息。当时我派了一个连，在火车出事地点东南山顶占领阵地，防备敌人来袭。整个一夜，我是没有瞑目的，因我的责任是安全保卫这两千多地方干部南下。天亮了，大家都起来了……”





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正省长级）刘建华晚年照

5.1949年6月任南昌支前司令部副参谋长

南下到南昌后，“当时上级决定仍要专搞支前工作。当时，我提出意见，我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所有干部已来到江西，我可以归队到四十三军去，四十三军原为东北六纵。后改为四十三军，该军属于十五兵团，邓华同志是兵团司令，赖传珠同志是政委。我同他二位首长讲了，二位首长没有意见。可是江西省委、军区不同意我走，说，江西干部要留下一些下来好开展工作等。无法，又只好服从组织决定留下在江西。如同意我归队，我就不在江西，到海南岛去了。组织上既不叫我回到四十三军去，开始几天没有安排我具体职务，几天后，叫我到省支前司令部当参谋长。”

当时支前司令部司令是省政府主席邵式平，政委是省委副书记杨尚奎，参谋长云青是省政府秘书长，以上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兼任。当时刚刚解放，百废俱兴，政务繁忙，只有杨上堃是专职，支前司令部的许多工作基本上是由他具体负责。

期间杨上堃除了负责全省的支前工作以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到大余去接刘建华的赣南游击队下山。

据杨上堃生前回忆：“奉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军区命令，并代表三个领导单位，到了大余新城镇迎接赣南游击支队下山开到新城镇来。当时，游击支队同志不太相信，我们是不是解放军？主要怕国民党伪装的“解放军”，他们心中无数前，是不敢下山见我们的，因为被国民党伪装我军搞怕了。

我在新城镇，找到了游击队的侦查员三个同志，当时我把详细具体情况同他们说清后，开始才相信我们。我同侦查员同志说：“我受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军区委托来迎接你们的，现在陈正人、陈奇涵、杨尚奎等同志都来到南昌，他们叫我来迎接你们，你们司令叫刘新潮，杨尚奎同志同他很熟悉，我是兴国县人，参加红军的有很多都回来啦。”

这样，侦查员同志回山去了，把情况同刘建华（笔者注：即刘新潮）同志详细说了。这时，刘建华同志迅速把游击队300余人下山来到新城镇。我们在外面热烈欢迎游击队所有同志，省委、省政府、江西军区给游击队的慰问信，我亲手交给了刘建华同志。在一个星期中，我同游击队的全体同志讲了整个大军西进、南进、向西南进军的情况，毛主席指示，要迅速解放全中国，广州我军已开始进攻。我们是第四野战军的，从东北一直打到江西来的等等情况同他们讲清楚了。游击队同志精神饱满，士气很高。

接着给游击队编了三个连，发了许多武器弹药给游击队的同志，并开了欢迎大会，会了餐。部队就在新城镇休整一个时候，听上级命令到哪里去。游击队全体同志开始搞军政训练了。接着我就离开了游击队同志，回到南昌向省委、江西军区领导把迎接游击队的情况汇报了。”

杨上堃在支前司令部工作时间并不长，前后2个多月，8月底即调任赣南负责剿匪军事行动，从此开启了他在赣南15年的军事生涯。

身穿65式军装的杨上堃

6.1965年2月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

1949年8月，杨上堃到赣南军事指挥部当副指挥（赣州军分区前身），从此开始了他15年的赣南戎马生涯，从1952年担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到1965年调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他担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长达整整13年。像他这样在一个地方担任主官时间这么久的，不要说在江西，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为此文革时期，曾有大字报说杨上堃是赣南的“南霸天”。

据传60年代初曾经要调他到江西省军区当参谋长，但因为这个参谋长情结未来上任。如果这次要是就任，那么他的情况又会大不一样，就有可能赶上1965年取消军衔前晋升少将的最后一班车。

他的前任李国良就是在省军区参谋长任上，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的。假使杨上堃60年代初赴任，1964年就很有可能与省军区副司令罗元炘一起获得晋升。

另外，如果1965年不取消军衔的话，假以时日杨晋升少将也是大概率的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可惜实行了10年的“五五式军衔”嗄然而止，杨最终无缘晋升与“无衔将军”划上了等号。

1965年杨上堃就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时，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是吴瑞山少将，他是年前从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司令员调任的。有意思的是，杨是红1团的第3任团长，而吴是红1团的第6任团长，吴在1分区老1团还当过营长，也是杨的下级。如今的前任却成了后任的部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杨的资历之老。

当时，江西省军区政委是林忠照少将，林原是省军区副政委，65年升任军区政委。说起来，林忠照与杨上堃也是红军长征时的老战友，在红一军团抵达夹金山的时候，林忠照从红1团团支书记调到红4团当政治巡视员，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很熟悉的。

这样的话，当时的省军区司令、政委，包括参谋长都是新上任不久的，尤其对杨上堃来说，彼此之间都是老战友，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老人新班底。

吴瑞山和林忠照，对杨上堃的情况是很熟悉和了解的。加上当时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时兼任省军区的政委（第一），他还兼任福州大区的政委，虽然他主要是以地方工作为主，但由于在军队也有职务，也有一定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刚赴任福州大区副司令的原省军区司令邓克明与杨的关系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东北战场他俩就在一起并肩作战了。这样的话，当时的整个大环境对杨是很有利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他的调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以说，凭借杨上堃的战功和资历，提升为省军区参谋长，是早有预案的一份迟到的任命。

就这样身不由己，杨上堃又一次成为了参谋长。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已是第6次担任参谋长了。



纵观杨上堃的整个军事生涯，他一生中曾经6次担任参谋长职务，他的6任参谋长，还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在部队经历各个阶梯逐级提升的参谋长，像他这种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跨界之广，违心之长，也是不多见的。几乎是每一次担任都不是心甘情愿的，有的甚至直接导致了个人的命运转折。毕其一生，杨上堃与参谋长这个职务，似乎冥冥之中有着一种怎么也推脱不掉的不解之缘。

2024年8月18日初草

11月11日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