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经历

徽鲁缘

流浪我认为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身无分文四海为家讨生活；另一种含义是逃离当前的环境，换一种方式进行生活，也可以叫流浪的行为艺术。

我既没有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也没有行为艺术的浪漫细胞，流浪这两种含义都与我沾不上边。但我曾经确实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亲身体验了流浪的第一种含义。

　　由于参加地方高考，三次均名落孙山，所以在1983年10月31日，我怀抱从军报国之志，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为了实现自己上军校的梦想，我苦练业务技能，抽出点滴时间复习功课，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艰辛走进了1985年军队高考的郑州考场。

　　经过紧张激烈的“战斗”，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军队高考总算结束了。即将踏上回连队的征程，参加战斗值班，为翱翔蓝天的战鹰保驾护航。

我当时的连队在河南鲁山，战友张礼荣连队在河南平顶山，我们俩结伴同行。计划先到平顶山连队玩一下，然后再回鲁山连队。从郑州出发，一路西行，相谈甚欢。突然车停在一个维修站，司机告诉我们，车出现故障，需要维修，请大家下车休息。我问大概多长时间，司机说大约一个小时。得到准确答复后，我俩悠闲的到周边散步，相互交流考试心得和今后的打算。大约过了四十分钟，张礼荣说我去看看车维修怎么样了。不一会儿，张礼荣大惊失色的跑过来：老胡老胡，大事不好啦，车子开走了！我们顿时慌了起来，纷纷去寻找，得到的结果都是车已在20分钟前就开走了。当时是夏天，身上只有一把纸扇子，两个人加在一起才十一块钱，所有的行李都在车上。真是事有凑巧，我竟然无意当中记下了客车车牌号。

　　于是我们紧急商议，不管怎样，先拦车到平顶山汽车站，一路上如果赶上原来的客车更好，赶不上就到平顶山车站去找。我们站在路边，只要是到平顶山的车都不顾一切的拦。上车后，首先向司机师傅说明我们的军人身份，然后告诉他具体情况。司机态度非常好，说道：你们先坐下，我尽量去赶，至于车票，就算我拥军了。即使这样，我们仍不放心，一路上紧紧盯着前方的车，可一直到车进站都没有发现原来的客车。由于心急，也忘记向司机师傅致谢，就在车站里拼命的找，结果还是让我们大失所望。紧急磋商后，我们来到车站调度室，经过工作人员的紧张查找，最后的结果是：那辆车已经返回郑州了。

写到这里，我非常感慨，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好，只要我们亮明军人身份，无论是司机还是车站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为军人排忧解难。

我们沮丧的坐在马路牙上，一边叹气一边商量解决办法。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尝试着让调度室工作人员向郑州车站调度室打电话询问那辆车是否进站？调度室工作人员非常热情，通过多种办法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接通了郑州车站调度室，要知道85年打通一个长途电话是多么的难。经过一番沟通，确认那辆车已经回去了。我们大喜过望，希望他们能保管好行李，待明天我们去取。其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事情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就是商量具体对策并实施。张礼荣马上坐车回郑州；我就地等待明天张礼荣拿回行李后，一起到平顶山连队。如果确实在车站碰不到，可分头到平顶山连队（可以问当地老百姓，说平顶山四矿就能到连队）。在如何使用总数十一元钱的时候，我俩还相互谦让了一番，后来在“穷家富路”的理念下，达成一致，张礼荣拿上十元钱，我留一元钱。

张礼荣走后，我百无聊赖的在车站附近闲逛，心里盘算着这一元钱如何使用。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这个时候才感觉肚子特别的饿，因为从在郑州上车就没有吃过饭。于是在路边小摊上买个大馒头，菜是不敢奢望的，只能就着水笼头解决。

　　晚饭算是解决了，但睡觉又成了大问题，住旅社是不敢奢望的。车站候车室里有许多空椅子，很多滞留在车站的旅客，当然还有和我一样身无分文不是旅客的旅客。那时候经济还不很发达，候车室没有电视、空调，只有昏暗的灯光和脏兮兮的木椅子。旅客们在椅子上或坐、或躺、或睡，空气浑浊不堪。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面对当前的窘迫和境况，我只能收起那高傲的自尊心，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刚开始还很正统的正襟危坐，慢慢地变成了斜躺着，最后和其他旅客一样，头枕着胳膊卷曲着身子，用纸扇遮着脸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可不到半个小时，一阵喊声就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只见一名工作人员大声喊道：都出去，候车室要锁门了，边喊边毫不客气的驱赶着旅客，我自然也被驱赶到漆黑的街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流浪汉。踟躇街头，浮想联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果真是这样，那不预示着我俩都能考上军校？！在这样的情绪激励下，我克服心理和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在街上随便捡了几张破报纸，铺在候车室外走廊上，席地而卧。面对蚊子、各种噪音以及水泥地阵阵袭来的凉气，时而驱赶、时而翻身、时而坐起、时而半睡半醒，就这样一直熬到第一束晨光刺破天空。

我翻身站起，习惯地伸伸胳膊踏踏腿，整理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然后在一无毛巾二无牙刷牙膏的情况下，依靠水笼头完成了例行的洗漱，整个人立刻精神起来，瞬间从一名流浪汉变回了标准的候车旅客。

一番忙䘵之后，信心虽然恢复了，但仍然是无所事事，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再等待。

肚子在阵阵报警，但囊中依旧羞涩，只能是按照昨晚的标准，一饭一汤：大馒头、自来水。

那时候没有移动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只能靠彼此之间的约定和对事情的基本判断。上午十点过后，估计从郑州过来的客车差不多到站了，我站在车站进口处，在一辆又一辆匆匆驶过的客车中，寻找着那一份希望和惊喜。然而惊喜始终没有出现，但希望仍然持续。转眼到了午餐时刻，盘算着中午应该吃点啥，然而面对只有不到一元钱的家底，反复考虑后决定吃一份最便宜的开水煮面条。当来到面摊前说出需求后，老板诧异的看了我一眼，问道：不加点什么？我坚定的摇摇头。将煮好的热面条在水笼头下冲一冲然后加点盐和酱油，搅拌均匀后风扫残云般吞下去。

　　我依旧头顶烈日，呼吸着汽车排出的尾气、卷起的尘土，紧盯着从门口进来的每一辆客车，生怕因一时的疏忽而丢掉与张礼荣重逢的机会。直到下午五点，惊喜始终未能光顾。我沮丧到极点，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案，独自到陌生的平顶山连队。拦了一辆摩的，问到四矿多少钱，回答是一元钱，我心里估摸着：家底还有五毛钱，口袋里还有半包“沙舟”牌香烟（当时“沙舟”烟一元钱一包，算是好烟）。我毫不犹豫的坐上摩的，到达四矿后，我拿出五毛钱和半包“沙舟”牌香烟准备买单时，司机愤怒的问道：不是说好的一元钱吗？我只好诚恳的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求原谅，他嘴里嘟嘟半天，极不情愿的接受了现实，转身就走，留给我的是一股扬起的浓浓黑烟。

按照多方打听到的路线，垂头丧气的向山上连队走去。走到半山腰，当我猛地抬头向山上看去，只见一个人扛着白色的被褥，大步向山上攀爬。我本能的感觉这个人就是张礼荣，赶紧揉揉眼睛，反复观察。为了不闹笑活，试着向上大声喊道：张礼荣！是张礼荣吗？！谢天谢地，峰回路转，幸福就这样毫无征兆的降临了。只见那个人转身惊喜的大声回答：是我！老胡!得到准确的回答后，我顾不得饥饿和疲劳，不顾一切的向上狂奔，和张礼荣热烈的拥抱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和辛酸都抛到了九宵云外。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话虽然有点迷信，但经历此次“流浪”的奇遇后，我俩的结果却很理想。张礼荣被陆军信阳步校录取，毕业后分到广西省军区，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从广西防城港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我被空军武汉雷达学校录取，几经周折从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雷达兵处副处长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

感谢“流浪”，感谢上苍的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