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五四运动学生第一领袖

刘传成

领头冲进赵家楼的“五四”英雄匡互生

匡互生

他在“五四”烈火中怎样划着了第一根火柴

1919年5月4日凌晨，几个身影悄悄地跨出北京高等师范的校门。他们出门后又悄悄和重重地互相握了握手，然后各奔东西分道而去。

曙光微露时，人们看到其中的一位是个书生模样的南方青年。虽然当时春寒未尽，晨风透衣，凉气逼人，他却敞着领口，甚至卷着衣袖，戴不住帽子的头上，冲冠怒发中正散发出阵阵热气和汗气。只见他行色匆匆又心事重重地，小跑似的急步向前走去……

他是北高师数理部本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四年前，他从故乡湖南邵阳来到北京，考入这所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等学府数理部预科。几年下来，坐在安静教室中的他，竟越来越坐不住了。国运、国忧和国耻，使他在平静的书桌前，心情越来越无法平静！

1918年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为防遏苏联十月对中国的影响，与日本密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5月21日，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抗议，要求废除卖国协定。但这次请愿事先没有妥善组织，当时几千学生站在新华门外，临时推举十来个代表进总统府见冯国璋，结果被冯一番圆滑又兼恐吓的话骗了出来。这事对匡互生触动很大，他深感群众运动若无一个坚强组织作中坚就不会有力量。于是，他便和六七位平时相知较深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同言社。到1919年又组成工学会，提倡工学合一，参加的各科同学约30多人。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次年1月为处理战后问题举行巴黎和会。由于中国也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算是战胜国之一，因此也派出代表团参加和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派出的中国代表团向这次和会提出几项要求，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取消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可是，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在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把持下，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诸项要求均遭拒绝，不仅如此，和会还强迫中国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1日，消息传开，举国为之震怒。北京各高校的爱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群情激昂。

5月3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集会抗议。当天晚上，匡互生所在的北高师工学会在学校饭厅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召开全体会议。原先，北京各校学生团体就有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5月9日举行示威的计划，大家认为在5月7日或9日游行，时间过迟，可能会引起反动当局的阻止和镇压，考虑到5月4日是星期天，可以不需要同学们停课参加，于是就决定提前到“五四”举行示威游行。同一天晚上，北大也召开了群情激愤的全体学生大会，会上也决定次日协同北京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在北京高师工学会的“五三”秘密会议上不少同学主张采取激烈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鼻息，卖国求荣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人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是当时最受舆论谴责的三个卖国贼。会上决定次日联络各校的积极分子，在随大队游行到曹、陆、章等的住宅时，采取激烈行动。当时具体采取什么行动，没有细作安排，不过在当天夜里，就一面派会员先将这几个国贼的住宅门牌号数调查清楚，一面设法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里，将他们的照片搞来，以便临时可以对证。

5月4日，匡互生等一早就分别直到北大等各校的学生宿舍，通知准备惩处卖国贼的行动计划。那天由北京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进分子约20人左右，大多属高师工学会、高工北大共学会等学生团体。这些同学准备慷慨赴死，匡互生和几位热血战友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写下遗书。他后来曾说，当时“我看见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蟊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

当天下午1时许，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队伍三千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学生们手执小白旗，上书“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各种激昂慷慨的口号。同日上午，各校联合会议决定的游行路线是先到总统府，再往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并没有计划要到曹、陆等住宅去。当时，不仅一般学生不知已有采取激烈手段严惩卖国贼的秘密决议，就连被推选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也毫不知情。

下午，当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守卫军警阻挡，不准通过。虽由学生代表再三向英、法、意各国公使馆交涉，仍未获允许。这时，就是平素比较温和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悲愤之情，对卖国贼更是切齿痛恨。正当群情激愤之际，忽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卖国贼曹汝霖家里去！”同学们群起响应，呼喊声震耳欲聋。当时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恐发生意外，竭力劝大家别去，但已控制不住。

下午4时许，激愤的游行人群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前。只见曹宅朱红大门紧闭，临窗口上密挂着铁丝网，门口有几个武装警察守卫。这时传说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正在曹家开会，愤怒的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一边把手中写有“卖国贼”字样的白旗，隔墙扔进曹宅。就在一片呼喊声中，匡互生猛力跟踪跳到曹宅大门右侧围墙上的一个小窗洞上，把铁窗撬掉，接着就从这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窗口，冒着危险第一个爬进曹宅。接着又有四五个同学跟着爬了进去。

这时，曹宅内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群众的汹涌声势骇怕得不知所措，他们见匡互生等人跳进来，吓得目瞪口呆，竟自动取下上好的刺刀，退出装好的子弹，眼睁睁地看着这陆续跳进来的5个同学去把曹宅那扇紧闭重锁的大门打开。大门打开后，外面的学生便蜂拥而入。

曹家院子并不大，顷刻之间便挤满了愤怒的学生。匡互生等到处寻找曹、章、陆三人。他们冲进客厅和书房，没见人影，又闯进上房卧室，也无曹贼踪影。其实那天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好都在宅内，他们当天已知道学生游行的事，当他们在家里听见外面大街上的呐喊扰嚷声越来越近，便知学生奔赵家楼而来。曹汝霖仓猝间躲进内室夹层的箱子间里，章宗祥则由仆人带领到地下锅炉房去躲避。

匡互生等愤怒的学生四处找不到曹汝霖，便火烧曹宅，演出了“五·四”那一天的高潮。据当时同在现场的周予同先生回忆：“我们找不到几个卖国贼，便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同我一起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信件，便放起火来了。……当时内宅有几个妇女出来说话，说他们不是曹家的人，而是和曹家同住的，曹汝霖不在家，到总统府吃饭去了，如果你们放起火来，那就害到别家了。后来才知道，她们就是曹汝霖的妻妾。过于单纯和善良的青年们居然相信了她们的谎话，不再继续放火。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章宗祥在地下锅炉房里听说起火，便仓皇奔出，被学生抓住痛殴一顿。

不多时，大批军警赶到曹宅，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大家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时，匡互生挺身而出说：“第一个打进曹宅的人和点火的人都是我，与那些被捕同学无关，我去自首！”匡互生想以自己一人换回32人，以免大伙儿为营救同学而放弃了原来所抱的奋斗到底的主张。工学会同学竭力劝阻，他才没去。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匡互生，字济，号日休，1891年11月1日（农历九月三十日）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东乡长沙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县境内有苗、瑶等少数民族，民风强悍，明代成化年间苗族李再万和清代清光年间瑶族雷再浩的青莲教，都从这里起义举事。过去，外乡人都称宝庆人为“宝牯佬”，而外县学生最怕“宝牯佬”，因宝庆人叫打，他就真的叫你吃拳头，决不是说说吓唬人而已。

匡互生小时常跟父兄下地劳动。7岁时，他随伯父碧园先生读书，因用功，很受钟爱。10岁那年，邵阳大旱，饿殍遍地，互生也跟着家人剥树皮充饥。他曾把自己剥来的树皮和一点珍贵的食物，救助别的濒于饿死的人。那时，当地有一个叫贺金声的人见灾严重，便赶赴省城，请得10万石谷子回到邵阳放赈，一下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贺金声的义举使匡互生深为感动，仰慕之至。

旱灾后两年，清末民族革命的浪涛也波及匡互生的家乡。又是这位贺金声举起反清义旗，在邵阳首倡民族革命。结果遭到乡绅的残酷镇压，贺金声慷慨就义。少年匡互生视贺金声为英雄，立志要象他那样为百姓为正义而献身。

14岁时，匡互生读书的同时，跟一位贺金声的旧部属学习国术。坚持数年，练就了一副铁骨钢筋。16岁以后，他又随师研习船山学说，革命抱负日益强固。王船山乃明、清之际湖南的大学问家，其学说极富革命精神。毛泽东年轻时深受船山学说的影响。

1910年，20岁的匡互生赴长沙读书。次年秋，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匡互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也扛了一杆枪跟着本校教员石基先生攻打巡抚衙门。这是第一次亲自投身于革命。巡抚衙门被攻下后，他又担任了防守小西门的任务。待长沙局面稍定，湖南准备出兵武汉参与北伐，匡互生毅然加入学生军准备北上，后因南北议和而中止。

1913年，国民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当上湖南督军。汤对民众大肆杀戮，极尽凶残，被湖南人民咒为“汤屠”。匡互生目睹革命失败，汤屠肆虐，义愤填膺。他在作文课上写了《时事感言》一文，内中颇多影射攻击汤屠之处。此事被人告密。他所在的邵阳中学同湖南反清义士禹之漠有历史关系，汤芗铭早想拔掉这个眼中钉，便借匡互生作文一事大兴文字狱。匡互生在国文教员李洞天的掩护下幸免逃脱，但校长刘武被处10年徒刑，李洞天先生竟因给匡互生修改作文惨遭枪杀。匡互生悲愤欲绝，誓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终于在到北京后，投身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上海立达学园的一次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有一个老师说：“五四学生运动是盲目的乌合的一场闹剧。”当时已是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匡互生立即当场给予驳斥。此后，他写了《五四运动纪实》一文，印成小册子分发全校师生，将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经过真相告诉青年一代，但对当年第一个冲进并要火烧赵家楼的自己却只字未提。在别的场合，他也从来不说自己在“五四”运动的作用和行动，更不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匡互生的高师同学、数学家刘薰宇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参加革命，惩罚卖国贼，铲除军阀，他都拼过命，然而他只是在尽责任，不是想要荣誉，不是想要顶烈士头衔，自然更不是以此作什么进身的手段，所以他做了就丢开，总不愿向什么人提起。”也正因此，他在那场伟大运动中的英雄行为，一直是世人不知的历史轶闻。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所在和品德所致。

他怎样力排众议，聘任毛泽东当老师

1919年暑假，匡互生从北高师毕业，回到湖南，和几个同学应聘到长沙楚怡小学，一面教书，一面编写小学教科书，有幸结识了青年毛泽东。

这时，统治湖南的督军是北洋军阀张敬尧，搜刮民脂，摧残教育，简直是第二个“汤屠”，令湖南人民恨之入骨。“张毒不去，湘无宁日”。1919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发起了“驱张运动”。匡互生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起草了“驱张宣言”，又同毛泽东、何叔衡、易培基等人一起被推举为驱张请愿团的代表，积极参与了驱张的具体活动。匡互生还跑到广东的兵工厂搞到几枚炸弹，秘密运回长沙，打算找机会炸死张敬尧，为民除害。

张敬尧被赶跑后，新上台的谭延闿、赵恒惕慑于人民的力量，不得不装出民主门面。毛泽东等人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联络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文化书社于1920年8月20日在长沙楚怡小学正式成立，匡互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他又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之一。

驱张运动胜利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被任命为省长公署秘书长、省教育委员，并亲任一师校长。一师是当时湖南的知名学府之一。易培基非常敬重匡互生，他一上任就聘匡互生出任一师的教务主任。当时一师先后从全国各地延聘了一批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新人，如本省的周谷城、舒新城等；浙江来的夏丏尊、沈仲九等，还有李达、李维汉、田汉、辛树帜、赵景琛等，第一师范学校一时群英荟萃，盛况空前。

匡互生担任一师教务主任后，与这批志同道合的教员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工作。他取消了学监制度，鼓励学生组织自治会，支持学生集会、结社、发行刊物、进行体育活动，提倡自学互助。还支持同学组织“工人读书会”、“平民夜校”等，使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

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匡互生对毛泽东的胆略和才干非常钦佩，便决定“聘请一师毕业的毛润芝回来任教”。原规定凡到一师教书的人，都必须具备大学毕业的学历。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沿旧例则不能被聘为教员，一些人也据此反对聘任他。匡互生力排众议，破除陈规，重新规定“本校附属小学主事亦可进校任课”，使毛泽东破例被聘为一师的国文教员。毛泽东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深得师生好评，一些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也高兴地说：“匡先生真有眼力！”此事在当时湖南教育界影响很大。为此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询问匡互生的后人在哪里，可见二人相互情谊之笃。

他又怎样呕心沥血，创建了独树一帜的立达学园

1922年，匡互生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可是不久即因与学校当局意见不合而辞职。1924年又应聘到浙江上虞的白马湖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那里正聚集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著名学者、如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刘薰宇、赵叔琴等。匡互生到后，对学生关怀备至，倍受师生们的敬重。一次，进步学生黄源（解放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因与学校保守派冲突，当局决定开除他，匡互生力劝未果，愤而辞职跑到上海。朱光潜、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周为群等先生和黄源等一批学生也先后来到上海。

匡互生到上海后，立即与朱光潜、陶载良、丰子恺等着手创办立达中学，有初中学生50余人，先在上海老西门黄家阙租了几间破房子开课，同时在江湾等筹建校舍。朱光潜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是些穷书生，白手起家办学校，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着筹经费和争取社会支持，我曾陪匡互生找过上海的湖南大资本家聂芸台、文化界要人吴稚晖，还专程跑到北京找过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和教育部参事黎锦熙。”1925年秋，江湾校舍建成，增设高中部和艺术部，改名为立达学园。

立达学园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立达两字，来自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含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立意。称“学园”而不叫“学校”，是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影响，讲学重自由讨论，重力行实践，这也是立达不同于一般学校的地方。

匡互生早就梦想着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立一所学校。为办立达，他常常穿着破衣服，啃着冷烧饼，在烈日下和风雨中奔走。朱自清先生曾感慨地说：“互生办立达，饮食坐卧都只惦着她。立达好像他的情人和独子。他性情本有些狷介，为了立达却常去拜望某些大人先生，特别是有钱的老板。还要跑北京、南京。他本可以留学去，但丢不下立达。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立达便是他的生命。”

为了省钱办学，时常啃几只烧饼了事。一年夏初，他刚下火车就直去上课，同学们看到他身上的大褂，背上一大条黄色污块，腰际一大块汗斑，下襟全是煤烟黑印。天气冷了，他没时间换衣服，冷便加上一件，再冷又加上一件，结果穿了三件单衣两件夹衣。

立达学园在教育上别具一格。没有校长，设一校务委员会，匡互生担任主席。没有繁琐的校规和各种形式的奖惩。全校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以诚相见，和睦相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匡互生与立达同人又实行生产教育，旨在通过生产实践使学生养成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进而领会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他花了很大力气在南翔柴塘办起一所颇具规模的农场，设有鸡场、蜂场、果木蔬菜园艺部和农机具制造场。他见许多农民子女得不到入学机会，就在农场附设小学部，学生全部免费入学。又在各村庄办夜校，由立达师生轮流去教农民识字学文化，介绍农业生产科学知识，使学校和社会结成一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立达学园在战火中毁坏殆尽。匡互生偕夫人留守江湾，抢运学校物资；战后又忙着筹款复校。父母在老家相继去世时，奔丧后立即匆匆赶回上海。不到半年就在颓垣满目的江湾，一个崭新的立达学园又展现在世人面前。被炮火破坏的屋宇、门窗都已修葺完整，散失的校具书物都已重新置备，学生宿舍里的旧木床竟都换成了簇新的铁床。战后回到立达的师生们目睹这一切，见匡互生都禁不住泪如泉涌。

然而，他终于被繁重的工作拖垮了。1933年秋，匡互生病倒了，开始以为是小病，进医院才发现是肠癌。他躺在病床上，异常消瘦，剧烈的疼痛常使他黑瘦的脸上布满豆大的汗珠。去看望他的同学们紧握他的手，眼泪不住地流。他说：“我平常不注意身体，有事时一碗冷饭或两个烧饼当一餐饭，不料得了这样的病。”他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就在前不久，他为了筹款，在路上出了车祸，他负着伤忍着痛仍去办事，完了才到医院去诊疗。医生除给药外，叫他每天喝几杯白兰地活络血脉。可是，当他得知一杯酒要6角大洋时，便拒绝再喝。

手术后，医生说赶快输血，立达的同学们都争着露出了手臂。医生感动地说：“这位先生如此受学生爱戴，这样热烈献血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

虽然有那么多人的衷心热爱，虽然他自己也很想活下去，但他还是去了。1933年4月22日上午七时，匡互生于上海东南医院辞世，年仅43岁。

几天后，立达学园包裹在一片白花黑纱之中，哀乐低沉，呜咽声声，全校师生回想起匡先生为办学所付出的辛苦心血以至生命；回想起他平日的慈祥和忠诚，悲痛难禁，哀伤不已。同学们声泪俱下：“匡先生是为我们才死的啊！”在吊唁的人流中，除了先生的生前友好、师生、同志外，学校附近的居民、农人、小贩、黄包车夫、铁路工人，也纷纷前来默默哀悼、敬礼。

今天，知道“匡互生”这个名字的、人剩不下几个了。但是，象匡互生这样埋头苦干、舍身取义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国家和人民永远需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