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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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作为汉字的一种书体名称，指的是铸造在殷商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被称作钟鼎文或吉金文字。以下是对金文的详细介绍：

一、起源与时代背景

起源：金文起源于殷商时期，盘庚迁殷后，金文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

时代背景：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成为了青铜器的代名词。由于周朝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被命名为“金文”。

二、发展历程

商代：商朝早期的金文简短，通常只有寥寥数字，且内容简略，大多是记录铸者或其先祖的名字。到了商末，虽然铸有金文的青铜器日益增多，但内容仍然较为简略。

西周：进入周朝后，金文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均有记述，金文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西周时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书法风格总体朝着规整方向发展，并最后达到成熟。

东周：自平王东迁以后，铁器逐渐出现，青铜乐器也逐渐增多。此时金文不仅限于记录王公大臣之事，还广泛记录了战功、音阶等内容，金文被广泛使用，可视为其全盛时期。

秦汉：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诏令书同文，并立碑于四方，主要使用小篆字体，不再于钟鼎上刻写铭文，金文因此逐渐衰落。至汉代，民间多在铁器上铸造铭文，青铜器不再被广泛使用，金文在历史上逐渐消失。

三、制作手法与特点

制作手法：金文制作的手法主要是浇铸，少数刻划。浇铸金文时，一般先把要铸的文字书写在陶泥制成的坯胎上，刻出文字、制成范模，然后把烧熔的铜液倒入范中。

特点：金文的艺术魅力独特，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比甲骨文更灵动多样。

四、数量与识别

数量：据容庚《金文编》记载，金文共计3722个。

识别：其中能够识别的字仅有2420个。这意味着，仍有相当一部分金文如同神秘的符号，尚未被我们破解。

五、价值与意义

历史价值：金文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古代社会的镜子，映照了商周至秦汉各方面状况。

艺术价值：金文是艺术瑰宝，为书法发展奠基，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等作品是艺术典范，结构、笔画、布局精妙，展现古代书法家的高超造诣。

综上所述，金文作为古代汉字的一种书体名称，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西周大盂鼎，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不久又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周大盂鼎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的"盂"。不是器皿的种类，而是大盂鼎的拥有者，他是周康王时代(公元前1000多年)的人。鼎是以他名字來命名的。叫"大盂"，是由于出土的盂鼎，共有两个，一个小一些，一个大一些，所以就称小的为"小盂鼎"，大的就叫"大盂鼎"。

其铭文共有19行，291个字，主要记载了周康王追述文王，武王受天命征服了殷王朝，建立了周朝，还有就是殷王酗酒淫乐导致亡国战败的史实。

其中还记载了周康王赏赐给"盂"1000名奴隶的经过。正是这项记载，让史学家们有了可靠的依据，來证明西周还是奴隶社会时期的观点。

有人很好奇，鼎文是怎样刻上去的，其实它不是直接刻书在器皿上，而是首先书刻在模子里，然后翻到浇铸用的"模范"上，把熔炼出的青铜器溶液立刻倒上去。从书写，刻字，到熔炼字要经过多道手续。模范一词也是从这里来的。

"大盂鼎"属于金文，金文也是大篆的主要字体，主要指先秦以前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古文字。它还有一个颇为专业的称呼叫"篆籀"文字。所以，现在都知道，唐朝颜真卿的书法特别是行书《祭侄稿》《争座位帖》。还有小楷《麻姑仙坛记》都具有篆籀笔意，其渊源就是从以大盂鼎为代表的金文还有类似于《石鼓文》字体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布局章法上看，铭文已经分出纵横行列的安排，但文字还是错落有致，很自然而然书写。所以显得尤为生动，并不刻意的追求排行比列的造作。

大盂鼎"铭文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在书法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标准。铭文字体瑰丽雄奇，用笔方整有的笔画波画显著，行款茂密俊朗。布局完美，特别是其点画变化多端，各具神采。笔法方圆并用，有藏锋，有露锋。所以灵动多态。在绮丽中显出率真，流美一路又蕴含雄浑，被称为金文里的顶端极品。也是我们的国宝级文物精品。

"大盂鼎"尽管经历了3000多年地下埋藏。还能保持的完好如初，章法运笔至今丝毫历历在目，一丝不爽，让人油然为中华民族祖先们的那时高超科技水平，艺术魅力而叹为观止

铭文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酒无敢，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汝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逸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三正。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而，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乃召夹死司戎，敏誎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锡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锡乃祖南公旂，用狩。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铭文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勉励盂效法其祖南公，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赏赐盂鬯酒、舆服和南公之旂，以及奴仆1700余人；盂感念王之册命，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

盂鼎铭文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布局不甚规整，字体大小不均匀，多肥笔和波磔；而以盂鼎为代表的西周早期后段铭文则布局逐渐规整化，文字排列较整齐，字体大小较均匀，只有少数字有肥笔现象。盂鼎的长篇铭文分成左右两部分，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是金文艺术的典范之作。

何为重器

盂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鼎之一，也是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礼器之一。厚重雄伟，磅礴大气；纹饰虽不繁缛，但朴素典雅，别有韵味；制作精良，在铸造难度较大的大型铜器中是不多见的。

盂鼎又是罕见的长铭器，在现存青铜器中铭文字数仅次于毛公鼎（497字）、中山王鼎（469字）、中山王方壶（450字）、逑盘（373字）、散氏盘（350字）、四十三年逑鼎（一组，318 — 321字)，多于大克鼎（290字）、多友鼎（278字）等。

在上述长铭铜器中，除盂鼎之外，时代最早也是西周晚期，较盂鼎晚百余年，因此盂鼎之长铭更显珍贵。西周成康时期是公认的盛世，被称作“成康之治”，尤为儒家所推崇，盂鼎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物证，无怪乎陈介祺在给潘祖荫写信时激动难抑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学术价值

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列举如下几点。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

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

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