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纪事》之十一：《下乡插队第一天》 （上篇） 文、图/ 徐宏宪

石木弘弦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晨昏更迭，昼夜交替。人活在世间，就是一天天过日子。千千万万个色彩迥异的日子，构成了不平凡的冷暖人生。

屈指算来，人过一辈子，总有几个特殊的日子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它深深地烙印在风雨兼程的旅途中，镌刻于生命年轮的节点上。

1974年3月15日这天，对于我和我的许多高中同学来说，无疑是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天起，我们从学生变成知青，由校园走向社会，成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的新农民，成为农业生产队的新社员。

（一）

清晨，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我们国棉一厂子校七二届五班的四十多名同学，身背铺盖、手拎网兜整齐地列队在母校门前，即将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亲人好友们来了，厂校领导们来了，学校老师们也来了，校门前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不远处静停着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它将载着我们奔赴农村。

在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上，厂校领导向我们每位下乡插队的学生，赠送了四件礼物：一张铅印的光荣证，一本塑皮的日记本，一把崭新的长铁锨，还有一套学习资料。

欢送仪式结束后，我将日记本、光荣证和学习资料装进挎包，然后走到父母身旁，将长铁锨递在母亲手中，笑着说道：“妈，我走了。这把锨就留在家里和煤用吧。”在母亲柔情和不舍的目光注视下，我和父亲登上了送行的大卡车。

车厢四周已经挤满了人。于是，我将铺盖卷放在车厢中间的行李堆旁，安顿年过半百的父亲坐在上面，这才转身手抓车栏站稳。望着车下送行的人群，我激动不已。

卡车缓缓地开动了，载着我们向厂大门口驶去。挺拔的钻天杨在春风中舞动着树稍挥手致意，夹道欢送我们远行。

别了，我的亲人我的家！别了，我的校园我的厂！还有一去不复返的学生时代和多彩梦想……

（二）

大卡车沿着人民路向西行驶，望着一闪而过的熟悉街景，心中没有一丝离别的愁绪，反而涌动着壮行的豪情。

说起来，我们这届高中生本应在1972年底毕业，由于“文革”形势的影响，结果在学校多蹲了一年。

在这被蹲的两学期里，我们每天按时到校，不是讲形势、狠抓思想，就是搞批判、开展运动。文化课也上，由于没有正规课本，就教一些实用性知识。如语文课老师讲得是汉语修辞常识，物理课学得是电路的并串联，并带我们去厂里新盖的干打垒房安装电线。新开的农业课讲得是小麦播种分蘖，老师那句“一棵麦子九个Sa（头）”的老陕话，惹得课堂笑翻了天。数学老师教得是机械制图，并要求同学们须用专业绘图铅笔、蘸笔和墨水。爱好美术的我兴趣大增，图绘得也是有模有样。

　　面对我们这些延期毕业的学生，学校和工宣队就想方设法，笼络住这群躁动不安的野马。如在厂区亭子池边开垦了一片地，种上小麦让我们实习作务。清明时节，组织全年级学生赴周陖野营拉练。我们身背行军包，手持红缨枪，将周文王陵做为军事高地进行实战演练，随后又列队为英模赵梦桃扫墓。夏季来临，组织我们去窑店公社西毛大队拉麦碾场，支援三夏。秋收时节，又转战到石桥公社石何杨大队田间地头摘拾棉花，到周陵公社黄家寨大队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为以后下乡当知青做思想动员。

　　就这样，1973年晃晃悠悠地过去了。

1974年春节刚过，我们高中七二届五班的同学和老师，兴高采烈地到咸阳服务楼人民照相馆，拍了一张毕业合影照。相片上题有毛主席的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我们终于毕业了。毕业，也就意味着下乡插队落户进入了实施阶段。

在那个年月，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当知青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时代和命运使然。除了病残和独生子女等特殊原因外，统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可谓一鞭子吆走。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

对于下乡插队，我没有感伤和茫然，心里一片坦然和悠然，还加杂有说不清的期待。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翅膀硬了，都有飞离樊笼的愿望，况且都插队在咸阳近郊公社，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远赴云南、内蒙和黑龙江北大荒相比，不知幸运多少倍。再说插队咸阳农村的老三届知青都招工走得差不多了，不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吃上三、五年的苦，就会招工返城当工人了，有啥可发愁的呢。

3月来临，下乡插队日程进入了倒计时。学校让我们自由组合，男女搭配，四、五人为一组上报名单，以便按组分派到各生产小队。

3月12日，学校通知让上交户口簿，由学校统一办理城市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迁移手续。

这时，传来了确切消息，七二届一至四班学生将插队于联盟公社，我们五班学生插队在马泉公社。大家心中十分高兴，因为马泉虽然在全市16个公社中面积最小，只有9个生产大队，耕地都在塬上下，离城近，交通便利，条件较好。

　　3月14日这天中午，我和杜鹏、刘斌、王保平三位同学相聚在母校门口，相互交流打探来的信息。由于上届二班学友都在马泉公社插队，一经打听，我们悉数得知，全公社9个生产大队，条件最好的是马泉、赵家和程家大队，日工分值都在六、七毛钱上下。姜家和大泉大队条件最差，尤其是大泉三队，是全公社有名的烂杆队。

那么，谁将分到哪个大队？好队还是烂队？这是最令人焦虑不安的大事。与其在这儿着急傻等，还不如去马泉公社问明白。于是，我们四人一商量，便立马借了两辆自行车，骑着出了厂大门，向西奔去。

过了西防洪渠便到了郊外。我们沿着三支渠旁的咸兴公路，一路西行。只知道路南是联盟公社地界，路北属马泉公社管辖，就一直向西骑去。一路打听，在一个丁字路口转向北行。穿过茂陵火车站东铁路闸口，终于来到塬下的马泉。我问路边趷蹴着的一位老农：“大爷，这里是马泉大队么？”

“就是。你们找谁？”大爷咂了一口旱烟，问道。

“我们找马泉公社。”

“唉，公社不在这儿，在大泉。”

我们四个顿时懞了。“哪大泉咋走？”

大爷扬臂一挥，说：“顺着这五渠岸端向东走就到了。”

“还有多远？"

“远着呢，约七、八里路。”

谢过大爷，气喘吁吁的我们便又骑车向东奔去。

当我们大汗淋漓地骑进公社大院，顺着院西边的台阶登上了塬坡，一长排平房展现在我们面前。敲开公社团委尹书记的房门，尹书记得知我们是即将来插队的一厂学生，便问我们有啥事。刘斌指着杜鹏说：“他叫杜鹏，我叫刘斌。不知我俩分到哪个大队了？”尹书记说：“我查一下。”转身进了房门。不一会儿，笑着出来对杜鹏和刘斌说：“你俩都在程家三队。巧得很，我就是咱程家人。”杜鹏和刘斌一听分到了程家，十分高兴。

这时，我和保平急了。保平忙问尹书记：“那我俩分到哪个队了？”并报上我俩的名字。尹书记又进到房里，很快便出来连声说到：“都在，都在。”

太好了，都在程家！要知道，程家大队可是市委王书记亲自抓的点啊。我们四人都高兴地合不拢嘴。

这时，尹书记对我们说：“明天早上你们就要下来了，公社还要开欢迎大会。赶快回去准备吧。”

听说明天就下乡，我们急忙出了公社大院，沿着五渠旁的土路向东骑去。保平一边用力蹬车，一边对我说：“早知道公社在大泉，咱就顺着塬根走，也不用绕那么大一圈子。”我听后笑着说：“也挺好。你想么，咱明天下乡，今天就提前把全公社转了个遍，不冤！”

刚回到家中，母亲生气地对我说：“你跑到哪儿去了？学校通知明天早上就要下乡，却到处找不到你人！”我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了。”

将新缝的被褥仔细叠好，用旧线毯包裹严实，再用打包带捆绑得四楞四正。打背包这活儿，我们在学校军训时已打得相当熟练了。网兜里装上脸盆、缸子和洗漱用品，挎包中塞进几本书和日记本，再掏出钢笔吸饱墨水，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晚饭以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走出家门，穿过丙二村的联排平房，沿着栏杆池、亭子池和莲菜池一路走去。站在空旷的大操场，高耸的大舞台，四周挺拔的钻天杨，这是我们天天出操跑步、打球锻炼和时常开大会、看演出、看球赛的地方。穿过大操场向东行，南边是青砖红瓦的中学教室，北边是俱乐部、粮油店、合作社商店和理发馆。向北拐，路边就是热气腾蒸的锅炉房和圆碉堡般的公共厕所……

我在一厂生活区转了一大圈儿，这熟悉而亲切的场景，浸润着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日常往事，勾起了我许许多多的温馨记忆。而明天，我将告别这一切，迈出这高高的厂墙，到农村当一名农民修理地球，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独自闯荡，奔向未知的未来。

对于一个不满18岁的青年来说，真正意义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上篇完）